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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
川后年来世情了,一波分护两涯船。
(《题盱眙东南第一山》)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三)
众所周知,靖康元年,北宋王朝在耻辱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宋王朝偏据淮河以南地区建立政权,与金国划淮而治。
自高宗以降,几代帝王都持盈守成,不思恢复。
因而华夏版图一直金瓯
有缺,淮河两岸百姓隔水相望却不得往来。
上述诗歌正是缘此而
匡胤建权至仁宗赵祯在位的辉煌历史和宋金边界变迁、国土日蹙的现实,而发出世事已成定局,一条淮水竟要分别托护着双边船只的慨叹。
诗中纯然叙述事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婉曲地表达了对无能守护国土和不思进取、无意收复失地的统治者的嘲讽和愤慨。
《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三前二句是说,“宋、金两国的船只在淮河中行动起来,连激起的波痕互相交叉都要惹纠纷――极言辱国丧权之不堪”(周汝昌《杨万里选集?
初入淮河四绝句》注⑧)。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表面上是
写鸟的自由无拘,而言外岂不有“人不如鸟自由”之意?
诗歌委婉地传达了对制造这种耻辱局面的南宋统治者的讽刺之情。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
湿西风欲怨谁?
”(《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三)清代光聪谐在论及此诗时说:
“所谓谁者,主和议之秦桧也。
”(《有不为斋随笔》)的确,动摇南宋王朝“皇基”的正是秦桧之类的奸臣。
他们谄媚取宠,又恃宠行奸,对外主和议之策,献地纳贡,求安于金;
在朝廷中则作威作福,密织罗网,残害忠良,致使外失国土,内败朝政。
杨万里对这些国之奸贼无比愤恨,深致嘲讽。
函关只有一穰侯,瀛馆宁无再帝丘?
天极八重心未死,台星三点坼方休。
只看壁后新亭策,恐作?
中属国羞。
今日牛羊上丘垄,不知丞相更嗔否?
(《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
道旁小树复低枝,摘尽青梅肯更遗?
偶尔中间留一个,且看漏眼几多时?
(《亦山亭前梅子》)
据《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可见,《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指责了秦桧为人无品行,只是凭借才学和谄媚取得宠幸,位极人臣进而又觊觎皇位,构设怨狱诬谄残害忠义之士的卑劣行径。
《亦山亭前梅子》则是暗指南宋朝廷不容爱国正义人士立足,一个个都被排挤而去;
偶尔遗漏一个,也不过迟早之间,总会像梅子一样,被人摘尽才罢。
南宋时抗敌
派与主降派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高宗卒后,杨万里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指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
此事忤孝宗,后逢抗战派失利,杨万里被贬出知筠州。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受禅,有意恢复,又召为秘书监,后主降派抬头,杨万里又出为江东转运副使。
朝议要行铁钱于江南诸郡,杨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因此忤宰相,改知赣州。
不赴,乞祠禄而归,从此不复出山。
联系秦桧残害张浚等抗战派有为之士以及杨万里几次起落的事实,此诗显得多么恰切,讽刺极深而不失诙谐。
杨万里社会讽刺诗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
如《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和《和陈蹇叔郎中己巳上元晴和》,两诗分别作于1179年常州任上和1185年任吏部郎中期间,分别反映了郡城常州及京都杭州上元节观赏灯火的情景。
由于议和纳贡金国等原因,国家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为节省支出,朝廷曾颁布撤除宫中灯山的诏令,然而上自京都,下至州郡,依然灯会盛大,历久形成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不衰,人们依然沉湎于歌舞欢乐之中:
“御柳梢头晚不风,官梅面上雪
千世界月方中。
都融。
如何阊阖新春夜,顿如芙蕖满眼红。
十里沙河人最闹,三”(《和陈蹇叔郎中己巳上元晴和》)对此,杨万里不无讽刺:
“买灯莫费东坡纸,今岁鳌山不入宫。
”(同上)京都如此,郡城也不例外:
“村里风回市里声,月中人看雪中灯。
满城只道欢犹少,不道谯门冷似铁。
”(《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即使在偏僻山村都能听到随风传来的城里
的节日欢闹声,可城里的人们还觉得这样的欢乐未足尽兴,根本
没有谁去想那些守御警戒的士兵们正在寒宵中过着冰冷似铁的
外更有百般奢靡淫乐之处。
杨万里的这两首诗虽是就元宵灯山之事而发,但其讽刺的锋芒又何尝不是指向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荒政。
读陈蕃传》、《读严子陵传》二诗都是读史有感之作,前
诗说陈蕃好高谈阔论,最终落得穷老落拓、令人哀怜的地步;
后诗说东汉严光鄙夷刘秀做皇帝,隐居不出,以示自己不与其同流合污,但这无助于汉室的中兴。
作者讽刺陈蕃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讥嘲严光“若国都亡了,看你们这般高人还往哪里隐居垂钓呢”(周汝昌《杨万里选集?
读严子陵传》注⑤)?
虽然这里讥刺的是历史人物,但现实中的那些专尚高谈、不务实事或自命清高、不忧国事的人与之相比,又有何不同?
可见,杨万里的讽刺诗无论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还是以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为题材,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而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还创作了一些自嘲诗,对自己的仕宦经历和心灵隐秘作深刻的反思和检视,并毫不留情地自嘲自责。
这类诗歌虽然数量较少,但每一首都闪烁着人格的光辉,具有感人的力量。
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可笑狙公。
幸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食中。
(《有叹》)
江山有约未应疏,浪自忙中白却须。
我昔属官今属我,子能略伴瘦藤无?
(《送傅山人二绝句》其一)
前诗作于绍熙五年(1194),当时杨万里从江东漕臣辞官归里已近三年,但仍在享受朝廷发给的俸禄。
他以凤凰自比,以“桐花”、“竹食”况官薪,嘲讽自己虽然脱离了官场,但仍要靠俸禄来养家糊口。
后一诗则讥嘲自己质性自然迷情山水,却羁留官场难以脱身,最终落得“浪自忙中白却须”。
从表面上看来,这些自嘲诗的矛头所向是诗人自己,实际上其意义远非止于此。
有叹》一诗而论,它也指刺了当时封建官僚们的不知廉耻和朝廷上下的昏庸混乱。
因为宋代有项优待官僚的措施,凡是官员自愿去职的,可以给“祠官”的空衔,不任事,回家领官薪。
就《送傅山人二绝句》其一而论,只要结合杨万里在《过西山》诗中发出的“胸中百斛朱墨尘,雨卷珠帘无半句”、“鬓丝浑为催科白,尘埃满胸独遑惜”的感慨,我们自然对“浪自忙中白却须”的讽刺内涵有会心的领悟。
杨万里的讽刺诗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鲜明的特点,虽然有些讽刺诗显得尖利直露,但委婉隐晦、含蓄蕴藉是其主要特点。
杨万里平生所作大多是有感而发,但由于手法含蓄,故使人不易理解。
刘克庄就曾说自己“旧读诚斋绝句……不晓所谓,晚始悟其微意”(《后村诗话》)。
正是有人不能识得其诗的微言大义,因此杨万里在晚年整理旧稿时,不无感慨地写道:
“幽屏元无恨,清愁不自任。
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
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
病来谢杯杓,吟罢重长吟。
”(《夜读诗卷》)
的确,杨万里的讽刺诗往往“句中无其词,而句外有其意”。
从表现手法看,这些诗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通过对比,自见讽意,如《题盱眙东南第一山》,通过以建隆、庆历时期国家统一、事业兴盛与眼前国家分裂、国土缺失相对照,以刘、岳、张、韩等宣示国威、夯固皇基与秦桧等人倾坍皇基、割损国土相对比,对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及卖国求安的奸相权臣的讽刺自然显现;
一类采用比喻、象征、拟人、双关等修辞手法,寓情于景或指桑骂槐,如“颠风无赖知何故,做雪不成空自寒。
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嘲淮风》),以“颠风”为喻,嘲讽那些不能抵御外族入侵,只会在家兴风作浪的官僚。
又如“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宿灵鹫寺》其二),联系杨万里在《知奉新县到任谢吴师启》中对当时士人的批评,“伏念某才不逮志,……坐此知治道不在于高论。
奈何今之士皆以济世而自欺,及乎上使之为邑而不敢。
小犹如许,大亦可知”,可见该诗婉曲地表达了对社会上好高谈阔论者的讽刺之意。
“万顷湖光一片春,何须割破损天真。
却将葑草分疆界,葑外垂杨属别人。
”(《寒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表面上是不满苏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其实是讽刺统治者将半壁江山拱手送人的卑劣行径。
“青天如水月如空,月色天空一皎中。
若遣桂华生塞了,娥无殿免无宫。
”(《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绝句》)以神话传说的嫦娥、玉免影射南宋统治者,警告他们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就连托身之所都没有了;
另一类通过同典隶事,委曲致意,如《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瀛馆宁无再帝丘”用唐代许敬宗事。
据《新唐书?
许敬宗传》记载,唐高宗东封泰山,以敬宗领使,次濮阳,高宗问窦德玄“帝丘”一名的来由,德玄回答不出,敬宗答以
“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高宗称善。
敬宗退而矜夸曰:
“大臣不可无学。
向德玄不能对,吾耻之。
”诗中以许敬宗比秦桧,讽刺他人品卑下,以方谀取宠而登高位。
就是在咏史诗如《读陈蕃传》、《读严子陵传》等作品中,也是借古讽今,言在此而意在彼。
杨万里的诗大多是有感而发,讽刺诗固然是他感时愤俗之情自然流露的结晶,同时他的讽刺诗又具有深厚的诗学底蕴,是他自觉践行其诗歌创作主张的成果。
在继承前人诗歌创作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杨万里就诗歌的审
美功能提出了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在《心学论?
六经论?
诗论》中,在讨论《诗经》时,他提出了“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的命题。
他认为,矫正社会不良现象是诗歌的基本审美功能。
古之圣人正是用诗歌作为工具,实现矫恶迁善的目的。
他认为圣人治理社会人心有“徐”、“迫”两种方法,“经之自《易》而
《书》,非不备也,然皆所以徐天下者也天下皆善乎?
天下
不能皆善,则不善亦可导乎?
圣人之徐于是变而为迫,非乐于迫也,欲不变而不得也。
迫之者,矫之也。
是故有《诗》焉,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
在他看来,天下人心有善和不善两端,对此应“导其善者以之于道,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也”,因为“善而莫之导,是谓窒善;
不善而莫之矫,是谓开不善”。
导善的方法是“徐”,《易》、《礼》、《乐》、《书》都是用来导善的,
而《诗》是治理社会人心的一种“迫”的方法,“迫之者,矫之
的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换句话说,诗歌是怎样作用于人心从而使人弃恶迁善?
概括而言,诗歌是通过揭露不善的现象,使人产生愧怍之情,迫使人悔过自新,从而改正不善的方面,回复到善的正途上。
他说:
“盖圣人将有以矫天下,必先有以约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之,安得而不从?
”孔子说“诗可以兴”,诗歌具有感发人心的审美功效。
在此基础上,杨万里进而指出,诗人是通过诗歌揭露不善的现象,唤起人的“愧”的情感,从而使人改恶从善。
他还从人的心理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盖天下之至情,矫生于愧,愧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
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
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
愧斯矫,矫斯
但往往自我宽谅,并发展为自我放纵。
当公众以诗歌对其不善之
举“深陈而悉数”,“耸乎其必讥,而断乎其必不恕也”,于是人便生发愧疚之心,收敛自己的行为,而回复到善的道路上。
诗歌就是社会公众批评不善现象,制约人的自赦自肆行为,是矫恶厉俗的工具。
这也就是诗歌产生的原因。
他认为《诗经》就是这种典范的作品:
“诗人之言,至发其君宫闱不修之隐慝,而亦不舍匹夫匹妇复关溱洧之过,歌咏文武之遗风余泽,而叹息东周列国之乱,哀穷屈而憎贪谗,深陈而悉数,作非一人,词非一口,
则议之者寡邪?
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
”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万里怀抱济世救俗之心,以诗歌为武器,对社会各方面、各阶层人中的不善现象“深陈而悉数”,以期为不善者“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颐庵诗稿序》)。
既然诗歌是“矫天下之具”,而且在诗歌矫正不善现象的态度上必须坚持“耸乎其必讥,而断乎其必不恕”,是否表明诗歌在表达形式上一定要尖利直露、直截了当?
对此,杨万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颐庵诗稿序》中,杨万里对诗歌的本质特征作了如是阐说:
“夫诗何为者也?
尚其词而已矣。
曰:
善诗者去词。
然则尚
其意而已矣。
善诗者去意。
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
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
然则诗果焉在?
尝食夫饴与荼乎?
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
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
诗亦如是而已矣。
”他认为诗之本体不在言辞,
也不在言辞所负载的意义上,而在词与意的背后,即“言外之意”。
换句话说,言辞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诗之所在,只有那言
辞之外暗含的情趣、意味才是诗的真正寄寓之所。
据此,他以为
能读书者,否也。
《国风》之诗曰: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
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
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
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
”(《习斋论语讲义序》)因为诗歌真正的情趣寓于言辞之外,故读书诵诗,不能仅从词的藻饰及文辞的意义中搜求,而必得会心于词意之外。
他以《诗经?
小雅?
何人斯》为例:
“昔者暴公谮苏公,而苏公刺之。
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
乃曰:
‘二人从行,谁为此祸?
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
然非我其谁哉?
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
那么,如何才能使诗歌有言外之意、味外之味呢?
也就是说,诗歌应具备怎样的美感形式?
杨万里提出了“怨而不怒”的主张。
国风》和《春秋》为例,高度评价《国风》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春秋》“微而显,志而晦,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
批评唐人《长门怨》“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世陈尧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是得谓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乎”?
而充分肯定晏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刘长卿“月来深殿早,春到后宫迟”、李商隐“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可谓怨诽而不乱矣”,“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诚斋诗话》),因为这些诗歌创造了一种含蓄不露的诗境。
创作就应该遵循好色不淫、怨诽不乱、微而显、尽而不污的表现原则,只有做到“句中无其词,而句外有其意”,怨而不怒,含而不露,才能感发人的愧疚
之心,产生“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的审美感染力。
白诗尤其是早期的讽喻诗讥评时政,爱发议论,诗在他手中如官箴、奏议、检举信和调查报告,尖利直露,肆无忌惮;
而杨万里的诗多偏重在意思曲折、韵味幽深上,即便是风情世俗、自然物态的描绘,也往往含蓄有微妙的感情上的张弛和心态上的抑扬,温柔委婉,含蓄蕴藉。
以此来评价杨万里的讽刺诗,无疑更为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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