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820515
- 上传时间:2023-04-29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6.52KB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文档格式.docx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文档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如何影响?
第二,女译者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而男译者一定表现不出对性别的敏感吗?
第三,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吗?
其性别意识是否在翻译中受某些因素的制约?
一、关于艾丽斯·
沃克和她的《紫色》
艾丽斯·
沃克是美国文坛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
她关注黑人女性问题,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
她的《紫色》出版于1982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黑人女主人公西丽从对男性的压迫逆来顺受,到情感和性格上得到新生的故事。
西丽自小被继父强奸,而后被嫁给只当她是发泄工具和女仆的某某先生,受尽他的蹂躏和虐待。
她的妹妹奈蒂为了躲避某某先生的纠缠,只得背景离乡。
在某某先生的情妇莎格的启发和帮助下,西丽逐渐找到了自信,离开了某某先生,并凭做裤子的手艺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平等。
二、关于译本
目前《紫色》的中译本共有6个。
它们分别是陶洁所译的《紫颜色》(1986)(1998)[9][10],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11][12],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13]以及张建英的《紫色》(2001)[14]。
其中,陶洁的86版和98版除极少数字词和标点符号略有不同之外,译文几乎没有改动。
所以,此研究仅选用了98年的译林版。
而张建英的版本与杨仁敬的87版有大量雷同之处,且错误较多,故笔者没有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之列。
所以,本案例中进行比较的实际上为4个译本,即陶洁《紫颜色》(1998),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以及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
其中,杨仁敬的86版主要与87版进行纵向对照,而在与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横向对比时,笔者一律选用的是87版。
三、关于译者
在这三位译者中,陶洁和鲁书江不但身为女性,对性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其性别意识理应较强。
其中,陶洁是美国妇女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选编了《域外女性》[15],《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6]等书,发表了“美国女性文学给我们的启示”等文章,为推动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鲁书江[2]是英美文学系终身教授,从其博士论文“重读过去,重塑未来:
亚裔北美女作家”(RereadingthePastandReshapingtheFuture:
NarrativeTextsbyAsianNorthAmericanWomenWriters,2001UniversityofWestOntario)的题目便可窥见她对性别研究的偏爱。
另一位译者杨仁敬为男性,以海明威研究最为见长,对性别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
男女译者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否会给他们的翻译带来影响呢?
四、案例分析
1、女译者性别意识的显现
通过全面、细致地对比三位译者的译本,笔者发现女译者在译者序和译文中更突出地再现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确表现出较男译者更为强烈的性别意识。
1.1译者序
三位译者对《紫色》的理解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陶洁和鲁书江更强调小说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也更明确地突出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而杨仁敬虽也提及了小说的女性主义意旨,但却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审视小说,更加重视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
陶洁在译者序中指出沃克虽然揭露了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但“着力描写的是黑人妇女问题”[8:
8]。
她将小说的书信体与妇女书写传统联系起来,认为《紫色》“在夺取男作家的创作方式的同时又跟妇女文学的传统密切相连”[8:
11]。
鲁书江也将小说中的种族问题一带而过,将主要笔墨放在探讨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如何在黑人内部取得独立这一问题之上。
在论及小说中的性描写时,鲁书江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指出黑人妇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她们从性工具到主动掌握自己的身体,从受奴役到建立自我的积极转变过程。
她认为莎格与西丽之间的爱情不能简单定义为“同性恋”,因为“这种爱情关系实质上是觉醒了的黑人女性对黑人男子的残暴所进行的一种积极反叛,是她们企求证实自身力量,寻求自身价值的一条途径”[13:
4]。
而杨仁敬则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切入小说,认为《紫色》“涉及了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12:
5],黑人妇女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核心[3]。
当谈到《紫色》的性描写时,他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替在封建父权文化中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性描写开脱,认为“它与那些充斥着猥亵的性描写的小说,尤其是鼓吹‘性爱至上’的黑人小说截然不同”,“写得露而不淫,较有分寸”[12:
12]。
他将敢于挑战命运、鼓励其他女性争取独立的莎格定性为“爱搞男人”、行为“放荡”[同上],与陶洁译者序中“敢爱敢恨也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8:
9]的那个莎格以及鲁书江笔下的“热情、勇敢、智慧、美丽、独立不羁”的莎格[13:
3]截然相反。
在探讨书中女性角色爱情的分分合合时,他认为这是作者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真实描写:
“如实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所谓‘性开放’影响下男女关系的混乱、道德水准的低下和文化的没落。
”[12:
12]事实上,沃克写哈泼与吱吱叫的相好和分开、莎格和格拉第、格缅因的爱情并非为了展现美国社会中的道德阴暗面。
相反,这些“朝合暮离”[同上]恰好表现了吱吱叫自立自强的过程和莎格敢爱敢恨的人格魅力。
它体现的是女人也有权利追求爱情和人生幸福的主题。
杨仁敬在理解上的这些偏颇无疑表现出他并不能从女性主义角度体会原文,欣赏小说中的女性角色。
这甚至还透露出传统父权主义妇女观对他的深远影响。
1.2译文对比
总的来说,虽然男、女译者都能将原文的女性主义情节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来,但是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细节上,女译者受性别意识的影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再现原文,甚至突出原文的妇女主义表达,而男译者则因为缺乏性别意识不但根本注意不到这些细节,而且还弱化甚至扭曲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意图。
例如:
例1:
Shehavethenervetoputonehandonhernakedhipandbathereyesatme.[17:
51]
陶:
她居然敢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对我飞个媚眼。
[10:
40]
鲁:
她满不在乎地把手搭在她那光光的屁股上冲我眨了眨眼。
[13:
47]
杨:
她厚着脸皮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还对我挤眉弄眼。
[12:
50]
这一幕发生在西丽帮病中的莎格洗澡之时。
西丽惧怕男性,但当她看到莎格的女性身体时,她感受到了自我的需要,这让她不禁目不转睛起来。
莎格有所察觉,但并不在意,甚至大胆地表现自己。
句中的“她”指的就是莎格。
陶洁和鲁书江洞察到了西丽对莎格大胆作风的诧异和羡慕,因而选用了“居然敢”、“对我飞个媚眼”和“满不在乎”、“冲我眨了眨眼”这些中性词,表达出了西丽惊讶、却又略带些喜爱的语气。
而杨仁敬在对待他眼中“放荡”的莎格时,非但没有意识到莎格超越普通女性的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此时莎格对于西丽内心的冲击,他还将西丽的真实感情隐去,将她变成自己手中父权道德的评判官:
莎格竟敢光着屁股摆姿势,对“我”眨眼睛,多么不知羞耻啊!
因此,译者选用了“厚着脸皮”和“对我挤眉弄眼”,两个具有贬义和敌意的词组,表明了他自己对莎格的厌恶。
在少数情况下,女译者还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更强烈地突出了原文的意旨。
例如,当西丽最终决定离开某某先生,开始新生活时,她呐喊出自己的“独立宣言”:
“I’mpore,I’mblack,Imaybeuglyandcan’tcook,avoicesaytoeverythinglistening.ButI’mhere”[17:
214]。
在翻译中,鲁书江深刻体悟到此时西丽发出的要万物都来聆听的声音是多么强烈:
她再也不是那个任凭继父和某某先生摆布、虐待的女孩、妻子;
她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因此,她把这句话译为“我是贱,我是黑,也许连饭也做不好,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所有倾听着的万物说。
可是,我就站在这儿,谁也不能看不见我。
谁也不能”[13:
197]。
在句尾,增译了“谁也不能看不见我。
谁也不能”,对原文进行了补充,并通过重复加强了西丽的语气,突出了西丽对赢得独立和他人尊重的决心。
这样的创造无疑是译者性别意识的彰显。
由于字数的限制,案例分析中所发现的许多例子不能一一赘述。
从举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两位女译者在某些细节处能够再现、甚至突出原作的女性主义精神。
相比之下,男译者在某些情况下则无法传达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其译文有时甚至和原文背道而驰。
此外,在陶洁与笔者的通信中,她曾明确表示《紫颜色》就是因为“内容涉及性别才译的”。
她说:
“当时我的美国朋友寄我这本书,我看了很受感动,想起我的母亲和她那一辈的女人。
……我认为中国妇女在5、60年代走出家庭,开始经济独立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大成绩,也使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超过别的地方,尤其美国。
……我就提出要翻译此书,主要就是看中了女主人公有了自己的事业后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自信。
”[4]这表明从一开始翻译选材的时候,女译者就受到了性别意识的影响。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女译者在翻译中的确受到了性别的影响,这种影响从译者序、译文的字里行间以及最初的翻译选材中都能表现出来。
2、女译者的父权烙印与男译者的性别意识
笔者发现,尽管陶洁和鲁书江在翻译中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意识,但是这种性别意识的体现并不是一贯而终的。
在少数情况下,女译者的翻译也体现出父权文化的特征。
例如,在第一封写给上帝的信中,西丽记述了她第一次被继父强奸的过程。
在译文里,鲁书江完整地保留了这段性描写,包括一些十分露骨的描述如“puthisthingupgainstmyhipandsortofwiggleitaround”和“hepushhisthinginsidemypussy”等。
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翻译完有关性的所有情节后,她还在译文中加上了一个让人回味的“……”。
这个省略号能够勾起读者对性的遐想,而这又恰好出现在正文的第一页。
这是否意味着原文中让西丽饱受屈辱和痛苦的过程在鲁书江的译文中已成为吸引读者眼球的工具?
西丽在饱受继父折磨之后,又沦为由译者营造的、供看客们欣赏、遐想的客体?
在被继父强暴后,西丽在译文中再次受到凌辱。
同时,男译者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同情小说中的女性。
通过对比杨仁敬1986年和1987年两个译本,我们发现男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是不断向性别视角靠近的,其性别意识也有一定的提高。
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杨仁敬就对86年的译文进行了修正:
例2:
ShugAverysickandnobodyinthistownwanttotaketheQueenHoneybeein.HermammysayShetoldherso.Herpappysay,Tramp.[17:
45]
1986年版:
莎格·
阿维里病了,这镇上没人愿意收留这位蜜蜂女王。
她妈说,她是跟她这么说的。
她爸说:
到处走走吧!
[11:
189]
1987年版:
她到处鬼混!
44]
与父权文化格格不入的莎格在病倒时,遭到了社会的唾弃。
在各种谴责声中,有母亲的无奈与冷漠,也有父亲的咒骂。
在“Herpappysay,Tramp”中,“tramp”既能表示“荡妇”也有“流浪汉”之意。
在第一次翻译时,杨仁敬并没注意到作为父权文化象征的父亲实际上对她充满鄙夷。
相反,他似乎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爸爸一定关心女儿,因此将“tramp”理解为“流浪汉”,将此句译作“她爸爸说:
”,让读者错误地认为莎格的父亲十分慈爱。
而在87年的译文中,译者则注意到了此处的女性主义内涵,改译为“她爸爸说:
”,符合了原文对莎格父亲的塑造。
此外,笔者还发现在个别地方,男译者的翻译体现出比女译者更强烈的性别意识。
例3:
Mr.____…..Heneverastmenothingboutmyself.Heclamontopofmeandfuckandfuck,evenwhenmyheadbandaged.[17:
117]
他从来没问起我的身世遭遇。
他只是爬到我身上,干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在我头上缠着绷带的时候。
[10:
87]
他从来没问过我以前的事,也从来不管我。
就知道在我身上寻快活。
就连我头上扎了绷带他也不管照干他的。
107]
他根本不过问我自己的事。
他爬到我身上奸污我,搞了一次又一次,甚至我头上受伤扎了绷带,他也搞我。
109]
这是西丽第一次对莎格谈起自己多年默默忍受的苦难,字字句句都是其情感的爆发。
在对“fuckandfuck”的翻译中,陶洁基本按字面译为“干了一遍又一遍”,基本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鲁书江译为“寻快活”,虽然意思没错,但似乎没有译出西丽常年忍受折磨的意味。
而杨仁敬则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发生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但这就是丈夫对妻子的压迫,是“奸污”。
因而,他将之译为“奸污我,搞了一次又一次”,借西丽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某某先生的批判。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女译者,即便是有性别意识的女译者,也并非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
在某些情况下,女译者在翻译中仍可能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
而男译者也不一定就只能表现出对性别的不敏感,男译者在翻译中也能不断向原文靠近,体会其中的性别因素,有时甚至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性别意识。
3、性别意识的遮蔽——赞助人及语境的影响
性描写是原文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西丽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她从一个对自身一无所知、忍受继父强奸和丈夫粗暴对待的妇女,成长为一个敢于正视自己的身体,真正聆听身体欲望的女性。
这种对身体和性的探索及发现表现了她成长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的过程。
因而,再现原文中的性描写对于表达原文的妇女主义思想十分重要。
而在三个译本中,不论是体现妇女受压迫的继父对西丽的强奸,还是体现妇女主义的同性恋情节,译者的翻译策略都显著不同,下面这个例子就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点。
例4:
Iliebackonthebedandhaulupmydress.Yankdownmybloomers.Stickthelookingglassbetweenmylegs.Ugh.Allthathair.Thenmypussylipsbeblack.Theninsidelooklikeawetrose.[17:
82]
没译出[10:
62]
我躺到床上把裙子撩了起来,猛地脱下内裤。
把镜子夹在两腿中间。
嗐!
那浓浓的一大团毛。
我看到两大片黑黑的肉唇,中间长出一块小小的肉象一片红色的玫瑰花瓣。
[13:
75]
我躺在床上,……………………………………………………………… [12:
78]
原文描述了西丽在莎格的带领下,观看自己的阴部的过程。
在女性主义看来,“肯定女性身体,就是肯定女性自我,肯定一种新的性别关系”[18:
130],因此,这段描写对于体现西丽寻求自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而,在翻译中,译者也应当尽量将之重新创造出来,对于性别意识强烈的译者则更应如此。
但是,三个译文里只有鲁书江的译文全部译出,杨仁敬大量使用省略号,将原文对阴部的描述全部省去,而陶洁则完全没有译出这一部分。
在翻译其它性描写时,三个译本的策略和例4相似:
鲁书江如数译出,杨仁敬以省略号代替敏感的描写,而陶洁多省略不译或一笔带过。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翻译选择?
难道性别意识较为强烈的陶洁不清楚性描写在原文中的作用吗?
通过对比杨仁敬86版和87版,笔者还发现,86版对性描写的翻译不全,而87版在大量使用省略号的情况下,大致体现了原文的性描写。
与此同时,86版中某些详细描写性的句子在87版中却被省略号代替。
这样的翻译选择是译者所为还是出版社所作?
为此笔者分别联系了陶洁和杨仁敬[5]。
陶洁在回答“为何98年译林版仍和86年的译本一样,没有译出原文的性描写”时,指出“译林是用86年的书,我好像没有再去按原文校对。
这是疏忽,应该翻译的”,而译86年版时,“当时的政策是,译者照原书真实翻译。
出版社做删改”[6]。
而杨仁敬在与笔者谈到关于性描写的翻译时,也多次提及性描写的增补和删节主要是出版社的决定。
因而,可以肯定至少对于陶洁和杨仁敬而言,决定多大程度上翻译、如何翻译小说中性描写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是否有性别意识,是否意识到了性、女性身体与女性自我的联系,而是出版者这一赞助人对译文意识形态的控制。
具体而言,就是赞助人要确保译文符合当时我国语境中的主导性别话语对“性”的规定。
由于“性”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还是一件不能摆上台面谈论的事,因此,两家出版社的两个译本才都省略了部分性描写。
至于鲁书江的译本为何可以将性描写全部译出,考虑到译作出版时我国对赤裸裸的性描写的接受程度还较低,因而,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出版社出于某种原因决定保留性描写,即便鲁书江万般坚持,性描写也是不可能被完全译出的。
也就是说,鲁书江的译本能够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性描写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意识强于陶洁或杨仁敬,而只是因为她的赞助人允许她这么做,而另两位译者的赞助人不允许而已。
在赞助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哪怕译者多么有性别意识,多么想按照原文的妇女主义意图进行再创造,她/他也只能服从赞助人的安排,将其性别意识掩盖起来。
也就是说,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的影响并不是第一位的,只有在赞助人和语境许可的情况下,其性别意识才可能体现出来。
结语
通过横向对比陶洁、鲁书江和杨仁敬的三个译本,并纵向比较杨仁敬的86版和87版,我们可以发现陶洁和鲁书江的性别研究背景对她们的翻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她们能够更贴切地把握这部女性主义名作,传达、甚至从细微之处凸显其女性主义思想。
而杨仁敬由于缺乏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在理解和再现原文的女性主义意图上则暴露出不足。
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时,译者应努力培养自己的性别意识,积极向原作中的性别视角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翻译任务。
在分析中我们还发现,一方面,有性别意识的女译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对原文女性主义意旨的理解似乎隔靴搔痒的男译者却也能不断向性别视角靠近,在极少数情况下还体现出较为强烈的性别意识。
笔者认为这主要与我国独特的女性主义背景有关。
80年代中期在翻译《紫色》时,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才刚刚传入我国。
虽然陶洁和鲁书江的确受到了冲击,但是她们的性别意识还刚刚觉醒,因而在翻译中偶尔体现出传统父权文化的烙印也就不足为奇。
而我国的男译者受中国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已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父权思想,因而在翻译时能不断体会原文的女性主义意旨,在少数情况下还能表现出一定的性别意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在性别视角的本土化运用中,我们切不可将女译者与“性别意识”自动联系起来,将男译者与父权主义挂钩。
谢莉·
西蒙(SherrySimon)就曾指出,“性别在翻译中并不总是一个相关的因素”[19:
7]。
只有细致考察完文本之后,我们才能决定是否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产生了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不可本末倒置。
最后,通过考察对性描写的翻译我们还发现,我国语境下译者的性别意识能否得到彰显受赞助人和语境的限制,因此译者的性别意识并不一定能在翻译中显露出来,有时可能被遮蔽。
所以,在我国运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时,除考察译者的性别因素外,我们还应充分关注尚未引起重视的一些问题,如赞助人和语境所涉及的性别因素是如何影响翻译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赞助人对翻译中性别因素的控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等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在我国语境下运用翻译中的性别视角,揭示和解答翻译中更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陶洁教授和杨仁敬教授的热情帮助,并得到谢天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王晓元.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A].杨自俭.英汉语与比较与翻译[C].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18-630.
[2]
孟翔珍.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J].郑州大学学报.2002(5):
31-35.
[3]
陈钰,陈琳.话语的女性主义重写——兼比较《简·
爱》的两个中译本[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120-123.
[4]
耿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以《简·
爱》的中文译文为例[J].宜宾学院学报.2005(10):
88-92.
[5]
刘茵,李晶晶.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在中文译本中的体现[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
110-113.
[6]
杨雪.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与《葬花词》英译[J].上海大学学报.2007
(1):
125-130.
[7]
杨朝燕,胡素芬.朱虹与女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译者 性别 意识 翻译 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