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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
“其身正,不令而行”;
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
“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他重视年轻人,说: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
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
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
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
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
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
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
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
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
“也必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
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
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
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
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
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
”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
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
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
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
孔门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又说:
“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
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
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
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
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
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
“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
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
孔子答:
应当包庇儿子。
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
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
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
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
”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
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
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
何为“贤”?
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
何为“能”?
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
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
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
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
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
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
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麻醉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
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程颢更提出: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
朱熹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
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
”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
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
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
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
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
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
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
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
“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
”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
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
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
“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
“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
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
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
鬻熊说: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
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
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
损盈成亏,随生随死。
”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
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
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1][2][3]下一页
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
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
“人之生,奚为哉?
奚乐哉?
为美厚尔,为声色尔!
”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
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
可见,杨子又是一个纵欲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
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
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
他说:
“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
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
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
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
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
文子说:
“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
”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
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
”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
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
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
老子警告: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
“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
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功成身退,天之道”;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曲则全,枉则直”;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
“守柔曰强”;
“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柔弱胜刚强”;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
“强梁者不得其死”;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毛泽东说:
《老子》是一部兵书。
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
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
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
“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
“以智治国,国之贼”;
“智慧出,有大伪”;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圣人皆孩之”;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绝学无忧”;
“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道→1→2→3→万物无→有→万物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
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
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
“和其光,同其尘;
挫其锐,解其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宠辱若惊”;
“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
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
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
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
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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