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廉政启示人性为本廉政如此管理亦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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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和谐社会的建设既然主要是国家或者是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问题,那么主要的矛盾方面很简单,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政府的政策是否考虑到人民的需要。
我们下面会用具体的例证讲唐太宗的时候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怎么做的。
第三,唐太宗贞观时期带领中国取得了一个非常崇高的国际地位。
有多高呢?
那个高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望其项背的。
唐太宗作为唐朝的皇帝,他另外有一个称号,叫天可汗,这个称号不是自封的,是西北各国国君联合起来推荐给唐太宗的,希望唐太宗接受这个称号,那是贞观四年的时候,公元630年。
唐太宗说我是中国的皇帝,同时担任天可汗这个职务,可以吗?
大臣说可以,唐太宗就同意了。
唐朝的皇帝是从唐太宗开始拥有这个称号的,这不是一个空头的称号,它实际上是说唐朝的皇帝在一定的国际范围内,成为天下共主,所以他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领袖,他也是一定范围内的国际领袖,而这个国际领袖是由天可汗这个制度或者是半制度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所以唐朝不仅管自己家里的事,也经常管理国际事务,很多第三国之间的战争,唐朝是出面调庭的、调解的、干预的,维护一个以中国核心的世界范围的和平,是天可汗的神圣职责。
我们就应该想到这种国际地位,唐朝皇帝拥有的国际地位,后来的中国各个朝代一般都难以取得。
元朝在短的时间内,成为国际霸主,但他主要不是靠自己的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而是靠武力征服。
情形有所不同。
所以唐朝皇帝的天可汗这个国际地位,足以表明唐朝领导中国取得的业绩。
而这种国际地位大家可想而知的是它既然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取得的,那它一定是靠实力获得的。
我们讲这三个方面的业绩,也能体现一种国际关系,先是政治上的清明安定团结,然后是社会建设,最后是国际成就的取得。
不能国力不足一味争取国际地位,那就会太内虚,自己实力不足一心想获得虚名,不能实事求是,那会让人民吃亏。
第四,贞观时期为唐朝300年的基业奠定了政治基础,或者叫制度基础。
我们讲贞观之治,讲这段历史,不是讲故事,我们特别想突出的是那个时期的制度建设。
唐朝是在中国分裂将近300年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第二个强大的王朝。
第二次中国大规模统一之后最强盛的一个时代。
强盛的时代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军事强大、经济强大,还因为制度建设发达,所以从隋朝到唐朝,前面的四任皇帝,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到唐太宗,都在接力式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调解制度,如何在大统一的时代把南北分裂时期的制度成果很好的继承下来变成一个新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唐太宗的时候基本完成。
而唐朝的300年基业,就是建立在唐太宗时期这样的制度基础之上的。
所以这个制度基础很重要。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很昏暗、贪污腐化非常严重的时代,能取得很伟大的成就,腐败的政府和社会时代的建设不可能是吻合的。
我们讨论贞观之治,了解介绍贞观之治,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它的廉政工作一定做得很好。
所以政治清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廉政。
核心的表现是官吏廉洁,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批故事,看看贞观时期的官吏是怎样的。
贞观七年,唐太宗的一个大臣去世了,他姓戴名胄,他生前是户部尚书。
唐朝的制度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尚书省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是一个核心的中枢机构,它下设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
吏部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管干部的,户部主管国家经济,户部尚书就是户部的部长,最高领导,所有经济的事情他都管,包括收入、支出、俸禄、田、土地、人口、税收等等,即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辽阔的土地、这么众多的人口,所有的经济问题是他负责的。
贞观七年,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国家如此重要的忠臣,他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怎么样呢?
到他死的时候大家才知道,皇帝才知道这戴胄只有一幢房产,在长安有他家的一间房子,房子太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客厅,这么重要一个领导,房子住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做一个吊唁仪式的空间都没有。
皇帝知道了心里很难受,就立刻由国家出资给他们家临时接出一间房子,房子盖完了才搞吊唁仪式。
一个户部尚书,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个大臣,他的房子竟然如此的小。
大约是贞观12年,唐太宗的另外一个大臣去世了,他叫温彦博。
他家的情况竟然跟戴胄的情况一模一样。
刚才我们讲三省,第一个省就叫中书省,中书省管什么呢?
是管皇帝命令的起草,这是那个时代最机密的一个机构,因为皇帝最初的起意,他的一个想法,不是由皇帝自己去落实的,他的一个想法要落实在纸面上,要变成国家的命令,要由中书省来起草,所以中书省的人是最先了解皇帝思想动态的,是个核心机构,很多国家的秘密首先在那里出现,而温彦博作为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他同时又是唐太宗儿童时候的伙伴,两人从小就是朋友。
温彦博被唐太宗提升为中书令的时候,温彦博就给他们家下达了一个命令,从此关上大门,大家从侧门出入,所有的亲戚朋友一概不再接见,不再见面了。
说得很清楚,中书省涉及到的国家机密太多了,如果大家都有往来,担心机密走漏。
所以关上大门不再往来宾客。
温彦博是美男子,两唐书都有清楚的记载,人长得高大,俊朗,声音洪亮,一心一意的为国做事,但是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们家虽然有大门,房子仍然很小,就跟戴胄一样,也是房子不够用,吊唁仪式无法展开,皇帝临时命令给他们家接出一间房子。
贞观21年,唐太宗又一个大臣去世了,他叫李大亮,生前是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六部之一工部首长,同时又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头衔的大将军。
他去世时,他们家的财产状况更惨,有人给他家财产清理了一下,他们家只有十几匹布、十几斗粮食,以至于在他丧礼时,应该在他的嘴里放一个贵金属,一般的是放一个金片,通常放得最多的是一个玉片,但是他们家这么大的一个玉片找不出来。
工部尚书管什么的呢,管国家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开运河、修长城、盖宫殿、修城墙这样大的工程,都是由工部负责的,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经济飞速发展,那些主管花钱的部门是最危险的部门,高危部门,但是工部尚书李大亮,家里差一点一贫如洗。
贞观时期,贪官比较少,不能说一个没有,廉吏比较多,而这些人全都是中央的顶级官员,如著名的魏征,他家的房子仅够居住而已,在贞观3年的时候有人告发魏征,说他作为国家的重臣,不讲礼仪,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什么事呢?
魏征家房子不够用,所以他没有家庙,家庙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可是他们家房子太小没地方放置祖先牌位,祖先牌位不能没有,放哪儿呢,干脆就放卧室吧,这卧室是生人起居的地方,从祭祀的角度说,那个地方不干净,所以有人把他告发了,说魏征不顾礼仪。
于是唐太宗就找魏征谈话,让他自己把这问题解决了,魏征答应了,其实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贞观17年正月,魏征眼疾发作,病入膏肓,唐太宗说本来指望魏征自己解决自己的房子,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解决不了了,我要亲自为他解决。
于是唐太宗把后宫正在盖的一个小殿停下来了,用那小殿的料给魏征家盖了一座家庙,所以魏征是很幸福的。
到魏征去世的时候,他可以在皇帝给他盖的家庙里面举行吊唁仪式了。
唐太宗给魏征家盖的家庙,一直保存到开元时候唐玄宗时代。
忽然有一天,家里不小心失火了,所有的房子全烧了,皇上给魏征家盖的家庙也烧了,那个事惊动了整个长安城,长安市民、读书人都到魏征家去看,看贞观皇上给贞观大臣盖的一座家庙烧掉了,看那一地灰烬,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唐太宗给魏征盖的家庙,到开元的时候已经成了贞观时期的文物。
后人想起贞观时代就会去看看魏征家的家庙,那成了风景点,而现在烧掉了,不仅魏征家的后人伤心,整个长安都跟着伤心,贞观时代成了人们向往怀念的时代了,这个事最有说服力。
大家也许会说,这么多大臣穷成这个样子,这是皇帝的责任,皇帝给的俸禄太少,让大臣过得如此这般,皇帝应该有责任。
告诉大家其实不然,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记录了唐太宗君臣的很多故事。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每次魏征提个建议,唐太宗欣然接受以后会高兴的说:
魏征这句话胜过10万兵,不能不奖。
立刻就发奖金,数一下不计其数,魏征得的奖金太多了,盖个家庙小意思,他不是没钱,钱呢?
钱怎么不见他花呢?
他们家里怎么穷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是金钱观念的问题,魏征不认为自己穷,他认为自己很有钱,他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把皇帝发的奖金给别人发了,他觉得亲戚朋友缺钱的人太多,所以就拿给大家花,最后落得自己没钱,这是金钱观念的问题。
刚才说那个李大亮,他生前是工部尚书,做过很多工作。
因为他是行伍出生也就是军人出生,曾经立过很大很大的功劳,有一次皇帝一下子就发给他很大一笔奖金,多大一笔呢?
100个奴隶,那时有家庭奴隶,人们是可以合法的拥有奴隶的,100个奴隶是多少钱呢,好大一笔钱。
皇帝给的,绝对的合法收入。
李大亮说你们这些人呐,本来不是奴隶,现在隋末大乱,被人家掠卖为奴,所以我不能要你们。
他不要人家,不要退给皇帝那不还是奴隶嘛,不是这个意思,同一天,发了放粮文书,就是给那100人发出证明信,证明他们现在开始就是良民了。
皇帝送给的100个奴隶,一大笔财产,李大亮一个都没留,全给释放了。
李大亮曾经做过凉州都督,凉州在甘肃武威那个地方,管一大片地方,包括新疆很多地方都归凉州管,凉州都督李大亮用自己的俸禄做公益事业,一到战乱的时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李大亮用自己的钱雇民工把路上的白骨掩埋掉,这个完全可以由政府出钱的,但是李大亮都是自己出钱,李大亮去世的时候,很多人十分悲哀,其中有15个人,就像李大亮亲生儿子一样为李大亮守孝三年,他们是李大亮养的战争孤儿,他资助的战争孤儿,不计其数,他是真的没钱吗,不是,他曾经很有钱,连皇帝给的钱他都不要,这是一个金钱观念的问题,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廉政主要体现在干部或官吏身上的话,那贞观时代看到了一幅最典型的廉政形象。
这些干部连合法的收入都不要,你能想象他们能非法获得财产吗?
非法攫取财产吗?
不可能。
廉洁是一个干部的或者是领导的、官吏的操守问题。
外延上讲他是个廉政的问题,其实是内心道德情感的问题。
他觉得他这么做值得,他这么做好,于是他才这么做。
我们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必须涉及到的事就出现了,这些大臣们如此尽忠报国,如此克己守法,你看看李大亮连皇帝给的钱都不要,合法的收入都不要,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贞观时候的大臣可以如此?
既然讲大臣我们就得讲皇上,不管怎样,这个国家真正的领袖是皇帝,家天下那是他们家的。
大臣是为皇帝工作的,他们如此廉洁奉公,如果没有一个可敬的皇帝在后面,这事还是这样吗?
当然,廉洁者自廉。
隋炀帝时代也有好官吏,但是一个风气所及,普遍的存在这种廉洁的官吏,那是跟一个政治核心的关系一定是比较密切。
以魏征为言,但不是说魏征的故事,魏征原来是什么人,最初在隋末的时候他先上了“瓦岗寨”,跟李密造反反抗隋朝,李密被王世充打败,投降了唐朝,魏征又跟李密进了关中投降了唐朝。
然后他被派到山东河北一带去说服李密的旧部归顺唐朝,结果被河北一个勇将窦建德给俘虏了,又成了窦建德手下一官员,窦建德后来被李世民打败,魏征重新回归唐朝,成为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官员。
在玄武门政变发生之前,魏征是太子建成的人,李世民和李建成是哥俩儿,为争夺皇位继承权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用军事的办法解决了李建成夺得了大权。
魏征作为李世民的对手,成了失败的一方,最后他归顺李世民,成了李世民时代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他为什么那么廉洁,原因之一是当初唐太宗对他有不杀之恩,唐太宗连亲哥哥都杀了,杀个魏征算什么,他没杀,表现出宽大为怀的一面。
对魏征而言,有比别人多的不杀之恩,所以他要尽忠报国。
另外,魏征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很重要,你没能力什么事你都看不到,什么事也办不了。
魏征是个什么人,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看到了,别人说不明白的话他说得很清楚,这是才干之一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有。
比如说,贞观15年,西突厥的一个新可汗要即位,唐太宗作为天可汗要派一个特使参加加冕典礼,西突厥在哪里,在现在的中亚,吉尔吉斯首都叫比什凯克,旁边有个古迹叫托克马克,那个地方就是西突厥可汗的大本营。
唐朝那个地方就叫碎叶,李白出生的地方。
从现在的西安出发到西突厥,要走多长时间呢,骑着马走一去一回小一年,太漫长了,于是有人跟唐太宗建议:
现在派特使去参加加冕,路途太遥远了,去一趟不容易,中亚那里生产宝马良驹,所以这个使者应该带点钱,回来买点马,马是战略物资,中原地区缺乏马匹,所以需要在中亚购买。
唐太宗一想这还是个办法,一举两得,又节约了行政成本。
魏征听说了,就找唐太宗反对:
不能让使者去买马,为什么呀,大家都说了这有道理呀,这省钱啊,魏征就讲了一大段的道理:
天可汗派出去的使者至关重要,如果从西突厥可汗这个角度去考虑,它尤其重要,所以使者买不买马至关重要,为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是西突厥可汗你现在刚刚即位,天下共主派特使参加你的加冕典礼,你觉得怎么样,那很牛,有靠山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特使加冕典礼之后去买马了,那西突厥可汗会怎么想,天可汗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派个买马的人给我加冕呢?
到底是来加冕的还是来买马的呀,他就会有疑问,他手下的大臣也会有疑问,原来以为咱们的可汗跟天可汗关系好,现在看来不一定,你看天可汗派了个买马的人给他加冕。
想造反的人就会想原来就是那么一回事,也就那样,咱们可以行动了,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出现。
老百姓可能因此也不服新可汗的管理,周边国家也可能小看这个新可汗。
唐太宗还是有点想不过来,我们缺马呀,要买马呀,魏征说只要跟西突厥关系好,保住两国关系好,两个政权关系好,你要马那不是小事嘛,西突厥汗保证每年都给你送,要多少就有多少,还不用花钱。
最后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建议,让特使一心一意去加冕,不买马了。
这是一件未发生的事情,但魏征觉得如果你要这么去做,会潜伏很多很多的危险,两国外交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这就叫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贞观4年时,唐太宗出兵消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举国欢庆,唐太宗特别高兴,他说我们现在唐朝有今天,多亏魏征。
如果当初我不是听了魏征的建议,唐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我要感谢他。
那时魏征还好好的呢,所以要出来客气一下“还是皇帝领导得好”,但是魏征确实功劳很大。
贞观15年,魏征眼疾发作,很厉害,他就向唐太宗请假,能不能提前退休,唐太宗说不行,你可以少做点工作,但绝不可以退休,唐太宗说你知道吗,我俩的关系好有一比,我是品质一般的璞玉,玉不琢不成器,不琢的那个玉叫璞玉,璞玉看不清楚跟烂石头一样,唐太宗说我就是一块璞玉,很一般的石头,经过你的加工雕琢,我成为了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以你是玉工,没有你就没有我,所以你不能退休。
还有一次,唐太宗跟大家说,我跟魏征有点象什么关系呢,我就是那矿石,本来是在深山老林里扔着,没人管,魏征是矿工,“嘣”一镐,把我刨出来了,我就开始发光发热了,没有魏征发现我,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凉快呢。
一个皇帝公开的当众说明自己现在地位的取得、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一位大臣,如果你是那位大臣,你会作何感想?
是你成就了这位皇帝,大家对魏征确实都有同样的评价,所渭“耻君不如尧舜”,魏征的工作对象就是皇帝,以帮助皇帝为己任,如果自己的皇帝不如尧舜那样英明伟大,那是自己的耻辱。
唐太宗给他回报的是高度的承认,有多高呢,要多高有多高。
下
从东汉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喜欢自己读点书,这不是坏事,但是呢也喜欢自己当导师。
一般情况下,自己有了成绩自我表扬,别人有了成绩也经常会想到这是领导有方,领导喜欢把别人的成绩当作自己的成绩来看待,来表扬。
象武则天的时候,哪个大臣好哪个大臣不好,有的大臣能推功于上,这是好大臣;
有的大臣委过于上,把过错推给皇帝,这不是好大臣,但是我们看看唐太宗,他说自己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魏征。
大家都知道马斯洛心理学,说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分层次的,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情的需要,最高一个层次叫自我价值的实现。
什么叫自我价值的实现呢?
在一个皇帝体制下,魏征这样就叫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连皇帝都承认他的伟大贡献,你在这样的人领导下工作,对你的成绩一是一、二是二完全地承认,你就会愉快吧?
就会更努力吧?
你还会去想贪赃枉法吗?
所以应该这么说,大臣们的廉洁奉公是跟皇上有着直接的至少是非常重要的间接关系。
因为你在他的领导下,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工作方向,有一个自己价值实现的畅通渠道,你会在低层次的需要中膨胀吗?
不会啦。
马斯洛心理学讲只有当你需要的层次不能提升的时候,你会在低层次上膨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大概有多少钱基本上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然后我就要追求更高级的目标了,但是我没有更高的目标追求,结果低层次的需要就变成了目标本身,于是就想各种办法弄钱,这就成了低级需要的膨胀,廉政建设因此才有了目标对不对?
所以在唐太宗的领导下,魏征等一般大臣都觉得全力以赴地工作还不能报答皇帝的恩情,他有功夫去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嘛,不会了。
像魏征那样被唐太宗高度承认的廉吏毕竟很少,那么贞观时期官吏的廉洁度如何呢?
有一次啊,唐太宗想测验一下大家的廉洁度,用了一个不太正确的办法,他派了一个宦官伪称家里有什么事,然后给那些官员送东西,说帮帮忙,我家里有什么什么事儿,结果所有的官员都拒绝了,只有一个小吏,抄书手,同意帮他忙,没料想这是唐太宗的测验,现在管它叫“钓鱼执法”。
唐太宗还很不满意,把那小吏训一顿还想杀了人家,我觉得应该满意,朝廷里几百个官员只有一个小吏接受了贿赂,这还不满意啊。
我不知道换个时代用这去测验的话,会测出多少企图枉法的人,但唐太宗就这样还不高兴,非要杀了那个人,后来裴矩站出来反对,不应该杀,这事才过去。
测验结果表明,贞观时期官场普遍的廉洁,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人生自我价值在这个体系中可以得到充分实现。
因为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自己的完全正面的前途,就不会被眼前的一些小利所诱惑。
不敢说所有的,可以说有一定比例的贪官污吏,之所以想贪去贪,跟他在政治上觉得没有了前途,应该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良好官场风气的建立,让所属的官员能正面地发挥正面地发展,这是一个体制性的意义。
对于廉政建设来讲,这是具有体制性意义的。
比如说,如果碰见这种情况,假设有这么一位同志张三工作不错,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有想法,什么条件都好,结果领导就是不让他发展。
该提拔的就不提拔,该重用的就不重用,你说让他干什么去?
逼得无所事事,他心想我这仕途上没发展了、没希望了。
本来想为党多做点贡献,人家不让,那我干什么呢?
弄不好他就会走向贪赃枉法之路。
我认为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官场上面风气是否正,(做官的)道路是否畅通,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
而唐太宗能给人正面的方向正面的鼓励,因此廉吏才会比较多。
还有一个方面能说明问题,就是价值的自我实现并不一定体现在官位有多高、皇帝对你表扬有多多,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你的聪明才智是否可以得到正面发挥,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的继续。
作为贞观之治的主角,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站在时代风云的中心,那么,他为大臣们提供了怎样的工作环境呢?
唐太宗能够广泛地接受大臣的意见,这除了他自己克己纳谏,心胸宽阔以外,他还能够让大臣的意见得以充分发挥,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这从大臣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价值的自我实现。
并不一定非要表扬你采纳了你的意见,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有的时候大臣提意见仅仅就是提一个小问题,改变了一个小事项,他只要被皇帝采纳了,他就会觉得自我价值有所实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发挥。
因为唐太宗能克己纳谏充分地听取不同的意见,所以很多大臣能提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意见,什么问题都提。
有一次唐太宗很高兴,请大家喝酒,大家到了后殿,跟唐太宗喝酒,唐朝的干群关系好啊,这就是一个表现,高兴了大家凑在一起喝酒,高兴了唐太宗还会唱歌跳舞,要不然他就弹琵琶,诸如此类。
这次唐太宗请大家吃饭来到一个偏殿,哇,大家眼前一亮,什么事?
有美人在此。
唐太宗身边出来了一个美人,帮助皇帝张罗饭菜,这是谁啊?
大家不认识,皇帝的皇后、嫔妃大家都认识,这个人不认识,大家就眼睛发亮。
唐太宗一看大家有疑问,就给大家介绍吧,她原来是李瑗的夫人。
李瑗是李世民的一个远方叔叔,在玄武门政变的时候李瑗是李建成的人,政变时李瑗在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当都督,最高军政长官,后来李世民上台了,他就被部下挑唆跟李世民干,就想在幽州发动叛乱,但他没有准备好,被他手下给干掉了,相当于政变未遂。
他的夫人就作为罪犯家属没入后宫,到掖庭宫去干粗活洗洗涮涮的,李瑗的夫人有特长,什么特长呢?
就是长得漂亮,被李世民发现了,请出来就成了李世民的人了。
李世民继续介绍,说李瑗的夫人原来也不是李瑗的,她原来有丈夫,就是幽州街头卖烧饼的,李瑗到幽州当都督,一看卖烧饼的夫人漂亮啊,就把卖烧饼的杀了,杀夫夺妻,最后他自己又被人杀了,所以唐太宗就说这个李瑗原本就罪大恶极。
现在各位明白李瑗夫人跟李世民是什么关系了吧?
李世民还洋洋得意呢,在座大臣之一的王珪,就起来质问皇上。
王珪(571~639)出身于高门太原王氏,曾辅佐太子建成,李世民即位后,委以重任,曾任宰相。
请问陛下,您说李瑗杀夫夺妻是对还是不对啊?
杀夫夺妻还问对不对,那当然不对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可以问皇上我呢。
王珪说听陛下说,陛下是明白这个道理,看陛下做好像还不明白。
什么意思听出了吧,虽然你没有象李瑗一样杀夫夺妻,但你把人家的夫人莫名其妙地留在自己身边,那算什么事儿?
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不说不知道,一说就明白了,唐太宗犯错了。
于是当场立刻改正,把美人送回她父母身边去,皇上不再留用了。
这是什么事儿呢?
在唐朝有个专用名词“别宅妇”,就是说这个当官的人,本来是有家有舍有老有小的,但在另外的地方还有一个房子,那里面还有一个夫人,那个就叫“别宅妇”。
唐太宗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皇上养了一个“别宅妇”,就是这么回事。
结果呢他的大臣发现了,大臣就敢当着皇帝和“别宅妇”的面问: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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