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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最根本利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社会建设,要以切实改善民生为重点、为目的。
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社会事业是为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与服务的公益事业,是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团结的事业,是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事业,是增进社会成员福祉、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
发展社会事业,是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也是切实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
我们不仅要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还要保证人民生活得平等、公正、体面、健康、幸福。
民生改善是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
加强社会建设,要以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为动力和保障。
如果离开了民生改善这个目的,社会建设就将丧失正确方向;
如果没有科学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就将失去强有力的凭借。
因此,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加强社会建设,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学习、贯彻、落实、加强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就要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实现六大任务为着力点。
一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公平正义、民生幸福奠定基石。
二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强固民生之本。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由人民公平共享发展成果。
四是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五是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监管体制,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增益民生幸福打下坚实基础。
六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搞好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宏大事业。
党的十八大业已指明了社会建设的目的追求和方法路径,坚信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在改善民生、创新管理的社会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格局中显著增益人民福祉、有力促进社会和谐,开创和谐社会人人共建共享的生动局面。
3.精神信仰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及其方向
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
信仰问题在今天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
就普遍性而言,一方面,它作为个人道德自律及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其重要性在当代日显突出;
另一方面,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又是困惑当代人类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如何获得强有力的信仰力支撑,是各国共同致力加以解决的大课题。
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
就群体性而言,信仰表现为集体的共同需要,即作为团结奋斗精神源泉的共同理想;
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则表现为个人的生命需要,即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不朽追求。
但是,总体上说,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信仰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不能离开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大格局,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的个人事情。
首先,“信仰失落”问题在当代中国,主要地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
面对日益能够感受到的“信仰危机”,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
我们的信仰问题突出,是因为中国缺乏宗教传统;
而面对宗教信众的迅速扩张,以及将儒学“儒教化”的倾向,不难听到这样的说法:
宗教使人扬善抑恶,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
在学界,我们则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儒家在内)缺乏“终极关怀”,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面对信仰问题,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这无疑是片面的。
毫无疑义,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其可能的积极作用,是我们确定的政策。
但是,把当今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的或缺,既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学理依据。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便不难解决。
因此,解决信仰问题的大思路就是必须坚持以培育共同理想作为引领个人信仰的根基。
应当看到,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前途是共产主义)不仅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是全社会保持健康精神追求的思想源泉;
还要看到,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的主动权来源于历史观的力量,拥有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是拥有历史制高点。
以上两点说明,共同理想高于并决定了个人信仰的走向。
说到底,今天的信仰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这不仅成为党在今天妨碍自己履行历史使命的首要不适应问题,而且显现了当下信仰问题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凸显,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始终是一切争论的焦点。
“十月革命”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就把所谓“苏俄式共产与专制”视为对“英美式自由与民主”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人类文明主流”的背离,根本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和进步意义。
如果说,他们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显性溃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被其视为是隐性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向西方文明回归,因此,中国的改革在其辞典里就成为“西化”、“分化”的代名词,而消解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为其全部渗透的立脚点。
这里牵涉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主义究竟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绪?
说到底,谁代表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不取决于自我的标榜,而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会公然否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百年来蓄意制造的一个公式,就是“占有财富=个性+自由”。
可是,它始终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变成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个性又从何说起?
资本主义之所以背离了当代人类文明的潮流,就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值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
”过去支配现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是趋向过时的文明,它必然被更新型的人类文明所取代。
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从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汲取力量,那就必然承认西方价值观是所谓“普世价值”而加以认同,共产党的宗旨就必然被抛弃,变质就在所难免,理想信念的培育就更是无稽之谈。
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因此而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指出: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其次,在当代中国,即使着眼于解决个人信仰问题,其真正的出路也不是回归宗教,而是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尽管我们在今天要努力促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其可能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宗教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的信仰需求,它充其量只是个“代用品”而已。
随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人类终究要超越宗教信仰阶段,把信仰真正奠立在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也是解决个人信仰需求的精神动力。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状态,其实质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追求生命的“不朽”和永恒。
这种追求是虚幻还是真实,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取决于其所追求的“不朽”的根据。
宗教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超自然的存在(“神”),这就决定了其无论有多少存在的理由,但终究是虚幻的消极的;
马克思主义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无限性,因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个人就能超越自我、获得有限生命的不朽价值。
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任何人去世都是“油尽灯枯”、“灰飞烟灭”,而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就能永垂不朽。
这样,在信仰问题上我们就需要防止两种偏向:
一是把信仰问题神秘化,变成所谓植根于心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脱离感性实在的“终极性”问题(也就是当代的“自在之物”);
另一是把信仰问题庸俗化,变成纯经验、纯逻辑的利益计算及相应的个人生活目标(也就是“自利的最大化”)。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变革了人们的信仰方式,这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当代性重建。
它虽然仍力图通过科学方式来理解、认识信仰,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信仰问题,然而却突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
它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历史发展的不朽,以及个人通过自我超越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现实可能上,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
这一信仰方式解决了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可知和未知、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的统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通过其实践观证明,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不可理喻的“另一个世界”。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这样,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就是同一逻辑,因而理想与现实、信仰与知识的统一就具有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二是生命不朽与终极关怀的现实根据问题。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打破了宗教关于“不朽”和终极关怀只能借助于超自然力量的魔咒,将其奠立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基石上。
个体生命将在献身人类解放实践中而获得不朽和永生,这不仅是价值真理,也是事实真理;
个人将在其自由全面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无限性,这同样不仅是价值真理,也是事实真理。
因此,共产主义信仰就具有双重意义:
第一,它作为共同的理想是每个革命者把握实际、凝聚人心、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源,并成为党领导人民共同行动的思想基础。
这种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观念,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
它不是空洞的口号、僵死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它是历史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它作为个人信仰是每个革命者超越自我、奠立生命的不朽价值的终极依托。
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换,“人民”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为人民服务”成为个人有限生命获取无限价值的现实途径,“艰苦奋斗、不骄不躁”则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在素质和政治本色。
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别于其他信仰的信仰方式,具有其自身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将个人生命的不朽奠定在历史发展的无限性上。
这并不意味个人的生命可以达到肉身的不朽、实现经验意义上的长生不老,而是说个人只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其有限的生命活动本身就蕴涵着无限与不朽,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解放进程中就永远渗透其生命的印记。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其生命价值就与天地同庚,与日月同辉。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不朽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一种观念上的自我超越,而是一个实践超越的问题。
沉溺于主观幻想,甚至走火入魔而不能自拔,不仅不是生命的不朽方式,甚至是从精神到肉体生活的一种病态。
不能领悟有限人生的实践本质,就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
人生的意义在于实践,人生的不朽价值也在实践中才能得以体现,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实践是个人最崇高、最有价值的实践。
离开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信仰就没有根基。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信仰不是心灵的自发需要,而是源于社会生活的自觉感悟和实践体验,因此学习成为信仰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汇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精神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必须不断地在学习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升华自己的崇高信念。
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信仰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情感共鸣和实践体验,但最根本的是理论学习。
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苦大仇深的工农群众较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但他们要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必须通过理论学习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而一批非工农出身的各阶层人士,也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最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今天,社会主义低潮、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只有自觉结合自身实践、自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自觉地抵制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
还必须明确,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不是一次性、阶段性的,而是终身的过程。
学习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终生事业。
再次,促成共同理想和个人信仰相协调,培育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新机制,是当代中国解决信仰问题的关键点。
历史表明,当社会关系简单化为两大阶级对抗时,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历史观与人生观较易统一;
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状态下,社会共同理想要在个人头脑扎根,就需要有新的培育机制。
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使远大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真正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
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化不仅要基于个人的利益追求,而且要基于个人的生命活动。
抽象地说,个体生命既有自我保全,也有自我超越的需要,表现为利益和奉献(牺牲)的具体统一,忽视个人利益需求或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不变的人性都是错误的。
历史表明,把信仰功利化,最终必然导致理想的泯灭。
马克斯?
韦伯所关注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蜕变就是例证。
既然“至善”就是尽可能地多挣钱,那么已经如此“入世”的宗教伦理仍企盼保住其“超验”、“神圣”光环的努力就纯属幻想,它注定要被世俗的“神”(金钱)所代替。
当最后一层宗教的面纱被撩开后,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便赤裸裸地显现了。
事实正是如此。
为了更多地挣钱,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超前消费方式产生了,刻苦禁欲的生活方式不可抗拒地被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与此相应,如丹尼尔?
贝儿所述,“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心理学的幸福代替了清教精神。
”
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理想主义信仰之路,即主要通过道德境界提升,充分激发人的超越自我本性(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营造追求崇高、为理想而献身的氛围,不仅在历史上不能有效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在今天也遇到严重的挑战。
虽然不能说这一思路像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提高与发明创造同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的有机联系”,但是其对信仰的利益基础有所忽视则是无疑的。
正因为如此,单纯依赖这一传统路径,要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真正培育理想信念,对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做到有力抵制、有效化解可能不切实际,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创新。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综合创新。
理想主义的大旗决不能丢弃,而对物欲诱惑的抗拒力必须加强。
在今天,要使共同理想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个人信仰,关键在利益机制上打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联系。
我们需要培育这样一种利益机制,它可以有效地把利益的计算从纯物质利益扩大到思想政治利益,从单纯个人利益扩大到家庭、民族、人民和国家,也就是说,把利益的“个人计算”和“社会计算”有机结合起来。
具体地说:
第一,从超越自我、体现生命无限价值的角度提出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可回避的信仰问题,这就是“身后给人们留下什么”,如何于私上不愧祖宗、下不愧子孙;
于公上不愧人民群众,下不愧岗位职责。
第二,从党和国家高度认同的角度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荣誉制度,从制度上落实“千杯万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从社会地位和认同上落实荣誉是人民和个人的最大共同利益。
第三,从“大利益”的高度建立正反典型的动态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平台,让利益的“社会计算”和“个人计算”能够充分沟通、相互转化,防止利益计算中的个人利己主义回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
相对于上述苏联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这突出表现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的体制。
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包括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建立公民政治参与体制;
通过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
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建立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体制。
在文化体制上,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化专制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在社会体制上,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垄断控制体制,大力开展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
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
三是改变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
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制度优势“优”在哪?
4月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了《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的文章。
文章有一段让人振奋的话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活力不断释放的结果。
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办基础实施方面的大事,我们能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30年来,我们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项目;
办高科技方面的大事,我们能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20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包括神舟飞船7次飞天、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在内载人航天工程以及运算速度达到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等高科技项目;
办应急救灾方面的大事,我们能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10年来,我们先后战胜了非典、汶川大地震以及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青海玉树地震等各种灾害;
办民生方面的大事,我们能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10年来,我们先后建立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基础作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各种主体的创业积极性:
2011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36785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2556.8亿元;
到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到去年9月已超过900万家,注册资金总额近25万亿;
到2011年底,个体工商户超过3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1.5万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把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通过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好了中央的积极性,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又发挥好了地方积极性,使各个区域经济、省域经济、县域经济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到2011年底,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达到74000多亿美元),中国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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