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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
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
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
从表面上来看,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目前我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影响就业。
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恶化就业形势。
表4是实际汇率和贸易关系的Granger因果检验,其中lnP、lnX分别代表中国对该国实际汇率的对数值和中国对该国出口额的对数值。
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取敏感,因而下面分别列出滞后4阶到7阶的检验结果,其它滞后阶数的结果与此类似。
欧盟、日本、韩国模型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汇率不是出口的Granger因的零假设,而无法拒绝出口不是汇率的Granger因的零假设。
而美国模型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无法拒绝汇率不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Granger因的零假设,P值在90%以上。
即实际汇率对中国与欧盟、日本、韩国贸易发挥了显著性影响,而对中美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6.美元汇率和贸易关系的分析
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均明确显示,汇率升值对中国对欧、日、韩的出口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对中国对美国出口没有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顺差、美国逆差是中美经济结构失衡的宏观表现,中国储蓄过剩和美国的消费过剩促成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汇率升值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影响不大。
(2)汇率对中美和别的国家作用机制不同,从1994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中美实际汇率的变动不大,且主要来自两国CPI的相对变化,即中美两国实际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实际是两国通货膨胀相对变化对贸易的影响,而不是像欧、日、韩那样主要来自名义汇率的波动,两者的传导途径不同,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3)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有效地控制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风险,因此汇率并非贸易重要的影响因素;
汇率对中美贸易没有影响,也从侧面证明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设计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国的国际贸易。
但可以推测,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和逐步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汇率将会逐渐在中美贸易中发挥影响。
四、汇率对贸易作用的分析
汇率对中国与欧盟、日本、韩国贸易有显著的影响,但显著性是指汇率变量统计检验的显著性程度,下面对变量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和幅度等进行进一步分析。
1.脉冲响应函数图
汇率和工业生产指数对中欧、中日、中韩贸易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3-图5。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该变量的本身,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的内生变量。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
月度),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
EUIP、JPIP、KRIP代表欧盟、日本、韩国的工业生产指数,EUR、JPY、KRW和VEUR、VJPY、VKRW分别代表欧元、日元、韩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以及实际汇率的波动率,ANEXPEU、ACNEXPJP、ACNEXPKR代表中国对欧盟、日本、韩国的出口,log是对数据取对数,数据命名格式参照路透数据库。
由图3-图5可见,工业生产指数的正向冲击将引起我国出口的增长,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在6个月后趋于稳定,对日本出口先增长而在9个月后开始衰减,对韩国的出口缓慢增加,10个月后逐步稳定。
国外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出口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在汇率产生正向冲击,即人民币升值之后将会抑制我国出口,我国对欧盟、日本的出口将会迅速受到抑制,三个月后汇率的抑制作用趋于稳定;
对韩国出口的抑制作用逐步增强,9个月后趋于稳定。
2.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确定汇率等各变量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对中国对欧盟、日本、韩国的出口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分别见图6-图8。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单位:
月度),纵轴表示对应于不同滞后期各变量的贡献率。
方差分解是Sims于1980年提出的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
脉冲响应函数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的冲击效果,而方差分解则将系统的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进而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了解不同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从图6-图8可见,如果不考虑出口自身的方差贡献率(自我累加效应),在欧盟模型中,工业生产指数的方差贡献率最大,10个月后为7%,其次为汇率,10个月后方差贡献率约为3%,与协整模型预测一致;
在日本、韩国模型中,汇率对出口的方差贡献率最大,10个月后在20%-30%之间,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比较显著,其次为工业生产指数和汇率波动率,与协整模型预测一致。
3.中国出口增长的因素分解
方差分解可以了解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而各变量的实际影响不但取决于其重要性,更取决于其自身变动幅度。
中国汇率改革后,究竟汇率升值发生了多大的影响,各种因素在中国贸易持续增长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对中国与欧盟、日、韩的贸易进行分解,明晰各因素的作用。
首先将表3中的协整关系统一为(四)的形式。
其中Tt为时间趋势项,按照在Eviews的赋值规则,本模型的时间趋势项在1995年1月取值为0,以后每月递加1,因此Tt-Tt-12=12。
(4)-(5)可得
(6)式中RX、RYt、RP、RV分别表示中国对该国出口额、该国工业生产指数、实际汇率值、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同比增长率;
12λ4代表出口的时间趋势项增长率,即惯性增长率;
d=εt-εH2表示随机扰动;
代表预测出口增长率。
故中国对该国的贸易增长可以分解为五部分的影响:
该国经济增长、汇率、汇率波动、增长惯性、随机扰动。
各部分影响取决于该变量的变化幅度和出口对该变量的反映程度两方面。
将时间趋势项所反映的出口增长率称为惯性增长。
它是在分离了贸易对象国经济发展(lnY)等因素后,出口的自发增长趋势,它反映的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我国出口的惯性增长,四国模型的增长趋势都很显著,说明贸易的惯性增长是我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
为了减小随机性因素的影响,用2006年1月-9月的出口额、工业生产指数、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平均值,和2005年1月-9月的对应变量的平均值进行(6)中的运算,故下面RX、RYt、RP、RV代表2006年1月-9月的平均同比增长率。
将表3中的模型参数带入到公式(8)中,可将中国与欧盟、日本、韩国的贸易增长率进行分解。
表5是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率的分解,变量系数一行来自表3,表示出口对该变量的弹性。
变量变化率代表2006年1月-9月份该变量的平均同比增长率,其中时间趋势项的变量变化量12。
“对贸易的影响”是“变量变化率”和变量系数的乘积,表示该因素导致的贸易增长率;
该行数值之和为所有因素影响之和,等于“预测贸易增长率”,根据(8)计算而得。
我们定义各因素“对贸易的影响率”,见公式(9),其中Ik、Ii分别代表该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即表中第三行。
这样可以避免正负号的影响,显示该变量对贸易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
因素k对贸易的影响率=
由表5可见,模型预测的出口增长率为18.4%,比实际值21.88%略低,模型较好地预测了对欧盟出口增长情况。
在18.4%的预测增长率中,欧洲经济发展(工业生产总值)拉动出口增长15.39%,出口的增长惯性的作用使出口增长13.20%,而汇率升值的抑制作用使出口减小3.5%。
汇率作用“对贸易的影响率”仅有9.04%,由此可见,在与欧盟的贸易中,尽管汇率是显著影响因素,但影响幅度并不大;
这部分是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周期恰逢美元贬值周期,2005年9月底相比2005年6月底汇改前人民币对欧元实际汇率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贬值0.1%;
2006年1月-9月人民币对欧元平均实际汇率(月收盘平均)仅升值1.97%。
可见,2006年1月-9月人民币对欧元小幅升值,对中国对欧盟出口影响很小,欧盟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我国出口的惯性增长是我国对欧盟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表6、表7分别是中国对日本、韩国出口增长率的因素分解,模型的预测误差大于欧盟模型,但总体尚可。
对日本预测的出口增长率为4.28%,略低于实际增长率6.6%。
其中,2006年1月-9月人民币对日元月平均实际汇率大幅升值10.16%,使我国对日本出口减少13.82%;
同期日本经济发展拉动我国出口增长5.28%,对日本出口的惯性增长率为10.80%,两者共拉动我国对日本出口增长16%。
在中日贸易中,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率”为43.3%,在各因素中影响幅度较大,这主要由于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幅度很大,以及日本经济增长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相比欧盟较小,进而凸现了汇率对贸易的影响。
在中韩的模拟中,我们采用表3中的韩国
(2)模型,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由于韩元对美元升值速度更快,2006年前9个月人民币对韩元的平均实际汇率贬值5.06%,拉动我国对韩国出口增长6.89%;
此外,韩国经济增长和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增长惯性拉动我国出口增长18%。
在对韩国的贸易增长中,韩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惯性增长是核心因素。
综上,2006年1月-9月,人民币对日元平均汇率大幅升值10.16%,对出口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使对日本出口增长率减少14.95%,日本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出口自发增长使我国出口增长16%,两者作用抵消,使我国对日本出口小幅增长。
而同期人民币对韩元实际汇率不但没有升值,还贬值6.89%,拉动我国出口增长6.89%,同期韩国经济和出口惯性增长也拉动出口增长18%。
五、结论
本文建立了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贸易的协整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汇率对中国与各国贸易的影响,并对2006年1月-9月出口增长中各因素进行了分解,探究了汇率的作用程度。
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回答了如下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汇率是否是影响我国出口的显著因素
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方差分解等结果知,汇率是影响我国对欧盟、日本、韩国出口的显著性因素。
在对三国的贸易中,出口的汇率弹性为在-1.78~-1.36之间,T检验显著。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汇率并非中国对美国出口的Granger因,这一方面因为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汇率的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有效控制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风险,从而使出口受汇率影响不明显,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汇率会逐渐在中美贸易中发挥作用。
2.汇率改革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程度
汇率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取决两个方面:
出口对汇率的弹性,汇率的变化幅度。
以2006年1月-9月的平均实际汇率衡量,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欧元仅升值1.97%,对日元升值幅度较大,为10.16%,对韩元实际汇率贬值5.06%。
汇率对中国向欧盟出口影响很小,使出口增速减少3.5个百分点;
对中国向韩国出口产生拉动作用,拉动出口增长6.89%。
由于人民币对日元大幅升值,因此对我国向日本出口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使出口降低13.82%。
总体上,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周期恰逢美元贬值周期,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幅度不大,并未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3.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在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贸易中,美欧日韩的经济增长会引发对进口产品的旺盛需求;
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提升,会引发我国出口的惯性增长。
出口对象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惯性增长两个因素是我国出口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拉动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出口分别年增长16%、28%、16%、18%。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稳定,出口的惯性增长会逐步减速,但在未来几年内仍然会是拉动我国出口的核心因素。
4.出口对汇率的承受力是多少
综合汇率升值对贸易的抑制作用和国外经济发展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出口的惯性增长,假定汇率升值过程中我国经济结构不变,即保持本模型所估计的关系,则当人民币对欧元、日元、韩元的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在21%、11.8%、13.2%时(拉动作用的增长率/出口的汇率弹性),抑制作用和拉动作用抵消,我国出口增长率将趋近0,出口规模基本稳定。
而实际中,我国不少行业的出口利润率在5%-10%的区间,即使将汇率升值向出口价格的传导考虑在内,汇率升值过程仍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改变;
因此对欧元、日元、韩元的实际汇率升值幅度21%、11.8%、13.2%是实现我国对其出口保持稳定而不萎缩的升值幅度的上限。
5.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有何影响
汇率波动对中国与日、韩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对中国与美、欧贸易没有发现抑制作用。
分别与汇率波动抑制贸易理论和汇率波动促进贸易理论相符。
可见在东亚区域内部,汇率波动不利于区域内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
从长远看,应当推行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在区域内消除汇率波动进而促进区域内贸易。
欧元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除汇率波动对欧元区贸易、经济的影响;
我们应当借鉴经验,推进东亚区域经济融合,消除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
同时,要加快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为我国经济主体提供控制汇率风险的可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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