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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备:
有些人很坏、邪恶、卑鄙,应该受到责备惩罚。
4.面临灾难:
当事情不能尽如己愿时,一定是可怕的灾祸。
5.不必负责:
不愉快是由外在环境所造成,个人一定无法加以控制。
6.忧虑:
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或可怕的事物,必须要常记挂在心里。
7.逃避问题:
逃避某种困难或责任,总一定比面对问题还来的容易。
8.无助感:
过去的经验与事件,是现在行为的决定者,过去的影响一定是无法磨蚀。
9.完美主义:
每个问题一定有一个正确或完美的解决方法,而且必须找到,否则将会有大灾难。
10.依赖:
一个人必须依赖他人,并应找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去依靠。
11.过分关切:
一个人应该为别人的难题或困扰而烦恼。
12.惰性:
个人的自我陶醉或不必积极参与活动,也必能带来极大的喜悦。
非理性,唯意志:
唯意志主义是一种把人的意志绝对化,神秘化,把意志看成是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本质,认为意志高于理性的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学说,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开创性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唯我主义的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哲学构架,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全部。
他就是从唯意志论和和反理性主义走向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尼采,是著名的意志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是直接从叔本华的哲学出发的,他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但他反对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悲观遁世思想,不过并不否定人生是痛苦和无意义的论断。
在他看来,“人生是多灾难的,而且常常是无意义的”①,这使人生陷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人生就是恐怖的“苦海”。
二者的人生观都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
其最大的不同是叔本华的人生观是消极悲观的人生观,尼采的人生观是积极悲观的人生观。
尼采人生观是叔本华人生观的发展。
非理性主义的哲学
非理性主义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凸显.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应和反思,又是对新时代的呼唤和预言,同时它也改变了西方哲学以理性为中心的单一发展模式,开创了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战之后,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在西方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肆流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以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为代表,反映西方现代人对存在的困惑。
体现在文学上,就表现出试图赋予“荒诞”以崇高意义的努力。
海德格尔不再把理解视为一种认识方法,而把它看作人的存在方式本身,是受先验影响的绝对主观。
从这一观点延伸,海德格尔得出结论:
“我们何时以此种方式存在,亦即我们的存在是歌,而且的确是一首不仅在四处回响而真正是一首歌吟的歌。
”
存在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法国,甚至直接产生了“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并诞生了萨特和加缪两位世界级文学大师。
而后结构主义(或称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要更加直接一些。
后解构主义借用结构主义术语和概念来推翻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主张消解几千年来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否定一切终极永恒的东西,包括历史和真理。
在文学上,后结构主义否定文学作品在它们使用的语言范畴内可能确立自己的结构、整体性与含义。
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
德里达一方面承认文学作品表达出意义,因而是可读的;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任何作品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作品的意义琢磨不定。
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
“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断发展的象征符号的无动因的游戏之中。
把这些象征符号联系起来的无动因的轨迹应该理解为一种运作,而不是一种状态;
它是一种积极的运动,一种不断瓦解动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一旦形成便一成不变的结构。
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
在法国出现的“新小说”流派,就是对后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一次广泛的诠释。
战后美国出现的“垮掉的一代”也深受其影响。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追求朦胧、荒谬的结构迷阵,崇尚自觉、无意识的写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后结构主义的主张。
爱问知识人:
在非理性主义里,世界的本质、基础是某种非理性的精神因素,如欲望、意志、生命之流、“存在”(主要是情绪、情感)等等。
世界流变不已,其运动、变化没有规律。
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是人赋予世界、事物规定性和意义的。
非理性因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大部分,是起决定作用或统帅作用的,理性却是一小部分,处在被决定、被统帅地位。
非理性的精神因素成为自然界、社会生活乃至整个宇审的本体、本质。
于是,本来与非理性的精神因素无关或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然界、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便具有了非理性的特征:
非逻辑性、无规律性、不能为理性所认识、不能为语言所表达等等。
而这些非理性色彩是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点的集中体现。
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延伸。
后现代主义崛起于西方社会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涉及面较广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切主要方面进行了批判和解构,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现代性的基础是理性主义,为此,他们高举非理性主义旗帜向理性发出了诘难和挑战.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
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从后现代主义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从其后延伸的内在逻辑上看,后现代主义者福柯认为,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人死了的先兆。
因为上帝死了,人就没有了命运主宰、生活目的和价值标准,人失去了生存条件,所以人也死了,于是提出了“人的死亡”或“人的消失”的著名命题来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
而德里达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他将西方哲学的传统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也就是说:
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以海德格尔、萨特、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
而后结构主义也就是解构主义以雅克·
德里达为代表。
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观点,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激烈批判及其关于“存在”、“语言”的学说,解释学的发展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存在主义以及文本主义的影响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甚至是理论基础,也衍生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信念。
这就是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逻辑上的衔接。
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促成因素,通俗的讲,
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充满了怀念之情。
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
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
于是人们通过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文化生活来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试图摆脱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从而衍生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信念。
叔本华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
叔本华是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尼采则把唯意志主义发挥到极致,二者在学术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一、生命意志和强力意志
无论叔本华还是尼采,都以意志为本体,把世界的本原说成是意志。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世界是我表象,这是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
不过只有人能够把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
”而“客观的世界,即作为表象的世界,不是世界唯一的一面,而仅是这世界外表的一面;
它还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那是它最内在的本质。
它的内核,那是‘自在之物’。
”这个“自在之物”就是意志。
意志是世界的本原。
这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
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同样它也是人的本质。
人的身体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方面,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客体,是认识着的主体的表象。
另一方面,人的身体除了表象之外还是意志。
人的意志的任何一个活动都立即表现为他身体的活动。
他认为不仅身体的活动是意志的体现,人的肉体器官也是意志的客体化,人的肉体器官同人的意志完全适应。
“身体的各个部分必须完全和意志所由宣泄的各主要欲望相契合,必须是欲望的、可见的。
表现出:
牙齿、食道、肠的输送就是客体化的饥饿;
生殖器就是客体化了的性欲;
至于攫物的手和跑快的腿所契合的已经是意志比较间接的要求了,手和脚就是这些要求的表出。
”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意志的表现和客体化。
意志不仅是人的内在本质,而且是动物、植物,以及无机物的内在本质。
意志是一,表象是多,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意志客体化的程度不同。
意志的客体化有高低级别之分。
普遍的原始的自然力是意志在最低级别上的客体化。
客体化的程度依植物、动物、人的级别递长。
意志既出现在每一盲目的自然力中,也出现在人的预谋行动中。
“电的两极激烈的要求再结合”,“磁针总是固执的指向北极”,植物为减少水分的散发而脱去叶子,蜗牛背着它的“住宅”,都是求生存的意志在各事物上的表现。
意志是一种无时间性,无空间性,无因而成的活动,是一种不能遏止的盲目的冲动,是一种无目的、无止境、永不满足的欲求。
意志的基本特点是求生存、求生命。
因此,意志就是生命意志。
世界的核心也就是这生命意志。
尼采接受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同时又改造了意志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把生命意志改成了强力意志。
他说:
“在求生存的意志的信条上去觅真理,必然迷途:
因为求生存的意志并不存在!
不能存在的便不能意欲,但已存在的又何能在求存在!
只是有生命的地方有着意志:
但不是求生意志,我教你——只是‘求权力的意志’!
”强力意志也还是生命意志,然而它追求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使生命得以超越自身的强力。
这种对力量之强大的渴求恰恰表现了生命永不枯竭的本性。
所以,尼采称强力意志为“永不枯竭的增殖的生命意志”,并认为它是“生命的核心”。
强力意志概念在尼采哲学中占中心地位。
一方面,它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尼采用它来说明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把万物生生不息的永远生成归结为强力意志。
另一方面,它获得了最高价值尺度的意义,尼采用它来衡量人类一切精神文化价值。
把真、善、美的评价都看作是强力意志的产物。
强力意志概念实际上是尼采对于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本质的一种说明。
在他看来,求力量之增强既是生命的本质,又是意志的本质,从而也是生命意志的本质。
尼采的强力意志是要对生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人生的意义全在于生命力最高限度的发扬,痛苦和刺激提高了生命力,加强了力感和生命感,因而也化作了快乐。
生命的本质在于强力,追求并且体验这种强力也就实现了生命的意义。
叔本华把意志视为决定一切的东西,他肯定了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
但他把生命和意志对立起来,认为生命意志在本质上是痛苦的,解脱这种痛苦的最高途径是个人毁灭。
否定生命意志只能看到生命的无益。
尼采则认为凡有生物之地通过强力意志表现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力量。
生物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
强力意志是人的本质、人生活、生存、创造的原动力,这也是一种生命意志。
但其本质决非单纯追求生存,而是要发挥生命的力量。
尼采和叔本华都是以意志为世界本质,但尼采的强力意志比叔本华生命意志更为高扬、积极。
二、非理性主义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认识不过是由非理性的意志所派生,并为之服务的工具。
他将人对表象世界的认识分为两种:
直观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理性的功能只是在直观的基础上“构成概念”。
概念是一般,它是直观的复写,它的内容来自直观,是对直观认识共同属性的概括。
理性认识“永远也不能越出表象的界限”,“永远达不到世界最内在本质”。
因此,用理性的方法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行不通的,那么如何把握世界的本质呢?
叔本华借助了理念这一概念。
把理念做为意志的直接客体性,因此可以通过对理念的认识去把握世界的本质。
但是认识理念不能靠理性认识,表象世界是服从根据律的。
而根据律对个别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起作用。
理念是不变的。
因而根据律对概念并不起作用。
认识理念必须依靠直观的认识。
所谓直观的认识,就是放弃对事物的习惯看法,不在按照根据律诸形态的线索去追索事物的相互关系“即是说人们在事物上考察的已不再是‘何处’、‘何时’、‘何以’、‘何用’,而仅仅是‘什么’;
也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而代替这一切的都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的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
当人们浸沉这种直观时,便“自失”于对象之中了,成了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成了客体的镜子,于是直观者和直观本身合一了。
这同时即是整个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
叔本华指出,客体如果以这种方式走出了它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的一切关系,主体也就摆脱了对意志的一切关系。
那麽,这所认识的就不再是如此这般的个别事物,而理念是永恒的形式。
在理念中,主体和客体是并无区别的,因为它们就其自在本身来说都是意志。
所以,意志在这里是自己认识自己。
根据上述认识产生的过程,叔本华指出,只有直观才识真理的源泉,而理性的作用只是保存知识、传达知识、运用知识。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意志。
理性思维认识只是大脑的机能。
而大脑正如人其他器官一样,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是意志的外在表现。
因而,意志是第一性的,是主人,理性是第二性的,是仆人。
理性不过是人实现意志的冲动,满足意志的欲求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都是理性在起主导、支配作用。
实际上却是意志在背后推动着理性。
意志如同一个强健的盲人,背负着理性这个能视的跛子,让理性来充当向导。
人们总是因为意志的欲求,才找出种种理由来行动。
总是欲望追求在先,然后理性为这种欲求提供论证和根据。
这种说法抬高了意志而贬低理性,是叔本华非理性主义的典型表现。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非理性主义的萌芽。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狄奥尼索斯精神,即酒神精神。
“酒神的本质,把它拟为醉乃是最贴切的。
”这是人类放荡不羁的原始本能,是生命永无遏止的冲动,是精神的醉狂、亢进的状态,是不为理智所控制的。
只有在酒神精神中才能超越痛苦,超越人生。
“因果法则”是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轴心法则。
到了尼采,“因果法则”完全剥离了它的合理性和强制性。
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最早陶醉,就在于对“因果法则”的破坏中。
尼采把希腊文化分为前苏格拉底文化和苏格拉底文化。
他对苏格拉底文化非常不满,认为苏格拉底是希腊文化酒神精神的扼杀者。
自苏格拉底以来,希腊文化走向腐败和堕落,苏格拉底是希腊文化遭厄运的元凶。
按照最的迷悟产生的根源尼采的观点,在希腊哲学发展过程中,是苏格拉底把概念和理智引入哲学,扼杀了希腊哲学的蓬勃生机,堕入了僵死的理性蛛网。
这也说明了尼采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非理性主义本质。
尼采看来,传统哲学最大迷悟产生的根源之所以是理性,是因为理性的逻辑本性。
这使它本能的寻求条理化和秩序,因而害怕感官,从而篡改感官。
理性是对意志的不完全、不真实的表现。
他对人类只是按照自身的理性本性去构造了一个合理性的世界模式,然后又用这个世界模式来约束它自身,使逻辑把自己的界限当作世界的界限。
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冒充真理和最高价值标准。
试论《静静的顿河》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征
作者:
张中锋
内容提要《静静的顿河》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即该作品并没有体现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二是非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即该作品所体现的人性观是人性恶;
三是非理性主义的人生观,即该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是悲观的、宿命的。
这些非理性主义因素,使作品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而是具备了现代主义美学特征。
关键词非理性主义特征历史观人性观人生观
理性主义哲学相信世界是按照理性的“设计”与“需要”建立起来的,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具体表现为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规律性和必然性;
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性是善的,即使暂时存在着不善,也是可以改造的;
人生是乐观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实践证明,上述的观点只不过表明了人类理性的自负和虚妄。
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让人们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按照理性主义者的设计像他们所一厢情愿的那样走向幸福,而是把人类导向更大的灾难。
也正是在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世界是非理性的、是不可认知的。
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毫无规律可言;
人性也并非是善的而是恶的,因为人身上的本能欲望、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常常控制着人的行为;
至于幸福不过是美丽的幻影,总是稍纵即逝的,因而人生是悲观的。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性人”的颠覆,是对启蒙思想家所制造的理性神话的一种彻底批判,是对人类自身及世界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非理性主义哲学所持的人生态度比起理性主义哲学,看似消极,实则积极;
看似悲观绝望,实则深刻清醒。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下简称《静》)就是一部对理性主义价值观念提出全面质疑的力作,其标志则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历史观、人性观和人生观上。
由于理性主义哲学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而非理性主义哲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因此,《静》在创作观念上又存在着巨大的美学突破,即该作品已不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具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
一、《静静的顿河》并没有体现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肖洛霍夫在《静》中所展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和盲目性,并不存在什么规律。
“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主体性的目的论或历史主义原则不过是一种哲学上的简约论,历史的发展根本不存在某种线性的、连续的因果链条,而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堆积。
用某种永恒的、理想的人类目标来解释人类的过去和设想人类的未来,这其实不过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乌托邦,这种总体性的、简约化的和封闭的方法不仅不能为人类指明一个美好的未来,反而给人类带来了虚妄和欺骗,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类正是借着历史理性的口实,以实现未来理想的名义,从事杀戮、战争、暴政和迫害的。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种反目的论的倾向被推向历史极端,不仅历史本身终结了,历史进步的观念也终结了,或者说某个可认同的历史方向终结了,而且作为历史事实记载的书写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本身也终结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叙述,任何历史的书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构成,是诸事物在过去与未来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摆动、迟缓或延伸,是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东西的踪迹的散播,历史学不是由存在于时空中的客观事件系列所构成的,而完全是一种话语的编码,语言的重组,是不断的删除和不断的重写,总之,历史不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意愿创造的,或者确切地说,历史不再是由人的行动创造的,而是由人所无法左右的语言结构、无意识结构书写出来的。
”但是,在许多教科书中和一些评论家看来,《静》及其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却反映了历史规律,即反映了哥萨克人经过“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最终走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必然。
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其原因有三:
一是与近代以来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有关。
近代以来人类借助于科技理性的力量,对自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征服。
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起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科技所创造的神话使人们对科技理性产生了盲目崇拜,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被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因此,当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文学作品上时,便会认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包含着某种“真理”,体现着某种“社会发展规律”,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科学发现”的作品,才被视为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种用科技理性思维来抹杀文学本体性和主体性的做法,在崇尚科学的年代里,是见怪不怪的事。
第二,与人们长期接受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关。
20世纪是意识形态学说过分发育的世纪。
意识形态把复杂的人类社会简约成一个理性的工程设计,一个宏大叙事。
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学者及其由他们所编著的教科书,就必然会认为《静》中葛利高里以及哥萨克人的悲剧,反映了他们经过艰难曲折,最终走上苏维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局。
由此我们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命运的评价,也常常持矛盾态度:
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因为他们不懂得“历史规律”(也不可能懂)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感到庆幸,因为这场灾难使主人公和哥萨克人获得了“觉醒”,只是他们为这种“觉醒”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大了些。
这种以往我们常见的貌似辩证实则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屈就与图解。
如果我们从文本出发,就会发现作品本身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意图”。
首先,主人公葛利高里历经磨难,精神非但没有觉醒,反到越来越萎靡,直至精神死亡。
站在家门口的葛利高里抬头远望,所见到的太阳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
至于葛利高里所拥抱的两个孩子,也很难让人想到希望,而是徒增了几份担忧。
在《静》中,作者是让葛利高里先后怀着三种理想(或希望)走向战场的。
当葛利高里首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按照哥萨克人的习俗为沙皇而战,但是,这个理想不久就破灭了。
战争场面的残酷、杀人竞赛的恐怖,使得生性善良的葛利高里感到困惑;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不久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逊位,葛利高里失去了作战的目的和动机,退出战场。
但随后不久,葛利高里又为哥萨克人的自治而战,特别是红军将领惨杀哥萨克俘虏的场面,以及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枪杀的结局,更加激发了他的作战欲望,他把原来对德国人的杀戮转向了对红军的杀戮,并因作战勇敢而当上了白军师长。
但是,不久他便认识到,他不是在为哥萨克自治而战,而是在为多少年来一直与之对立并奴役他的那个阶层的哥萨克、非哥萨克以及外国贵族老爷们而战,因此,战败后他拒绝登船到国外去。
这时他只得选择参加红军,但红军的不断肃反,以及作为村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科舍沃依的敌视态度,和红军购粮队对哥萨克人的横征暴敛,迫使葛利高里又不得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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