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体育休闲观之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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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古代体育休闲观之比较
中西方古代体育休闲观之比较
TheComparisonbetweenAncientChineseandWesternConceptofLeisureSports
摘要:
以体闲学为基本理论视角,以中西方古代体育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况(苟子)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进行比较,探索中西方古代关于休闲生活认识的基本看法。
中西方古代体育休闲观就基本方面来说是相似的,但中西方对休闲生活具体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休闲的实现方式上则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在休闲体育活动的选择与要求上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体育思想观念及选择具体体育手段的原则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关键词:
古代;体育;思想;苟子;亚里士多德;休闲
Abstract:
Takingtheleisureideasasbasicvisionpoint,ancientChineseandwesternsportdevelopmentconditionasresearchsubject,throughmakingcomparisononleisureLifebetweenXunzi,aphilosopherofancientChinaandAristotle,aphilosopherofancientGreece,thispapertriestoseektheirbasicviewsontheleisure1ireandthustofurtherinducethedifferencebetweentheeastandthewestonleisureculture.Theresultshowsthatthebasicaspectsoftwoleisureconceptsaresimilar,butthebigdifferenceexitingforactua1needsuchastheselectionanddemandonsportactivity.Therefore,thesportconceptandconcretemethod,principlebetweenChineseandwesternsportideastendtogreatdifference.
KeyWords:
ideaofleisure;ancientsports;Xunzi;Aristotle
1前言
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存在着两类活动时间:
获取生存资料的劳动时间(包括学习生存本领的时问),满足自我需要的自由时间,又称为“闲暇时间”。
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总生活在两种状态下:
一种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必要劳动生活;一种是满足自我发展的闲暇生活。
自古以来,如何打发自由时问,如何度过闲暇生活,一直为政治家、社会学家、道德家以及哲学家、经济学家所关注,对“自由时间”的处理,自2O世纪以来成为众多领域研究的热点,并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休闲学。
何为休闲?
休闲与闲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闲暇是一个时问概念,主要指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休闲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在自由时间里人的生命运动的存在形式。
或许,人人都会拥有闲暇时间,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休闲生活。
因为休闲生活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而在于自由地享受生命的价值、生活的乐趣和本性的释放。
也就是说,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问里为满足人自身的需求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行为方式。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从两种取向上理解休闲:
一是解除体力上的疲劳,恢复生理的平衡;二是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成为心灵的驿站。
任何休闲生活,都是在具体环境中建构出来的。
人们的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经济条件、社会角色、宗教取向、生存环境、性格特征等,都会给具体休闲生活的选择造成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休闲生活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休闲模式。
人们对休闲生活的认知、研究和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不同的差异。
在休闲学成为当前时代学术领域研究热点的背景下,中西方不同的休闲观念对中西方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2中西方古代对休闲观念的不同认知
谈到中西方古代关于休闲生活的认知,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苟况(苟子)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他们两人的休闲观,不仅代表了中西方古代关于休闲生活认识的基本看法,也影响了中西方古代关于休闲生活选择取向的发展。
2.1荀子的休闲观
在中国古代没有“休闲”这个合成词。
虽然休、休息、休沐、休暇、休假等词含有休闲的某些内容,但在词义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
与休闲相近的词是“乐(1e)”。
“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乐,泛指一切“乐生之具”[3],即人们欢愉身心的社会活动;狭义的乐,是一种亦歌亦舞、纳音乐舞蹈为一体的活动。
广义的“乐”,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业余生活”或“休闲生活”;狭义的“乐(yue)”,相当于休闲的技术方式。
苟况对休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苟子·乐论》[1]一文中。
2.1.1休闲是人类本性的需要
苟子说:
“夫乐(yue)者,乐(1e)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yue)”。
[2]他认为,音乐的主要功能是带给人欢乐或愉悦。
而欢乐与愉悦是人的自然需求,是人性的基本需要之一,任何人都免不了满足身心欢愉的需要与要求。
追求人生欢娱是人的本性,是自然之情,这就是在人的生活中为什么不能缺少音乐的原因。
同时他又指出了“乐则不能无形,人的欢愉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才能成为现实,或求于音声,或形于动静,或驰骋山林,或放歌江河,或弹棋行弈,或吹竽蹴鞠,或斗鸡走狗,或论剑举鼎,⋯⋯总是要通过某种具体的活动方式得以表现或满足人们的享乐需求。
正是这些活动,构成了人们的休闲生活。
苟况认为,休闲生活是人性的需要,是通过谋生以外的活动来实现,以追求自身欢乐与满足为目标。
2.1.2休闲有助于人格的形成
苟子谈到人的“性术之变”,即人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人的音容笑貌与行为举止反映出来的。
特别是在必要劳动之余的自由时间里,在没有负担的休闲生活中,更容易得到自然的流露与呈现。
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常常去掉了各种刻意的雕饰与伪装,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和自然需求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其真实的性格特征即秉性,也就会暴露无遗。
正是人性的这种特点(人之道),所以对休闲生活方式的选择,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道德情操。
通过休闲生活培育一个人的性格,能够取得“其入(影响)人也深,其化(教化)人也速”的效果。
2.1.3休闲生活的社会目标
苟况认为,“先王”重视礼乐的出发点是基于以下考虑:
“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不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3]。
通过规范休闲娱乐活动,来实现其统治目标。
具体任务有三,分别是审一定和、齐人齐天、化民成俗。
第一,审一定和。
指按照不同的等级,统一制定适应
不同需要的“雅颂之声”推广普及。
“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4]。
通过不同层次的礼乐活动,实现君臣和敬,父兄和亲,乡党和顺,率一道而治万变;第二、齐人齐天。
指利用人们休闲娱乐活动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
苟子指出:
“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意一也’。
[5]在一定礼仪规范的音乐舞蹈熏陶与训练下,人们的行为举止得到规范(齐人),而社会统治秩序得到维护(齐天);第三,化民成俗。
苟况认为,礼乐的作用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人们的行为举止的约束,更重要的是通过礼乐活动,将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需要,内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行为。
“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通过民心的改变,而实现移风易俗。
2.1.4休闲生活选择的原则
“以道制欲”是苟子休闲生活选择的基本原则。
荀子在其《乐论》中指出,追求人生欢娱是人的本性,是自然之情,“故人不能无乐”[5],充分肯定了追求人生乐趣的正当性。
同时他又指出了“乐则不能无形”,人们总是要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得以表现或满足人们的享乐需求。
由于个人爱好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其选择乐生的方式也大相异趣,存在雅、俗、高、下之分。
因此,对于人们追求欢娱的活动必须加以引导和节制,否则,“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故仁人君子须“以道制欲”,按封建道德规范要求来选择自己的休闲娱乐活动。
什么叫“以道制欲”的选择原则呢?
他一方面指出: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6]。
享受休闲娱乐生活是人天生就的本能,是人的自然性,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或途径予以满足。
否则,不仅导致人自身的身心平衡被破坏,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动乱。
充分肯定休闲生活是人类必需的自然需求。
他同时还认为,休闲方式存在“好”与“坏”的区别。
他以音乐为例: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像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像而治生焉;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7]要求选择休闲生活方式要慎重。
只有“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如果“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选择休闲娱乐生活,必须以有利于自我道德完善为前提,用道德要求来抑制或规范情欲的需要,使乐而不流,辩而不思,启动人之善心而防止邪风异俗的影响。
最后达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8]的目的。
2.2亚里士多德的体闲观
休闲,在古希腊语中为Skole,是“经营”(工作)的反意语,也不同于“消遣”,“休闲”是“别无其他目的而全然出于自身兴趣的活动”[9]。
拉丁语“休闲”为“Scola”,其词根来自希腊文,表达了“用自己的自身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的意思,隐含了自由的完善自我身心的意义。
英文“休闲”(Leisure)一词来源于法语,而法语“休闲”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主要是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
现代意义的“休闲”正滥觞于古希腊人对“休闲”的理解,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休闲的理解,奠定了现代西方文化对“休闲”认知的基础。
2.2.1休闲生活是人生的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生命活动从性质上可以分为营养的生命活动、感觉的生命活动和实践的生命活动。
而实践的生命活动又分为两大类:
满足人生存需要的生命活动与满足自身发展的生命活动。
满足生存需要的生命活动,其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满足自身发展的生命活动,又称为“实现活动”,是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的的活动,它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
这一活动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自足”的实践活动,除了活动本身没有其他功利目标;其次,它是“快乐”的实践活动,它能使身心得到愉悦的满足;第三,它是“德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生完美的体现。
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活动,被称之为幸福的活动;就人生的形式而言,即为休闲;“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休闲。
勤劳和休闲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休闲比勤劳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休闲”[10],“不论我们进行繁忙的工作,还是进行残酷的战争,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休闲,从而获得幸福”,“幸福存在于休闲之中”。
战争必须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是获得休闲的手段。
可见,休闲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里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人生的重要目的。
2.2.2休闲生活的境界
休闲的内容是快乐的,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休闲的内容。
亚里士多德指出:
单纯的消遣或游嬉不是休闲生活,如果那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
⋯⋯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好使勤劳的人们获得了憩息。
所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戏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
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
休闲却是另一回事,休闲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
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
“对于与幸福相谐和的快乐的本质。
个人的认识各不相同。
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乐的本质”。
这样,快乐感受的境界就反映出参差不齐的高低来。
由是,他将追求快乐的生活分为: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只追求肉体的快乐,是动物式的;政治的生活追求荣誉,但不是完美的生活;沉思的生活追求智慧,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不过,他清楚地知道那种至善至美的“幸福生活”一一沉思的生活,尽管不是不可实现的,那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的少数人才可能实现。
而对于芸芸大众主要还是生活在前两种生活中。
而追求这两种生活的快乐本身并没有错,享乐的快乐与荣誉的快乐也是满足人们自身需要的“实现活动”。
只不过它们不是最完美的生活,因为他们所获得的快乐具有相对性,只有追求智慧的快乐是永恒而完全自足的快乐,也是休闲生活的最高境界。
2.2.3休闲生活对人格形成的意义
选择具体的休闲生活存在境界高下的差异,而决定差异的是每个人的“德性”,因此,德性是影响具体休闲生活选择的核心要素。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的德性“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
首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为自然所赋予,所以,德性不反乎于自然,然而,他又要通过习惯才形成,所以又不是出于自然;其次,德性不同于我们的其他“能力”,自然所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活动中,而德性却不同,我们要先去做它要求做的事,然后才能够获得它;第三,德性因何因和手段而养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毁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境界,主要表现为他对休闲生活的实际选择以及在休闲实践的具体行为中。
因此,休闲生活对人格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
“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
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决不是小事。
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n。
正因为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在与休闲生活息息相关的音乐与体育教育中一再强调对人的性格与灵魂进行培育的意义,强调它们的高尚作用在于“操持闲暇”。
2.2.4休闲生活是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责任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了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
“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获得的,还是神或运气的恩赐?
”就是说,一个人的幸福是先天命中注定的,还是后天习得或争取来的。
他认为,幸福本性上在于一个人实际存在的方式而不在于命运。
应该依据一个人活动的性质和实际存在的状态,做出他是否幸福的判断,而不是根据命运。
争取自身的幸福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权利。
而休闲则是幸福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因此,他强调“如何占有闲暇也与国民的权利有关”[12]。
享受休闲生活不仅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益,也是一个国家(城邦)的责任,因为尽管休闲生活不希求自身以外的任何目的,其本身就蕴藏着固有的快乐与自我满足,但休闲生活的实现还取决于“身体之善”与“外在之善”的支持,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与人际环境。
“在正确的治国方面,不能没有已成为生活必需的、人人喜爱的休闲,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为大众提供享受休闲生活的基本条件。
虽然如何安排才能满足大众休闲的要求是一个难题,但作为国家政府的责任则是不可推卸的。
他还认为,政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公民更好地享受休闲生活,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他主张,通过立法来保证公民对休闲生活的占有。
在西方世界,休闲生活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主张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休闲生活的基本看法。
尽管在具体的主张上,存在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认为休闲生活是不同于工作并高于工作的生活方式,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人生幸福的实现形式,是获得真知、美德、愉快的现实途径等认识,则基本一致。
国家有责任与义务为公民提供必要的休闲生活。
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中西方都将其纳入了各自的认识视野。
从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认知中我们看到,就基本方面来说是相似的。
3.1中西方休闲观念之同
对休闲生活的向往及其重要性在中西方古代思想认识中是一致的。
苟子强调,休闲是“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主张以“平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尽管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四处奔波,游说诸侯,劳碌一生而终,但对休闲生活也充满了向往之情。
他在同他的学生讨论人生理想的时候,曾感叹而深情地说出了他所渴望的生活,是在暮春时节,带上几个学生,畅游于山水之间,沐浴在风雨之中,无所拘泥,悠然自得。
足见其对休闲生活的冀求。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生活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是人生幸福实现的途径。
柏拉图也说:
“诸神怜悯生来就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节日,并有酒神(Dionysus)、诗神(Muses)、太阳神(Apollo)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它们变得高大、正直”。
《圣经》中也载有:
(上帝说)“你们要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6]。
休闲被认为是上帝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
3.2中西方休闲观念之异
虽然中西方对休闲的追求有相似之处,但对休闲生活具体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休闲的实现方式上,则存在很大的差异,详述如下:
3.2.1中西方对休闲生活需要的理解不同
中西方对休闲需要的理解不一样,其认知出发点不同。
中国古代思想传统认为,休闲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欲求。
“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
“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4]。
这就是苟子所讲的“人情所以不免”。
可见,“人性论”是中国认知和处置休闲生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休闲生活视为个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求;西方则认为休闲是神赋予人的神圣权利。
在他们看来,休闲生活是一种理性活动。
它与其他活动的区别在于,休闲是一种纯直观的、本身就是目的、使人欢愉而无负担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在书中屡次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即人惟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休闲是一生做一个自由人的基础,它不仅是出于人的自然本能,而且是人的理性选择。
因此,休闲生活不单单是实现人生幸福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人的社会权利。
中国是从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来认识休闲的要求,把这种要求视为个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要;西方则是从人的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认识或者看待休闲要求,把享受休闲生活视为一个人的社会权利。
3.2.2中西方对休闲生活的价值取向不同
中西方对休闲社会价值的选择,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首先,中西方对“好逸恶劳”的价值取向不同。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好逸恶劳”是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非理性选择,是一种被否定的品性。
中国古人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就需要付出一生的劳作来实践这一要求。
而嬉戏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无益于人生价值的实现。
“好逸恶劳”显然不符合这种道德规范,不利于实践人生价值;而在西方“好逸恶劳”则是一个被肯定,至少也是被视为中性的品性,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品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休闲是一切事务围绕的中心”,是人生的目的。
正因为人们对休闲生活的向往,人们才去努力的工作,才不惜辛劳地创造和改善休闲的条件,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好逸恶劳”成为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动机。
其次,中西方对人生的要求不同。
就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而言,一个人的人生理想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道德的“内化”或“圣化”实践过程。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但每个人都希望能
得到“圣化”。
其价值判断标准建立在家族本位的基础上,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去把握或品评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是一个以“利他”为标准的人生实践。
因此,休闲生活必须纳入这一“圣化”过程,是实现“圣化”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西方,价值判断是基于个人本位基础之上的,个人的“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是一个以“利己”为标准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提高和超越自我、以“外化”为特征、实现自由意志的实践过程,是一个试图通过不断超越而达于彼岸的“神化”的过程。
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但不必人人都成为“圣人”(至善的人)。
因此,休闲是社会满足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实现人生幸福的基本形式。
可见,由于中西方价值判断的基点不一样,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思想传统一般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以“利他”为标准,通过个人的“圣化”而实现社会控制,即“齐人齐天”;西方思想传统则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以“利己”为标准,通过主张自身的权利和满足自身不断超越的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3.2.3中西方选择休闲生活的原则不同
由于中西方对休闲生活需要的理解不同,对休闲生活的价值取向的认识差异,形成了中西方对休闲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不同原则。
在中国,人的动机——欲望被分为“性动”与“智用”。
魏晋时期的思想家嵇康曾说:
“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
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对食物的要求以及到一定年龄对性生活的要求,是“自然之理”,是一种受生理支配的本能活动,“智用”则是由感官和经验引起的情绪波动,是反映心理状态的情感活动,“性动”产生的欲求是容易满足的,“智用”提出的欲求则是无止境的,危及机体的安全,造成道德的沦丧,一般都是由“智用”引起的,因此,要控制“智用”即控制人的欲望;《礼记?
乐记》也指出:
“夫物之感人之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11]认为受外界物质引诱而产生的“情欲”,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延伸,“情欲”出于本性,但又可能危及本性,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纵。
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需要是应该而且必须满足的,但这种满足也应该纳入一定的道德控制之下;由情感需要而产生的需求,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因此,对休闲生活的选择原则上,充分体现了上文所中述的“以道制欲”原则。
而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的行为更多是出于选择。
选择的原则就尤其重要。
“有三种东西为人们所选择,即高尚‘高贵’的东西,有利的东西和令人愉悦的东西;有三种东西为人们所躲避,即卑贱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
选择是德性的一种品格。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
智慧、理解、明智等品质属于理智德性,勇敢、慷慨、节制等品质属于道德德性。
“理智德性主要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发展,所以需要经验与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
他还指出,“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好人都做得正确,坏人则做得不正确,这尤其是在快乐这个方面”。
显然,道德德性是评价人们行为选择的依据。
那么,选择休闲生活的依据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是“快乐”,其理由如下:
“首先因为,即便高尚(高贵)的和有利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其次,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很难摆脱掉对快乐的感觉,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命之中;第三,我们或多或少地都以快乐和痛苦为衡量我们行为的标准。
”[13]
中国思想传统认为,出于生理需要的休闲生活,必须给予适当的满足,否则就会给人的机体带来破坏性的问题;但出于情欲的心理需求,则必须纳入道德的控制之下,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问题。
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论是“性动”还是“智用”,都是出于人自然本性的流露,由此产生的性欲和情欲,都不会是一种明智的理性选择,所以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来约束与引导它们。
强调了休闲生活的选择原则是“以道制欲”。
西方思想传统则认为,休闲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
具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其选择标准主要不在于外界的看法,而在于自身的感受,在于自由意志的实现,在于是否可以为自身带来身心的愉悦,而将个人意愿的实现作为选择的前提。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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