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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
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
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
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
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
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
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
2006年有10部:
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
mdash;
&
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
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
2007年有4部: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
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
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
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
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
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
晋宋人物、;
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的《宋代文人;
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
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苏轼的;
士大夫化为;
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
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
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
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
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
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
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三著。
《北宋文人与党争》涉及的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党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因排斥异党而禁毁文字的党禁与文禁;
还有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党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
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政见之争、元祐的意气之争、;
绍述的党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
《南宋文人与党争》上编为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
下编共分三章:
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
如果说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
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
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
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党之争的研究,;
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
至于党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
然而,此书亦有不足,;
如在论述党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政见之争;
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党以及苏轼与&
lsq;
苏门弟子&
rsq;
和黄庭坚与&
江西诗人&
群,其实朔党、洛党也是因党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
对党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
至于南宋的党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
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
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
傅璇琮说,此书;
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
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
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
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
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大族。
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
欲崇重今朝冠冕,&
hellip;
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
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统。
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
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
该书;
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
揭示了晁氏家族的&
祖宗家法&
,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
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
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
以&
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
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
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
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
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发论述。
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
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
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政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
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
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
儒林传统向;
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
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
无行、;
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政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
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
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
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
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政治、;
兴复古道,提出;
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
古道复兴。
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
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
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
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
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
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
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
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
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
;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
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
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
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
外王的事功。
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
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政治清明、国家强盛。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
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
外王特点。
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政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
即如;
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政党政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党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
子谓;
君子群而不党,《荀子&
middot;
强国》亦云:
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政治事务,出于政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党。
欧阳修作《朋党论》,不讳言结党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对于政党政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
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
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
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
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
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
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党争与汉唐党祸之别,对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党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
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
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
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
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
尊王攘夷的口号。
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
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
尊王攘夷观,《孟子&
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在西汉的汉武帝全盛时期,;
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
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
内诸夏而外
夷狄,本出于《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
成公四年》。
(详见《晋书&
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分裂,隋文帝可以宣称:
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
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
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
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
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
以苏轼言,他在嘉祐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
仁义二字。
元祐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政策。
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
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
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
与苏轼为敌党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
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
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
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
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党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
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
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
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中,士大夫受党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
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
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
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
品种,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
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
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
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
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
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政治。
在党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
社、;
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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