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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
一位中文系教师说,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岗位上,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
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师说,我备一次课,能管十几年。
教材的陈旧、落后,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语文在中小学所占课时最多,问题也最多,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真是忍无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终于爆发。
《文艺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都行动起来了。
《羊城晚报》连着一个星期头版头条,第一天通栏标题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
》……一时间,“语文”成了过街的“老鼠”。
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立“竿”见影,取消了一点点“魔鬼”题。
但是距离真正的高考改革还很遥远。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
《语文报》发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
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
程千帆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题有多么难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
他说他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大学教授如此,作家呢?
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
王蒙曾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振宁说,如果按现行的高考评价,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学生。
毛泽东在60年代就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突出,有些考题的刁钻和答案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测试学生对课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题者和应试者之间的“战争”。
说句不客气的话,高考语文比八股文还厉害,除了大量的“死知识”,还有“恶毒”的“弯弯绕”,已经到了语言学家都瞠目结舌的地步。
语言本来富有“弹性”,就是数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
黑白之间有大量的中间色,怎么可能不是黑就是白?
可是为了适应计算机阅卷,“语文”也成了“数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
考生如果没有大量地做各种题型,掌握解题技巧,很难拿到高分。
从1984年起,高考语文年年有阅读题,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
科技说明文多为科技领域的新理论新成果,社会科学方面多为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专著,古文则从史学古籍中“扒”。
即使专业大学生,也只能“囫囵吞枣”,可出题者却喜欢钻“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罢休之势。
有一道题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绿》,要求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选择“梅雨潭”,但正确答案是“梅雨潭边”。
还有一道题要求选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献上并没有定论,让高中生怎么回答?
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三题,是一道标点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专攻语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
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无奈地说,考题出到这份上,我们只有举双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语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灵活题,要求考生用“时间”做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
30%的考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
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
这样的句子统统满分。
而写时间好比手中的沙子,从此不再回来。
时间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
虽然文笔上挑不出毛病,那也是零分,谁叫你的人生观这么灰暗?
某小学以《春天》为作文题,有学生写春天并不好,有沙尘暴、细菌流行,受到教师的严厉批评。
人民网的网民说,如此教育“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胆敢说“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
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对联题,上联“扫千年旧习”,某考生对出的下联是“娶美国老婆”。
阅卷教师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幽默,也合情合理,给了满分两分。
专家不同意,吵了起来。
阅卷组长为了照顾专家的面子,说给一分吧。
总之,你想语文得高分,首先要放弃独立思考,作文更是出自一个“模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高考试卷,谁敢“赌”自己的命运?
高考语文不仅以学生为“敌”,也以教师为“敌”。
“考官”对命题的难易程度只参照考生答卷,却把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扔在一边。
实际上,高考题的过难过易,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极大。
可高考命题者根本不理睬高中,只有一个早就脱离高中一线的老教师做“顾问”。
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试管理部门的意见,而把最有话语权的高中放在“当事人”回避的位置。
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可是,高考的残酷远不止于此。
你就是跌跌撞撞走进考场,却不一定能闯过“鬼门关”。
不要说北大、清华了,重点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省重点中学,而一般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少数质量较好的一般中学的优秀生。
也就是说,全国一万多所中学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陪绑”。
就是逐年扩招,最后还是要淘汰一半的高中生。
学校为了保“尖子”,只能“牺牲”大多数。
普通高中也很有自知之明,高考20%的难题那是为重点高中出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中低档题。
不少普通高中的教师对学生“实话实说”,掌握课内的内容能让你毕业,但不能保证你上大学,有条件自己补课去吧。
成绩提高可不是三天的事情,您轻松了三年,想在三个星期把成绩提上去,做梦去吧。
高考使60%以上的高中生处在没有信心和丧失自主权的状态下,破罐子破摔,因为再读也是差生,也考不上大学。
大批的学生以失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谁知道被“筛掉”的心情和命运呢?
在高考“说一不二”的权威下,中小学怎么能不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呢?
考了还要排座次。
高考这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学生头上,怕考不上,怕考不上好大学,怕考不上理想专业。
“坏”学生怕,好学生也怕,就是第一名也不敢“高枕无忧”,后面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
假如取消了高考,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将消失,各种辅导书和模拟试卷将成为垃圾,我们的孩子将有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
民间对高考的口诛笔伐,一直未断。
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取消高考。
1988年,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呼吁取消高考,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
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考忧思录》,又有人提出取消高考。
近年来每年春天的“两会”,教育都是热点。
1998年3月14日,《羊城晚报》采访“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把应试教育归于高考,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明确提出取消高考。
这一年的《粤海风》刊登大学教授孙绍振的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要求立即“枪决”高考,不能“死缓”,更不能“无期”。
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高考的种种弊端,不仅让老百姓谈“虎”色变,就是“考官”也心照不宣。
是把住大学的“入口关”?
还是“出口关”?
如果不靠“分”,必取决于“权”和“钱”,导致腐败。
权衡来权衡去,实在是“无奈”啊,“考官”还是“狠心”把住“入口关”。
所以大学的“出口”毕业分配改了,不再由国家“包销”,而是推向市场,但招生制度“涛”声依旧。
为什么呢?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95%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将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士、博士后。
即使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入学率也才15%,而且十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
教育部某副部长说,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大家说高考不改革,一切都难推进。
可高考怎么改呢?
目前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居世界首位,全国的小学生一亿多,中学生几千万,而大学生只有几百万。
这样一个基础教育同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严重失衡,怎么改变也是一小部分人上大学。
教育体系的整个结构不改革,高考很难有根本的变化。
是啊,在“考官”眼中,谁叫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么大呢?
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数,大学当然会敞开大门。
可是,中国的教育市场是不是有些“虚”呢?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世界性的现象,千方百计“抢”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
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被几个发达国家所瓜分。
1993年,美国“收获”留学生的学费68亿,留学生支出的生活费估计38亿,合计超过100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称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产业。
1993年,英国因留学生收入近50亿英镑,澳大利亚则每年都在20亿澳元以上。
据统计,美、英、法、德、俄、日、澳、加、比、奥等10个国家,每年度招收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万,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印度及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世界各国早就意识到了,而我们的“考官”似乎无动于衷,任凭我国在全球人才大战中处于劣势。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不仅没有“抢”来更多的留学生,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把滚滚的金币拱手相送。
我们的大学呢,被政策卡住脖子,只能严格按指标招生,“心甘情愿”当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供不应求是人为的。
政策规定的学费远少于实际培养费,只占25%,大学招一个赔一个。
难怪高校对不来报到的新生,或因某种原因退学的学生毫不心疼呢,招得越少,赔得越少。
留美学生胡学华曾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一封信,提出打破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院。
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教育部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
如果解开“绳索”,你看中国大学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
这种人为的供不应求,无疑给了高考一条生路。
所以尽管那么多的人都看出高考“坏”透了,也只能对高考“咬牙切齿”,却没有人敢把“皇帝”拉下马。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取消高考,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先向高考“开刀”,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式。
结果怎么样,比应试教育更糟,走后门成风。
结束十年动乱,1977年高考又是开路先锋。
加上1978年,考生达到1160万,空前绝后。
一时没有那么多印试卷的纸,搬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刚刚“活”过来的高考还没有后来那么“恶”。
可考生太多了,政审和体检能淘汰几个?
随着“水涨船高”,只能不断加高分数这个“堤坝”,高考的“毛病”就这样越来越多。
谁都不否认高考要改革,但改革太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也不可能马上拿出一个灵丹妙方来。
还是要面对现实,就像鲤鱼跳龙门,面对同样的高度,毕竟有那么多的考生“跳”过去了。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还需要“范进中举”这样的悲剧吗?
高考试卷为什么这么难
按说无论什么考试,难度都不应该超出教学的范围,但高考例外。
由于入学率太低,高考试题必须高于高中毕业的水平。
据说高考只有40%是高中课本上的东西。
高考明确说了,我们是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必须有相对难度。
现在社会上说高考过难,是指绝对难度。
其实我们高考并不追求绝对难度,要的是区分度。
但没有相对的难度,也就没有区分度。
曾有几个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降低高考难度。
结果某省本专科的录取线仅差一分,一般中学乐了,而重点中学非常不满,不是白点灯熬油了吗?
所以高考的“难”是要拉开距离,特别要在20%上下拉开距离。
一般说,一个班中优秀生只占20%,中等生和差生各占40%。
也就是说,高考试题的水平或难度,是由全体考生,特别是成绩最好的20%左右的考生水平决定的。
高考也难啊,一盘“菜”怎么能适应东南西北的胃口?
题“高”了,一般中学搭梯子够不着;
题容易了,重点中学却“吃不饱”。
像1979年的高考化学,1982年的高考物理,1984年的高考数学都过难。
1985年高考数学又难了,全国一片骂声,只有北大数学系说好。
高考恐怕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吧?
别看你考了高分,你还不能保证就被第一志愿录取。
高考是用每个考生的相对位置来解释考分,就是说,不是看你的分,而是看你的“位置”。
为什么中小学热衷于“排队”呢?
就由此而来。
你要参加所有考生的大排队,由此确定自己的“位置”。
如果幸运的你在分数线以上,还不行,还要看所报学校的考生成绩。
越是报名校,越容易意外。
名校名额就那么多,你优秀,还有人比你更优秀。
你想避开也避开不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和你“挤”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
有一年某一热门专业只招收8人,而某所中学的一个班就报了24人,扎了堆,无形中把录取分数抬高了20分。
人家大学招够了,你分数再高有什么用,你还是乖乖地当“孙山”吧。
“残酷”就在这里!
考试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考生的群体水平越高,则绝对难度越大。
高考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尽量降低水平,竞争激烈是因为你们考生水平太高了,谁叫你们动不动就考600多分的?
可是高分是如何来的呢?
一位考上北大的天津市理科第一名说,她曾在高二的暑假把过去10年的全国高考数理化试卷连做了三遍,从早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睡一会儿。
凭着这种“英雄”气概,她高三的月考成绩稳定在650分以上。
即使这样,她仍不能保证全部答对。
1991年高考政治题第48题要求考生用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伯特·
费默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把实际的政治、经济权力割让给大众”。
这句话是反映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典型言论,而相当多的考生误作无产阶级民主观。
不要说听听题目都晕的一般人,就是专家也认为,此题内容跨度大,综合性强,考查的能力层次较深,是整个试卷中的难题。
有一份模拟高考的高三政治期末试卷,五大类47道题,卷面字数一万字。
一道论述题,让学生运用知识,结合给的几个具体材料评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么大的题,博士生不耗费时间找资料也答不全。
1993年高考政治卷,满分150分,北京市考生的平均得分73分,最高的四中平均分也只有95分。
“考官”承认,这一年高考政治题的难度超过了同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社会上老是嚷嚷高考太难了。
1998年4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现行普通高中数学、物理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意见》,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加快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决定删减数学、物理两科的部分教学内容和降低部分教学要求。
从这一年开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数学、物理的命题均以本次调整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为依据。
但是化学的难度蹿上去了。
1999年3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衡山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的文章。
近十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高考科目和命题难易都进行了改革,原来考七科改成3+2,再改成3+X。
表面看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命题的深度、难度都加大了。
1997年、1998年高考化学试题中占总分30%的信息给予题,其原材料来自大学教材,考生要完成这些试题解答,必须达到大二化学的水平。
玩命做题的考生们,辛辛苦苦的高中教师们,提心吊胆的家长们,你们总算明白了吧?
光围着课本转,使出吃奶的劲,也不可能在高考中胜出。
其实,“考官”们与考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与考生为敌?
高考命题不能重复,只能越来越偏,越考越难。
专家承认,现在的高考题比刚恢复高考的1978年难多了,量也增大了许多。
1990年高考试题量比1979年增加了一至三倍,各科试题的覆盖面也从过去30%至40%增加到70%至80%。
“化学难”曝光后,2000年高考化学的题量压缩,难度也有所下降。
2003年高考试卷取消了数学试卷里的三角形式和乘、除、乘方、开方、二项式定理及二项式展开的性质等,英语试卷里的短文改错等内容,突出对应用能力的考查。
近几年各科难度掌握在55%左右。
“考官”认为,因为题量多,考生丢分不仅在难题上,更多的是丢在中等难度和简单题上。
2005年数学试卷主观上为降低难度,紧扣大纲,选择题的题量也有所减少。
但是今年的高分考生比往年少了不少,看来考题究竟难不难,不是“考官”说了算,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983年以来,大学入学率逐年提高,1986年达到18%。
1992年300万人参加高考,招生75万多。
1999年高考首次扩招,以后又连续几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100万,比1990年翻了一番,“独木桥”现象已经成为过去。
北京连续五年的高考录取率维持在70%左右,近几年达到75%。
但从全国来说,高考录取率还只是考生的一半。
谁叫你赋予高考选拔功能的呢?
不拔高考题行吗?
如果像高中会考95%的及格率,高考可就彻底砸锅了。
高考题是如何出笼的呢
每年高考,全国2000多个县同时设立考场,有如盛大节日。
在中国,可能再也没有比一年一度的高考更一呼百应的事情了,真正是全民总动员。
农村考生由学校组织,住在县城。
汽车公司开设临时班车,商店设立临时摊位,电视台广播气象预报,工地停止噪音,医生和救护车守在考场……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给高考让路。
各省、市、自治区由副职挂帅,教育、人事、公安、卫生、交通、商业等各主管部门的领导组成招生委员会。
高考试卷的印制、运送、保管、交接等享受国家绝密级的待遇,由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负责。
刑法第186条规定,高考试卷如果泄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规定每班三人日夜看守,如发生泄密应作为大案立即上报。
因为是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是录取的唯一标准,所以命题非常重要。
高考命题也难啊,考题不能老面孔,还要考出水平,体现出区分度。
稍有“闪失”,社会上马上“万炮齐轰”,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命题权集中在国家教育部手下的考试中心,有一个专门机构设立高考命题组,由各学科的权威组成。
每年春天集中到一个秘密地方。
您瞧,不但考生和高考试卷要“蹲监狱”,命题者也逃不掉,要一直“蹲”到高考结束才能“放”出来。
有一年高考命题组被“关”到镜泊湖的小招待所,空气潮得不行。
看不到电视,报纸是几天前的,名副其实“蹲”了半年“监狱”。
以后有了题库,就好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高考试卷基本上还是科举以来的传统形式。
命题由少数人“突击”,试题没有客观的、稳定的、可比的标准,水平也不稳定,或者过难或者过易,打击了中学与考生的积极性。
而且题量小,题型单调,覆盖面窄,容易押题,导致死记硬背。
1999年高考公开征集考题,命题指导思想以知识为主改为以能力为主,注意考察基础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综合应用性的内容,基础科考察也要突出综合素质的要求。
高考试卷主要是人工阅卷,费时不说,还容易出错。
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出现了多重选择题,这种形式的题量大,覆盖面宽,很难押题。
由计算机阅卷,既快又准确,被很多国家采用。
我们的高考也引进了这种标准化考试题,“主观题”逐年减少,“客观题”越来越多。
但“客观题”也招来了大量僵化的非议。
别看高考如此严密,也有不少的“花絮”。
1990年是实行全国统考以来泄密较多的一年,试题多次被盗,河北有六科,黑龙江、上海、甘肃、四川各有一科。
特别严重的是华东六省联合印制考题的安徽海峰印刷厂,全部试题和参考答案的汇编7月3日被盗,直到10月6日才报告安徽招办。
江西也发生答卷被盗、被毁的案件。
还有更离奇的,湖南某考生潜入阅卷现场更改本人答卷。
某年某市,少了一页高考语文试卷。
高考命题组语文科紧急集合,用一天时间拿出一套全新的高考语文题,某市考生马上被通知重考语文。
某年某省,高考试卷丢失,马上被列为全国特大案件。
原来北京的“考官”押着高考试卷的纸型,到某省警卫森严的军工印刷厂印刷。
刚装上,停电了。
只好另找一家,“考官”刚要上车,看见一位老人摔倒,急忙去扶……车开了一段,“考官”发现怀里的“宝贝”不见了。
这可非同小可,全国几千万张高考试卷快印好了,重印肯定来不及。
国务院、国家教委、公安部迅速成立侦查组,找到那位摔倒的老人。
老人有癫痫,不是预谋。
这时有位老工人来投案,他看见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是高考题,问了几个亲友,没人考大学,想抄下来寄给外省的亲戚。
被儿子发现,赶快把高考试卷送到公安局。
案子水落石出,北京这边才松了一口气。
捡到高考试卷的父子被接到招待所“软禁”,等全国高考结束“放”回家。
为预防万一,某省高考换上备用的B卷。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
按“考官”的说法,再也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了。
高考是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神圣不可侵犯。
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任何一种公平都包含着不公平,高考也不例外。
中国的高考是淘汰制,而且只是考书本知识。
考生十多年的汗水,几小时评定,全面吗?
合理吗?
高考还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答题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本来面貌。
考生对考试内容的熟悉程度,临场发挥及身心健康等都制约着考试结果。
从考题来说,是否有代表性,分布是否合理,试题编制、试题语言是否准确,标准答案、考试过程、评分等等环节是否有误差,都能浮动考分。
再就是模糊性,数学上相差几分就四舍五入了,而高考差一分,能差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也没准就被“枪毙”了。
尽管社会上对高考骂声多多,但分数“说话”,总是相当程度上的“公平”吧?
有专家指出,高考按总分录取,似乎是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淹没了不少有特长的人才。
上海一位学生成绩优异,却因几分之差被高考拒之门外,中学校长几次推荐未成,以后被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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