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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中日文化交流,到达一个高潮。
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记载,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近30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驻“谴隋史”与“谴唐史”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22次。
中唐时期732年的一次,人数为最,多达594人。
这些使者中,有一些学习或关注艺术者。
例如717-735年在唐的留学生吉备,就带回了《乐书要录》十卷,以及律管、方响等;
学问僧最澄、义空,805年回国时,带回多种唐朝的乐器。
那时有一名擅长唐乐的中国人皇甫东朝,去日后因交通不便不能返国,就做了日本的乐官。
日本史籍也载,日本宫廷在大宝元年设定了“雅乐寮”,雅乐人员编制有796人。
而在平安时代,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代。
据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提供的资料,目前日本雅乐的种类主要有三种:
1、本土的音乐舞蹈风格
2、起源于大陆的音乐和舞蹈
3、歌唱与诵诗作品
第一,本土的音乐舞蹈风格,是成熟于10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音乐,与相应的舞蹈,建立在古代日本的早期音乐和舞蹈之上,被认为是古代的音乐舞蹈,或日本本土的音乐舞蹈,它们也受到来源于大陆音乐舞蹈的影响,尤其以筚篥著名。
第二,起源于大陆的音乐和舞蹈,由中国的雅乐舞和韩国雅乐舞组成。
建立在从中国和韩国,以及大约5—9世纪的400年间引入日本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之上。
根据它们的来源,分成“左院乐舞”和“右院乐舞”。
左院称为中国雅乐,建立在源于中国、亚洲的中部和印度的音乐和舞蹈基础上,服装为红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左边出场,用中国音乐伴奏。
右院称为韩国雅乐,建立在韩国、中国东北的音乐舞蹈基础上,服装为绿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右边登场,用韩国音乐伴奏。
两者在乐器排列方面彼此不同。
第三,歌唱和诵诗。
这部分是声乐,是在平安时代由大陆音乐和中国乐器伴奏的歌唱影响下形成,用日本民歌的歌词唱和朗诵,将中国的诗词改成日文的读音。
再就是圣歌诵诗。
与上述三类音乐对应的表演方式也有三种:
1、管弦乐演奏
2、乐舞表演
3、歌唱和诵诗
它们在技巧与音乐演奏方面彼此不同。
显然,这三类乐舞中的第二类,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对象。
目前日本雅乐中所有关于唐乐的曲目与舞蹈名称,据中国舞蹈史学家王克芬考证,在中国乐舞历史史料中,都有出处,这有力地证明,日本雅乐与中国传统乐舞的亲缘关系。
而从日本目前皇家乐部演出雅乐所用的舞台来考察,它也来自古代中国。
这种带栏杆的木结构舞台,来自中国六朝时出现的一种专门用于奏乐的舞台,创建于梁武帝,隋炀帝加工美化得以发展,流传至唐、宋宫廷。
这种舞台方便搭建撤移,多用于宴飨中的燕乐表演。
由于舞台四周下方以熊罴百兽雕刻装饰,因此,被称为“熊罴案”。
《文献通考》卷一三九:
“熊罴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
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
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之外,以施殿庭,宴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也。
”
《隋书·
音乐志》:
“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
案别有錞、于、钲、铎、军乐鼓吹一部。
案下皆熊、罴、貙、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
日本雅乐演出的这种平面方型的露台,四周是栏杆,舞台后方正中有台阶供演员上下,和宋代陈旸《乐书》卷105“俗部·
八音·
匏之属”中所描述的“熊罴案”及其所绘示意图形一致,只是高度较低,且无百兽之舞的图案装饰,倒和敦煌石窟中,盛唐壁画中的台榭相似。
综上所述,日本雅乐中的“唐乐”之根在中国,这一点是无疑的。
日本雅乐吸收传承的复杂性
日本雅乐来自中国唐乐,或受唐乐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其中“高丽乐”的部分,则不能同日而语。
即便是“唐乐”,有一些问题亦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日本雅乐,实质是中国唐代“宫廷俗乐”
“雅乐”,与俗乐相对,是中国古代宫廷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在朝会、典礼、宴飨时所用的仪式性音乐舞蹈。
自从周朝制礼作乐,为皇权歌功颂德,严格的等级观念渗入其间,以强有力的政治功能,成为贵族阶级维护统治以及教育后代的内容,被后世视为典范,历代王朝沿其旧制。
但是,在中国,后来被称作“雅乐”的,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从中国故宫现存文物资料来看,按照清代康熙主持编篡的《律吕正义》和乾隆主持编修的《律吕正义后编》,以及其它文献中和恢复表演的祭祀雅乐舞,或者流传至今的传统祭孔释奠乐舞,都和日本的雅乐,大大不同。
这种差异,日本雅乐界也十分确认。
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编《雅乐》简介写道:
“雅乐,其字面本义为‘典雅的音乐’,是与通俗流行的音乐形成对照的词,表示古典音乐。
在这个意义上,雅乐生存在中国和韩国,而和日本自己音乐中的雅乐不同。
雅乐在日本,占据了大多数古典音乐和舞蹈最古老的时代,建立在日本本土和亚洲国家的器乐和舞蹈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在其影响之下,一般来说成熟于公元10世纪。
主要表演于皇宫的贵族社会,或者在重要的神祠和寺庙”。
从日本的另一些资料来看,从古坟时代、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各种外国的音乐和舞蹈,几乎被用同等重要的方式表演。
雅乐传入日本后,成为娱乐性的舞蹈,很多贵族在饮酒作乐时都参与这些舞蹈。
因此,从当时传入之后的情况,或从目前日本雅乐保存的节目来看,传入日本的唐乐,主要是“燕乐”部分。
此外,早期传入的,还有中国的“散乐”,即民间音乐。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日本持统天皇执政时期,在皇宫流行过“踏歌”。
这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习俗正月十五闹元宵的节日歌舞,也是中国唐代的汉人,在宫中举行的娱乐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朝代的不同,雅乐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在隋、唐宫廷中,“雅乐”和“燕乐”已是分立的概念,并且两者的分家,愈来愈绝对。
前者,是指由主管创制和使用“雅乐”的官吏们,主观想象而创制出来的所谓“古乐”;
后者,则是用于宴会中的一切音乐舞蹈。
在唐代,宫廷太常寺的大乐署机构,是将《雅乐》和《燕乐》作为相对的概念使用的。
并且作为不同的乐舞种类来管理。
相对于雅乐,燕乐作为新盛的乐舞艺术,实为宫廷俗乐。
唐玄宗时的俗乐部,除了《坐部伎》、《立部伎》外,还有清乐、道曲、法曲、胡部、舞马、百戏等。
隋、唐时,宫廷喜好燕乐,提倡燕乐,专设机构培养与训练演员,调集优秀艺人,推动其创作与表演,广采博收,以开放的心态,不仅重视吸收民间音乐舞蹈的活力,实现中华各民族音乐的融合,而且注重吸收外来乐舞的精华,从而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艺术创新的民族乐舞的崭新形式,受到人民的喜爱。
而此时的雅乐,则顽固地坚持复古原则,刻意远离民间,更加僵化。
因此,虽然宫廷投入人力物力巨大,仍挽救不了雅乐衰微的命运,最终随着宫廷的没落而衰落。
日本在接受中国唐乐时,传承的内涵与外延,是中国唐代宫廷音乐中的“俗乐”,而非“雅乐”。
2.日本雅乐由中国传入,但亦受到朝鲜半岛影响
尽管日本受中国乐舞文化影响的历史很悠久,其中唐乐最早从中国直接传入。
但目前上演的日本雅乐,哪些是从中国传入,那些受到朝鲜半岛的影响呢?
这一点值得思考。
日本的雅乐,在历史上似乎一直是既受中国影响,亦受朝鲜半岛影响。
例如,日本宫廷在大宝元年设立了“雅乐寮”,雅乐的人员编制有796人。
其中:
和乐254人、歌师4人、歌人30人、歌女100人、舞师4人、舞生100人、笛师2人、笛生6人、笛工8人;
唐乐72人、唐乐师12人、唐乐生60人;
三韩乐72人、高丽乐师4人、高丽乐生20人、百济乐师4人、百济乐生20人、新罗乐师4人、新罗乐生20人。
从“雅乐寮”的人员编制来看,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员,占的比重相同。
这和中国唐代的宫廷雅乐人员编制,是不同的。
从现存的演出程式与舞目的次序安排来看,日本的雅乐,似乎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
因为,从目前日本雅乐演出舞目的次序上看,是以唐乐与高丽乐彼此各一部地交替轮番上演,这和中国唐代燕乐演出的曲目及其演出次序不同。
例如《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清商乐”是汉族民间乐舞;
“西凉乐”是比较接近汉族地区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乐舞;
“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是离汉族地区比较远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乐舞;
“康国乐”是中国边区流动民族的乐舞;
“安国乐”、“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等是外国乐舞。
朝鲜半岛的乐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唐玄宗根据表演方式,把歌舞音乐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来看,纳入其中的,都是6世纪到8世纪间的新作品,所用伴奏,大部分是当时深受欢迎的龟兹与西凉少数民族的乐器。
如《立部伎》中的:
《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八部歌舞,以及《立部伎》中的六部歌舞:
《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等)、《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等,都只是目前日本雅乐演出的唐乐部分,没有中国乐舞与高丽乐舞交叉演出的现象,但是,却和12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朝鲜,把音乐分为《唐乐》与《乡乐》(即高丽乐)一起演出的形式十分一致。
唐代初年始,朝鲜就有留学生不断前往中国留学。
《旧唐书》一九九记载,840年从唐朝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到了12世纪初期,朝鲜的乐舞,就已分为《唐乐》与《乡乐》两类。
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O有载:
“今其乐有两部:
左曰《唐乐》,中国之音;
右曰:
《乡乐》,盖夷音也。
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中国之制;
惟其《乡乐》有鼓、板、笙、竽、觱篥、空篌、五弦琴、琵琶、笛,而形制差异。
”这一记载,和日本雅乐将《唐乐》与《高丽乐》称为“左乐(舞)”与“右乐(舞)”完全相同。
另外,从日本雅乐所用的乐器看,也更接近朝鲜半岛的配制,而不是更接近中国。
据中国学者张政烺在《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中写道:
“新罗的主要乐器是三竹、三弦、拍扳、大鼓等。
三竹,是大笒、中笒、小笒三种竹笛,是新罗仿中国制作;
三弦,为玄琴、加耶琴、琵琶。
其中,玄琴源自中国的七弦琴,后经过高丽人改造。
加耶琴,是仿照中国的筝而造。
琵琶,也经过新罗人改造,和中国制不同。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音乐家,使用中国的乐器,而且加以了改造。
而这些新罗乐器的主要形制,目前的日本雅乐所使用的乐器配备,都与其相似,而在乐器种类方面,却大大少于中国唐代燕乐的乐器配制。
下面将中国唐代燕乐的主要乐器,与目前保留的日本雅乐乐器配制进行对比,便可一目了然。
以下所列的燕乐乐器,省略了同类乐器的变异形式(如筚篥有大、小筚篥,筝有弹筝、搊筝,腰鼓有正鼓、和鼓等)。
管乐器——笛、篪、箫、筚篥、笙、贝、叶、笳、角等;
弦乐器——琴、瑟、三弦琴、筝、箜篌、琵琶、五弦、筑、击琴等;
击乐器——方响、钟、錞于、钲、铎、铙、铃、钹、磬、拍扳、节鼓、腰鼓、羯鼓、毛员鼓、都芸鼓、答腊鼓(楷鼓)、鸡娄鼓、齐鼓、担鼓、连鼓、鞉鼓、桴鼓、铙鼓、槃鼓、王鼓、铜鼓、以及鼓吹乐所需要的另一些鼓等。
上述中国唐代燕乐中常用的乐器,除彩色字标注的乐器之外,其他乐器在日本雅乐中都没有。
虽然在日本雅乐的书上,列出了更多的乐器,但是,目前日本雅乐主要使用三种乐器,即:
管乐、弦乐和打击乐,更近似朝鲜半岛传统乐舞的乐器配制。
管乐:
龙笛(中国的七孔笛子)、高丽笛和神乐笛等三种笛子、筚篥、笙。
弦乐:
中国筝、伽耶琴(五弦琴)、琵琶。
打击乐:
太鼓、鞨鼓、钲鼓、沙漏鼓以及响板。
这些乐器大多源自中国,但从一些外观的细节来看,很可能经过了朝鲜半岛的改造。
从打击乐器中鼓的样式和风格来看,日本雅乐所使用的,与中国燕乐,有同有异:
“钲鼓”,中国唐乐中有“钲”可考;
“响板”,有中国“拍板”可鉴;
“鞨鼓”,是中国唐乐中的“羯鼓”;
“三ノ鼓”,为唐乐中的“腰鼓”;
“太鼓”,是中国的乐器。
但是,日本雅乐表演时用的,外形、式样和大小,却和中国本土风格不同。
它的鼓身类似中国的“太鼓”、“建鼓”、“鼗鼓”,都是架上之鼓,但是鼓面及其上的图画风格,更类似今天的韩国鼓的样式。
自然,和中国“雅乐”(用于祭祀、典仪的乐舞)中的乐器制式,更无相通之处。
据介绍,明治时代,宫廷才决定要将雅乐舞传下来,这已是一个很晚的时间了。
现保存唐乐舞26部,高丽乐舞26部,都是靠一代代的口传身授,其中也有些是失传了以后重新恢复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目前在日本保留的“雅乐”,很可能是在平安时代,或者更晚的时间,再度整理雅乐时,更多接受了朝鲜半岛的影响。
平安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文艺兴旺发展蓍称的时期,但据日本史载,平安时代日本雅乐舞曾被重新整理,逐渐地日本化,在8至12世纪发展到顶峰,所有的贵族都会跳。
现在的宫内厅雅乐部亦是在明治3年设置。
在宽平6年,日本“遣唐使废止,后外来乐的国风化速度加进。
”而且,有过一个雅乐创作与本土化的热潮期。
另外,今天可以作为早期日本重要雅乐典籍的——东京乐家安倍季尚重要的雅乐书《乐家录》的出版,亦是在元禄3年。
而按照上述史料说明,从时间、雅乐的表现形式看,日本目前表演的雅乐,在废除“遗唐使”之后,更多受到朝鲜半岛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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