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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辞于《邶风·
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按:
以上用《诗》例)
枚乘《七发》:
“比物属事,离辞连类。
”取辞于《礼记·
经解》:
“孔子曰: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
班固《西都赋》:
“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取辞于《周礼·
冬官·
匠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郑玄注:
“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
以上用《礼》例)
扬雄《羽猎赋》:
“非章华,是灵台。
”取辞于《左传·
昭公七年》:
“楚子成章华之台。
”《文选》李善注:
“言以楚章华为非,而以周之灵台为是。
傅毅《洛都赋》:
“备五路之时副,槛三辰之旗斿。
桓公二年》:
“三辰旗旗,昭其明也。
以上用《春秋》例)
扬雄《河东赋》:
“播九河于东濒。
”取辞于《尚书·
禹贡》:
“又北播为九河。
李尤《平乐观赋》:
“四表交会,抱珍远并。
尧典》: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以上用《书》例)
刘歆《遂初赋》:
“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
”取辞于《周易·
丰卦》: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班固《幽通赋》:
“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屯卦》:
“天造草昧。
以上用《易》例)
汉赋作家引经取辞方法甚多,其间也不乏借“辞”以明“义”之作用,然其取辞于经,一方面固然说明赋家对经典之熟悉以及当时用经之风气,而更重要者是作者借“经”以自重的历史传统与当代体现。
《论语·
述而》继载孔子“五十以学易”后谓:
“子所雅言。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何晏注引孔曰:
“雅言,正言孔。
”又引郑曰:
“读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
……礼不诵,故言执。
”此虽以“雅(正)言”对应“方言”,然其间孔子视《诗》、《书》、《礼》、《易》皆先王法典,雅言中已含经典意义。
而汉赋作家创作,恰是由“语言”转向“文字”,其中引述经典正标志了由“方言”向“雅言”的转变,而经文在赋体中的作用,同样体现了雅化“文本”而使之经典化的指向。
当然,依经立义思想更是赋家引述经典的旨趣所在,这也是汉赋大量取辞经文的内在原因。
由此,我们再看“取义”之法,亦援前例列述如次:
扬雄《甘泉赋》:
“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
”取义于《小雅·
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明治国居安思危之理。
“惟盘逸之无斁兮,惧乐往而哀来。
”取义于《周南·
葛覃》“服之无斁”,以戒“盘逸”行为。
(以上引《诗》例)
扬雄《长杨赋》:
“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
”取义于《礼记·
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无事而不田,曰不敬;
田不以礼,曰暴天物”,以警戒天子游猎失时,娱乐过度而扰农伤民之弊。
马融《长笛赋》:
“以观贤士,陈于东阶,八音俱起。
食举《雍》彻,劝侑君子。
”兼取义于《仪礼·
大射礼》“乐人宿县于阶东”、《周礼·
春官·
大司乐》“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同上《乐师》“及彻,帅学士而歌”、同上《天官·
膳夫》“(王)以乐侑食”,以赞王者乐和声、人举贤的美政理想。
(按:
“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
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
”取义于《春秋运斗枢》:
“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而为斗”与《春秋元命苞》:
“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阶平”,以天象状人事,说明自身遭际与错忤心态。
“穆届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
”取义于《左传·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
”至齐,“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
‘牛,助余!
’乃胜之。
”及后还鲁,庚宗之妇人献以雉,曰:
“余子长矣。
”召而见之,则所梦也。
遂使为竖,有宠。
及穆子遇疾,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
疾急饥渴,杜泄馈食,竖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见人。
”使置于厢房而退,牛弗进。
穆子遂饿而死。
赋用此史事以表达作者对当时宦官当政的忧虑与畏葸。
董仲舒《士不遇赋》:
“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
”取义于《尚书·
仲虺之诰》“简贤附势,寔繁有徒”,寄托讽世浇漓,颠倒错乱,怀才者不遇之意。
王粲《登楼赋》:
“冀王道之一平兮”,取义于《尚书·
洪范》“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表达其乱离之忧与对清平之世的期盼。
“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
”兼取义于《周易·
同人》:
“象曰:
天与火,同人”、《大有》:
火在天上,大有。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谦光》:
“谦尊而光”等,以明君子顺天固穷,抑恶扬善,谦德而有光辉之心志。
“盖亦简易之义,贤人之业也。
”取义于《周易·
系辞上》:
“干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以赞美君子处身简易而光大德业之道。
据以上诸条之引文考述,赋家用经取义,本质也是取辞,只是所谓“取义”,更多的价值是赋家引述时重在发掘经文之内涵与历史意义,并融织于作品之现实情感。
与汉代其他文献引述经义专取一经并专明其义不同,汉赋承载经义之方法则较为灵活,充分显示出文学创造性。
概述其要,略有三端:
一是因缘赋文,出于援典与词章需要,不仅一篇之内兼融诸经,甚至一句之中并取两经之辞与义。
例如扬雄《长杨赋》“出凯弟,行简易”,并取《毛诗》“恺悌君子,人之父母”与《周易·
繋辞上》“干以易知,坤以简能”辞义;
班固《东都赋》“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并取《尚书·
禹贡》“九功惟叙,九序惟歌”、《左传》“子曰:
五声六律”、《榖梁传》“舞夏,天子八佾”辞义;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于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孙,俾侯于鲁”,并取《尚书》“百姓昭明”、“敦叙九族”与《毛诗》“孝孙有庆”、“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辞义;
张衡《七辩》“吾子之诲,穆如清风。
启乃嘉猷,寔慰我心”,并取《诗·
大雅·
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左传·
襄公十七年》“邑中之黔,寔慰我心”辞义等,皆围绕赋家创作主旨而兼融取义。
二是依隐于创作思想,赋家用经除了继承春秋之世行人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法而断章取辞,且或出于赋文需要而反向用义,构成其引述经典之不确定性。
例如马融《长笛赋》中有云“介推还受禄”,即用《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史事:
“晋侯赏从亡者。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
‘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怀无亲,外内弃之。
天未绝晋,必将有主。
主晋祀者,非君而谁?
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
’……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谁怼?
’对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其母曰:
‘能如是乎?
与汝皆隐。
’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
”又云“长万辍逆谋,渠弥不复恶”,则用《左传·
庄公十二年》所载南宫万弑宋闵公于蒙泽事及《桓公十二年》载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公子亹事,皆反用经义,以寄发赋家之特殊情怀。
三是出于赋家创作需要,其引述经义及取辞之法呈现多元化特征。
兹以引《诗》为例,主要有几种方式:
一曰“引证”,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天道微哉,吁嗟阔兮。
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取辞于《邶风·
击鼓》“于嗟阔兮,不我沃兮”,乃直引成语。
二曰“剪裁”,多选择引录,变化其用,如张衡《西京赋》“盘于游畋,其乐只且”,取辞于《王风·
君子阳阳》“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取辞且变其义。
三曰“夸衍”,其引用《诗》语,多夸饰推衍之表现,如张衡《七辩》“西施之徒,姿容修嫮。
弱颜回植,妍夸闲暇。
形似削成,腰如束素。
蝤蛴之领,阿那宜顾。
淑性窈窕,秀色美艳。
鬓发玄髻,光可以鉴。
靥辅巧笑,清眸流眄。
皓齿朱唇,的皪粲练”,取辞于《卫风·
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充分彰显其敷陈特征。
四曰“合体”,就是赋家用《诗》取辞要合于赋体,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句式的变化,也就是经辞的赋语化。
汉赋作为较早引述经义之文本,其学术价值也不仅限于引经形态,而是以其丰富的引经文献,同样具有补益经学史研究之意义。
例如历史上对“三家诗”之辑佚,自宋人王应麟《诗考》肇其端,清儒如范家相、徐璈、二陈父子(陈寿祺、陈乔枞)、魏源均有辑录考辨,迨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而集其成。
今观汉赋引《诗》,其于鲁齐韩“三家”遗义,仍有数十则前贤辑录未备而值得济补之处。
兹对照王氏《集疏》,略举汉赋作品引用“三家诗”各一则,以为补证:
“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
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
”(赋载《汉书·
扬雄传》)
案:
《颂》,指《六经》之一的《诗》之《颂》诗。
《论衡·
须颂篇》:
“《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
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
”《颂》多是弘扬帝王功业之辞。
“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语出自《周颂·
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周颂·
维清》: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
”《毛传》:
“于,叹辞也。
穆,美。
”《郑笺》:
“缉熙,光明也。
清庙》:
“于穆清庙,肃雝显相。
“肃,敬;
雝,和;
相,助也。
“显,光也,见也。
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着见之德者来助祭。
”《文选》载王褒《四子讲德论》:
“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
”蔡邕《独断》曰:
“《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说明《清庙》是祭祀文王之诗,陈乔枞称二人所引即是“《鲁诗》《周颂》之序也”。
此段用《鲁诗》,《集疏》未录,可为补证。
李尤《东观赋》:
“历东厓之敞座,庇蔽茅之甘棠。
”(赋载《艺文类聚》卷六十三)
《毛诗·
召南·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
甘棠,杜也。
翦,去;
伐,击也。
“茇,草舍也。
召伯听男女之颂,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
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
”考《韩诗外传》卷一引《诗》云:
“蔽茀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文与毛异。
《集疏》引扬雄《法言·
巡狩篇》云:
“《诗》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言召公述职,亲税舍于野树之下也。
”今本《法言》无此篇,惟《法言·
先知篇》曰:
“或问‘思斁。
’曰:
‘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
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扬雄认为《甘棠》诗言召公述职事,王先谦认为是《鲁诗》说。
李尤赋文与毛、韩、鲁皆异,当为《齐诗》,《集疏》未录此条,可为补证。
冯衍《显志赋》:
“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
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赋载《后汉书·
冯衍传》)
《韩诗外传》卷四:
“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财货,不贾于道,故驷马之家不恃鸡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图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货财,……委积之臣不贪市井之利,是以贫穷有所欢,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诗》曰: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考“伐冰之家”、“委积之臣”,皆指高官厚禄之贵族家庭,此类人家不应该贪求小鸡、小猪一类市井小利。
冯衍这里是说自己不贪图利禄,有高善的德行节操,以致“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语出《大雅·
大田》,《毛传》:
“秉,把也。
“成王之时,百谷既多,种同其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获、不敛、遗秉、滞穗,故听矜寡取之以为利。
”冯赋宜用《韩诗》,《集疏》未录此条,可为补证。
正因为汉赋引经有辑补之用,学者治经亦尝取资赋文,以证经义。
如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考述《周南·
关雎》,即引汉赋以解证《诗》义:
扬雄《羽猎赋》云:
“王雎关关,鸿雁嘤嘤。
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鸣。
”张衡《思玄赋》云:
“鸣鹤交颈,雎鸠相和。
”又《归田赋》云:
“王雎鼓翼,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关关嘤嘤。
”此所谓雌雄情意至者也。
……张超《诮青衣赋》云:
“感彼《关雎》,德不双侣。
”此即所谓有别者也。
文中引述三条赋语印证《诗》义,也是汉赋引述与传播《诗》义之勋绩的反证。
他如段玉裁《诗经小学》解《诗》之“绿竹猗猗”、“螓首蛾眉”、“风雨潚潚”等,分别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张衡《西京赋》中词语证其字义;
焦循《毛诗补疏》与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解《诗》之“其虚其邪”均引班固《幽通赋》“承灵训其虚徐兮”证其字义。
这种经赋互证之法,在古人经解中也延续到汉以后的赋文。
例如徐璈《诗经广诂》卷十解《椒聊》二章诗义引潘岳《西征赋》“升曲沃而惆怅,惜兆乱而兄替;
枝末大而本披,都耦国而祸结”,以为“此赋用左氏之词,而诗意亦隐括于内”。
又解《葛生》五章之“锦衾烂兮”句,引江淹《学梁王兔园赋》“美人不见紫锦衾,黄泉应至何所禁”与潘岳《悼亡诗》“展转盼枕席,长簟竟空床”,以为“与此语意同”。
如此解经之文学化阐释,亦可反证一点,即汉赋承载经义与其文学创造并无扞格,而与其创作主旨相得益彰。
二、赋家用“经”与归复“王言”
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兴盛,是与赋家群体之出现相关,赋家之生存地位及角色认同,决定其历史位置与现实精神,其中有一突出现象就是赋文用“经”问题。
换言之,汉赋家于赋文中大量引述经典文字,正是其对自身角色地位与当世政治文化构建之双重认同。
如前所述,前贤论赋用经,更多关注《诗》之传统,所言“赋者,古诗之流”、“赋居六义之一”,前者是从春秋“赋诗言志”之动词“赋”向“赋之言铺”之
名词“赋”的转化,后者是魏晋以降始将“赋”从文体意义向《诗》归附的批评。
然而自《汉书·
艺文志》在《诗赋略·
后序》中提出春秋之世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志”,“《诗》言志”已成约定俗成之批评传统,然却忽略了汉儒奉之为“经”之《诗》三百的原始功能。
对此,清人刘熙载《艺概·
赋概》有段值得引述与思考的言说:
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
意之所取,大抵有二:
一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
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
刘氏所言,正喻示了从周室“用诗”到汉赋“用《诗》”即由“代行王言”至“归复王言”之线索。
据《周礼·
春官》记载,代行“王言”之“礼职”有大祝、大师、大司乐、瞽蒙等,所谓“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礼记·
礼运》),均掌王言,以襄政务。
考周室春(礼)官“用诗”,要有三职:
一曰“大师”,职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
春官》),以“六诗”教“国子”。
二曰“大司乐”,其中包括“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同上),内含诗乐一体的功能。
三曰“瞽蒙”,其附“大师”后,于“大祭祀”、“大射”、“大丧”诸礼节皆有“登歌”、“歌射节”、“作柩谥”,要在“国之瞽蒙正焉”。
而其所掌,即《春官》所谓“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诗”。
三职所掌或异,然其用《诗》功能则一,此即《国语·
周语上》所载: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其中“诗”、“曲”、“箴”、“赋”、“诵”、“谏”皆与“诗”域相关,属“乐教”范畴,诸职之诗乐习礼,诵诗讽谏,审音辨诗,均为所守,缘自“天子听政”,以为“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
而三代“王言”遗文,又多见载《尚书》,其中无论是“谕下之辞”之诏令,还是“告君之辞”之奏议,均属王言范畴,而《周礼·
春官》所载“礼职”,也是宣示王言以襄助政务之用。
而到汉代武、宣之世如董仲舒、匡衡、刘向等人奏议文大量引述经典,正与“王言”之归复相关。
因春秋战国之世“天子失官”,王治政言转向《春秋》左氏之文、战国纵横之风,前引刘熙载所述“一以讽谏”传统丢失,代之而起的春秋“行人赋诗”,断章取义,仅为审时度势之“一以言志”,至于战国说辞减少引《诗》,代以隐诡之语,虽寓讽意,实为自由发挥,争巧斗诈,已与“王言”、“王治”疏隔。
《汉志》所言“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仅看到“贤人失志之赋”之“作赋以讽”与行人赋诗“言志”相接,故谓“恻隐古诗之义”,而未能勘进于周室用诗制度,屈、宋失志之赋的讽喻同样处丢失“王言”之治的时代,只是将春秋行人辞令功利性的“赋诗言志”进一步转向抒发牢愁的个人情志。
所以刘熙载《赋概》又说,“或谓楚赋自铸伟辞,其取熔经义,疑不及汉。
余谓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此就创作而论,自无疑义,然其透露的“取熔经义,疑不及汉”的信息,内涵汉赋用《诗》与汉赋崛兴之关联,是统一帝国重构礼乐制度的产物,作为赋家主体的宫廷语言文学侍从,其创作中“取熔经义”以用《诗》所表现之讽喻功能,乃与职守契合,是“王言”传统在新时代的重光,这也与由战国诸子文风向汉代经术文风变移之大势相适应。
这就需要回到汉代用经与王言之历史转折的时代。
《史记·
滑稽列传》引孔子曰:
“六艺于治一也。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汉书·
儒林传》亦谓: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
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大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所谓“治”,即“王治”;
所说“文”,即“王言”,而经义王言作为文本而进入汉代赋域,又决定于汉赋作者队伍群体兴起之历史情境。
兹举两则文献于次: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干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
礼乐志》)
这段话以特定历史事件将“定郊礼”和“立乐府”与作家造赋结合在一起,虽语焉不详,却内涵了采诗与献赋在武帝时制度化之意义。
或曰:
赋者,古诗之流也。
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班固《两都赋序》)
这里所言除了阐明汉赋兴盛之史实外,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赋源于诗,诗重“颂声”,内涵“乐教”思想。
其二,汉赋之兴在于武、宣之世“崇礼官”及“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内涵了汉赋造作与礼乐制度建立之关联。
基于此,容当着眼于汉代自文、景到武、宣之世的历史转折,认知赋家队伍之形成与赋文用经意义之凸显。
而围绕赋家用经这一主题,我们认为在此历史转折期有三个问题值得考索。
第一,汉赋作家队伍之形成,是由游士变为文士,由社会下层转向宫廷御用。
前揭《两都赋序》所谓“言语侍从之臣”,即武帝朝出现的“言语文学侍从”,乃汉赋作家进入宫廷之始,亦即作为皇帝“内臣”性质赋家队伍之形成。
于此,《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有关相如赋进入宫廷之记载最典型: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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