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期末复习题1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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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什么是外部性?
分析它为什么导致效率损失?
p83-84
11.什么是负外部性?
p84-85
12.什么是边际负外部成本和边际正外部成本?
如何通过税收和补贴来消除正、负外部性?
p85-88-94
13.什么是科斯定理?
举一个外部性的例子谈谈如何通过科斯定理解决外部性问题?
p94-102
14.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是什么?
解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区别?
p120
15.什么是拥挤性产品和俱乐部产品?
p124
16.公共产品需求曲线与私人产品需求曲线有何不同?
p130-131
17.什么是林达尔均衡?
p135
18.什么是免费搭车者?
p139
19.从公共产品的定义谈谈教育如何进行产业化?
p128
20.政府为什么要提供民生方面支出?
21.什么是公共选择和政治均衡?
p172
22.运用需求和供给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有偏性。
23.政府筹资是如何影响到政治均衡和市场均衡的?
P352公共产品
24.列举税收之外的为政府支出筹资的手段,并各举一个例子。
P365
25.在政府企业的产品定价时应采取那种标准?
p373
26.社会保障养老金与工作-闲暇的选择
27.一次性总付税与价格扭曲税:
无差异曲线分析p382
28.什么是税收转嫁,向前转嫁、向后转嫁和税收归属?
29.从价税和单位税的区别是什么?
P385p391
30.税收归属与供求价格弹性p396
31.税收归属的多市场均衡?
p401
33.税收导致工资下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图形分析
34.利息所得税的图形分析
35.试从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分析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相互替代关系存在内在机理,即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二、案例题
案例1.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观察
在我国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三大住房保障政策中,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最为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
首先经历时间长(自1994年7月18日,“经济适用住房”首次出现在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至今已过去了15年。
);
其次政策内涵几经变化,难以准确把握,常常处于模糊不清晰状态,导致不应有的争议;
其次在执行过程中,问题普遍,质疑连连;
最后表现为至今几年中一直处于是否停废延续、难以自拔的漩涡尴尬中。
中国发展出版社萨缪尔森著《经济学(12版)》P1189“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
以此衡量,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既未能改善经济效率,更谈不上达成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格局,反而造成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公众道德危机;
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堪称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失灵”的经典案例。
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初衷在于国家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和起动市场消费。
经济适用住房是我国房改过程中,由政府推出的新型房产种类;
曾经包括平价房、安居房、解困房等。
经济适用住房内涵经历了从“住房供应体系主体”到“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最后到“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的演变;
保障对象经历了从“中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发展。
经济适用住房具体政策历经13年发展,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把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2007年新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出台形成现行政策规范,标志着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内容得以相对完善规范。
以上虽然从政策、政府、社会三方面总结了我国经济适用住房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其实准确而言,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政府足以。
因为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政策因素归结为政府因素,理由当然充分。
社会因素归结为政府因素,乃是因为众所周知,我国最强势者当政府莫属,经济适用住房作为政府主导的项目,所有从社会相关方的角度,在上述问题中得利的社会强势阶层有权人、有钱人、房地产开发商、中介、垄断集团中,有权人是政府成员,垄断集团隶属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中介要么是政府公司(国企)、要么由政府选择确定,有钱人也得与此项目直接或间接相关才算这里所言社会强势阶层中一员。
因此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出现种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其它,乃在政府本身,即表现为政府失灵。
案例2.“炒煤团”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温州“炒煤团”之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这些长篇累牍但又浅尝辄止的文章,揭开了一个个黑洞洞的井口,而其内里究竟何如,却也依然深不见底。
这是一个虽反常但必然的局面。
即使是在最基本事实的掌握上,有说法称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而浙江、温州两级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及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共同完成的调研报告则显示,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年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
无须细数,类似这样各执一词天差地别的分端比比皆是。
从根本上说,在煤炭采掘这类官商不分、令出多门、利益纠缠难分难解的领域中,信息的传达往往是失真的,基于信息的判断往往是片面的,经判断而来的规制往往是低效的。
譬如说,生死攸关于“炒煤团”命运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两条:
其一,以山西长治为典型的、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为由头的大规模整治清剿行动;
其二,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2006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资本都可以进入。
乍看之下,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足可相互配套,但在实际运行中,其间的空白点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温州资本跨省投资这一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必须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纲不举则目不张。
根据已有的较无争议的资料,我们对“炒煤团”的关注最后落脚在以下两点:
首先,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急于寻求利益回报的温州资本一次次站到了公众评判的风尖浪口,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惘顾公共利益而一味见缝就钻的取向,也确实显著表现为市场失灵之痼疾。
而问题则在于,就在温州炒家四处游走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对于民营资本过于严格乃至歧视性的投融资限制。
出于资本逐利的天性,倘若政府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疏导、引导,则必然陷于被动的、事后的、四处扑火式的疲于应对中,更逞论合理运用更具经济人理性的民营资本服务于经济体效率提升的长远大计了。
其次,不同于“炒房”、“炒车”,“炒煤”所进入的领域是高度管制下的,仰仗的手段是非炒卖型的,面临的调控手段是非市场化的,它所带出的对于制度缺陷的拷问更深刻地烙有转轨中的中国特色。
眼下,对于温州“炒煤团”的指责很容易集中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正义公理上来,对其一关了事更是足慰人心立竿见影之举手之劳。
我们且不论山西、云南等地(其实也包括浙江)的做法是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最起码,如同“炒煤团”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样,这种做法仍然暗示着诺斯悖论的发生,即,一旦政府具有了过分强大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很难想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寻租求租难以杜绝的市场中,新的经营者、监管者能够自觉契合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纵上所述,“炒煤团”现象的发生和兴起,它的生命轨迹中时时表现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相互强化。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其根本性的破解之道,则如达格尔所指出,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强大同时又被有效限定了的,从而使追求私利的冲动为着私利的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
思考:
1、如何界定政府的经济行为?
2、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是什么?
案例3.2010年财政预算发布民生支出放在突出位置
2010年3月25日,财政部公布了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报告。
与2009年实际执行数相比,今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支出有增有减,增加的项目占大多数,中央财政预算二十三个项目中,增加的有十五项,减少的项目有七项,还有一项(预备费)不具可比性。
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6.3%,中央财政支出安排的突出特点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性支出,优先保障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环境保护、资源开发、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高度重视城乡社区事务、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将民生支出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
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中二十三个项目中支出增加的有十五项:
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气象、国债付息支出和其他支出。
与2009年实际执行数相比,外交预算数增长12.7%,增加的项目主要是驻外机构预算、对外援助预算和国际组织预算支出;
国防预算数增长7.5%,主要是军费增加。
公共安全预算数增长了8.0%;
教育预算数增长了9.0%;
科学技术预算数增长了8.0%;
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数增长了8.7%;
医疗预算数增长了8.8%;
环境保护预算数增长了22.7%;
城乡社区事务预算数增长了138%;
农林水事务预算数增长了7.6%;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预算数增长了38%;
国土气象预算数增长了37.6%;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了1.4%,虽然中央本级支出下降了17.3%,但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了17.5%;
国债付息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别增长了16.2%和39.3%,其他支出主要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地方政府安排的部分基本建设支出等支出。
中央预算支出增加的项目中,增长幅度居于前五位的分别是城乡社区事务、其他支出、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气象等事务、环境保护,这五方面支出增幅都在20%以上,充分表明国家对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发展、资源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高度重视。
外交、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学技术、公共安全、农林水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也有7%以上的增幅,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又要保证国内和谐与稳定。
同时,注重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与改善民生。
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减少的项目有七项,分别是一般公共服务、文化体育与传媒、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它们分别比2009年执行数减少了6.2%、1.9%、2.7%、18.2%、44.8%、19.6%和4.4%。
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交通运输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变化不大,文化体育与传媒预算数虽然总体有所下降,但中央本级支出却增加了2.1%,其中用于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新闻媒体建设的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和新闻出版预算分别比2009年执行数增长了190.8%和53.1%,表明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大幅度压缩了事务性支出,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数下降6.2%(其中中央本级预算数比2009年执行数下降7.2%),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更是大幅度下降了44.8%。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下降了19.6%,主要是由于2009年重建支出基数较大,按照《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10年安排的恢复重建支出减少。
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的突出特点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进一步加强,放在日益突出的位置。
2010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城乡社区事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安排合计8665.98亿元,增加715.1亿元,增长了9%,高于中央财政预算平均增长幅度2.7个百分点。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8183.4亿元,其中用于支持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3108.5亿元,占38%。
地方对中央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安排,大部分也用于民生和“三农”支出。
在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安排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城乡社区事务,从2009年的95.64亿元急剧上升到2010年的227.58亿元,是2009年实际执行数的2.38倍,充分表明国家日益重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将改善民生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案例3.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分析
1、我国行政管理费绝对规模过大
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管理费的绝对规模应该是多少,多大的规模才是适度规模,理论上并没有统一标准。
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占GDP比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等三个指标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来确定。
(1)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增加过快。
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行政管理费绝对规模的适度增长有其必然性,并且经济总体水平、财政收支规模与行政管理费规模应呈正相关和比较稳定的关系。
我们选择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就是考虑到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行政管理费应适度增长,反映到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数值。
我国改革开放前,这一指标在1.5%左右,1980年在1.6%到2%之间,1990年在2%左右,2000年接近3%,2005年这一比重达到3.54%,2005年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2%。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如果1.5%~2%尚属合理规模的话,则说明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规模明显偏大。
(2)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
从理论上讲,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应该呈下降趋势,起码应相对稳定,否则就可以认为该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过大。
我国这一指标1978年仅为4.71%,1980年6.15%,1990年为13.44%,2000年为17.42%,2005年更是达到19.19%,呈逐年上升趋势。
如果跟同阶段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部分国家2000年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如下:
土耳其为3.2%,波兰为4.06%,泰国为5.2%,印度为6.3%,加拿大为7.1%,俄罗斯为7.6%,乌克兰为8.52%,阿根廷为9.13%,美国为9.9%(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2年)。
可以看出,2000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2~5倍。
以美国为例,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家丢失小宠物,“事无巨细,皆辖之”,其2000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9.9%,而我国竟高达17.4%,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之多。
再以印度为例,印度的国情和我国差不多,但其2000年行政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6.3%,仅相当于我国的三分之一。
可见,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都明显过大。
我国行政管理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凸现了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
这意味着政府从GDP中集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而在集中越来越少的份额中用于行政管理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大,从而必然挤占实现其他财政职能的财力,特别是相对减少了建设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的财力,削弱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
2、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
我国行政管理费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GDP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
(1)行政管理费增长快于GDP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83956亿元,位居世界第四位,与1980年相比,增长39.5倍,年均递增16%(未扣除物价因素),而同期行政管理费增长了85倍,年均递增19.5%,比GDP增长高出3.5个百分点。
(2)行政管理费增长明显快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
我国财政收入2005年比1980年增长了26.3倍,年均递增14.1%,同期财政支出增长了26.6倍,年均递增14.2%,行政管理费25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5.3%。
从理论上讲,行政管理费的弹性系数应该在0~1之间,我国的实际情况是,1980~2005年的26年间,除1990、1991、1997、2005年的弹性系数小于1以外,其他年份都在1以上,有些年份远远大于1,2000年甚至达到1.8。
(3)行政管理费增长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比1980年增长了21倍,年均递增1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倍,年均递增12%,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比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高6.3%和7.5%。
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要远远超过上述分析,由于支出项目不明或统计口径不同,有些数据并未统计在行政管理支出中。
1、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主要存在的问题?
2、分析影响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的因素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模控制?
3、怎样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效率?
案例4.长江三峡工程的成本—收益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组织了四百多位专家和数千名勘测、调查、试验、设计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工作,对三峡工程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于1988年重新编写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峡工程的效益分析
(一)防洪作用
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可控制荆江河段洪水来量95%,武汉以上洪水来量的2/3左右。
三峡工程建成后,有防洪库容221.5亿m3,可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遇1000年一遇和1870年类似的洪水,配合分蓄洪工程,可避免荆江两岸发生毁灭性灾害;
遇1931、1935、1954年型洪水,可拦洪120——200亿m3,减少中下游淹没农田250——300万亩;
并可减轻武汉市的洪水威胁,为洞庭湖区的根本治理创造条件。
(二)发电效益
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1768万kw,年发电量840亿kw·
h,主要供应华东、华中地区,小部分送川东,每年可替代煤炭约4000万吨一5000万吨。
是供华中、华东地区的一个最优电源点。
它将为华东、华中地区供应可靠、廉价、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并对缓和两地区的能源供应紧张、煤炭运输巨大压力和减少环境污染起到重大的作用。
(三)航运方面
据有关方面预测,川江下水运量2030年为5000万吨。
目前川江通过能力仅约1000万吨。
主要原因是川江航道坡陡流急,在重庆至宜昌660km航道上,落差120m,共有主要碍航滩险139处,单行控制段46处。
三峡工程修建后,航运条件明显改善,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运输成本可降低35%一37%。
不修建三峡工程,虽可采取航道整治辅以出川铁路分流,满足5000万吨出川运量的要求,但工程量很大,且无法改善川江坡陡流急的现状,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运输成本也难大幅度降低。
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
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暂行规定》,进行了工程的综合经济评价。
(一)国民经济评价
按影子价格和10%的社会折现率,对三峡工程本身的投入、产出和早建、晚建、不建三峡工程进行了动态经济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三峡工程的净现值(即产出总现值减投入总现值)为131.2亿元,经济内部收益率为14.5%。
按规定,净现值大于零,或经济内部收益大于10%,建设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说明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衡量,兴建三峡工程是有利的。
对早建(假定1989年开工)、晚建(假定2001年开工)、不建(以其他工程替代)进行了综合分析,成果表明,三峡工程早建方案费用总现值最小,晚建方案费用现值大于早建方案,但小于不建方案。
说明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二)财务评价
根据国家现行的财税制度和财务价格,分析了三峡工程的获利能力和贷款清偿能力。
根据以电养电的方针和有关规定,设想的资金采源是:
自有资金(包括葛洲坝电站和三峡投产后的收入)占64.7%;
防洪、航运分摊的投资74.5亿元,豁免本息,由国家基建投资占11.9%;
国内贷款109.8亿元,占17.5%,年利率9.35%;
国外借款37.1亿元(10亿美元),年利率8.5%。
三峡工程从第12年起机组陆续投产后,本身收益可以基本满足后期工程施工的资金需求,故筹措三峡建设资金的关键是前12年。
前12年需要资金180.3亿元,除去自有资金,实际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153.1亿元,其中国家基建投资22.8亿元,国内贷款76.8亿元,短期债券5.0亿元。
按500kv末端上网电价9.3分/kw·
h(这一电价是按10%的投资利润率测算的,低于新建水、火电站的电价)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1%,利税率为12.1%,贷款偿还期和投资回收期均为20.6年,即在工程全部竣工后的次年,就可以还清全部贷款和回收全部投资,说明三峡工程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三)国家承受能力分析
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仅占工程建设期(1989-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均以1986年不变价计算)0.73‰和1.23‰,低于宝钢一期工程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投资所占份额。
所需三大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消耗量占施工期国内生产总量的0.12%一0.33%,所需外汇约10亿美元。
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
(四)物价上涨对经济评价影响
在国民经济评价中,投人物和产出物均采用影子价格,并以规定的折现率计算出评价的主要指标,物价上涨对评价结论没有影响。
财务评价采用1986年末财务价格,若投人物价格上涨,则电价也应同步上涨,因而对财务评价的结论也没有重大影响。
据估算,如投资上涨30%,电价需由9.3分/kw·
h提高到12分/kw·
h,这一电价仍是较低的,贷款偿还期和投资回收期仍基本不变。
资料来源: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三峡工程科技通讯》1992年第1期。
1、成本—效益分析的程序和内容是什么?
2、成本—效益分析有哪些局限性?
案例5.中国2010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增长21.3%
中国财政部1月20日发布2010年财政收支数据,1-12月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
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73202亿元,增长23%;
非税收入9878亿元,增长9.8%。
个人所得税4837亿元,比上年增加888亿元,增长22.5%。
企业所得税12843亿元,比上年增加1306亿元,增长11.3%。
2010年中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情况详细数据为:
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
其中:
中央本级收入42470亿元,比上年增加6554亿元,增长18.3%;
地方本级收入40610亿元,比上年增加8008亿元,增长24.6%。
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73202亿元,增长23%;
全国财政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1092亿元,比上年增加2611亿元,增长14.1%。
主要是受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和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带动。
2.国内消费税6072亿元,比上年增加1310亿元,增长27.5%。
增长较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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