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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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麽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麽立即投降,要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
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
而这同一个茹尔·
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
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
西蒙·
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於丢开了假面具。
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
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
这批投降派在叁月十八日事变以後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
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後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
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
法夫尔在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後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
後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於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
既然无论花多大力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於是茹尔·
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正是这个伪造文犯在9月4日後刚一掌权,就出於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
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
而这个时候,茹尔·
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
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
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
密勒,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
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
皮卡尔的人的哥哥。
那个阿尔图尔·
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
厄内斯特·
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
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
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者,而阿尔图尔·
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
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
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谨搜刮了大笔钱财。
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1];
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
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後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
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
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
为了献媚於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
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的监狱产婆的角色。
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
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了全法国。
在共和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道:
“什麽话?
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
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利後将会比在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於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
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
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从议会的意义上说〉。
是被谁轰击的呢?
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
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为什麽?
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
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
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
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於他的轰击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於革命,不但属於法国的革命,而且也属於全欧洲的革命。
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於革命。
二月革命爆发了。
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
在人民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
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
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
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
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
卡洛斯说过的话:
“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利以後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
帝国大业已成。
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於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
波拿巴有私怨,因为路易·
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开了议会那人为的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
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
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
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着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
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
虽然他有随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端墨守陈规。
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
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
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
当他在路易·
波拿巴时代处於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
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
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後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
对於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
眼泪这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
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
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
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
他的一个从前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
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
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
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
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
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
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
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
那时候,叁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於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於混乱状态。
在这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
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
并且,根投降书中的一项明条文,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战的问题,最後可能还要签订和约,就由它来签订。
人民不能不感觉到:
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
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於是他在停战的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活起来。
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
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
这个正统派成为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
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发言)来说,
“一向只靠叁个招数:
入侵别国、发动内战、制造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派比这个派更合呢?
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就要重现。
真的,法国已沦於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
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後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
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
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
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
战争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
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後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
由谁来支付呢?
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
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
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
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
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
“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
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
巴黎面临砍去头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
杜弗尔就商业票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
普耶-克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
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
共和派报纸被查禁;
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
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
十二月分子维努瓦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
德·
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克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
我们要问:
(1)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金以饱梯也尔、茹尔·
法夫尔、厄内斯特·
皮卡尔、普耶-克尔蒂埃和茹尔·
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後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
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
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後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
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
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
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麽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
帕拉丹将军叁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疑了。
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摆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端露骨、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
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於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
事实是这样的:
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归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
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
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
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
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利者的属於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
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麽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识破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麽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3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
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
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利者予以承认。
在投降以後,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
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
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根。
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後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
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得设法求得一张由路易·
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
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
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
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
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人手里;
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
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於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
受过五个月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
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抗击法国阴谋分子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顾。
但是,中央委员会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於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
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
大家知道,由於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
奥雷尔·
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
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
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
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
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
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
光荣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
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
欧洲一时似乎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为常见的那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
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八十一战斗团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
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
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
克莱芒·
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
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後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erantresponable)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
二月革命以後,《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
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
他和茹尔·
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
在此以後,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
在这前一天,被执於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
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巴黎。
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
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
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
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
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
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
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finefluer(精粹)”的计划。
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後,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
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
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
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
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的时刻终於到来的信号。
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浮现在他们眼前。
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吓。
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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