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紫禁城黄昏下的帝师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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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紫禁城黄昏下的帝师教育
简析紫禁城“黄昏”下的帝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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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帝王的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地点、教育人员、教育时间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限制。
到了清代,这种传统的帝王教育趋于完善。
同时,帝师在当时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
丁韪良博士说:
“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古老的中国更加尊师重道。
不仅现实生活中的教师享受着最崇高的敬意,而且在抽象的观念中,正是‘师’的称谓被列入了几近于被崇拜的语汇之中。
作为受尊崇的五类主要对象之一,在某种场合,人们将‘师’字与‘天、地、君、亲’这几个字一起刻在木板上,并举行庄重的典礼来祭祀。
”虽然如此,帝师在紫禁城内却始终不忘礼法。
“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也是礼法有规定的。
”
1912年,作为清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六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开始入上书房读书。
“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
”为了可以更好地培养这位晚清王朝的“希望”,隆裕太后亲自为皇帝选择老师。
最终选定了陆润庠、陈宝琛、朱益藩、徐坊、梁鼎芬为汉文老师,伊克坦为满文老师。
他们都是清末有名的文人学者,又是封建朝廷的忠实维护者,思想上也相当保守。
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文化已经冲破中国传统文化藩篱而涌入,因此对小皇帝的教育也加入了西方元素,任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为英文教师,同时教授西方文化。
在这种中西文化相互冲撞、相互融合的背景下,溥仪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不难想见,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对溥仪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溥仪的汉满文师傅及教育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核心是对儒、释、道的信仰,并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稳定的道德体系。
身为一国之君,更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
由此,传统文化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完成这一要务的是五位汉文教师。
陆润庠,字凤石,江苏元和县(今苏州市)人氏。
陆润庠于同治十三年参加科考,经殿试高中进士第一名。
陆润庠考中状元后曾入职南书房,做过御史,又擢内阁大学士,后来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同时,他在当时也是一名工业资本家,光绪末年,他在苏州创办了最早的纱厂丝厂。
辛亥革命后,清室非法授以太保,并在死后追赠为太傅,谥文端。
陆润庠老师虽然对学生充满敬意,不越礼教,但也不会纵容学生的顽皮习性,规劝无用也会严肃对待。
“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
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性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急了,忽然大喝一声:
‘不许动!
’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
”陆老师任教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其后,又添上教汉文做过国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
朱益藩,字艾卿,号定园,益浚弟,江西萍乡莲花人。
光绪庚寅翰林,1904年,担任陕西学政;1906年,出任山东提学使;1907年担任宗人府府丞;1911年(宣统三年)授副都御史,毓庆宫授读,毓庆宫行走、少保、太保、赏紫禁城骑马、乘坐二人暖轿、诰授光禄大夫、赐谥“文诚”。
朱益藩给庄士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样回忆:
“我入宫时,他已经担任皇帝的师傅约四年了。
虽然他在北京社会负有盛名,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班师傅中,他比较让人难以接近。
而且他讲的官话很难懂,满口都是江西乡音。
在我个人来说,语言交流有很多不便之处,这就是我与他的关系始终不如我与另两位同僚(陈宝琛、梁鼎芬)那样,很快融洽起来。
然而,我非常敬重这位老先生。
他为人率真坦白,古道热肠,极力捍卫中国的旧秩序和传统文化。
对西方的文明,他充满厌恶之情,并且对此直言不讳。
他虽然比陈宝琛年轻,但是在思想上他是比陈宝琛更为守旧的。
他对改革没有丝毫热情,对紫禁城中堕落腐败、滥用权力,并非不知情,但他只是冷眼旁观。
”从中不难看出,朱益藩深受封建思想的禁锢。
与朱益藩同样顽固且保守的汉文教师是梁鼎芬。
梁鼎芬,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
“提起广东这个名字,大概人民都知道他是一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对于外国人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不在中国的,他们都不太知道广东还是许多最顽固的保守人士的故乡,也是许多最虔诚的忠于前清和复辟主义者的故乡。
”梁鼎芬就是一个典型。
光绪六年中进士,授编修;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前有反帝主战思想;后毓庆宫行走,任溥仪的汉文教师。
在这五位帝师中,对溥仪影响最大的当属陈宝琛。
“他是帝师中的老前辈,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人物。
”在《溥仪外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中陈宝琛可谓‘A级’遗老,处于帝师中的首位,是‘汇集溥仪灵魂的工程师’。
”可见陈宝琛是当时的帝师之首,而且是对皇室最忠心的遗老。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
他早年入翰林,直言敢谏,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一同被誉为“枢廷四谏官”。
后来成为溥仪的老师。
庄士敦这样评价陈宝琛:
“在他的其他各种荣誉中,他拥有‘太保’(太子的重要保护人)的高贵头衔,后来又成为‘太傅’(高级师傅)。
1919年他大约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仍风度翩翩、儒雅迷人、体格硬朗、精力旺盛。
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还是一个造诣深厚的学者,而且其精美的书法也令人钦慕不已。
”这样一位文化造诣深厚的老师曾把封建统治者所必备的本领成套传授给溥仪,使溥仪在日常的言语行动中逐渐表现出来。
他常称赞溥仪“有王虽小而元子哉。
”此外,他还经常与溥仪闲谈。
“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每当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忿忿然。
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
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
‘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这是他对一些不顺眼的总结论。
……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
‘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怒,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这也表现出陈宝琛深受封建思想束缚与性格中的保守软弱。
“他在宫内当差已经十多年,内务府管理方面存在的种种黑幕,他知之甚悉,但他却不肯开罪他们。
其实,以他的身份、威望,他有足够的力量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
但他却并没有这样做。
然而,陈宝琛这个方面的失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他已当暮年,去日无多,本可以在自己钟爱的故乡,享林泉之福,以看山听水为乐,但为了忠于君上,恪守儒家信条‘臣事君以忠’,而牺牲了自己二十余年的愉悦和宁静。
”这种信守传统道德的态度,令他“在维护满清皇权统治的歧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最后导致他在一生清白的履历上,沾染了两大污点:
1917年张勋复辟时,担任溥仪内阁的议政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伪满参议(未实际到任),成为顽固复辟的清室遗老。
”
除了上述5位汉文师傅以外,为“让皇帝长大后更像一个满族人,不至于完全不懂自己祖先的家乡语音。
”隆裕太后在聘请汉文师傅的同时,也为皇帝物色了满文师傅———伊克坦。
他是最早担任宣统皇帝师傅的三人之一,生性随和,爽朗和蔼。
他去世后,因再没有合适人选担任这一职务,皇帝的满文学习就此终结。
皇帝跟其他学生一样也有指定的课本。
据溥仪回忆,“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导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等。
十四岁时又添了英文课,除了《英语读本》,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
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着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
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
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丝有了一次奇境。
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都不知道。
关于宇宙,也不超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
”在这样的教导下,皇帝溥仪渐渐明白了天人合一之说、帝王之术、儒家思想、敬天法祖等文化。
他认为这才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真理。
溥仪读了不少古文,在古文方面有很高造诣,但他读书不用功。
十岁之前,他对读书的兴趣不如对毓庆宫门外的大树高,直到十几岁才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
“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
这种‘道’,大多数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
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
”
上述描述中可知,当时的教育是以中式的传统封建教育为主,灌输作为封建统治者应该具备的理论思想,传授必备的治国之道;而对外界新事物,对经济、科学技术完全处于无知状态。
二、溥仪的外文师傅及教授的内容
教授皇帝外文的师傅是庄士敦,本名是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字志道,专门取自《论语·里仁篇第四之九》“子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文系学生,他对古老的中国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代便立下誓愿:
寻究中国文化的真谛。
他游历中国20多个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悉心研读儒、释、道诸家经典,并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
1898年,他作为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以学者兼官员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
1919年后,庄士敦在紫禁城中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他这样评价自己,“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理解‘古老中国’———他在异族的满清宫廷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庇护所———隐藏于学生对先生的绝对遵从下的规矩是不容易的。
如果他的个人经历和见识局限于对一些古老传统采取蔑视态度的‘新中国’,则更是如此。
”
这时的溥仪已经是十多岁的少年,并在帝师指点下读了几年国学。
在讨论皇帝的未来时,希望他接受西方文化熏陶,“让溥仪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如果政治环境恶化,出国留学不是为一条出路。
”“徐大总统多少考虑到了眼前及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们决定,应该让溥仪(更确切的说,是大清或满洲皇帝,这是根据他退位的协定给予他的头衔)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些理念,包括学习英语。
他们还希望溥仪学习一些关于欧洲政治制度演进,尤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原则方面的知识。
”于是,经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介绍,英国人庄士敦成为皇帝溥仪的外文老师。
庄士敦的主要任务是教授皇帝英语,并让皇帝了解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科技。
主要课程包括英文、数学、西方历史、地理等,希望通过教导可以使溥仪开阔视野。
庄士敦在备忘录中提到,“年轻的皇帝从未学过英语或欧洲其他任何语言,但是他渴望学习,头脑灵活。
在宫中,他能够读到中文报纸,对报纸上所记载新闻兴趣甚浓,特别是国内外政治新闻。
他地理知识广博,对旅行和探险尤为感兴趣。
他对欧洲现在的局势和大战后的结果有些了解。
看来,他对中国的政治地位及其相关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受到那些不真实或者夸张论调的影响。
”
庄士敦作为紫禁城内唯一的洋师傅,十分注重与皇帝交流,也十分了解皇帝的性格。
庄士敦认为,“皇上才思敏捷,聪慧过人,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时而轻浮时而严谨的一面。
起初,我以为他那些轻浮无聊的举动,是由于年轻气盛,缺乏责任感,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上的稚气会逐渐消失。
然而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在他的性格中似乎总能让人察觉某种不协调的迹象,这表明在他身上确实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双重性格。
在他成年之后,我常常坦率地与他讨论这个问题。
我对他说,在他的性格中体现出‘两个皇上,而非一个皇上’,如果他不能令两个皇帝角色中那个优秀的占优势,而让另外一个不好的角色永远处于附属状态,他就绝不可能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列祖列宗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
”后来,庄士敦渐渐成为溥仪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方面,皇帝热衷于英文学习,同时不乏学生的顽皮,他经常学庄士敦中西文合并的说话方式。
他曾和伴读这样交流: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在生活方面,因受庄士敦影响,皇帝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如骑自行车、安电话、洋琴、电灯等。
皇帝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溥仪自己剪掉了辫子,这在封建的中国可说是对祖宗之法的蔑视。
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评论:
“皇上是一位极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从英国老师那里汲取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就他来说,剪去辫子是他赞成进步和改革的证明,而此事也会增加他的声望。
”
帝师庄士敦逐渐成为皇帝的向导,在很多事情上皇帝更愿意听这位外国老师的劝导和建议。
庄士敦回忆道,“随后,人们逐渐了解到,在宫中,皇上对其英文老师的建言,比对任何其他人的劝告都会更耐心的倾听。
不仅他的汉文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和叔父们也一再要求我替他们向皇上陈述自己的建议和主张,而对于让皇上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但庄士敦这位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人并没有将西方现代的民主共和思想带给溥仪,相反,他反对共和,极力向溥仪宣传复辟思想。
“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
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说,他们拥护共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盛德日新是最要紧的。
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他还说,“他(溥仪)日益意识到自己徒有君主之虚名而无君主之实权地位。
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他先前的臣民们所不应遭受的连年战争之苦的热切同情,以及对于中国进步和繁荣的渴望都使他开始为自己作为单纯的民国补助金领取者毫无贡献而感到耻辱……即使只是作为名义上的优待金领取者,他也同样感到耻辱。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皇帝有了出国学习的想法,并跟溥杰商讨,后来因被其父亲发现,没有实现。
1924年11月,冯玉祥的军队包围紫禁城。
鹿钟麟奉代理大总统黄郛之命,带着《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与李石曾、张璧率众进入紫禁城,威胁以景山排炮轰击紫禁城,强逼溥仪签字,取消皇帝尊号并且限二天内赶走溥仪。
这也预示着溥仪在紫禁城内的教育宣告结束。
总之,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中所受的是中西结合式的教育理念。
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封建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而这种传统封建礼教使他更加顽固与保守;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教育使溥仪对西方充满遐想,更多看到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大,这也让溥仪对外国势力顺从与依赖。
在这种中西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溥仪形成了既要恢复祖宗之业,却想依赖西方的双重性格。
而这与他在紫禁城中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被逐出宫后,溥仪的保守思想与依赖性格,导致其相信日本帝国可以帮其恢复祖业的谎言,最终走上了通敌卖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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