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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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以《红旗谱》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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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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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摘要:
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颇具特色,以《红旗谱》为代表的“十七年”小说与民间叙事传统在诸多方面有着内在联系。
首先,《红旗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吸取了民间叙事传统中“三类”人物塑造的技巧,描绘了一个个鲜明的典型形象。
其次,《红旗谱》驻足于民间叙事立场,吸取民间叙事传统中的主要主题及语言习惯进行创作。
这种对于民间叙事传统的延续成为众多“十七年”小说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
《红旗谱》;“十七年”小说;民间叙事传统
Folknarrativetraditionandfictionof“seventeenyears”
——As
WangWenyuan
Director:
ZhouTao
(SchoolofLiberalArts,HuangshanUniversity,Huangshan,Anhui,245041)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这十七年间的文学创作。
在这十七年间,大批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横空出世,这些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较高。
从总体上来说,“十七年”小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以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效果为目的的,这是其基本特征。
同时,在创作题材上,大部分作品都以反映历次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为创作目标。
短篇小说的创作题材和风格也日趋多样化,其中,峻青、茹志鹃、王愿坚、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则更为突出。
长篇小说中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等。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母题或者是作者本身都深受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
民间叙事传统是指民间文学创作中传承和概括前人文学创作经验概念的共识,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从内容来看,民间文学创作主要体现为在伦理上、情感上依靠群众,贴近生活。
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作品结构有头有尾、行文叙事主次分明、设定悬念等主要方式。
这种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即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
”[1]因此,民间叙事传统对“十七年”小说有着深远影响,其中更以长篇小说为主。
本文将以《红旗谱》这一经典红色著作为例,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人物形象类型化
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遵循一般艺术规律,民间叙事文学也不例外。
因为民间叙事往往是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而存在的,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大部分民间文学在形成的过程中都经过不止一次的文学再创造,在对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更是经常将真人真事进行一系列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更为鲜明有趣的人物形象。
然而,民间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还在于其鲜明的类型化特征。
叙事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单一,被定义成好人的或英勇仗义,或足智多谋,而坏人则是欺凌弱小、不怀好心。
更具符号意义的是“第三类,即伸张社会正义、反映民众愿望,帮助好人克服困难、战胜恶势力的力量,如至高无上的天帝、法力无边的神仙乃至种种必不可少的助手等等。
”[2]于是,好人、坏人与帮助者便成为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常出现的三类人物。
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仅经常出现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在我国古代文人叙事作品中也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
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两者看似相差甚远,然而撇开叙事视角与叙事方法不谈,单从古代小说创作的文本来源而言,民间叙事起到巨大作用。
如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来看,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与小说中的宋江义军差距很大,《水浒》一书的素材不仅来自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还吸收了其他农民起义史料,其中包括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
”[3]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长达二三百年的成书过程中,众多民间艺人、下层民众参加了这个故事的创作,由此文本也就带有民间叙事的特征,这一点在人物塑造方面尤为突出。
比如军师吴用便是足智多谋,李逵则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但对于这些人物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描写得则是少之又少。
这种对人物类型化的描写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十七年”小说中也有一定的表现。
因此,在对“十七年”文学重新解读时,李扬先生便提出,“在我国传统话本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两种:
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
”[4]十七年文学中这两种类型人物有许多,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典型的周瑜式儒将,而杨子荣则是张飞式的武将。
在《红旗谱》中“水浒”式类型人物也比比皆是,《红旗谱》讲述了朱、严两家三代人与冯家斗智斗勇,反抗地主剥削,要求独立自主并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取得胜利的农村革命历史。
在小说主人公朱老忠与其父朱老巩身上,“水浒”式的英雄性格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敢作敢为、因为抵抗冯兰池砸钟未果,气得吐血而亡。
正因为这一胆气过人的事迹,他成为不畏强权、除奸铲恶、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的传奇英雄,村里说梨花大鼓的先生还为他编了一段书,书名就叫“朱老巩大闹柳树林”。
朱老忠继承了父亲的水浒英雄品格——行侠仗义,扶危济贫,“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
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可是志气了一辈子。
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
有我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吗?
”[5]这正是朱老忠根植于燕赵风骨传统,敢于同命运挑战,同敌人战斗的精神。
另外,朱老忠也是个热心的人,无论朋友碰上什么困难,只要他能帮得上忙,他都挺身而出。
运涛下了大狱,严志和受不了打击一下病倒了,这时朱老忠提出要替严志和去看运涛。
这种舍己为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性格品质正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受人民推崇的“义”的表现,朱老忠也就成了具有民间叙事文学中主人公美好品质的典型形象。
如果说对朱老忠卖掉小牛资助江涛上学,长途跋涉到济南监狱探望运涛的描写表现农民传统美德的话,那么,当二师学潮失败朱老忠救出张嘉庆,己不再是邻里亲朋间的互助或个人复仇,而是自觉地为革命保存力量。
然而正像上文所说,由于下层人民的叙事方法粗糙,大部分民间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较单薄、不饱满,《红旗谱》也有这方面的特征。
根据民间叙事文学中传统的好人、坏人与帮助者模式,《红旗谱》中朱、严两家即好人,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冯家则是坏人,而始终带领朱、严两家斗争的共产党则扮演着帮助者的角色。
其中朱、严两家的舍己为人、互帮互助与冯兰池的恶言恶行形成鲜明对比。
冯兰池一出场就作为一个阴险狡诈、手段毒辣的人物出现,直到结尾这种性格也未曾改变。
他的恶甚至是令人纳闷的,“冯老兰把头一扭,说:
‘哪,不行!
受苦的人生就了的骨头长就了的肉,是卖力气的。
’”[6]他将穷人看作是与他不一样的人,是“受苦的人”,应该生来就干活,这种想法是荒谬而且可笑的,但也是他恶的最明显体现。
其次,作者为了更加突出冯兰池的“恶”,还特地加入冯兰池想霸占春兰的一条故事线索,将他刻画成一个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的封建地主形象。
另外,冯兰池与儿子不亲密贴心的父子关系也成为其恶的体现。
这样冯兰池作为恶势力的代表便成了一个“单纯”的恶人,他的身上不存在一点善的光点,他从思想到行为都贯彻着欺压别人的准则。
虽然作者达到了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冯兰池恨之入骨,进而对共产党心生向往的目的,但冯兰池这个人物的刻画仍是片面的、不饱满的。
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可能从任何角度都是恶的,或许是对小动物充满爱心,又或许是对家人万分照拂,再或是信仰宗教从而偶结善缘,不会有一个人一生从未做过善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政治背景下,在文学服务人民口号的感召下,作者受自身水平与阅读对象的阅读水平限制,将这种塑造单一人物类型的民间叙事传统运用到作品中是十分普遍的。
无论是《红旗谱》中对冯兰池、朱老忠的人物刻画,又或是《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座山雕的形象塑造,人物形象类型化这一民间叙事传统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二、文学主题
主题是一个文学作品的价值核心,而民间叙事文学的内容广博繁杂,主题也各不相同,同时一些文学作品因为内容复杂交错,因而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的主题也不尽相同。
但是,“宝物主题、禁忌主题、婚恋主题、英雄主题和伦理主题,是民间叙事中最常见因而最重要的主题。
”[7]我将就《红旗谱》中所体现的一些主题来阐述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的关系。
(一)复仇主题
几乎所有的文学叙事都会有复仇情节。
“从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到《唐宋传奇集》中的《谢小娥传》,从元代《赵氏孤儿》到明末清初的《水浒传》,几乎整部古代小说史都有‘复仇’这种模式。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复仇’模式都可说是串联英雄传奇故事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
”[8]十七年文学作品中诸如《林海雪原》、《三家巷》等小说都对复仇主题有着或多或少的描写,其中以《红旗谱》对复仇的描述更加典型。
小说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开始,朱老巩阻止砸钟失败,吐血身亡,留下姐姐和虎子两个孤儿。
姐姐惨遭污辱,朱虎子即日后的朱老忠被迫远走他乡,与朱老巩有着兄弟情义的严老祥也因为地主冯兰池的逼迫下了关东,朱老明率领大伙儿上告冯兰池,三十年过去,朱老忠回到家乡,发现姐姐早已不堪污辱自杀死去,报仇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朱老忠将复仇的希望放在两家儿子的身上,由此发生江涛、朱老忠等在贾湘农的领导下发动反割头税和保二师学潮等运动。
这种父仇子报的复仇主题正是对民间叙事传统的继承。
在我国,最早记录复仇故事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书中记载殷族为报先祖王亥之仇将有易部落全族剿灭。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构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核,上下、尊卑、远近有别的伦理秩序,父权高居秩序顶端,‘子孝’成为伦理义务则是维持父权的方式,并将‘孝道’、‘事亲’作为所倡扬的‘仁’的具体实行。
”[9]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故事要数“赵氏孤儿”案,赵氏孤儿从未见过父亲,但得知了赵氏一族的血海深仇后,他毅然选择报仇。
这种血亲复仇的文学主题不仅符合各个阶层人民的审美情趣——体现正义永存、天理循环,也与统治者要求维护封建道德的目的不谋而合,因此复仇主题不仅作为一种民间叙事文学的主要内容留存下来,众多文学创作者在文学写作时也会吸取借鉴。
如《左传》、《聊斋志异》等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中就记录描绘了许多复仇故事。
《红旗谱》正是在吸收了复仇主题这一民间叙事主题的基础上诞生的。
但《红旗谱》并不仅仅是家族报仇雪恨的故事,受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新中国的作家们无论是主观的创作立场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都着力于体现“讲话”精神,因此运涛、江涛加入共产党的举动,不仅为朱、严两家复仇找到了道路,同时也将三个家庭之间的血仇上升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上。
这样一来,本来是传统的复仇故事就“旧瓶装新酒”,成为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并取得胜利的一大典型。
众多“十七年”小说作家正是如《红旗谱》作者这般,不仅为吸引读者更为贴近生活,运用复仇主题“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婚恋主题
十七年文学中经常将爱情与政治勾连在一起,英雄们对于爱情往往是避之不及的,不然就是宣称革命胜利再谈个人问题,自然我们知道爱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为了表现革命者,吸引读者,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婚恋主题自然就被发掘出来,如在《红旗谱》中运涛、江涛的爱情生活便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运涛与春兰自幼青梅竹马,因为运涛与春兰的幽会曝光,即使春兰宣称没有做“丢脸的事”,仍然被保守的老驴头痛打了一顿,运涛也被村民指点纷纷,恰在此时运涛有机会去前线,便离开家乡,与春兰做了等他回来的约定。
其后运涛入狱,春兰仍下定决心要等运涛。
运涛和春兰爱情关系的发展,与农民运动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大革命由蓬勃兴起到失败交织在一起。
这一段爱情故事的描写不但丰满了人物形象,也体现了人们对爱情坚贞的赞颂。
这自然源于作者对民间叙事传统中婚恋主题的发挥运用,在我国民间叙事文学中,以男女主人公的婚姻爱情为主题的故事数之不尽,往往又分为人与人相恋、人与鬼(神)相恋、人与妖相恋这三大类。
作为人之大欲,婚恋主题的故事不仅关系到爱情、家庭,更包含着子嗣、种姓的延续和家族财产等一系列广大民众津津乐道的文学元素。
民间叙事文学的这种婚恋主题也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在不同阶段的婚姻观、爱情观。
因此表现民间婚恋的文学叙事作品,往往能更多地反映社会状况,如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正反映了人们对真爱的向往,对嫌贫爱富现象的不满。
因此,大量的民间叙事文学中出现了对男女爱情故事的描写,甚至成为故事的主线。
从而也生发出许多固定的描写模式,如英雄美人模式。
这种模式的出现主要是源于人们对“英雄”爱情生活的想象,如霸王别姬等民间传说的出现。
也正是因为婚恋主题反映社会现状的功能,众多文人叙事写作时便将这一主题融汇到作品中去。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创作者为了与读者拉近距离,不但对婚恋主题加以运用还加以改革成为革命加恋爱的模式。
在十七年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单纯描写爱情的小说,“若非说在十七年中也有很‘纯粹’的爱情作品,那么也只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
它们中有的拍成了电影,比如《画中人》、《马兰花》、《阿诗玛》、《摩雅泰》、《刘三姐》。
”[10]但是在革命小说中加入爱情元素则是十分常见的。
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的爱情纠缠,《三里湾》中马有翼、王玉梅、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袁小俊的婚恋故事,《创业史》的梁生宝和徐改霞,《林海雪原》的白茹与少剑波,这些小说中的“英雄”纷纷有美人相配。
这是民间叙事传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延续,也是其为适应新时代而做出的贡献。
(三)伦理主题
在民间叙事文学中有众多鼓吹伦理道德的作品,包括对忠君爱国、仁慈孝悌、侠义操守的赞扬和对淫娃荡妇、败坏家产的鄙视。
诸如梁山好汉杀淫妇一般,武松杀潘金莲、宋江杀阎婆惜。
“英雄杀荡妇,仇恨不是因为其政治选择,而是因为其道德缺陷。
英雄与淫妇势不两立。
女子只要沾上‘淫’字,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1]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是广大人民经过数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产生的结果,正是因为伦理道德是构建社会和维护其稳定的精神内核,众多文人作家都对这一主题给予相应的重视。
梁斌是一个出身农民的作家,因此在对待土地与农村习俗上,他更多地是受到传统伦理的影响。
在传统观念看来,描写一个女人可恶不过两种方法,一种是描写这个女子很凶狠,诸如扈三娘、孙二娘一般得一个母老虎的恶名,再便就是描述这女子水性杨花,诸如潘金莲之类的“淫娃荡妇”。
同样评价一个人如何恶,必有一条欺男霸女,因此作者在描写冯老兰想占有春兰的这一情节上便有了深意。
冯兰池与春兰本是同族,两人的年龄相差又甚远,对春兰也不是明媒正娶而是作为一个玩物,冯兰池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家族乱伦的体现。
而“《红旗谱》在情节上的这种安排,让冯老兰冲破了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的限制,从而消解了春兰与冯老兰之间的共同的家族基础,强化了他们之间的阶级仇恨,这是为服从新的政治伦理秩序而对传统家族伦理秩序进行的刻意的变动。
”[12]同时也为冯兰池作为地主阶级的恶霸行为添上一笔,为其后清算其恶行做准备。
事实上,十七年文学中有许多类似的安排,如《林海雪原》中对女匪首蝴蝶迷的描写。
“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
”[13]小说将蝴蝶迷的凶恶与淫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单纯”的坏人,因此在她最终被消灭时,读者只会大声称好而不会有丝毫同情。
与这种恶的行为相对应的则是作品中善的行为的体现,在《红旗谱》中,善的行为有许多,本文主要就春兰对爱情的坚守这一点来论述民间叙事传统对作品的影响。
在小说《红旗谱》中,春兰是一个农村少女,但她的思想并不落后,她敢于反抗落后的思想和老旧的乡村习惯。
她从运涛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对革命十分向往并将“革命”二字绣在蓝布褂上,表示一心革命。
看到春兰这种表现,运涛十分骄傲,这自然是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延续。
后来,运涛被捕判刑,春兰在得知运涛被判无期徒刑时,对于运涛的爱仍然坚定不移,文中这样写道:
江涛眼圈发酸,滴出泪来,说:
“春兰!
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想告诉你说,你也别烦恼。
运涛判的是无期徒刑,出狱没有日子。
咱老人们不愿叫你把好年岁儿耽误过去,再说大贵从军队上回来,也出息得多了。
你看,在这次运动里,真是一员虎将!
”
春兰一听就跳起来,连哭带喊:
“不,俺不,俺就是不!
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
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
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
”她两片嘴唇不停地说了一溜子气话,又撅起嘴来,把泪止了,肚子里还不住地抽着气。
[14]
虽然在“十七年文学”中,常常并不看重情感是否互通,情感是附着在政治上的,一旦在政治上接受了对方,往往也就把爱情交付了对方。
但是在春兰身上,作者着力描写她作为一个乡村少女对于爱情的坚贞执着。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依照我国民间叙事传统而言,要赞颂一个女子的贤良淑德必有坚贞一项,多少个贞节牌坊不仅是女子青春的坟墓,同样也是来源于中国伦理道德中对于朋友义气、夫妻伦理、爱情坚贞的要求。
虽然在大部分十七年文学叙事中,恋爱主题不是被政治要求着做出让步、献身革命,就是被作家一概忽略、避而不谈。
爱情本身应具有的隐私性和多样性的生命形式以及丰厚的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应有的表现,但这并不能否认坚贞爱情的存在以及与民间叙事传统的传承关系。
(四)大团圆主题
在我国民间叙事文学中我们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
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二是一心行善终有善果,三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深信不疑,导致在民间叙事文学的结局大部分是大团圆结局。
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对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最朴素期望。
以民间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民间文学,在广大人民善意的改编下,即使是较为惨淡的结局也会有一个帮助者出现使故事完满结尾。
这种帮助者一般是皇上、大官或者是天上的神仙,他们赶来主持公道,使得受难者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种民间叙事传统在文人叙事文学中也有较多体现,譬如经典元曲《窦娥冤》,窦娥虽然死了,但上天感念其冤情竟六月飞雪,更有巡抚前来主持公道,还她清白,总算将一个悲剧改成了喜剧。
又如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作品的悲剧结局铸就了它文学经典的地位,但仍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在为《红楼梦》续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种对大团圆结局的固执追求正是我国民间叙事传统的体现
《红旗谱》一书中虽然经历了大贵抓丁、运涛江涛入狱等一系列曲折的事件,但是结局仍是延用传统小说中的大团圆结局,作者梁斌曾说:
“我选择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民族形式。
”[15]因此,虽然作者有意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指出到达光明之境的道路险阻而又漫长,但最终革命胜利、冯兰池倒台这样的结局正是读者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
在“十七年”小说中,很大一批小说都延续了大团圆结局的民间叙事传统。
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看不见的编剧”的指导,迎合大众品味,达到现实与理想的缓冲。
三、通俗化的语言
民间叙事文学与文人文学的最大区别就是民间叙事文学多使用口语化语言,不刻意追求语言的规范性、修饰性,对人物的刻画大多通过对话而不是对外形的描写与内心的雕琢。
民间叙事文学起源于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语言是故事传播的主要工具,因此对话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间叙事中语言的通俗化也就成为一大特色,在文人创作的过程中被自然地收入其中。
《红旗谱》这部作品因为贴近当地的群众生活,在语言方面便具有鲜明的通俗性与地方性。
作者梁斌曾这样谈他作品中的语言问题:
“如果一本书深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的风格、气魄就容易形成。
”[16]因此在作品《红旗谱》中作者采用的就是其家乡一带的民俗及语言习惯,与追求作品的艺术性相比,作者更希望的是扩大作品的受众群,让更多的老百姓,无论认不认字都能读懂并有兴趣读下去。
这一愿望也就决定了《红旗谱》的语言需要具有中国民间传统叙事的特征。
诸如:
那闺女笑了一声,说:
“我来看看你们来的客人。
”一边说一边跑,小跑溜丢儿跑进来。
贵他娘一看,是谁家的姑娘。
细身腰,黑脸盘儿,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就是脸庞长得长了一点。
心上一喜,笑嘻嘻地问:
“谁家这么好的大闺女?
”
涛他娘低声说:
“老驴头家春兰。
”
……
涛他娘嘟哝着说:
“问什么字?
成天在一块儿,也问不够?
”
春兰乜斜起眼睛瞄了瞄,见涛他娘不高兴,也不说什么,只是咯咯地笑。
涛他娘说:
“回来再问吧!
”
春兰说:
“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
”
贵他娘说:
“看去吧,门上又没有绊脚绳。
”[17]
这一段对话说话双方话语都不多,使得读者阅读时自然地感受到三人干脆利落的个性。
同时通过一些单字、词的运用描绘出贵他娘与涛他娘两人对春兰泾渭分明的态度,如贵他娘一看春兰便“心上一喜”,而涛他娘则是“低声”回答,还“嘟囔”着“不高兴”。
而春兰不怯生的一句“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将这个姑娘倔强、开朗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就是作者学习民间叙事传统的有利之处,但另一方面作者为了将事件描写得更为生动,就会不自觉较多的使用对话,从而产生语言堆砌的现象。
其次,《红旗谱》的写作因为善于运用农民的日常用语、注意词语的使用和选择,从而达到了贴切传神、形象生动的效果;在“乡音”的选择使用上,《红旗谱》借助那些极富表达性的词语来展现传奇的乡村故事、浓郁的北方风情,大大强化了语言修辞效果。
如:
(朱老忠)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
“和狗日的们干!
和狗日的们干!
”[18]
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
“这他娘的是干什么?
掘坟先埋了送殡的!
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
”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
[19]
“狗日的”本是北方的一句粗话,运用到作品中未免不雅,但在《红旗谱》中,这句话恰恰将朱老巩急躁、刚烈的性格,以及他对冯兰池等恶霸行径的愤懑表露无遗,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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