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业大学中西方思想史比较研究答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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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中国仍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这个时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有利玛窦、庞蒂我、熊三拔、龙华民、南怀仁、汤若望等。
这些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不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哲学,如牛顿的科学思想、笛卡尔和培根等哲学家的近代哲学先进的思维方式。
而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
虽然也涉及到了一些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但其真正目的都是为了论证神学。
对于西方传教士及其带来的思想,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是欢迎、引进的态度,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黄宗羲、梅文鼎、王锡阐等人他们参与了介绍西方学术的工作,提出并推进了“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
一是排斥敌视的态度,将戏谑指斥为“奇技淫巧”,代表人物主要是邢云路、魏文魁、杨光先的。
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比较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年,终因后来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中断。
第二阶段:
1848年鸦片战争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展开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又可以划分为四个小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在相关的战事中节节败退,这使得中国人开始从泱泱大国的美梦中惊醒,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所有的一切都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开始面对卷土重来的西方文化。
西方列强用暴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得中国仁人志士不得不反思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国文化比较的研究也从这时正式地展开:
首先是出现以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取向为特征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间跨度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这一时段强调中西文化是本体,必须固本强本而不能变动,固本强本的手段就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中吸取有益于中国的成分,以达到自强、制夷的目的。
表明了中国已经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主要代表人物有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
,他们虽然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在维护孔孟之道的前提下可以区分为开明派和守旧派开明派主要代表有:
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
守旧派主要代表有:
儰仁、刘锡鸿等顽固派。
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捍卫维护孔孟的儒学和封建制度。
,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对待西方文化的守旧思想,由于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比较肤浅,只停留在肯定西方的物质文化、科技知识较低的水平,没有涉及更深刻的内容,
而其“中体西用”的主张对后来政治制度的改良,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次便是紧接着的以戊戌变法的文化取向为特征的中西文化比较,时间跨度为1895年甲午战争至1898年戊戌变法。
甲午战败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宣告了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向国人证明了单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无法真正拯救中国,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开始成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命。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守旧派在很多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诸如政体问题,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守旧派主张君主专制,维新派认为中国贫弱受欺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要变法,要对封建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挽救民族的危机;
而守旧派则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不需要改变。
争论的实质:
文化论战转向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是继续走封建主义
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维新派将向西方学习的层面、深度和广度都从原有的器物层面提高到制度层面,对中学,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认识和反省也比前人深刻。
他们关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文化取向为特征.这个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比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后变为保皇派)更为深入和先进。
二者在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上是共同的,但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彻底的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民主共和制,而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推翻封建统治。
孙中山用进化论包含跃进和革命的进化论哲学,批判了保皇派渐变论和庸俗进化论。
章太炎、邹容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也对保皇派的一系列谬论发起猛烈攻击,通过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批判,康梁等人的保皇论、君主立宪论等受到了沉重打击,而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成为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文化取向。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一度复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向封建政权开战,但没有击败封建思想文化体系。
这也说明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的物质方面容易发生变迁,然后是制度层面,最后才是思想的变迁,具有滞后性。
这是因为思想文化包括传统根深蒂固,也是最复杂、最深层次的东西。
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想、守旧势力卷土重来,更使向封建文化开战显得尤为紧迫。
在这种背景下,东西文化论战发生。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进行了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斗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批判纲常名教;
倡导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孔子思想已不适合现代社会,不能定为国教;
用民权、平等思想说明礼教维护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与民权、平等自由的现代精神相背离。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用新文化反对旧文化。
这场运动是中国思想的启蒙运动。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非我族类”的。
但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它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打击了封建主义,破除了封建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启发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也发生了中西文化大论战。
论战一方是以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另一方则是以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为代表。
陈独秀等人主张中国要“改弦更张”学习西方文化,反对中国的旧思想,杜亚泉则主张不要首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要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
他们的论战大致集中于对中西文明优劣的比较方面,论战双方直面传统和西化的问题,对中西文化进行直接的多角度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升出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局限性:
论战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充分展开,对问题的论述也不够深入,论战双方一般都通过举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确立各自对待两种文明的基本态度。
都具有极端的一面,如陈独秀提出的“全盘西化”主张;
保守派留念君主专制,甚至科举、八股、礼教等其意义在于第一,掀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
第二,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第三,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四,从1915年到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一统天下。
第三阶段: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期发生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围绕中国本位文化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科、玄”论战的背景及原因背景: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主题在五四运动之后,从原来主要探讨、东西文明的优劣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东西文化能否调和、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
而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把东西方化论战推向了高潮。
“调和论”:
章士钊、杜亚泉等人主张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高尚的东西,并发扬光大。
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可以吸收,但更重要的是“以国故为本”。
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
“以新代旧”论: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激进派对“调和论”进行了反击,也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章士钊、杜亚泉等人主张新旧调和论,认为我们固有的文明中有好的、最高尚的和最贵重的东西,必须加于保护,发扬光大,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可以吸收,但更重要的是以国故为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因此遭到了新文化倡导者的批判,认为旧文化是错误的,过时的,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革。
1923年的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把东西方文化论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科学对应的是西方文化,玄学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论战是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及其发表后张君励又针对其主题在清华做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起的。
其论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浩劫等,使得当时一部分西方学者诸如罗素、杜威、泰戈尔等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失望的情绪,对东方文明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可以治疗西方文化的弊端。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论战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界动荡的激烈反应,并形成了新的景观:
原来已经丧失影响力的保守的文化派重新抬头,与主张西方文化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论战先后就有20多位学者加入,如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励、梁漱溟、陈独秀、胡适等,也出现了研究中西文化的学术性专著,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但是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和以前争论一样,也没能最终解决中西、古今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意义: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思想界,这样一来,东西文化论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异质性因素。
为此,文化论战开始转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讨论。
科学与玄学论战虽然也是东西方文明孰优孰劣,但在这一新背景下,其争论问题的深刻性和实际意义已超过以前阶段。
它实际上已是两种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问题。
9.18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人们普遍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胡适发表在《独立周刊》上的观点在当时很有影响。
胡适提出面对民族危机,国人要有民族自信,但首先要反省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危害性——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祸延至今。
他列举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危害:
“三大害”——鸦片、小脚、八股文;
“五老鬼”——贫、病、愚昧、贪污、纷乱;
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痼疾,对此要有充分认识和进行根治。
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
胡适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民族自信心不能建立在骂老祖宗的基础上。
为此《独立周刊》围绕如何评价和对待中国固有文化问题展
开了一年多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实质仍然是东西文化论战的延续。
在这个背景下,1935年10月,上海几所大学的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把东西文化建设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观点:
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既不能复古也不能模仿英美或苏俄,只能把基础定位在此时此地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检讨过去,存其所存,去其所去。
对欧美文化也要吸收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文化本位”的实质:
就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礼义廉耻为本位。
这篇宣言的发表又进一步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文化大论战。
胡适发表文章直接回应《中国文化本位》,指出其实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目的是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
主张“全盘西化”(WholesaleWesternization)。
(这个概念1929年经由胡适提出,1932年陈序经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对“全盘西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认为中国文化惰性太大,不必为其本位的地位担心,而要往前看,必须向西方学习,虚心接受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
“矫枉过正”是必要的。
总结:
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比较的特点
纵观上述各个阶段的文化论战,它们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1、民族危机伴随着文化论战,这使文化论战有着强烈的政治激情。
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密不可分。
论战者们热切希望文化能够起到直接的政治功能。
2、中西文化论战进行的不够深入,只是表层的现象。
文化论战的参加者都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他们要从事政治活动,所以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对中西文化做深入的比较性研究。
3、文化论战的党派性很强。
在各个时期的文化争论中,双方的观点、立场是泾渭分明、争锋相对的,他们都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都表现出一定的偏激性。
4、表现出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学习西方是被迫大开国门,同时也是在西方文化的弊病充分暴露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导致在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上一直没有统一的观点。
第四阶段:
从1981年——至今文化热持续升温,带有新时代特点。
新中国建立以后,“左”的思想在中国的思想上层建筑领域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造成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断层,整个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哈的忽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之进行了全盘否定。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实步伐的迈进,中国思想界和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文化热”,并展开对中西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反思。
对国学的关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关注,构成了新时期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对以前提出的一些文化观如“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著名的有李泽厚提出了与“中体西用”相对立的“西体中用”的主张:
以西方近现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本体来努力改进“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
但李泽厚的这种观点同“中体西用”一样,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和态度,有通过绝对性的话语把文化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针对其观点,另一著名学者张岱年指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方式,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张岱年的观点被学术界称为辨证的“综合创造论”,为其后研究中西文化问题的学者提供了更宽广的、更全面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论基础。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文化的全球化与经济的全球化,这又引起了理论界、思想界对于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的关系的深入探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仍在继续深入。
新时代文化研究的特点:
1、它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
2、独立性和学术探讨更强;
3、文化观点上的交锋更显宽容、理解、对话、交流性4、党派性减弱,但复杂性增加。
上述说明了,文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具
体历史条件,文化研究是具体历史的。
3、怎样看待中西方文明冲突与交融过程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价值取向?
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把它系统化、理论化,使它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
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在如何维护清王朝统治上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分。
他们虽然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捍卫维护孔孟的儒学和封建制度。
但也不管怎么样,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对待西方文化的守旧思想,为西学今后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开明的洋务派,其对西学的认识固然比较肤浅,他们只停留于肯定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不了解甚至排斥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的做法固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掩盖他们迈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的历史意义。
4、中西方思想文化比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意义何在?
中西文化分属与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化的今天,他们的相遇、相知是必然的现象。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介绍是被动、被迫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迫不得已的,那么现在我们则是主动地、积极地进行西方文化的介绍、研究,并将其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对中西文化做比较分析,以此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
1、中西思想文化比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要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要在思想、体制、政策等方面做好充分融入全球现代化的准备。
2、中西文化比较是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经上,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
在思想上,要确立全球化视野具备世界眼光,要善于从全球、世界的广度去观察、思考我国的文化问题,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
3、中西思想文化比较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需要。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及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要有充分认识”。
及作为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形态、优势和劣势等)要有充分认识。
因为民族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文化”,而认识自己要通过对他人的比较、鉴别才可以有深刻认识。
只有在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总结人类智慧、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立足当地中国实际,为我所用,开拓民族文化视野,提升民族文化品质。
4、中西文化比较是构建人类文明的现代文化需要。
只有把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吸收、整合到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巩固、丰富民族文化的特色达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5、通过哪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形态的早熟及其价值取向的宗法家族化和政治权威化?
西方直到公元前2000年前,希腊半岛才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
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根据近几年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冰后期约七、八千年前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锄耕、种植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
农业生产的简单循环、平凡呆板和辛劳分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中国先民的性格理念呈现出农业民族的务实、厚重、本分但拘泥、封闭、保守的特征。
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则是“重实际而黜玄”多理性而乏激情,尚正统而卑浪漫。
这种民族个性从其文化的原始崇拜的发展过程也可见一斑。
在中国原始崇拜体系中,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与祖先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中国先民的自然崇拜在尚为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两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个是自然崇拜过早的社会化和历史化,而被神仙崇拜所取代。
把异兽的崇拜看作历史传说并虚幻成始祖,或把神话故事当作历史事实的发展谱系。
这使先民的信仰价值和思维过早地被局限在某一框架内,个性
未能充分张扬,想像力受到约束;
另一个是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对土地崇拜日益重视。
土地崇拜与农事活动相关,通常表现为社祭和祈年,祈求来年的丰收和获得丰收后的感恩。
这些情况可以从红山文化遗址和磁山遗址的考古中发现。
价值取向的宗法家族化和政治的权威化:
李玄伯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书中,证明了“姓既图腾”的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及宗法制的起源。
即中国原始氏族是建立在共同崇拜的图腾基础上,形成以家族公社为单位的共同体。
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早熟的特点使其在原始崇拜中的灵魂崇拜更快的社会化和历史化为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对维系文明的传承起着巨大的稳定作用。
三大崇拜的逻辑关系:
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
据考古发现,中国早在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祖先崇拜就成为主导性崇拜,与天地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一起构成中国早期崇拜与信仰的三元结构,并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起点。
自然万物供给人们食物,祖先赐予人的生命,所以要报答酬恩。
敬天地,祭祖先“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成为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和人自身本源的基本观念。
这种对天地和祖先的崇拜便成为中国古代信仰体系的主体,在被不断的社会化和历史化进程中被纳入从个人到国家的礼乐制度中,并对后世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乃至于中国文化精神气质深深打上了这种崇拜结构的烙印。
在一个早熟的传统农业社会,家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并形成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
保护、延续、团结及和谐的观念成为家族集团文化的理念。
6、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会形成“个人迁就集体的原则”和“德高望重”的社会传统?
在一个早熟的传统农业社会,家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并形成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形成了“个人迁就集体的原则”:
以家族为重,以个人为轻;
以家族为主,以个人为从;
以家族为先,以个人为后。
中国古代法制受统治者推崇的时间很短,而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的“仁”的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大家对人要有爱心,自己不爱做的事情就不要勉强他人去做,这反映了一种集体的原则,他也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这就是让大家要以和为贵,对现在人们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德高望重”是祖先崇拜的具体化应用。
祖先在民族中的权威,家长在家族中的权威,透过泛家族化的历程被推广到社会政治结构中。
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转变,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后”,“后”在当初的意思是生育,也是祖宗的意思。
“君主以祖宗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号令各个部落,俨然是一个大家长兼最高首领。
”夏朝首创的王位世袭,到商朝进一步发展为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嫡庶制”,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相结合的制度。
宗法制度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实行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王权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加强。
祖先崇拜→权威崇拜在家族内外,自幼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专制权威环境中,自然会形成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和倾向性。
(1)对权威无条件信任,不加任何怀疑和批评。
(2)权威崇拜的晕轮效应。
即对一个权威的崇拜可以无限制加以扩展,即一个在辈分或地位上的权威,可以扩展到道德上的权威,形成全能权威。
(3)对权威的崇拜还可以在时间上伸展。
一日权威便一世权威。
当由对权威崇拜发展到对权威依赖时,个人以恭顺作为自我呈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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