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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涉及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等各种要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造物。
“跨体系社会”不但不同于从“民族体”的角度提出的各种社会叙述,也不同于多元社会的概念,它更强调一种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社会网络的特征。
例如,中国西南民族混居地区的家庭和村庄常常包含着不同的社会体系(族群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并与这些“体系”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同时,这些社会体系又内在于一个家庭和村庄、一个社会。
将跨体系社会与区域范畴相关联,是因为“区域”既不同于民族-国家,也不同于族群,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这一范畴包含着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演变。
另一方面,跨体系社会同时也与跨社会体系(trans-societalsystem)相互缠绕。
例如,中国历史中的朝贡体系不但是跨体系社会的联系方式,而且也是跨社会体系的连接网络,它将更广阔的区域内的各政治共同体连接在一起。
因此,在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的视野中,重新检讨区域、尤其是民族区域的概念,对于回答“如何理解中国”或“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一、两种区域主义叙述过去二、三十年来,区域研究兴起,无论在国家史内部,还是在世界史的范围内,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研究方法。
本文不拟直接进入对于具体研究成果及其结论的评判,而是以方法论问题为中心,结合各种研究路径,对“区域作为方法”这一问题做一点分析。
这也给了我一点自由,即跨越不同的研究领域,观察“区域”在经济史、人类学和民族史等领域的不同运用及其相关性。
七十年代以降,所谓地方史取向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社会史、革命史、城市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这一方法改变了中国研究的整体框架。
由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引入,地方史研究的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性别、族群等话题也在区域史的范围内展开了。
与此相联系但有所区别的,是在世界史范围内观察区域联系的努力,其关注的重心是那些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联系和认同关系。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可以算做这一潮流的先驱,它综合了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事件史)等三个时间层次,用以研究总体史。
这类研究一方面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在不同区域之间构成了比较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区域设定为一种新的、形态不同的主体,如亚太、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等,并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对区域进行观察。
[3]我将前一种区域主义方法称之为“针对国家及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叙述”,将后一种区域主义方法称之为“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
这两种方法并无明显的隔绝,围绕民族起源、朝贡-外交关系、经济圈或文明圈等框架,它们相互支撑和渗透。
我们的讨论以“民族区域”为中心,但上述两种区域主义方法并不是与此无关的。
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出版于1977年,是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区域史转向的奠基性作品,对其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有重大的影响。
[4]施坚雅将集市体系与区域体系综合在他的研究模式中,对中国市场史、人口史和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解释他的研究动机时,施坚雅说:
“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
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明显。
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
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明清时期,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地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而不是政府的安排。
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讨论了社会经济层级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
[5]在施坚雅看来,省、府、州、县等行政区划也构筑了区域的范畴,但与“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相比,前者更像是一种由上而下的人为秩序,而后者“不是政府的安排”,而是漫长历史进化的更为自然的结果。
因此,这一区域主义方法隐含着一种自然演化的秩序观,它将由政府所确定的、作为行政单位的区域视为一种不能真实反应区域关系的安排和规划。
从大的方面看,针对国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并未直接挑战民族国家史的框架,但它将国家做了区域性的解释。
如果我们超出经济史的范畴,就会发现这种区域主义方法在早期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中并不陌生。
例如,李济在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就提出过“一种不同于省份区划的地理单位”。
按照他的观察,各个朝代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用不同的方式划分中国的政治单位,中国的地区划分是随着政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或王朝对区域的划分并不是简单自上而下的行为,它也综合了各种历史演化的要素,比如,“各地区的面积主要是随着人口聚集的程度而异,而聚集的地望又多半取决于移民迁徙的路线。
因此,政治单位的数量和面积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出我群聚集地望的变动。
”但是,由于政治单位是根据地望变动而形成的,“找寻出某些决定着地望变动而不是为地望变动所决定的地理划分,对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变动是大有必要的。
河流和山脉是人口流向的自然决定因素。
其中,河流的影响尤其重要。
”[6]不是地理划分,而是地望变动及其动力才是划分区域的真正根据。
李济就是据此区分出他的“五大区域”,即东北区(黄河东段以北地区,相当于今之直隶和山西)、中部东区(黄河东段以南及长江东段以北地区,相当于今之山东、河南,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绝大部分)、中部西北区(中部东区以西,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地区,相当于今之陕西、四川,以及甘肃的一大部分)、西北区(甘肃省内的一小部分,处在黄河以北地区)、南方区(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还有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以及云南)。
民族史研究以追溯中国民族的形成为中心,它所使用的资料大体包括中国人人体测量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筑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资料的使用——如张光直在概括李济的工作时所说——综合了考古调查、民族志调查、人体测量调查和中国语言研究等四种方法。
正是根据这些文献和方法,李济分析出中国民族的五个源头:
黄帝子孙、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掸人和藏缅人。
他的区域划分以追溯民族形成为目的,尽管十分注重中国民族形成的混杂性,但关注的空间范围主要局限于中国本部,满洲、西藏等后来成为中国行政统属范围的地区就不在他研究的“区域”范围之内。
费孝通将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格局,显然考虑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在民族形成与区域关系中的角色。
这个看法显然与李济早期的观察不同了。
费孝通所说的“六大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三大走廊则是指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这一走廊是汉藏、藏彝接触的边界,包含着许多其他族群。
[7]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是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
苏秉琦等考古学者在考古学领域中所提的中国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也可以与此说相互参照,两者的共同意趣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黄河中心说,而是满天星斗说,为中国文明的源头提供了不同的图景,虽则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一说。
同样以地望和迁徙为杠杆,早期民族史研究以民族形成为中心,而当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却以跨民族区域及其经济发展为中心,两者观察区域的立意已经有所区别。
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
无论在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中,还是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民族史内部的超民族叙述”。
李济后来感叹说:
“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
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
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
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
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8]秦始皇筑长城是一种“政府安排”,它割断了中国民族形成的广阔空间,而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当然也意味着打破这种人为的历史割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地域性的界标,对其后边疆区域的形成影响深远。
李济在这里将民族形成推广至满洲、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除了往上追溯的线索外,不是也回应了其后中国历史的区域演化吗?
关于这一点,稍后在讨论拉铁摩尔的工作时,我会进一步讨论。
为什么民族史内部会出现这些超民族叙述?
我认为动力存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民族形成本身的多元性和混杂性迫使以追溯民族起源为己任的民族学、考古学向超越单一起源论方向发展;
第二,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历史学者自觉和不自觉地将中国作为一个自然演化过程的动态存在,而不是某个强力由上至下进行规划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施坚雅在政府安排与社会演化的二元论中所展开的中国叙述的局限。
将区域视为自然的,而将国家及其规划视为人为的,这一对区域与国家的界定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与区域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将它们视为相互对立的范畴,而不是相互参照和相互渗透的范畴,有时反而会模糊了区域形成的多重动力。
以灌溉工程与地域形成的关系为例,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国最好的土地即灌溉的土地,而“而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须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
”“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
这样,国家从事这类活动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力量的基础。
国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
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护的中心-城池。
这就造成了每一区域的结构单元,即都有一个城池和足够的土地,构成贸易与行政的单位。
每一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中在某些重要的仓库里,由政府支配,充作各地方的代表中央政权的驻军的粮饷。
”[9]由这类大型工程所形成的区域与行政区划有关系,但又未必是完全重叠的关系。
与上述针对国家行政区划的区域主义方法不同,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力图超越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区域构成。
地望、迁徙、敬香和贸易活动同样是区域形成的基本要素,但这一区域主义产生于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问题意识。
区域整合、文明圈、地缘政治联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包含着对两个不同的力量的回应,即一方面超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进行限制。
彭慕兰的《大分流》与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可以作为跨国性区域主义的代表性著作。
彭慕兰的作品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地方史传统中形成的,他以江南及其从属区域为描述单位,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这一区域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经济中心从“中国”的整体范畴中抽出,并与英国北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进行比较,他所回答的仍然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恰好从英国产生这一问题,但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从区域主义的方法中产生的一种改写现代世界历史的努力。
关于这一著作的争论仍然在延续之中,这里不做评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彭慕兰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区域从国家范畴中解放出来,直接作为世界史叙述中的比较单位。
不过,江南地区既非跨国界区域,又不涉及民族问题,这一描述与那种以跨国活动和多族群关系作为区域概念的构成要素的方法有所不同。
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在经济史领域重新建立了一个以朝贡体系为纽带、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并以此确认亚洲内部——包括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域性的“连带关系”。
我认为这种连带关系构成了一种“跨社会体系”。
这部著作的方法论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史领域,对从其他角度思考亚洲区域问题产生了影响。
在他的叙述中,朝贡网络是区域整体性的历史根据。
按照他的研究,亚洲区域有下述三个特征:
一、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整体;
二、这个整体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以超国家的朝贡网络为纽带的;
三、与这一朝贡网络相匹配的是与欧洲“国家”关系不同的“中心-周边”及其相应的“朝贡-册封”关系。
即便在近代,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也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彻底击毁,“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亚洲”至今仍然存在。
滨下武志将朝贡关系中的宗属关系区分为六种类型,即:
(1)土司、土官的朝贡;
(2)羁縻关系下的朝贡;
(3)关系最近的朝贡国;
(4)两重关系的朝贡国;
(5)位于外缘部位的朝贡国;
(6)可以看成是朝贡国,实际上却属于互市国之一类[10]。
但构成区域整体性的基本依据的,并不是这些不同的朝贡类型,而是由这些朝贡关系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中心-周边”的框架,即一种在原理上与以主权为单位的民族国家关系极其不同的区域关系。
滨下武志将网络性关系作为描述区域整体性的途径,而这一区域整体性的观念又以某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为根据,因此有可能与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发生关系。
例如,人们已经在问:
亚洲地区——或者更具体地说——东北亚地区能够形成一种欧洲联盟式的政治主体吗?
很明显,无论从民族志的角度,还是从交通史的角度,区域研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致力于打破行政区划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边界。
但问题是:
区域整体性与政治主体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区域与人格性主体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地方的非地方性:
稳定与流动的辩证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必然会强调区域的稳定性。
无论内部存在多少动态关系,如果没有稳定性也就不能构成区域。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就是与稳定和缓慢的变迁相联系的。
上文引及的各个例子取向不同,但在强调区域具有某种稳定性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
事实上,这些区域概念既是对特定历史关系的综述和描绘,也是以概念化的方式对这些流动性关系进行稳定化的努力。
费孝通所说的六大区域、三大走廊一旦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原有的区域关系也就会转化为一种更为自觉的和行政性的关系。
当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的时候,云、贵、川等西南省份,甘、陕、晋、青海等西北省份,以及新疆、内蒙、西藏等自治区忽然意识到了一种以“西部”为区域范围的联系,而国家的政策也以这样的区域概念为框架,重新构思国民经济的战略规划。
在历史研究中,对区域稳定性的描述也经常以政治组织的形成(亦即某种人格性的单位的产生)为前提。
傅斯年1933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是一篇著名的论文,它以东/西、南/北关系的消长起伏作为描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杠杆,认为商代文化由西部夏族群和东部夷族开辟。
傅斯年的具体结论已经为1950年代以后的考古研究所质疑,比如考古学家在中原的二里岗文化中发现了殷墟文化,此后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又被视为在龙山文化之后、二里岗文化之前的文化(有学者认为是夏文化遗址),而1983年发现的新的二里岗遗址也证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考古学家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文化被另一文化取代,显示二厘岗文化从中原向东发展。
由此,商是否起源于东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些学术史上的新发现值得我们思考,但我不打算只是在起源论的意义上讨论区域问题。
区域很难用单一起源加以说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斯年对区域的叙述仍然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意义。
在这篇长文中,他描述中国政治大势的方式不是从政治中心出发的,而是从区域关系的变动中展开的。
傅斯年说: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
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
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前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11]三代时及三代以前,区域(河、济、淮流域)的形成是与政治的演进密切相关的,否则中国古代史中的东西问题不能成立。
同样,若没有东汉及此后长江流域的大型政治组织的发展,中国历史中的所谓南北问题也不能产生。
区域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它和政治变迁密切相关。
这并不是说区域本身完全依附于政治变迁,因为一旦区域形成,它也有着某种非人格性的自主性或稳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傅斯年发现区域常常能够超越王朝和其他政治变迁,成为某种稳定性的存在。
就此而言,他的区域观与滨下武志的跨民族区域的稳定性描述是相似的,即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从而是动态的,但区域一旦形成却有着某种自主的稳定性。
傅斯年因此又说:
“东方与西土之地理重心,在东平原区中以南之空桑为主,以北之有韦阝为次;
在西高地系中,以外之洛阳为主,内之安邑为次,似皆是凭藉地形,自然长成,所以其地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变而改变。
此四地之在中国三代及三代以前史中,恰如长安洛邑建康汴梁燕山之在秦汉以来史。
秦汉以前,因部落及王国之势力消长,有本文所说。
四个地理重心虽时隆时降,其为重心却是超于朝代的。
认识此四地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或者是一件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史‘全形’的事”。
[12]中国古代史的“全形”只有通过超越王朝变迁的视野才能获得,那么,这一超越王朝变迁的视野又如何获得呢?
傅斯年将区域—即他所说的以城邑和政治为中心的、“凭藉地形,自然长成”的“地理重心”或“地系”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把握中国古代史之“全形”的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过于强烈地将区域与行政区划相对立,在方法论上也易于陷入另一种陷阱,即将区域的稳定性误解为一种纯粹非政治性的自然存在。
区域的稳定性本身常常与政治安排有关,这一点并不因其与行政区划(及国家边界)的差异而改变。
区域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流动性是绝对的,两者有着辩证的关系。
区域的形成除了地理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活动,其中迁徙、战争、和亲、贸易、敬香、朝贡等等就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形成条件,即便是自然生态的变迁最终也要通过人类活动才能转化为区域的变迁。
至少在人类历史中,区域虽然以地理为条件,但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
也正由于此,区域的稳定性必然以流动性为前提,而流动性又是区域形成的动力。
傅斯年从流动中寻求古史中东西区域关系的稳定性,而桑原陟藏则将南北区域的形成放置在“事件”中加以叙述,即以动态关系描述静态区域。
在发表于1925年的《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这篇名文中,桑原骘藏以两大“事件”——即晋室南渡与宋室南迁——作为结构中国历史中的南北变迁的中轴。
“这宗重大事变,历史上称为永嘉之乱或晋室南渡,是中国社会状态的一大改变,在各方面均引起重大影响。
在南北中国文化分野的区划上,此次事变是产生转变的一大原因。
”中国历史中的南北问题历来讨论极多,但无论讨论环境、风俗、民情和其他问题,大多均以南北作为稳定的、相互区别的区域为前提。
但桑原骘藏将南北问题放在“事件”创造的新关系之中,提供了隐含在区域静态关系中的动态关系。
他说:
“南方开发的端绪始于秦汉,因晋室南渡进度加速,唐、宋、元、明继其步伐,南方遂在文化、户口、物力等所有方面,凌驾于北方之上。
清初顾炎武以‘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解释南北盛衰优劣交替的原因,自然并不彻底。
清末刘光汉将原因归为五胡南北朝时代北狄的侵入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的便利与否,则较为中肯。
不过即使南方的水利在主张当地的开发中发挥作用是事实,也只是副因而非主因,是助因而非正因。
主要的原因,不得不归于北狄的入侵和汉族的南下。
这个华夷的移转,如刘光汉所言,并不限于五胡南北朝的三百年。
唐、宋、元、明间北狄的入侵和汉族的南下,与五胡南北朝相比虽有大小之差,但亦同样不能不加以考虑。
要之,过去一千六百年间,北方野蛮夷狄和南方优秀汉族的移住这两个事实,是解释南北盛衰原因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关键”。
[13]与傅斯年一样,桑原骘藏的描述也是长时段的。
如果参照他的《蒲寿庚考》、《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及有关西域和蒙古的研究,他的区域视野不但越出了“中国”的范畴,而且总是在流动的关系之中观察一个具体区域的特征。
南北区域的差异在这一长时段的交流和碰撞中显现出根本的动态性。
从这一动态的关系观察,南方之为南方的那些特征(族群、风俗和生活方式等等)均需要从由事件凝聚起来的南北关系中加以解释,诸如水利开发的便利与否等自然性条件在形成南北区域关系中反而是次要的。
区域的动态性也可以解释为地方的非地方性,它提示了一种观察地方性的视角,即流动性的视角。
例如,傩戏至今在贵州仍然是活的文化,但其根源却在江淮之间;
但今天江淮地区傩戏早已了无踪影,它被广泛地看作贵州区域的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从地域性的视野观察它,也可以从流动的角度理解它,或者从重叠、流动的关系中解释这一文化的衍生和发展。
流动性并不仅仅是指区域间的流动(如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就文化和习俗而言,流动性也体现在社会层级或阶级关系之中。
例如,由于王朝南迁,一些宫廷文化流落民间,如今在乡村或下层社会流行的文化未必是“下层的”、“本土的”;
而另一些民间习俗和文化也可能在流动中转化为上层的或精英的文化。
因此,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都不是绝对的。
稳定性和流动性共同构成了观察此类现象的视角。
从事件的角度观察区域的形成,亦即将区域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这并不构成对漫长的历史演化在区域形成中的意义。
事件与区域的关系提示人们:
区域常常是某种突变的产物,构成区域特征的那些风俗、文化、习惯、认同,乃至语言等,都不是区域的本质性特征,而是其历史性特征。
这里所说的突变,与桑原骘藏对事件的关注是一致的,它并不否定地望和其他更为稳定的条件在形成区域关系中的作用。
三、区域的中心-边缘及其相对化区域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也决定了区域研究中结构性要素与历史性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强调稳定性,也就会强调结构性及结构的内部互动和弹性。
施坚雅将区域作为一种稳定的、相对自然的体系,他的方法倾向于区域内部的结构关系便是自然的。
区域结构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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