高考历史42题与钱穆《国史大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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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42题与钱穆《国史大纲》
2019高考历史42题与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引论---钱穆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
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
要别有三:
一曰编年,此本春秋。
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
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
其他不胜备举。
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
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
何言之?
“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
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
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
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
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
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
不识病象,何施刀药?
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
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
凡其所爱,必其所知。
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
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
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
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
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
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
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
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
凡今之断脰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
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
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
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
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
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
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
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
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
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
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
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
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
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
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
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
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
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
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
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
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
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
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递变。
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
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
故彼辈论史,则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
”彼辈谓:
“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
”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
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
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
故彼辈论史,则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
”彼辈或则谓:
“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
”或则谓:
“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
”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
或谓:
“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
”或则谓:
“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
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
”或则谓:
“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
”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
彼辈谓:
“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常为‘社会形态’所规定。
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
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
”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
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
“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
有告之者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
”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
或告之曰:
“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
”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暗忽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
或告之曰:
“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
”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
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智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
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
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然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
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
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
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
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
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
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
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
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
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
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
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
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
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
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
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
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
则必泛滥而无归。
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
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
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
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
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
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
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
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
何以故?
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
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
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
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
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
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
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
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
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
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
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
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
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兴而无有也。
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学者蓬勃四起,各为其国家民族创造其特有新兴之文学而无有也。
又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
“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噶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
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
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
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
故曰: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凡治史有两端:
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
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
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
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
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
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
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
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
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
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
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
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
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
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此谓求其同。
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
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
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
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
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
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
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
其然,岂其然?
这是钱穆先生在本书的引论前“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特别强调的。
看惯了不疼不痒的内容简介或是满口谀词的序跋,钱穆先生的这篇引论很是令人耳目一新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钱穆先生这“信念”一方面是学者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些负气的意味在里面。
彼时中国内忧外困,五四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这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自信力最低的时候。
这篇引论(原文两万余字)先于原书发表,在学界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此,钱穆先生的回应是:
“...说到毁誉不如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
不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
”)。
对本书作全面的评价,既非小子学力所逮,也非关本文主旨。
因此,选个讨巧的方式,罗列些自认为书中有趣的雪泥鸿爪,其余的留待读者自己验证。
1.三代起源于不同的部落,与后世的朝代更替有所不同,文化上也不是一脉相承;大抵夏位于中原,殷起于东方,周居于西方。
2.春秋之时华夷杂居,旧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居四方,诸夏据中原,殊不可信。
所谓华夷之辨乃耕稼城郭与游牧部落之分别。
3.封建兴起于周,瓦解于战国、秦,秦为中国政治制度初创、学术思想倾向奠定之期。
汉室为中国平民政府之初创。
4.老子晚于孔子,谓孔子求教于老子乃好事者臆造;老子尚反智,为战国时之反动思想。
(钱穆先生成名于《先秦诸子系年》,此说当非虚妄)
5.中央政府的演变是由皇帝之私臣而国家之“公臣”的过程。
三公权重,皇帝又遣私臣加以制衡;所谓侍中、尚书者,皇帝之近臣耳。
(孝武最谙此术。
皇权与相权之争,可参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6.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7.唐室以胡人带兵,遂有安史之乱。
肃、代之后,政府仰仗东南财赋,中国之经济中心转为长江以南。
8.宋代中央集权,地方无事;冗兵冗吏使中央积贫积弱。
王荆公与司马温公之争,背后有南方读书人与洛、蜀、朔君子的差异。
9.创行省制乃元人分区宰割之私意。
洪武废相使中国传统政治更趋恶化。
10.元、清为部族政权;清之中央集权甚于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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