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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学在中国
百济学在中国
中、韩两国领土相邻、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友好往来,.文化联系源远流长。
这些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曾对两国的历史、经济发展、文化繁兴和社会进步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其中中国与百济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活动是其中光辉的一页。
现在,东亚学界对于百济学的研究日趋繁荣,笔者愿就中国方面的百济学研究状况作一介绍,以供学界同仁参考与研究。
一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百济学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阶段,笔者称之为肇始期与快速发展期。
第一阶段肇始期(新中国建国-1980年代)
王立达的《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并立”时期内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沟通中日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史学月刊》1957、10)中总结了百济文化史的两大特点:
一是南朝文化的主要输入国;二是南朝文化间接传往日本的主要输出国。
对于“百济略有辽西”这一有争议的史料,刘永志在《百济略有辽西辨》(《学术研究丛刊》1983、04)认为,“略有辽西”应为“略有?
(三点水+贝)西”之误;
关于百济的历史地理方面,孙玉良在《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唐朝在灭亡百济后,在百济故地设立的府州及其沿革变化做了说明。
关于百济的国家性质问题,李成德在《试析百济国家的性质》(《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结合历史文献,论述了百济国家的建立和国家性质问题,提出百济在长期的国家历史中其性质一直是奴隶社会占主要的,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中叶,百济社会才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关于百济的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学者多着重于中国王朝和百济的关系及其对百济的影响。
已发表的主要的论文有:
杨泓的《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6)谈及了百济与东晋南朝间的密切往来与交流,以武宁王陵和须惠器为例,说明南朝文化对百济的影响及百济沟通中日的桥梁作用;王仲殊的《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考古》1989、11)有“友好的百济国”清楚地表明了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友好往来,并通过武宁王墓说明了百济与中日两国的密切联系。
关于百济艺术史研究,简巧珍的《南朝鲜音乐小史》(《中国音乐》1989、03)谈到了百济的音乐,尤其是一种“假面舞剧”和中国南朝的音乐剧很相似。
关于考古学与文物研究方面,百济武宁王陵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
贾梅仙的《朝鲜南部武宁王陵简介》(《考古学参考资料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983)首次向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介绍了武宁王陵的基本情况。
夏鼐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也有“武宁王陵”条,足见武宁王陵在中韩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
杨泓的《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6)、王仲殊:
《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考古》1989、11)认为武宁王陵与中国东晋南朝墓葬存在诸多的相同点,包括墓葬构造、出土遗物等,认为武宁王陵是中国南方和百济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百济学研究处于肇始阶段,在中国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很少有学者关注百济史研究,发表的文章很少。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国与国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百济学研究开始逐渐受人瞩目。
关于百济学的研究文章开始增多,其中又以考古学尤其以武宁王陵为多,主要研究学者集中于北京的高校或中央研究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1992年以来)
关于百济的历史沿革变化,很多中国学者在文章和论著中都有提及。
姜孟山主编的《朝鲜通史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在“百济封建国家”一章不仅较为详细地探讨了百济国家的建立、社会制度、经济生活、领土扩张活动等等,还涉及百济与中国、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广泛研究了百济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学历史、音乐舞蹈、建筑与美术等内容。
韩今玉的《韩国学者关于百济初期史可信性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5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百济初期史可信性研究作了综述研究,将其分为否定论、折衷论、肯定论三种。
《韩国史新论》((韩)李基白著厉帆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对百济的发展、对外关系、政治、社会和贵族文化进行了全新的有益的探索。
全春元在《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论述了百济的兴起、三国的分立争战和及百济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晋南朝、倭的关系与文化交流,百济对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推动作用;唐、百济、新罗、高句丽的关系变化及百济的灭亡。
徐秉琨著的《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设计百济的族源与兴起、百济与中国及倭的关系;并对三国时代的百济文物如寺庙与宫殿遗址、历代墓葬进行了相关的介绍与研究。
杨军的《从扶余南下看百济国族源》(《北方民族》2001年第2期)从公元前一世纪貊系扶余人的迁徙过程入手,认为百济人起源于沸流部更合适。
而熊义民在《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暨南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一章的第一节较系统详细地研究了百济国的崛起、中衰、都城的变迁和百济的对外关系,并且在其论文的其他章节中,熊义民也论述了半岛三国之间的和战关系及百济与中国朝代、倭的关系变化和唐灭百济,说明了百济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东北亚的地位与影响。
拜根兴著《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对此前未被重视的金法敏入唐举讼百济事件涉及到的“与百济王义慈书”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五十年代初在唐与新罗、百济关系的演变轨迹。
对于前人少有论及的唐罗联军征伐百济的具体时间上的差异问题,作者考证指出,中韩两方史书记载的差歧乃是双方历法误差所致。
通过“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推测了罗唐征讨百济战争的具体时间。
分析“刘仁愿记功碑”、“刘仁愿等题名”摩崖石刻,对文献资料中的刘仁愿事迹作了补正。
对韩国新近发现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作了考证,补文献资料之不足,为唐留守百济军有关史实提供有力的佐证。
韩昇的《“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围绕北魏高祖年间,魏军曾经讨伐百济的事件,深入探讨研究史籍记载的可靠程度,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对南北朝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通过考订史料及其背景,“魏伐百济”很可能发生在488年,这次冲突只能是小规模的。
5世纪末,即在百济试图打开与北魏的关系失败后双方发生冲突,对南北朝与百济、高句丽的关系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其结果是形成了高句丽和北魏、百济和南朝各自相对密切的外交关系格局。
金锦子在《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
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
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荣芳在《唐代史书对百济的记载与认识》(《唐史论丛》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一文中认为:
隋至唐初,由于中国统一帝国的相继缔造,加强与邻近国家的往来联系,乃至于控制等因素,增强了中国对百济的了解与认识。
这一与日俱增的认识,形成唐初所撰各史书包括《周书》、《梁书》、《隋书》、《南史》与《北史》中《百济传》记载的基础,其资料都本于唐代史馆所搜集、撰修的官方史料。
其中记载差异不大,仅有详略之别,反映了唐初高祖、太宗朝对百济的认识。
唐宋时代纂修的《旧唐书》与《新唐书》二正史、《唐会要》、《通典》以及《册府元龟》等书,其对百济的记载皆源于唐初所修正史和唐代国史、实录。
都兴智的《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分析唐军平百济及熊津等五都督府的设立与沿革,指出唐政府这些州县的设立虽然属于羁縻性质,但仍然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关于百济的国家性质问题,姜孟山主编的《朝鲜通史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则认为百济属于封建社会,并研究了百济的封建制度。
关于百济的历史地理方面,孙玉良在《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唐朝在灭亡百济后,在百济故地设立的府州及其沿革变化做了说明;对于“百济略有辽西”这一有争议的史料,金宪淑的《“百济略有辽西”记事初探》(《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试图从史料分析入手,认为包括《宋书》《梁书》和《南史》都记载了“百济略有辽西”,不能依据《魏书》和《三国史记》没记载相关内容就否定这一史实;并探讨了百济在辽西的活动和百济郡的位置,证明百济略有辽西完全是可能的,但不一定在晋世,百济郡应该在350年在柳城与北平之间设置;但不久刘子敏的《驳<“百济略有辽西”记事初探>》(《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认为“百济略有辽西”之说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证,都是不可信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从辽西地理区划沿革与管理入手,认为百济郡并不在辽西,而考古学证据也显示辽西一直处于“三燕”统治之下之后归于北魏统治认为“百济郡”应该是百济占领高句丽的平壤城后设立的平壤郡,因为是百济立郡,故也称“百济郡”,而“晋平郡”的“晋”则应该是指晋朝而言。
对于百济移民情况,中国学者也予以高度重视,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代》中提到了百济被唐灭亡后,百济子民迁徙的情况。
韩昇的《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中研究了古代日本的百济移民的相关问题。
拜根兴的《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通过探讨国内外学界对高句丽、百济遗民的人数、流入地、安置地域分布等研究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流入唐朝的百济人总数不会超过两万;百济移民大量流亡日本;到达唐朝的百济人除被安置在两京及其周边地区外,还分布在各地。
文中对百济遗民的婚姻及与中原汉族的融合问题做了阐释,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与唐人通婚;与同族结婚;八世纪后,逐渐和唐人融合,成为唐人的一部分。
拜氏认为限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现有研究有深入研究的余地;由于研究者队伍的规模较小,造成了研究关注点少且分散;现有研究多注重个别遗民事迹的钩沉,缺乏对宏观的把握;研究者未能以地域分布概念对遗民安置地域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国际学界交流有限。
因而,拜氏提出应加大史料收集的力度以提高研究可信度,尤其要加强墓志的收集与研究,其次应注意从地方志中查找相关记载,从遗民的地域分布,或者从移民史角度、用历史地理的观点方法来探讨小股分散的、乃至整个高句丽、百济遗民踪迹;最后,加强国际交流,使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关于百济的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学者论述多着重于中原王朝和百济的关系研究。
周一良的《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韩国磐的《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范毓周的《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史义银:
《六朝时期及之前的韩国与中韩关系》(《盐城师专(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杨通方的《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关系》(收入《中韩古代关系史论》,杨通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卢海鸣:
《中国古代江南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8期);薛瑞泽的《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往》(《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0);韩昇的《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收入《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以上文章观点大同小异,或单从历史文献出发,或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东晋南朝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百济的友好往来和中原文化对百济的影响。
王明星的《朝鲜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1月)和王明星、王东福的《朝鲜古代文化之东传(上)(下)》(《通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01期与03期)论述了百济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看到了百济在中原文化东传日本列岛之路上的中介地位。
周裕兴在《百济与六朝文化交流研究的断想》(南京历史文化新探南京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研究了四至六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百济与六朝交往的特点和研究百济与六朝文化交流的意义。
曹汛在《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建筑师》2006、01)考证了南朝佛教建筑式样正是通过百济进一步传到日本的。
杨昭全、何彤梅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提到了东晋南朝隋唐和百济的交流往来;张日善在《百济与中国的关系》(延边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百济的历史,百济与中国各个朝代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及其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书中论及古代中国与百济的关系,如姜孟山主编的《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了古代中国正史记载的关于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大量史料,其中包括了中国正史中关于百济的相关记载;周绍良编著的《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一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和李希沁主编的《唐大诏令集补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中收入了唐朝政府给百济的官方文书,主要是唐朝皇帝的诏书;
关于百济文化艺术史研究,很多学者在研究百济的国际关系的文章中已经包含了百济的文化研究。
林贤九在《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介绍了儒学在百济的传播及儒学思想对百济社会的影响。
丁光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的社会风俗》(《历史教学问题》1996、06)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新罗、百济的社会风俗。
高明士著的《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在“韩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一章中专辟一节“百济的学校”介绍了百济时期学校的事迹、性质与发展。
王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的国际流通》(《新世纪图书馆》2003、05)在“图书的输出”一节中论述了中国图书东传朝鲜再传至日本的情况。
蔡正德在《<百济新集方>年代考》(《延边大学医学学报》第22卷第3期,1999年9月)界定了《百济新集方》的问世年代,考察《医心方》录有的《百济心集方》医方,根据中医文献的相关记载,研究其传播至朝鲜半岛的时间,认为《百济新集方》的问世年代应相当于南朝梁大同七年至隋开国之前的百济圣王明禯十九年(公元541年)至威德王昌二十七年(公元580)间。
由韩国建国大学教授朴湧植著、崔成万译的《韩国的故事》(系列文章,共4篇,连载于《当代韩国》1996年01、02、03期和1997、01期)分别以上下关系、佛佑神助、神异性、爱情问题为中心或主题探讨了三国时代百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
由韩国忠南大学都守熙著、郑成宏译的《百济语研究概要》(共四期,分别连载于《当代韩国》1997、02和03期,1998、01和02期)研究了百济语的起源与发展、百济前期版图与百济前期语言的关系、百济前期语言和古代日本语的关系、百济后期语言的特征及相关问题等。
关于百济艺术史研究,延续了80年代末百济艺术研究的热潮,如《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古代音乐史料》((韩)宋芳松著,金成俊摘译,《中国音乐》1990、02)认为中国正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音乐记事是朝鲜古代音乐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其中就包含很多关于百济音乐的史料。
林大雄的《中国正史中的中朝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01期)辑录中国正史中的有关占代朝鲜音乐文化的史料,其中包括了当时百济的音乐史料。
王小盾的《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和音乐文献》(《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谈及了百济的音乐、乐器。
《百济乐》在刘宋时代进入中国宫廷,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被列为国家典礼之乐十部伎。
在日本百济乐的地位并不亚于高句丽乐。
这一点诚然同百济的地理位置(较接近日本群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应当归结于其音乐的繁荣。
翁敏华在《伎乐上云乐舞回回—中日韩戏剧史上的一段因缘》(《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具体介绍了七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将得之于中国南方的伎乐传播到日本列岛、古老艺能伎乐的大致面貌,在此基础上,着力探讨中国典籍与民俗遗存中的相关演艺—“上云乐”与“舞回回”,指出三者在佛教艺能品格、假面形象、外来神崇拜、瑞兽信仰、演舞形式等方面的同根异花现象,由此结论:
中日韩三国自古就是文化互动的、有着深厚文化因缘的地域。
朴永光在《中韩舞蹈文化交流史概观》(《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03)提到了南朝吴地伎乐舞东传百济,并进一步传至日本的情况。
周晋、于涛的《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情况之分析》(《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分析了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情况。
认为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
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特点、统治阶级的不同的政治需要和不同的经济环境。
杜石然的《历史上的中药在国外》(《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概述了中药流传国外的历史,具体地阐述了传入的时间、方式、药物种类和意义。
在谈到百济时候,根据百济的“药部”所用药物与中国大致相同,又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说明中医中药已经传入百济,并通过相关的史料,证明中医中药正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关于武宁王陵研究,仍然是百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与80年代的宽泛研究相比,这个时期的武宁王陵研究更加深入。
周裕兴在《武宁王陵出土文物分析
(2)-以铜镜为例》(《百济文化海外调查报告Ⅴ》,国立公州博物馆,2005年12月30号)参考与中国相关的一些文物考古资料,认为武宁王陵出土的三枚铜镜应该是中国东汉中后期时的产品,产地可能与中国南方有关,并探讨了其传入时代的可能性。
王志高在《南京出土的孙吴人面纹瓦当及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百济文化海外调查报告Ⅴ》,国立公州博物馆2005年12月30号)对近年来南京出土的人面纹瓦当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其类型、时代特点、制作工艺、兴亡的时代背景、纹样来源和寓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对韩国益山和庆州出土的两例人面纹瓦当的时代及传播路径作了大胆地推论,认为韩国益山出土的百济时代的人面纹瓦当应该是借鉴孙吴人面纹瓦当的模式,而庆州新罗的人面纹瓦当应该比益山的同类瓦当时代要晚,是在后者影响下制作的。
华国荣在《百济武宁王墓志的文化源流及其相关问题》(《百济文化海外调查报告Ⅴ》,国立公州博物馆2005年12月30号)中比较了武宁王墓志和中国出土的同一时段前后的墓志进行比较,认为武宁王墓志的形制模式应是受中国南朝文化影响的,但在其中掺杂了百济本土的葬俗。
韩昇的《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收入《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都有对武宁王陵的相关研究,着重考察了墓室构造与砌砖方式,认为百济武宁王陵是南朝梁的造墓工匠营造的,而墓砖是在梁朝工匠指导下完成的。
成正镛、李昌柱、周裕兴的《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东南文化》2005、01)总结了在韩国百济古地发现的中国六朝陶瓷器,指出中国六朝瓷器在百济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从数量上看,不只是“职贡答礼”的结果,可能是具有贸易的性质。
而关于百济考古学的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
王巍在《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不仅介绍了百济与中国南北朝的官方交往,还研究了韩国发现的4至6世纪的百济铁器和冶铁遗迹,探讨了百济冶铁术对日本的影响。
薛红艳在《百济纹样砖略考》(《民族艺术》2002、01)中认为百济纹样砖是百济土俗信仰与三教融合的艺术创造,它具有驱邪升天、采吉纳祥的功能,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还与中国汉画像石砖有一定的联系。
《论扶余发现的中国青瓷砚》(《辽海文物学刊》1997、02,(韩国)金妍秀写、李光明译)考证了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的一枚五足青瓷砚台,由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砚台特征入手,并与百济砚台作对比分析,分析了中国砚台和百济砚台的关系。
韩国赵胤宰先生的《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02)对在韩国百济故地发现的中国陶瓷器中保存较完整、时代较明确的几件器物进行了初步地分析和比较,并试图探讨这些器物的输人途径、烧制窑口、年代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杨泓先生的《百济定林寺遗址初论》(《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2002)对于韩国发掘的百济定林寺遗址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讨论。
他在对百济定林寺和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平面布局、出土遗物,尤其是影塑残像和连花纹瓦当进行比较之后,认为二者存在着很多相同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百济和中国北魏有着密切的联系。
相反,二者的诸多共同点恰恰证明了百济定林寺和北魏洛阳永宁寺都应该是受南朝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随后,杨泓先生在文中进一步从文献和实物例证出发说明百济与南朝的交往紧密程度。
他又根据文献和实物说明百济定林寺和北魏洛阳永宁寺出土的影塑分别是接受南朝影响的产物。
韩国学者张寅成发表的《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功能和象征意义》(《东亚古物「A」卷》,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重点研究了道教对百济金铜香炉的影响。
首先,他探讨了陵寺和百济金铜香炉的关系,认为百济金铜香炉正是百济王室在陵寺举行祭祀百济历代先王仪式的祭祀法器之一。
其次,张寅成认为苑池的建筑构造不仅反映了道教的神仙思想,而博山香炉正是这种神仙世界的微缩,还有着向外界宣扬王权的政治目的。
接下了来,文章细致地考察了百济香炉上的图案,认为珍禽瑞鸟代表了圣王降临人间来领导百济开辟新的太平盛世的理想,而神人游乐反映地是百济的三山信仰,体现了百济人希望通过建立新的王都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世界。
关于墓志考释与人物研究,李之龙在《跋唐扶余隆墓志文》(《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以墓志为主结合史载初步探析了扶余隆的生平经历及相关历史问题。
黑齿常之是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的著名人物,李之龙在《唐代黑齿常之墓志文考释》(《东南文化》1996、03)考证了黑齿常之降唐后的主要经历,认为黑齿常之降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在百济任职而不能肯定其是否有入唐经历;对其赴边塞后的历年任职与军功也做了详尽的考察;并认为志文是对死者的高度肯定和同情,是武则天平息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
束有春、焦正安在《唐代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文解读》(《东南文化》1996、04)不仅对志石、拓片的流传和保存情况做了考察,依据志文暗示黑齿常之的墓志石极有可能是私刻不是官刻的;还对黑齿常之父子的姓氏来源、字号、出生地及生卒年和主要生平经历作了细致的考察。
束有春在《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江海学刊》1996、06)结合墓志考释了黑齿常之的字号和出生年月,指出黑齿常之的字为“恒元”,依据黑齿常之的卒年与年龄推出黑齿常之生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
陈暋在《黑齿常之评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评述了黑齿常之的一生,指出黑齿常之少时即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年轻时候就是百济的达率,百济灭亡后并可能参加了百济复兴运动后受唐政府招安任沙泮州刺史,入唐后南下讨伐徐敬业,北上抗击突厥,功绩突出,武后掌权后黑齿常之蒙冤而死。
陈长安的《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收入《洛阳出土墓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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