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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避讳,就是:
“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避免使用某些特殊字眼,并代之以其他字眼的现象。
”狭义的避讳,就是:
“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的现象。
”《辞海》“避讳”条云:
“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
”这些解释都大同小异,都是说避讳是一种禁忌和回避,遇到该避情况时用其他字词代替,故避讳的定义是较为明确的,并无太多争议。
要剖析避讳的各个方面,必须先清楚地了解其定义,才能抓住关键深入研究。
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个体系。
我将从几个方面对避讳文化进行剖析和评述。
避讳何以会产生并不断繁衍发展,由最初的民俗演变为一种制度,自然是有其文化因素的,它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发展壮大,展现其顽强的生命力。
夏、商以前尚无避讳,产生于西周。
。
1.1民族的恐惧、敬畏心理的存在
这种心理导致人们寻求保障和精神慰藉,对伟大的人或事物有畏惧之心,故产生避讳。
许慎《说文解字》言:
“讳,忌也。
”《玉篇·
言部》说“誋,禁也。
”“禁,吉凶之忌也。
”[2]可见有些事情因关系到吉凶问题不得为之,此是人们心存恐惧而约束、限制言行的一种表现,故为避讳之源,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左传·
桓公六年》记载说的是鲁桓公在举行了太子出生的礼仪之后,便向大夫申繻询问如何给太子取名,申繻说: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得讳之。
”[3]这句话是说取名应当慎重,因为人死了之后,他的名字就要避讳了。
由此可见,早在周代,周人就有避讳的礼俗,通过避名的方法表达畏惧、尊敬的态度。
《礼记·
典礼》载曰:
“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
”[4]从此明文规定取名之避。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保守、畏惧灾祸、趋利避害的心理导致了避讳文化的产生是很自然的,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避讳顺应着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不断成长并形成制度。
1.2古代权力崇拜、思想控制的促进
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下,皇帝独尊,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上天旨意的传达者,正所谓“天人合一”。
为了将权力最大程度地控制在手中,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为显示其独大独尊,故规定了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字词、称呼等,他人不得使用。
这就是政治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这种近乎极端的权力崇拜和追求的心理,带来了一系列避讳上的用法与规定,避讳被法制化、系统化。
秦汉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儒学在上层建筑中逐渐占有统治优势,以“三纲五常”来约束人们的言行,避讳制度日臻完备。
五花八门的讳禁越来越多,臣民的言论及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灭家灭族。
于是避讳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成为所有人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如秦始皇名嬴政,在避讳上严格要求,与“政”音同或音近的字都要讳,还要改动古书中的讳字。
又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为避“邦”字,古书上所有的“邦”均用“国”代替。
宋明时期的避讳进一步严格。
这两个朝代,封建集权深入发展,对思想和文化的限制更加严格,避讳在统治者的控制下,愈加强化。
连七世以上的君主之名也要避讳了。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谈到宋帝主的庙讳(即帝王的父祖名讳)时说:
“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有五十字。
”[8]读书人必须将这五十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否则将终身不得为官,甚至遭来大祸。
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使统治者不断集中和加强权力,严格控制思想以巩固统治,于是避讳文化就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统治手段,坚固而稳定地存在着。
1.3古代封建宗法制度和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生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就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严格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则维系着整个家族。
宗法制要求家族成员间长幼有序、尊卑分明,不得触犯禁忌。
而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家思想提出的“三纲五常”在以一姓之私的家天下传统为本质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中严格贯彻实施,因而古代避帝王之讳、避尊长之讳,便是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
《公羊传·
闵公元年》记载: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5]尊者,是臣民对皇帝而言,亲者是晚辈对长辈而言,贤者是门徒对师长而言。
曲礼上》:
“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6]郑玄注:
“为其难避也,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
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
”[7]“不避嫌名”意思是与帝王或圣人的名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不必避讳。
如吕后名雉,讳“雉”而不避“治”字。
“二名不偏讳”意思是帝王或尊长的名字是两个字的,与其中一个相同的可不避讳。
如孔子母亲名徵在,孔子却说过“宋不足徵”,“某在斯”,因而“徵”、“在”两字不连续就不用避讳。
还有传统伦理观念要求“仁”、“礼”,人际交往间遵守一定的规范,言谈举止均有所忌讳,这也促使了避讳文化的产生,并在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发展。
既然避讳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那么对避讳的产生与发展,并成为制度和体系的过程,该有个清楚的认识,从中也可见其与各朝代的文化传统是紧密联系的,各朝各代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各有不同,避讳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各种各样。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统治者对权力控制的方式有所不同,因而思想文化层面的避讳也就不断改善并发展强化。
第二章避讳的分类
面对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避讳,着实难以掌握,但根据其适用的对象、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大体可将避讳分为以下几大类:
2.1公讳
公讳又称国讳,简单地说是皇帝为加强统治、集中权力,强制全体臣民必须避讳的字词和称呼等。
这种避讳是加强思想控制、巩固封建统治的结果,是一种权力崇拜的心理。
公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重要的是对皇帝的避讳。
如秦始皇讳“政”,把“正月”读作“征月”或改称“端月”。
魏文帝讳昭,用“韶穆”代“昭穆”,“明君”代“昭君”。
2、对皇帝的内亲外戚的避讳。
如唐高祖父讳昺,“[标讳]唐代修史书,凡遇世祖名,但书一‘讳’字,如《周书·
武帝纪上》:
保定四年九月,封开府李讳为唐国公。
”[9]
2.2私讳
私讳又称家讳,即回避自己和别人家族中祖、父等长辈亲属的名讳。
这种避讳是宗法制观念、家庭伦理道德运作的产物,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整个政治、文化制度下,私讳也发展得比较完备。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一<
崇训>
所说: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须禀于家长”,“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10]如此,避亲者讳则是必须的一种习俗和规范。
汉淮南王刘安父讳长,刘安在所撰《淮南子》中,除读长幼之“长”音字外,凡与其父名同音的“长”字均改为“修”,可见其孝心和对家讳的严格遵守。
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为避其父司马谈的讳,在撰写《史记》时,把“赵孟谈”改成“赵孟同”,“王谈”改为“王同”。
唐代大诗人杜甫,为避其父名“闲”字,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没用到“闲”。
又因其母名“海棠”,故杜甫这么多作品中竟没有一首是吟咏海棠的。
又如宋代散文家苏洵,为避父名“序”,一旦要用“序”字时,就用“引”字来代替,而苏轼遇到“序”字时,则改用“叙”字。
据《青箱杂记》记载,有个叫刘温的人,父名岳,因避其讳,终身不听音乐,不游山岳。
[11]家讳日益兴盛,发展到后来,不犯别人家讳则成了人际交往中对人尊重的一种标志。
南朝刘宋的王弘,能够“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一时被传为美谈。
私讳在写诗作文、与人交往、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而不犯家讳则成了人际交往中对人尊重的一种标志。
由此可见,避讳在这个层面已经上升到衡量一个人文化素质及修养的高度,不再只是一种习俗和制度了。
2.3圣贤讳
圣贤讳即避讳圣贤之人和著名人物。
圣贤讳的产生是人们对于圣贤之人有着崇拜敬仰之心,此时的避讳不仅只是统治者强制实行,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自觉的心理,以示对圣贤榜样作用的尊敬,主动对圣贤之名进行避讳,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良好文化风气的形成。
封建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利用已在人们心中被尊奉为圣贤,崇拜敬仰的人物,来限制人们的言论和行为,控制思想,以达到专制统治的目的。
《金史》言:
“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
又诏有司:
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
”[12]“至圣”孔子,名丘,宋代时碰到“丘”字,要念成“某”,而在清乾隆时期,规定天下姓“丘”的,统统加耳字旁改姓“邱”,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作“七”。
又如三国时的关羽,从宋元起至明清,帝王们均奉其为“武王”、“武圣人”,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
清制还规定讳“关羽”、“关云长”而称作“关公”、“关圣人”、“关帝”等。
圣贤讳使得圣贤之人的形象愈加高大,促使正面的、主流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2.4宪讳
宪讳,就是指下属官员对上级长官的名字的避讳。
如《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观游,吏遂书榜曰: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13]因“登”与“灯”同音,便令手下人写布告时回避“灯”字,于是布告上的文字便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今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源于此。
这种形式避讳的产生,与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是紧密联系的。
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官僚机构逐渐膨胀,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的滥用和制衡,各级官员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往往采取不同手段控制下属和百姓,这与国讳的性质基本相同,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和管治。
公讳、私讳、圣贤讳、宪讳是为避讳的主要形式和重要内容,恰当、巧妙地避开这些忌讳,在古代是必须的一项能力,这是一种修养和素质的体现,也关乎着臣民、百姓的性命和前途。
而在现代,正确理解这些避讳形式,则有助于读懂古代的文学作品和典籍,并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人情、政治文化有个深入了解。
第三章避讳的方法
为了达到避讳的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情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3.1改字法
即对要避讳的字,弃之不用,而用它字代替。
北齐的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里说:
“凡避讳者,皆须得真同训以代换之。
”[14]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包括很多方面,下面进行详细介绍。
3.1.1、改姓
汉代宣帝名询,“荀”和“询”同音,于是荀姓改为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
汉元帝名奭,改奭氏为盛氏。
3.1.2、改名
汉武帝名彻,改蒯彻为蒯通。
汉文帝名恒,改恒娥为嫦娥。
汉光武帝名秀,为避秀字讳,下旨改“秀才”为“茂才”。
“(薛渊)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
”[15]薛道渊因与南齐高帝萧道成同一个“道”字,便改为薛渊。
3.1.3、改地名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名城、小乡县林立,因而关于地名的避讳则不计其数,列举一些作为了解。
西汉文帝名恒,即位后改恒山郡为常山郡。
隋炀帝名广,改广州为番州,改广陵郡为江都郡,改广安县为延安县,因此而改州县名34个。
西晋愍帝叫司马邺,邺、业音同,于是改建业为建康。
3.1.4、改官名
隋朝时期,为避隋文帝父杨忠讳,凡是与“忠”有关的音皆改为“内”,因此官名“中书”,,改称“内史”,而“侍中”改为“侍内”。
3.1.5、改事物名称
节气“惊蛰”,先秦时叫“启蛰”,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改作“惊蛰”。
清初,为避康熙(玄烨)之讳,中药玄参改叫“元参”。
山药原名“薯蓣”,为避唐代宗豫讳,将“薯蓣”改为“薯药”。
后又因避宋英宗曙讳,再将“薯药”改为“山药”,并沿用至今。
3.1.6、改书名
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改《广雅》为《博雅》。
唐玄宗李隆基时,将《隆安记》改为《崇安记》;
唐肃宗时,安史之乱虽已被平息,但肃宗见“安”字就心生厌恶之心,就把“安”改为“宁”,于是《崇安记》又变成了《崇宁记》。
改字法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避讳法之一,但由于改换字词,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辨义的混乱,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加以具体分析,不可妄加揣测。
3.2缺笔法
经陈垣先生考证,避讳缺笔法始于唐高宗时期,是将犯讳的字在书写或刻印时,有意增减字的笔画。
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世”写作“”,若单写“民”时,则缺斜钩写作“”。
唐以后,为避孔子讳,“丘”字作“”。
”又如南宋端宗赵昰,避讳缺笔在“昰”字,写成“”,少中间的一笔。
清人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把凡是该用“羽”的地方,都写作“”,是为避“武圣人”关羽之讳。
[16]曹雪芹传世名作《红楼梦》中,林黛玉每当遇到“敏”字,书写时常常少一两笔,这是为避其母贾敏的名讳。
3.3空字法
即在古籍中,遇到该避讳的字时,将避讳之字空而不写,也往往或作“某”、或作“口”、或作“上”、或作“讳”字。
如东汉许慎编著《说文解字》时,在写禾部“秀”、火部“煜”等字时,为了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章帝刘煜的名讳,就在该写这些字的地方空一格,注上“上讳”二字。
[17]《史记·
孝文本纪》:
“子某最长,纯厚慈仁,清建以为太子。
”[18]其中的“某”指汉景帝刘启。
至于《史记》、《汉书》这些史书,对西汉诸帝均不写名,而用“上”代替。
还有唐人著《隋书》时,为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写作“王口充”;
将“徐世勣”写成徐口勣,中间的“世”都空而不书。
现今不少学说著述中也写为“王充、徐勣”,其实这是不谙当时为避讳而省略了“世”字的做法,缺乏基本的避讳知识。
3.4改音法
是指为了避开某些字词和说法,而改变原来的读音的一种方法,音同或音近都可。
3.4.1、改用音同的字
《后汉书》范晔避父讳改郭泰为郭太、郑泰为郑太。
唐高宗立太子弘,改弘姓为洪姓。
苏轼避祖讳,给自己或他人作序时,均改“序”为“叙”。
3.4.2、改用音近的字
《汉书·
韦贤传》:
“父为昭,子为穆。
”颜师古注:
“后以晋室讳昭,故学者改昭为韶。
”[19]东吴韦曜,本名昭,《三国志》本传避司马昭讳,改为曜。
北魂李先,原字宏仁,《魏书》本传避孝文帝宏讳,改字容仁。
《红楼梦》中林黛玉避母亲贾敏名讳,遇到“敏”字时就读作“密”(mì
)。
⑥
第四章避讳的文化表现
避讳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的形式多样化,更富有生命力,体现出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研究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避讳的研究。
以上从产生、分类与方法阐述了避讳的大体层面,体现出避讳与汉文化的紧密联系,那么避讳在文化上的表现有哪些呢?
其实,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造成了避讳的不同表现。
4.1避讳表现了严格的文化控制及思想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崇尚大一统,历代的统治者都采取各种手段、制定各种制度巩固统治,而避讳制度则体现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严格的文化和思想控制。
如清代是满族统治下的政权,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以汉族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是十分不易的。
由于民族心理上的不平衡,汉族人民由于历来地大物博、生活安逸的特点,对清朝统治会有抗拒之感,而统治者为压制这种反对,往往从各方面进行控制,思想控制则是重要一面,因为文化是意识层面的,只有精神上的服从才是长久稳定的。
一位考官在科举考试中以《诗经》中的诗句“维民所止”为题,雍正皇帝认为“维止”二字正好是去掉了头的“雍正”二字,暗示着雍正要掉头,于是这位考官就命丧黄泉了。
还有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是一个书生随意感叹吟诵了一句,就被认为是反清,满门抄斩,可悲可叹。
通过避讳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达到政治目的、巩固统治是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紧密联系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利于思想的自由。
4.2避讳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保守、求稳求安的心理
由于不敢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因而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只能服从,严格遵守尊卑秩序,避讳制度正是此种社会心理的体现。
封建社会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从国到家,都必须遵守。
就像是死的说法,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名称。
据《礼记·
曲礼》记载:
古代“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20]《唐书·
百官志》则曰:
“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
”[21]可见古代的等级森严,连死都有如此明确的等级分明的规定。
如此看来,避讳表现了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宗法等级观念和畏忌心理,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抓去做了俘虏,史官却说“徽、钦北狩”,言其到北方打猎、游山玩水,掩饰了战败被俘的耻辱。
这样的做法就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将不光彩的事情委婉的表达出来,避重就轻、视而不见、似是而非、大事化小,是为避讳的体现。
4.3避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观
为了维护宗法制下的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用避讳的方法,表示对君王、长辈、贤者的尊敬。
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唐代诗人李贺不举进士的事了,他因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就终生未参加举进士之试。
但这样的做法不免显得有些迂腐,令人扼腕叹息。
韩愈激愤之下,专门写了一篇《讳辩》说: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
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22]可见其对避讳泛滥的不赞成,言其不敢超脱时代的局限。
李密《陈情表》说“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23]实际上指的是母亲改嫁的事情,但他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尊重、保护隐私,而以“舅夺母志”这一较为隐晦的话来代替,是一种家庭道德伦理观的体现,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表示对他人的尊敬和自我谦虚时,往往也会涉及到避讳这一层面。
“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
”称呼他人时,不直接以“你”或者名字相称,而以字代替。
“子卿”就是李陵称苏武的字,表达了一种尊敬和崇敬之意。
“不佞寝疾,不能趋走”[24]中的“不佞”字面上是指没有才能的人,实际上是触龙自己的谦称,自称以不才,表达了一种谦虚的态度。
这些例子都是文化传统下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行为准则的体现,通过避讳这一手段得以展现。
4.4避讳是为了表达情感、态度
还是以“死”为例。
由于“死”是个恐怖、不详的字眼,对自己的朋友、亲人以及所熟悉、尊敬的人,人们往往不忍直接说“死”这个冷冰冰的字,而用他语代替。
如用“老了”、“去了”、“仙去”、“驾鹤西游”、“香消玉殒”等代替,以减少一种心理上的哀痛,寻找一种慰藉。
还有比如人们会尽量避开“四”、“十三”等数字,对这些数字的意义表现出明显的憎恶,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吉利,这种有意识的回避和忌讳就是个人情感喜好的体现。
另外年龄方面的避讳,也表达了人们的趋吉避凶的情感。
据民间讳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说的是“七十三”、“八十四”与孔子、孟子的终年有关,因此这两个岁数成了人们忌讳的对象。
生肖属相也是个人好恶的体现,属相成为日常禁忌的重要内容。
据说,慈禧太后属羊,艺人在给她唱戏时,凡有“羊”字的剧名都不能演,如《牧羊圈》、《苏武牧羊》等。
在考虑他人的情感接受方面,避讳也有所体现。
比如尤氏道:
“我也暗暗地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且慢慢地办着呢。
”⑦她想说的是“棺材”,但她怕直说会刺激别人的感情,造成一定的心灵上的伤害,别人会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故委婉地用“那件东西”代替。
由此可见,避讳恰当地表现了人们的感情倾向和情感态度,在一定的场合跟情况之下,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避讳的作用和局限
5.1作用和意义
一个事物或现象能存在、发展,必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矛盾辩证观的体现。
就避讳而言,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5.1.1在实际应用方面,用于断代
人们可以利用它去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或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
因为各朝代讳字不同,就反映出它是不同朝代或时期的刻本。
还有,若某个时代出版的书,没有避当代君主的圣讳或祖辈先人的私讳,则无疑是伪作。
举一事例加以说明。
宋钦宗名“桓”,因“桓”与“纨”读音相近,宋代避“纨”字的讳,宋代黄庭坚的书法《千字文》中的“纨”和“丸”避了讳,但黄庭坚没有活到宋钦宗时,可以肯定这是一副赝品。
避讳还应用于校勘学、考古学,并把研究避讳作为一门学科,叫做“避讳学”,作为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
5.1.2避讳在文化方面的意义
体现在以下几点:
(1)它是社会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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