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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渔业资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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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及其保护
曹文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430072)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海拔6621m)西南侧,全长6300余km,比黄河长800余km,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为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流域面积180×104km2,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5。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9616×108m3,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的20倍,在世界上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和刚果河
(扎伊尔河),居第三位。
长江自西向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变化很大,气候差异显著,支流及附属水体众多,形成了多样的生境,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
长江鱼类物种多样性具有种类丰富、资源波动大、特有性高、经济物种多和分布区域差异大等特点,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鱼类基因的宝库、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长江水系现有鱼类400余种(亚种),其中纯淡水鱼类350种左右,淡水鱼类之多居全国各水系之首。
例如,珠江水系纯淡水性鱼类239种,黄河水系仅150种。
长江水系有11种河海洄游性鱼类,中华鲟(Acipensersinensis)、鲥鱼(Macrurareevesi)等
9种为溯河洄游性鱼类,鳗鲡(Anguilla japonica)与松江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则为降河洄游性。
此外,长江水系中还生活着40余种咸淡水鱼类,它们对盐度的适应性较强,主要生活在沿海及河口区域。
长江鱼类分别隶属16目39科161属,以骨鳔类(Ostariophysans)为主,计310种(亚种),占77.3%;其中,鲤形目(Cypriniformes)鱼类269种,鲇形目(Siluriformes)鱼类41种。
鲤形目的4个科在长江中都有代表性种类,亚口鱼科(Catostomidae)有1种、鳅科(Cobitidae)56种、鲤科(Cyprinidae)196种,平鳍鳅科(Homalopteridae)16种。
鲤科鱼类涵盖鲤科所有12个亚科,占全流域鱼类总数的48.9%,鲤科鱼类种类多是长江及东亚淡水鱼类区系的特点之一,长江流域是东亚鲤科鱼类起源和演化的中心。
在长江流域的不同江段内,鱼类区系的组成是不同的。
根据其生境特点和鱼类种类组成,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区:
青藏川西高原鱼区,金沙江川江水系鱼区,中下游水系鱼区及河口鱼区。
长江鱼类的分布规律,由上到下,种类由少到多,分类结构由简单愈趋复杂。
大体上青藏川西鱼类为高寒冷水性鱼类,川江区多山地流水性种类,中下游常见平原静水性种类,河口区则多为咸淡水鱼类。
长江鱼类丰富的物种和区系复杂是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物种进化分异的结果。
长江鱼类区系的另一特点是特有鱼类数量多。
据统计,长江有147种特有鱼类,占长江鱼类种类数的42%。
其中局限分布于上游的特有鱼类117种,分布于中下游的21种,
9种是全江都有分布的。
长江水系有6个特有属,它们分别是:
鲤科 亚科
(Danioninae)鮈鲫属(Gobiocypris)、鮈亚科(Gobiobotinae)的异鳔鳅鮀属
(Xenophysogobio)、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的高原鱼属(Herzensteinina)、鳅科条鳅亚科(Noemachilinae)的球鳔鳅属(Sphaerophysa)、平鳍鳅科平鳍鳅亚科
(Homalopterinae)的金沙鳅属(Jinshaia)和后平鳅属(Metahomaloptera)。
这些特有属和特有种是我国宝贵的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长江盛产青鱼、草鱼、鲢、鳙、铜鱼、圆口铜鱼、长吻鮠、鲶、黄颡鱼、鲤、鲫、鲥、刀鲚、凤鲚和鳗鲡等多种经济鱼类。
在我国主要的35种淡水养殖对象(土著种)中,长江自然分布的有26种,其中许多种类的品质被认为是我国所有水系中最优的。
长江的许多珍贵鱼类,如鳜、长吻鮠、南方鲇、胭脂鱼等是近20年来开发的养殖种类,而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等是近10年开发的养殖种类,因此长江也被形象地誉为我国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
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淡水鱼类或主要生活在淡水中的鱼类有13种,其中8种分布于长江水系,它们是一级保护动物——达氏鲟、中华鲟、白鲟,二级保护动物——花鳗鲡、贝氏哲罗鲑、胭脂鱼、金线鲃、松江鲈鱼。
2鱼类资源所面临主要威胁
2.1过度捕捞
不合理的渔具、渔法以及高强度的捕捞,是导致鱼类资源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
1997年以来在捕捞强度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三峡库区、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的天然捕捞产量均明显下降(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数据)。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四大家鱼早期资源持续下降,近年来监利断面的鱼苗径流量已不足1亿!
过度捕捞还导致鱼类种类结构小型化和种群结构小型化,表现为渔获物中小型鱼类比
例上升、种群年龄结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如1957年洪湖渔获物中青鱼、鲤、草鱼、鳊、鳜占50%,鲫和乌鳢占25%,其它占25%。
1977年,鲫、红鳍原鲌 、黄颡鱼分别占30.5%、23%和25%。
1982年,鲫占36.8%,黄颡鱼占26.3%,红鳍原鲌占22.5%,乌鳢占8.7%,鲤仅占0.4%,其它鱼类仅占1.5%。
此外,我国捕食幼鱼现象在其它地方也很普遍。
如洞庭湖60年代初所捕捞的草鱼、青鱼和鳡,大多在15kg以上,鲢、鳙和鲤也在10kg左右,但近年的渔获物中,2.5kg以上的个体仅占2.2%;99.58%的青鱼、96.25%的草鱼和57.31%的鲤鱼,都是出生后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幼鱼资源的衰竭是导致鱼类资源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下游捕捞洄游性鱼类的幼鱼的现象相当严重,据统计,大部分被捕捞的幼鲥1斤有380尾之多!
大量幼鱼被捕捞后,鲥鱼资源很难得到恢复。
2.2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在遗传、种群、生态系统层次上均可导致鱼类资源衰退。
在遗传层次上,污染导致敏感性个体死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在种群水平上,污染不仅直接导致种群数量下降,而且当种群以复合种群的形式存在时,由于某处的污染会导致该亚种群消失,对种群结构造成影响;在生态系统层次上,污染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导致功能的改变,从而间接影响鱼类资源。
工厂、城市超标污水排放,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屡屡导致严重的死鱼污染事件。
2004年2月11日,川化集团技改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保部门检验,擅自投入试生产。
2月11日至3月2日,其第二化肥厂污水处理装置因故障没有运行,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外排,导致了沱江中下游地表水水体氨氮指标严重超标。
污
染事故导致沱江中下游死鱼约50万公斤,沱江沿岸5个水电站因开闸放水而遭受损失,内江、资阳等沿江污染影响地区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
据估计,“直接经济损
失约3亿元”。
“沱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事故前水平。
”同年,距震惊全国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时隔不到两个月,四川省一造纸企业顶风作案,偷排、超标排放造纸黑液,致使沱江再次受到严重污染,造成死鱼12万斤。
除集中排放的污染物外,长江流域的面源污染十分严重。
据统计,我国化肥年施用量
41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
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污染而设置的安全上限为225kg/hm2,我国平均464kg/hm2,超出1倍多;湖北省2004年化肥施用量281.92万吨,
2003年长江上游地区水平497kg/hm2,长江下游地区水平661kg/hm2,而世界平均水平131kg/hm2。
2004年全国共施农药140万吨,农药施用强度2003年全国平均为
15kg/hm2,发达国家为7kg/hm2。
自1978年我国农膜技术开始在我国推行以来,我国农用塑料使用量急剧增加,2004年我国农膜用量达168万吨,其中地膜93.15万吨,覆盖面积达1306万公顷,均比1993年增加了2倍以上;仅长江上游地区2004年农膜用量就达17.7万吨,约占全国的10%。
此外,2003年我国畜禽废弃物产生量为32.8
亿吨,是2003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10.04亿吨的3.3倍。
工、农业废水的大量排放、不合理的水产养殖方式均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
一些“草型湖泊”,如武汉东湖等,倒退为“藻型湖泊”,水草资源因过度放养草食性鱼类而迅速衰竭。
水生植物如同水下森林,不仅为草食性动物提供饵料,还可以净化水质,同时水生植物是其他生物栖息的基质,提高了湖泊生态系统的环境异质性,丰富了生物多样性。
湖泊中水草消亡使水体自净能力减弱,环境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环境质量降低,鱼类资源受到严重影响。
4问题与建议
4.1协调水电开发与鱼类资源保护
长江上游存在着许多为我国所独有、长期适应于长江上游水体生态条件的特有种,特有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的重点。
由于特有鱼类不仅对上游原有的河流生态环境依赖性强,而且很多种类或者由于分布范围过于窄小,或者种群数量较低,或者捕捞等人类活动对资源破坏较大等原因,其生存状况本来就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当梯级开发进一步导致其生境条件变化或生境丧失时,极可能危及物种的生存。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和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保护措施包括:
限制捕捞、修建过鱼设施、实行人工繁殖放流、通过工程措施调节水坝下泄水流以减少对鱼类的不利影响,以及对一些关键栖息地或关键的生态条件采用人工措施进行恢复和创建等等。
但是,这些保护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例如,限制捕捞只能部分补偿工程导致的鱼类资源量下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境丧失问题。
过鱼设施虽然有可能解决鱼类的洄游问题,但对于非洄游性鱼类,其意义不大,而且,如果没有适合于鱼类摄食、生长的环境,即使成功过坝也不能保证物种繁衍。
上述其它措施
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难以满足鱼类完成整个生活史的需要,因此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水电梯级开发,从根本上讲是导致了鱼类栖息地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鱼类的栖息地,无论这些栖息地是特有鱼类的主要分布地或者是原先对某些鱼类生存的意义不是很重要的天然栖息地,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长江水利开发与鱼类物种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科学研究、决策,建立一定面积比例的保护区或保留地,不修水利工程,是有效保护特有鱼类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
4.2保障繁殖条件,加强幼鱼资源保护
白鲟、中华鲟、达氏鲟、胭脂鱼是主要生活在长江干流的珍稀鱼类,过去的调查工作已基本确定了它们产卵繁殖的江段,应高度重视其繁殖保护。
近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自葛洲坝至古老背长约30km的江段是中华鲟、胭脂鱼等多种鱼类的产卵场。
这一江段的地貌和水文情况与长江上游的白鲟产卵场环境相似,因而也有可能成为白鲟的产卵场。
这几种珍稀鱼类产出的卵都是黏附在石块上或沉落于石缝中孵化的。
在这一江段中遍布的砾石底质正是它们产卵场的必需条件,所以应该保护本江段的砾石底质环境。
而且,鱼类的产卵条件是产卵场环境条件及水文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中华鲟产卵不仅需要具备卵石、砾石等硬底质、具有较大起伏的河床等产卵场环境条件,繁殖时各水文条件也都存在一个阈值范围,其中,水温的阈值范围是15.3-20.5℃,流速的阈值可能在1.07-1.65m/s范围内。
三峡水库的运行将改变葛洲坝坝下江段的流量、水温和泥沙含量等与中华鲟繁殖密切相关的生态条件,特别是下泻流量的减少与过往船只的增多,对中华鲟繁殖存在影响,应高度重视。
已有研究证明,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需要18℃以上的水温以及一定涨速、涨幅和持续时间的洪水。
在葛洲坝至城陵矶这一江段内分布着11个家鱼产卵场,是长江家鱼最重要的自然繁殖区。
三峡蓄水175m以后,虽然5月至6月上旬日平均下泄流量比建坝前同期流量大,但如果水库在调度方面忽视了家鱼繁殖所要求的涨水条件,那么这段时期内家鱼的产卵量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能否运用水库调度产生人造洪峰以激发家鱼产卵,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三峡水库蓄水后,原来位于库区的8个家鱼产卵场可能已经上移,2006年在江津断面已监测到相当数量的家鱼早期资源。
在近期内,长江上游江段的家鱼的繁殖可能不存在大的问题,但随着金沙江、雅砻江梯级开发的实施,下泻水温将大幅降低,长江上游干流中包括家鱼在内的许多鱼类繁殖所需的最低温度可能得不到满足,应尽早考虑对策措施。
根据有关的监测数据,长江家鱼的自然繁殖量已大幅降低,但这主要不是受三峡和葛洲坝的影响,而是幼鱼资源量下降导致繁殖群体数量减少的结果。
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通江湖泊是四大家鱼的育肥场,仔幼鱼主要的索饵场。
江湖阻隔使湖泊与长江失去联系,长江中下游水域索饵场、育肥场面积大幅减少,因此,弄清当前环境条件下幼鱼的“负荷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幼鱼资源是长江四大家鱼资源保护急待解决的问题。
否则,即使采取人造洪峰或增殖放流等手段增加了繁殖量,家鱼的资源也不可
能得到有效恢复。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2002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江段实施了禁渔期制度,但酷渔滥捕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网簖、 网、缯网等主要捕捞各种经济
鱼类以及胭脂鱼、中华鲟幼鱼的密眼网具,仍十分普遍,河口地区的张网对中华鲟幼鱼的误捕也较多,希望渔政部门加强管理,坚决执行保护条例和有关法规,取缔有害的渔具和捕鱼方法,切实保护江湖中的幼鱼资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除四大家鱼外,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中也有一些产漂流性卵的鱼
类,如圆口铜鱼、长鳍吻鮈等。
与四大家鱼的情形类似,这些鱼类产出的卵和初孵仔鱼,需要漂流较长才能发育到主动游泳的仔鱼。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流江段仅350余公里,在这一江段中繁殖的卵苗将漂流进入三峡水库。
由于三峡水库在6-9月水位降至145m运行,库尾相当长的一段水域流速不小于0.2m/s,可以保持卵、苗继续漂流与发育。
水库内丰富的浮游动物可以为仔、幼鱼提供较充足的食物。
其他产沉性卵或粘性卵鱼类的仔、幼鱼,包括白鲟和胭脂鱼的仔、幼鱼,也可以到水库的回水变动区内觅食。
因此,三峡水库是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早期生活史阶
段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然而,最近小南海水利工程建设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是不适宜的。
重庆市长江小南海水利枢纽坝址,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
区与实验区的联结处附近,建成后将淹没缓冲区约70km的江段,占自然保护区干流段的1/5。
如果修建小南海水利枢纽,保护区与三峡水库间河流的连续性、水域生态的完整性将遭到破坏,许多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将不能完成生活史,三峡库区的鱼类资源也得不到有效补充,由此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资源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望决策部门慎重考虑。
4.3修建鱼道不是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
现在有一些人,一说到水利水电工程的鱼类资源保护问题,就想到了欧洲和北美,就提出要建过鱼设施。
北美和欧洲一些国家在水利枢纽修建过鱼设施,主要是针对鲑科鱼类(如大麻哈鱼、鳟鱼),其次是鲱科和鲟科的洄游性鱼类。
鲑科鱼类有强烈的回归性,并且有很强的游泳能力,必须返回到原来的出生地繁殖,亲鱼繁殖后死亡,也不存在下坝问题,这是欧美修建的鱼道有一部分获得成功的原因。
我国的鱼类区系与欧美有很大的差别,仅在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有几种溯河洄游性的鲑科鱼类,在大江河的下、中游有鲥鱼、刀鲚等洄游性鱼类。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洄游性鱼类,长江葛洲坝枢纽兴建后阻隔了其溯游到金沙江产卵场的洄游通道,在
1983年已发现其在坝下新形成的产卵场自然繁殖。
此外,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入海小河有鳗鲡、香鱼、松江鲈的幼鱼须溯河到上游去生长。
可见,我国的大部分河流,特别是长江上游,不存在洄游性鱼类,保护上游的鱼类资源,不是修建过鱼设施能够实现的。
并且,上游的鱼类,特别是当地的特有种类,多数适应于激流环境,大坝修建形成水库的静水环境对它们是不适应的,特别是进行梯级开发时,急流生境丧失殆尽,对这些鱼类的保护问题岂是修建鱼道能够解决的?
我国20世纪60至70年代曾经修建过一些鱼道,多数是建在沿海的防潮闸旁和江、湖间的闸、坝上,大约有40座,如斗龙港闸鱼道等。
在较大江河的水电工程中修建的鱼道有两座,一座建在浙江省富春江七里垄电站,另一座建在湖南衡东县洣水(湘江支流)洋塘水轮泵水电站。
在60年代末期修建的七里垄鱼道,建成后就从未有鱼、虾、蟹通过,完全是一座废物,后来被“绿化隐蔽”。
1979年建成的洋塘鱼道,在当时被评价为最成功的鱼道,名噪一时。
但是,在技术人员取得了数据、发表了文章以后,从1984年起,这个鱼道便废弃不用了。
查阅鱼道运行观测记录可以发现,当初所过的鱼90%以上是以刮食砾石表面生长的着生藻类为食的银鲴。
由于水库底面泥沙沉积,着生藻类资源有限,银鲴并不适于在库区生存,洋塘鱼道当然达不到资源增殖的目的。
现在洋塘鱼道内泥沙淤塞,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还堆满了垃圾,成为了一处历史遗迹。
修建过鱼设施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尊重科学事实,硬性要求每个水电工程
均修建过鱼设施,既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还造成资金上的浪费。
例如,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狮泉河水电站鱼道的总投资为1909.56万元。
这个鱼道设计的主要过鱼对象是横口裂腹鱼和锥吻重唇鱼。
这两种鱼类主要在克什米尔境内印度河栖息繁殖,并不是洄游性鱼类,偶尔有少数个体在7、8月份上溯到狮泉河里觅食,不建鱼道并不影响这两种鱼类资源。
况且目前狮泉河水电站下游20公里处,当地群众已修筑了一个低坝,阻隔了这两种鱼上溯通道,狮泉河水电站鱼道如何可能达到过鱼的目的?
又如,有人建议在汉江中游作为中线南水北调的配套工程计划建设的兴隆水利枢纽修建过鱼设施,设计的主要过鱼对象竟是十几年未见到过一尾鱼的刀鲚(又名长颌鲚)和数量极少的鳗鲡。
显然,这种鱼道即便是修建了也不会达到预期目的。
曾经有人说过,在江河中修建一座不起作用的鱼道,那将成为一个“愚蠢和无知的纪念碑”。
但愿在我国的江河上,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纪念碑!
现在有少数的学者,比照鸟、兽等繁殖率低的高等脊椎动物,在生境片断化后,引起遗传多样性降低,形成“异质种群”(Meta-population)的情况,推测受大坝阻隔的鱼类,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以此作为应当修建过鱼设施的“理论依据”。
但是,这种推测至今尚未得到正式的研究结论所证实,而采用鱼道方式能否达到大坝上下鱼类基因交流的目的,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关于大坝的阻隔是否会很快引起鱼类遗传多样性降低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但也不致于像某些学者所猜想的那么严重。
鲤、鲫、草鱼、青鱼、鲢、鳙、鳡、鳊、鲴、赤眼鳟、麦穗鱼、棒花鱼、黄颡鱼等鱼类,分布很广,北自黑龙江、南至珠江的各条江河,皆有其分布,甚至有些种在日本还有分布。
它们在各条河流间相隔离的时间是以万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可是直到现在,从每种鱼的形态和生态方面,见不到明显的差异,仍然是一个物种。
而一个水电枢纽的寿命充其量只有数百年,对于繁殖率很高的鱼类,在大坝阻隔期间其遗传多样性下降速率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想像的那么快。
修建过鱼设施,并不能解决大坝上下鱼类基因交流的问题。
其理由是:
第一、鱼道或升鱼机等过鱼设施,只能供鱼上溯,不能诱鱼下行,只上不下,不能说是“交流”。
第二、江河中各种鱼类体形大小悬殊,生活习性不同,克服水流的能力差异很大,不可能修建一个兼容各种鱼类上溯的鱼道。
第三、所谓基因交流,是要通过繁殖来实现的,不能繁殖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我国的一些重要的经济鱼类,如草鱼、青鱼、鲢、鳙、鳡、鳊、赤眼鳟等,是在春末夏初江河发生洪水时,在上涨的水流中产漂流性卵,鱼卵和初孵仔鱼在漂流过程中发育,通常要漂流400-500公里才能主动游泳。
这些鱼在水库中是不能进行繁殖的。
可能有的成熟亲鱼游到水库尾水以上的流水中产卵,但由于漂流距离短,鱼卵进入水库的静水区后,便下沉死亡。
河流的梯级开发,将使这一类鱼的繁殖条件完全丧失,根本无法“交流”。
对于在砾石河滩产沉性卵或粘性卵的鱼类,如胭脂鱼、鲂、 等,当水库蓄水后流速变缓,泥沙沉积,其位于库区的产卵场不复存在,河流梯级开发后其产卵场亦将全部消失。
第四、对于一些适应于激流环境并且多为摄食底栖生物的特有鱼类,因适宜的生境已完全消失而在水库中绝迹,它们是无法通过水库上下交流的。
第五、在库区生存的种类,通常种群数量较大,不易出现遗传分化,过鱼无必要性,而对于数量稀少的种类,鱼道不能解决交流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建设项目中,拟建、待建和在建的水利枢纽工程,都没有牵涉到阻挡洄游性的鱼、虾、蟹洄游通道并对其资源有严重影响的
问题。
修建鱼道并不是解决鱼类遗传交流的有效措施,更不是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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