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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济结构调整。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日高,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压力渐升。
日本政府也认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简言之,80年代中期,日本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
一是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二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
三是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但是,三个战略转变却带来了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矛盾,这极大地挤压了日本经济政策的空间和独立性,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和调整的难度。
二、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与卢浮宫协议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困境。
面对“双赤字”,当时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大规模外资流入,一方面为赤字国债融资,另一方面维系国际收支平衡。
但是,高利率的结果是加剧了美元升值趋势,美国制造业及出口面临更加巨大的困难。
1982-84年,美国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984年贸易逆差高达1090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一半。
对于日本而言,当时日本经历过黄金发展时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元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80年代初期,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在客观上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
因此,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升值10%。
1985年初,强硬的詹姆斯.贝克成为里根政府的财长。
贝克强调需要用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和多边汇率协调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他甚至要求日本、德国等国家必须大幅度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减少出口。
但是,德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认为美国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
在中曾根主义和日美关系基石论的影响下,日本对美国妥协了。
在欧洲原则性认同和日本的妥协下,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
五国集团达成了通过密切合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的决议。
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Accord)。
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汇率必须更好地反映基本面,以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进一步有秩序地升值是可取的,因为如此行事确实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
广场协议签订之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为250左右,在协议之后3个月内,日元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年底进一步升值至150左右,1987年升至120,至此美元对日元贬值超过50%。
图二:
日元汇率变动(JPY/USD,%)
但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并没有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收窄,反而在“J曲线效应”下,美国贸易逆差却扩大了,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更是持续扩大的。
美国没有意料到美元会贬值如此之快如此之大,而弱势美元对美国而言是不利的,因为美国难以吸纳到足够的国际资本购买其国债来为财政赤字融资。
美国政府意识到制止美元大幅度贬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7年2月,美国财长又号召七国集团在法国巴黎召开多边协调会议,并达成同意采取联合措施稳定美元汇率的协议。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利率政策、经济增长和失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被业界称为是利率协调。
是为“卢浮宫协议”。
三、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一种货币大幅度升值之后,首当其冲是出口会都到极大的冲击,进而从贸易部门传递到非贸易部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尤其是,货币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将会严重扰乱贸易部门内部以及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从而降低经济效率,拉低经济增长水平。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的走势与理论是极其吻合的。
受日元升值打击最大的是与出口相关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出口企业,出口受阻导致了名义出口额和实际出口额幅度有较大的下降。
当时日本的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5.1%下降至1986年的3.0%。
外需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数,日本经济陷入了较为严重的萧条局面。
是为“日元升值萧条”。
但是,日元升值萧条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正处在上升期,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乐观。
而且,日元升值降低了进口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使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并带动了投资增加,从而拉动了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
同时,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
大约一年半左右,日本经济就恢复增长。
1987年,日本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截止1991年10月,日本经济出现了51个月持续增长的局面。
是为“平成景气”。
四、日本泡沫经济与“失去的十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本成功地克服了“日元升值萧条”,经济又走上了较快增长的轨道,长达51个月的“平成景气”是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对国际压力、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适应性逐步增强,经济也表现出巨大的弹性。
80年代是日本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
日本经济增长模式正实践着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战略,该战略的落脚点在于扩大日本的内需。
当时,日本扩大内需主要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扩大企业设备和对外投资以及转变居民消费结构等重要方面,其基本思路是严格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的,即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失衡。
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
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政策的关键点。
广场协议之后对升值负面效应及升值萧条的担忧使得日本进入宏观政策的宽松时代,尤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泡沫经济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升值后,亮丽的日本经济又给日本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从而忽视了其政策所存在的致命弱点。
实际上,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了严重的泡沫经济,最后导致日本陷入十年的衰退。
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过程中,日本货币政策出现了三次重大的失误,最终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
其一,日本对日元升值萧条反应过度,连续多次下调贴现率。
日本政府担心升值带来紧缩效应,中央银行贴现率从1985年的5%降低到1987年2月的2.5%,该贴现率水平是当时日本的历史最低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利差高达300个基点。
图三: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贴现率水平
其二,日本对国际经济形势反应过度,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
1987年,美国爆发了储贷危机,股市暴跌,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约拉低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但是,日本认为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困境,日元升值之后的日本经济复苏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需要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中央银行直到1989年5月才提高贴现率,2.5%超低利率水平维持了27个月,距离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也有19个月。
长期超低利率政策,造成货币供应量快速上升,过剩流动性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急剧攀升,泡沫经济逐步形成。
1987年3月,日本股市市值高达2.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股市市值36%。
1985至1989年之间,日本股市年均增长率近50%,而同期实际GDP仅上涨4%。
房地产行业成为另外一个大泡沫,1987-1989年,日本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
图四:
日本萧条期间相对低的利率水平
其三,日本紧缩货币政策过于仓促而严厉,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硬着陆。
日本资产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使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
1989年5月,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27个月的2.5%“超低利率”提高至3.25%。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美联储前主席、通胀斗士沃克尔的三重野康于89年年底出任日本央行行长,在其任期的前9个月中,他连续四次提高央行贴现率至6%。
急剧紧缩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从1989年的12%下降到1990年的7.4%,再跌至1991年的2.3%。
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从1990年4月到1991年底实行严格的窗口管制,规定金融机构对不动产贷款必须实行总量限制原则,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国土利用法,以控制土地投机,促进闲置土地的利用并调整了土地税制,设置了地价税,提高了土地转让利益税。
这样,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
图五:
日本的流动性陷阱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硬着陆,并陷入长期萧条。
日本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负债恶性膨胀,大量企业倒闭;
个人和家庭收支严重恶化国内消费不振,投资需求减少,经济转型严重受阻;
商业银行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大批金融机构破产。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到了长期严重的衰退之中,这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被称为“平成萧条”,是二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经济打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
五、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成因分析
任何事物发展和变化都源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在这场贸易摩擦博弈中铩羽而归,外因是美国主导对日经济政策强硬化,内因则是日本缺少大局观,没有从战略角度处理当时的问题。
阴谋论也好,外因论也罢,美国在日本经济泡沫化及10年衰退与低迷中确实扮演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一是广场协议限制了日本政府调控经济能力。
针对日本贸易从上世纪70年代起持续扩大的顺差和美国贸易严重失衡,逆差占到GDP6%以上。
1985年,美国主导西方五国在“广场协议”上签字。
五国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让高估的美元实现软着陆,以及继续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
此后我们看到日元连续10年升值,从240日元比1美元升至79日元比1美元,升值幅度达67%。
其间,日本政府一直坚守“广场协议”,维护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资产在贬值,也不得不指导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元资产;
明知经济有些过热,却不能收紧银根,结果刺激日本经济过度扩张。
同时,由于日元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及升值预期,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日本,内外资金大举进攻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疯涨,产生泡沫经济。
显然,遵守“广场协议”,捆住了日本政府的手脚,导致经济有所失控。
二是“广场协议”堵住了日本经济复苏出路。
美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走势,不仅一直削弱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隐含某种特殊目的。
在1993年和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的高峰期,正值日本经济依靠出口带动恢复的关键时期,而出口增速回落,日元升值速度也回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始终在主导干预外汇市场。
三是“广场协议”让日本忍受损失却不能自主避免。
美国金融机构掌握了大量国际流动资本,响应美国政府政策干预信息,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带头大量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或其他货币,实现美元贬值。
这意味着美国机构在不断地卖出贬值资产,买入升值资产,实现新增资产和既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必须按照协议,指导日本金融机构适当进行反向操作,即放弃购买升值的日元资产,去购买正在贬值的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眼睁睁地看着新增和既有海外资产不断贬值。
美国对日经济强硬政策的背景:
一是美国难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不仅规模大、增长快,而且“挤压”了美欧国家发展的空间。
相形之下,美国经济长期受到贸易、财政和消费三大赤字困扰,“滞胀”局面难以摆脱。
1987年,美国经济经历“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经济衰退,危机四伏。
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有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
日本不断有评论家口出狂言,称“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叹息“冷战结束了,输者是苏联,赢者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上世纪80年代末,美掀起日本“威胁论”,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
冷战结束,美国具备条件,可以对日采取强硬政策。
二是美国在反复要求日本开放封闭市场无效后,最终采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杀手。
战后美日贸易发生摩擦,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双方开展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两国政府之间商谈结构性协议,两国就经济关系几乎所有领域的议题进行全面磋商。
外国产品和投资进入日本市场时会遇到各种障碍。
这些障碍有些是隐藏在政策实施细则里,有些障碍是日本行会、商会的一些不成文规定在起作用,更加令人难以应对的是在岛国意识主导下,日本国民价值观非常讲究团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是排斥外来竞争,就是不喜欢购买外国产品。
这令美国非常恼火,既不能起诉日本,又不可能让日本国民洗脑。
有时,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政府让步。
如要求日本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
要求日本半导体出口设定目标,等等。
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甚至亲自出马,访问日本,坐镇指挥对日磋商。
每逢这种情况,日本总能巧妙地想出对策,以一些表面让步与美国达成协议。
事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发现日本的让步不过是一种象征性措施,收效甚微。
美国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已经无法收手,最终只好在外部封堵,以逼日元升值为手段,堵住日本出口,甚至不惜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衰退。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内因:
一是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竞争力十分弱小,对进口产品的大量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为此,日本从国家角度研究、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演变成一种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就是战后著名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
在日本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下,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出口以轻纺品为主,为经济复兴立下功劳;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出口大量增加,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带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上世纪70年代,借助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出口产品节能特点突出,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甚至比拥有资源的美国还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呈现咄咄逼人之势,一批具有代表性产品出口达到世界第一或位居前列,如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
出口不仅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追赶美欧的功臣,更是日本国家的光荣与骄傲。
然而,日本经济不管环境如何改变,继续追求出口利益,在全世界“一花独放”,最终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二是日本坚持发展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和过分扩张产能,形成扭曲的结构。
日元急剧升值以后,日本出口产业主动调整,将“重、厚、长、大”的产品进行积极改造,大力发展“轻、薄、短、小”的产品。
于是,日本电器、自动化办公设备、精密仪器、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汽车、高端钢铁等产品迅速成为新一代出口主力。
美欧国家企业几乎无法抵御,市场份额大量沦丧。
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刺激日本制造业加大投资,扩张产能,发展出口,形成了过剩产能,经济结构发生扭曲。
三是日本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与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日本金融、信息、创新和知识产业发展滞后。
特别是金融业竞争力弱,缺少国际知名的一流企业。
1990年,摩根斯坦利指出,日本股市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应该卖出。
于是,国际流动资本率先离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暴跌。
但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反应,等到股市一路下跌直至1995年,日本金融机构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想采取措施,为时已晚。
四是日本多储蓄、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导致内需不足。
如果说出口是日本经济的第一动力,投资则成为第二和从属性动力。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视消费为经济消耗,置于次要位置,制定政策总是优先考虑企业利益。
长期以往,造成消费规模过小、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生存和发展。
五是日本政府的失误。
首先,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上签字、采取对美协调政策,却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如何处理内外经济关系,没有从整体战略考虑问题,更没有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
其次,在国际政治意识上,日本没有认识到冷战结束、东西方格局打破后,美国已经可以腾出资源全力发展自己,以及为了保持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有条件地对具备挑战者资格的国家采取措施,包括采取强硬措施。
其三,日本政府任由国内外流动资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
日本央行甚至没有对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行监控。
当泡沫破灭时,日本政府又没能及时指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妥善处理不良资产的对策。
其四,日本政府认为出口大量增加是经济竞争力高的表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这对日本有利无害。
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竞争力强,这是日本的骄傲,却也是将日本经济送上“断头台”的始作俑者。
过度发展出口,与和谐发展的基本准则背道而驰。
其五,日本政局动荡,政策过于摇摆。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泡沫经济破灭这个史无前列的难题时,日本前后更迭总理9次,改组内阁十几次。
频繁的政策摇摆,令日本政治家和经济智囊迷失了方向。
五、几点思考
其一,“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确出现了大幅升值,日本遭遇了日元升值萧条。
但真正对日本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当局允许日元大幅升值,但又担心货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在1986-1988年实行了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严重资产泡沫。
其二,错误的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衰退,在新世纪之初,日本经济才有所起色,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日本经济可能又将陷入较为长期的衰退。
某种意义上讲,日本80年代的错误政策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其三,货币政策必须渐进和稳健的,应该采取多次微调的方式,过度扩张与突然收缩都有可能对货币供给、货币乘数和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泡沫经济产生的货币基础,而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急剧收缩的货币政策同样是罪魁祸首。
其四,国际货币合作是干预汇率的一个途径,但是货币政策应该是独立的,不应该过分迁就行政干预和国际压力。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货币政策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国内宏观政策的调整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在制定国内政策和进行国际协调中,应该充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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