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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
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
余英时认为,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
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
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
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
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
现代民族主义与尚不成熟的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主义,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
当然,由于梁启超思想的博杂与多变,论及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源头时,也必然会谈到他。
一、觉悟与迷茫
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在中国谱系中的老大哥。
民族民主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的两大觉悟。
但这种觉悟只是初步的觉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
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又要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
民族与民主的自觉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经过五十年的进化,有了两个方面的自觉: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个人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比较淡漠。
因此,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来管“中国”汉族人的事,后者也不是特别在乎。
梁启超根据上个世纪之交流行的一种单线进化论,认为中国当下必须强调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欧洲学者的国家理论,将过去、现在、将来划分为六个时代。
过去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
用孟子的语言来概括国家思想的变迁,帝国主义时代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族主义时代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
“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
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
‘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
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
’云云。
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
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
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民主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
他曾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但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同样缺乏“公德”。
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不会萌发爱国主义之类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领域向平民敞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贯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启超说: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
“内生型”和“外激型”民主化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认为中国“救亡的局势……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
此说在1980年代曾好评如潮,在随后的十年中则受到许多的批评。
笔者以为,这一理论还是有值得发掘的闪光点的。
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
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
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
“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
“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
“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
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
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
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
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晚年孙中山更是说:
“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
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
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
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
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
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
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
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
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1923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
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
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
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
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
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
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
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
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
”“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
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
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
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
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
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
“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
”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
“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
”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
共产党就不必说了。
蒋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讲中说:
“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
”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
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
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
”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
“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
”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
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
“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
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
“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
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
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
”“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
”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
”
梁启超说:
“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
”“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
所走的路都走错了。
”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
“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
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着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
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
”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
“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
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
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
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
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
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
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
”
亲善主义与自强主义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
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
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
《宣言》指出:
“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
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
”“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
其必要之手段:
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
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
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
”,442~447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
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
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
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
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修反”,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
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
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
戴季陶曾说: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
又说:
“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
”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
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
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
日本军国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
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2·26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
“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三、进步与退步
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
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
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当代民族民主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政党。
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
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
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
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
极右翼政党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2000万外籍移民。
于是,针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特别是在本土的弱势群体中。
据统计,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的选票,40%来自失业人员,30%来自工人,有不少法国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勒庞。
极右翼政党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严守国门,防止外籍移民拥入,而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
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
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
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
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
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
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
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
”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2000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
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
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
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
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
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
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
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
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
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
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
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
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
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
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
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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