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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奖理学而出名的赵昀(宋理宗);
年仅6岁就被蒙古军队俘去元朝大都(今北京)、后出家为僧的小皇帝赵■(宋恭帝)等。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320年间,北部和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先后对峙共存。
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分裂的时期。
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它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
与之相对的则有所谓的“炎汉盛唐”,即汉朝和唐朝。
但既然有此一说,总有其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先来说说宋朝的“陋”。
一有宋一朝之所以会颇受鄙薄或非议,被冠以“陋”字,我们以为不外有两点:
一是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在外族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外族之手;
二是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冗兵、冗官、冗费”,而稍有点作为的政治改革,结果都归于失败。
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当然可以找出不少,但主要的却是与宋初最高统治者的立国政策密不可分。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周世宗去世,主幼国疑,假报军情,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可是,赵匡胤所得到的这份政治遗产,实在很难恭维,说它内外交困也决不为过。
因为,就对外而言,后周所统辖的境土十分狭小,在其北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南朝”,在太原一带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汉政权;
在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则有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
还有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
这些割据政权,可以说是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对内而言,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之时,所接收的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烂摊子,即使不算那些怀有二心的原后周节度使,如李筠、李重进之流。
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它所承继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
在短短的53年时间里,朝代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替了五个,而皇位也像轮流坐庄一样换了八个姓氏。
这种“似翻鏊上饼”的格局,之所以愈演愈烈,无不与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内部篡夺相关。
所以,宋太祖登基之后,一方面,积极筹划南征北战的统一大业;
另一方面,则必须时时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才能消除以往那种恶性循环的政治局面,彻底解决这个关乎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在对外统一方面,赵匡胤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实际形势,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基本方针。
他花了13年的时间,解决了南方的9个割据政权。
他的弟弟——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又花了3年的时间,灭掉了北汉。
到公元979年,除了被后晋割给契丹(辽)的燕云十六州还在辽王朝的控制之下,边疆地区还有西北的高昌、龟兹,西南的大理、吐蕃等之外,原来的“五代十国”已全部归并到了惟一的中原王朝——宋朝的版图之中。
由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内地延续了二百余年之久的割据状态得以结束,重新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对内根除篡夺权位方面,赵匡胤做得也相当成功。
即位后不久,他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为地方节度使。
从公元963年起,赵匡胤开始用文臣来管州事。
对原后周拥兵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数十人,赵匡胤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让其子孙袭职。
并且,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
各国统一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
在收缴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初皇帝又对兵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对禁军采取了汰老弱、充精壮的强化措施,这既强化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第二,对禁军实行“内外相制”,即一半兵力驻扎在京师,另一半分驻各军事要地;
用京师的禁军足以对付分驻各地的禁军,调集各地的禁军则又能抗衡京师禁军。
第三,设置“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官合称“三帅”。
他们只分别负责部分禁军的管理和训练,无权调遣所部禁军。
禁军的调遣权名义上归枢密院管,而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实际上只有皇帝一人可以调遣禁军。
如果禁军外出作战,就由皇帝临时派遣将领作为统帅,并且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的方案,有时甚至还会直接授予作战的“阵图”,带兵将领不得随意更改,而不管这个“阵图”是否符合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第四,禁军将领由朝廷直接任命,经常被调任,遇有战事统兵将领是临时委派的。
另外还定出“更戍法”,把禁军派往外地,每三年一轮换。
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上下人情习熟”,不让将领与士兵建立起牢固的感情。
第五,把对地方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的指挥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这样的军事体制,使禁军将领和地方藩镇都无力发动“黄袍加身”的兵变。
武将这个最棘手的难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体制问题。
宋初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
宋代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门下”,首脑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
其副手称“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
在编制上,宰相没有定员,一般都有好几个人。
宰相的权限仅限于管行政事务。
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首脑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其副手称“枢密副使”。
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调动军队。
宰相与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对皇帝负责。
地位仅次于这两者的是“三司”,掌管国家的财政。
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由于其地位特殊,所以又被人习称为“计相”。
二是强化对官吏的监督。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构,有职责完全相同、却分别独立的两个:
一为“御史台”;
一为“谏院”。
其职责就是纠察、弹劾包括宰相、枢密使、三司使在内的各级官员。
皇帝还特许这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即使检举错了也不受什么大的处罚。
三是以“内制”限制“外制”。
宋代还继承了唐代皇帝培养扶植体制外势力的一些做法,如选一部分翰林学士作为顾问参与决策,称作“内制”。
“内制”经常绕过外面的政府机构,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布某些措施或任命等,目的无非在于制约作为常规政府机构的外朝。
四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在地方官设置上,同样是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基本原则展开的。
以设立大行政区“路”取代唐代以来节度使兼辖支郡的旧制。
下面分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后来又加设了提举常平司。
地方诸司的职权完全分立,彼此起到制约的作用。
此外,漕司、宪司、仓司又有监察州县地方官的职责。
地方实质性行政机构是州(府、军、监)、县两级制。
州、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命,称之为“知某州事”、“知某县事”,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任官,地方官一般三年一换。
在各州还设置了“通判官”,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方面报告情况,各州的公文必须要有知州和通判的联合署名,方能生效。
五是创设极其复杂的官制系统。
宋代的官制系统是“名”与“实”相分、“职”与“权”相分的,有“官”、“职”、“差遣”之别。
“差遣”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务,但在性质上又属于临时的,所以称之为“知……”、“判……”、“权……”,意即可以随时调换。
总之,宋初的皇帝为了不让甫建的王朝重蹈五代覆辙,为了确保自己的赵姓江山能长久存在下去,所以就“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王夫之语),多管齐下,“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
而其结果:
“君弱臣强”、“外(地方)重内(中央)轻”的弊病及兵将联手兵变的危险是被消除了,但代价是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成为以后宋朝对辽、对西夏、对金及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个人的手中,但同时也形成了名实分离、叠床架屋,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
二北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先后两次进兵攻打太原的北汉政权,但都因辽国的干预而失败。
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了北汉,便想乘胜移师河北,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
宋辽军队在高粱河(约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带)决战。
结果宋军大败,宋太宗自己也身中两箭,乘着驴车逃回开封。
三年以后(982年),辽景宗去世,12岁的辽圣宗即位,政权由其母后萧太后控制,宋太宗认为辽国“主幼国疑”,有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兵分三路大举攻辽,结果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拒马河之北)一役又遭惨败。
宋军的这两次大败,除了指挥者失误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即一方面与当时辽国的军事力量强悍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宋军本身的素质有关。
北宋主动攻辽两次大败以后,便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确立起“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只在河北平原上与辽国对峙。
反过来,连连获胜的辽国,见北宋软弱可欺,开始采取步步进逼的攻势,不断派兵南下掳掠。
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率20万大军南侵,一路攻城略地,深入到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
最后宋辽订立城下之盟,以宋朝每年向辽输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达成和议。
当北宋王朝正在为北方强大的辽国大伤脑筋之时,西部边境也开始不太平了。
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元昊称帝,在今宁夏的银川建立政权,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次年,元昊发动了对宋的掠夺战争,宋军屡败,直到宋廷派出范仲淹、韩琦负责西北战事,才基本上阻止了西夏军队的南侵。
由于西夏的国力远不如辽国,很难对宋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党项族百姓也因战争不断而日趋困苦。
于是宋夏和议。
元昊取消帝号,宋封其为“夏国主”,每年送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双方重开互市。
北宋又一次以妥协换取了边境的和平。
到了北宋中期,宋初确立起来的、旨在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那一套制度和措施,此时已经开始走向其反面。
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外患内忧接踵而来。
外有西夏的入侵,辽朝的勒索;
内则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吏们苟且偷安,民变、兵变纷起,自然灾害不断,国家财政拮据。
总之,北宋王朝遇到了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统治危机。
当时已有所谓的“三冗”之说:
一是“冗兵”。
为了应付边患,宋军的数量一增再增,从宋太祖的20万,到宋真宗的43万,再到宋仁宗的82万,加上地方厢军,全国共养兵达125.9万,军费开支也随之直线上升,但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故曰“冗兵”;
二是“冗官”。
为了强化皇帝权力,牵制各级官吏,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制混乱、官吏泛滥,宋仁宗时期的州县地方官已比宋初增加了四倍多,所以当时就有人说:
“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官一多,官俸的支出自然就多,但工作效率却并不与之成正比;
三是“冗费”。
巨额的兵饷和官俸已使国家的财政难以承受,还要加上皇室的奢靡、对外屈尊的“纳币”、“岁赐”等等,使国家的财政收支从初期的盈余大半,演变为中期的小有盈余、收支相抵,乃至出现财政赤字。
然而兵多不足备边,官多不能治国,费多食国力,转嫁危机引起“民变”。
于是,从真宗朝开始就有少数有识之士发出革除弊政、挽救统治危机的呼声,最后形成仁宗朝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及神宗朝出现的“王安石变法”。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主要是想解决当时日益腐败的吏治。
他不敢去触动中央集权极端化这个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是把由这一根源所带来的某些结果作为其改革的对象。
在那份作为“新政”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最实质性的内容就是通过整顿吏治来巩固宋王朝的统治。
即使如此,也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于是谤议蜂起,在严防“朋党”的一片喧嚣声中,“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夭折。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于是,一场比庆历新政规模要大得多、追求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于公元1069年在年少气盛的宋神宗的支持下拉开了帷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十分广泛,牵涉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个层面,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还设立了“经义局”,对部分儒经重新注释,在太学实施“三舍试升法”,科举考试罢诗赋、帖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等。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
但他顶着反对浪潮,坚定地进行变法,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怕”原则。
“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效果,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
但“新法”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尤其是一些执行“新法”的官吏趁机敲诈勒索百姓,给反对变法者提供了口实。
又由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决心不大,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朝政落入祖母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是一个积极的反变法派,她重新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王安石变法也宣告彻底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北宋王朝这辆破车依旧沿着崎岖不平的古道颠簸下去,愈发地破败不堪。
而在此时,一个比契丹、党项更落后且更强悍善战的民族——女真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悄然崛起了。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后宣告建立奴隶制政权,国号为“金”。
金国建立后马上展开了对辽国的大规模进攻。
而此时的辽国,契丹族受汉文明的影响已深,已经从游牧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封建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统治集团的腐朽更加严重,所以在与金国交战中变得不堪一击。
当时的北宋也想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所以就与金国南北夹击攻辽,并许诺将原先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
辽军在与金军作战中虽屡战屡败,但对付宋军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当金兵灭掉了辽国,金朝统治者从北宋对辽作战的无能中,看到了宋军的孱弱,于是在金兵攻占辽国首都燕京(今北京市)后,就提出要在“岁币”之外另加100万贯“代税钱”,并且在灭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中原的侵略。
公元1126年,金军渡过黄河,直逼北宋首都开封城下。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慌忙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逃往南方。
金兵向求和的宋钦宗提出了巨额“犒军费”、割地、扣押人质等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能的宋钦宗在一些投降派大臣的怂恿下,打算接受。
但在一些主战派大臣和广大百姓的强烈反对下,才未最后接受,此时各地勤王的援兵已陆续赶到,女真族恐后路被切断,没待勒索足数额就匆匆北撤。
于是,宋徽宗又回到了开封,过起与以往一样的腐朽生活。
但时间未过半年,金兵又卷土重来。
公元1127年,开封城被攻陷,徽、钦二帝及亲王、大臣、后妃、贵戚等3000余人被俘虏,连同朝廷的法物、礼器、祭器、天下州府图、文籍、浑天仪、针灸铜人、漏刻等各种珍宝古器,一起被押往金国。
北宋就此灭亡。
三就在北宋灭亡的同一年,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一上台,一度摆出抗金的姿态,起用李纲、宗泽等抵抗派大臣。
但宗泽不久即被解除宰相职务,一些在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也被勒令解散。
公元1128年,金兵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攻下徐州,渡过淮河,直逼扬州。
宋高宗退到杭州,金兵又打过长江,进逼杭州,他只能退到浙江宁波的海上。
金兵无法下海追击,在杭州等地掳掠一番后北撤,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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