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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回顾与评述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回顾与评述
孟望生1,刘发跃2
【摘要】【摘要】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于一国宏观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微观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积累等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学界对该理论较为系统的梳理却比较鲜见。
为此,文章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对该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最后,就该理论发展贡献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期刊名称】生产力研究
【年(卷),期】2016(000)011
【总页数】4
【关键词】【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贝克尔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已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主流经济理论之一;该理论对于宏观经济中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微观经济中家庭内部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决策的形成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理论体系的系统化梳理将为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问题提供文献和理论依据。
然而,当前对于该理论体系的梳理和评述却较为鲜见。
为此,我们将以历史观的角度分早期思想的萌生、现代理论的形成和近期理论新发现三个阶段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并作简要评述,以期为这一理论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早期思想
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最早萌生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Petty)早在1676年就提出,国家间经济实力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口的差异。
此外,配第还对“人力”的价值进行了论述,他在论述中提到:
“由于获得某些技艺,有的人能够完成许多没有这些技艺的人所无法完成的许多工作”[1];配第的这一论述最早暗含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接着,古典经济学的又一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Quesnay)在其论著中也提出了有关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他认为:
“人是构成国家强大的根本因素……人本身就是其个人财富的第一创造因素。
”[2]后来,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
如亚当·斯密(AdamSmith)、约翰·穆勒(JohnMill)、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和卡尔·马克思(KarlMarx)等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论著中几乎均涉及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需要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和经验,而这些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便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
约翰·穆勒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
“知识和技能是能够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3]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还通过物质和精神将资本分为两类;他将“精神资本”定义为,个人从社会环境中得来的(即后天培养)或者个人固有的(即先天禀赋)能力和精神力量[4]。
通过李斯特对精神资本的定义可见,精神资本即为后人所说的“人力资本”。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人力资本投资思想的阐述则更为明确,他认为“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是形成资本的主要因素”[5];并且,他还认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乃是人力资本投资。
后来,卡尔·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著更是触及到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存在于活体的人身上的,在生产某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综合。
马克思将人类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方法说明了人的劳动效率和与之对应的个人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人力资本投资;并且劳动力价值三部分构成的说法更是说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
从上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著引证中可以看
出:
第一,人力资本投资以收益为目的。
即经济主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未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成本,如学徒费用,非义务教育支出等;另一部分是间接成本,即经济主体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期间所放弃的劳动收入。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发生的条件是投资的预期收入大于成本,即经济主体只有预期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在未来获得的收入超过投资所支付的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
当然,经济主体通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其预期到的未来收入会存在一个最大值。
二、人力资本投资现代理论
有关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思想,实质是由后世经济学者在他们论著的只言片语中提炼而来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并未展开人力资本投资的专门性研究,更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体系。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现代经济学家才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并逐步建立了该领域的理论体系;至此,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体系也真正融入了主流经济学领域。
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雅阁布·民瑟尔(JacobMincer)、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的贡献最大。
1958年,雅阁布·民瑟尔的论著——《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出版,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间关系模型化的雏形。
具体为,建立了个人收入分配和所受培训量间关系的数学模型[6];并首次提出了揭示劳动者间收入差别和其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经验年限关系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函数”。
相较雅阁布·民瑟尔,舒尔茨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则更具影响力。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源于探究经济增长之谜。
他认为,“由于我们估算出的总量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量,是在狭义范畴下过于纯化的结果;所以造成了增长之谜这一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人力资源的质量改进是经济增长之谜的重要根源;为此,有必要从人力资源质量改进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建立一套将人包括在内的投资理论”[7]。
同时,舒尔茨还利用1929—1957年美国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美国的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为17%;劳动收入的增长中有70%来源于教育投资的增长,占国民收入增长比重33%的部分要归功于教育投资增长的贡献。
此外,舒尔茨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外延范畴进行了论述。
具体为人力资本投资包含四个方面:
(1)涉及人身健康方面的投资——即医疗保健投资;
(2)涉及人知识方面的投资——即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投资;(3)涉及人技能方面的投资——即在职人员的培训;(4)一些非企业组织的成人学习项目,如农业技术推广等。
舒尔茨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了研究。
舒尔茨的缺陷在于:
其理论分析缺乏微观基础,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分析中缺乏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一般分析模型,且对人力资本形成诸要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的考虑。
如果说舒尔茨的研究过于侧重宏观分析的话,加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则完全建立在微观分析基础之上。
他从家庭及个人的角度出发,运用经济数学的分析工具,对家庭的一系列行为(例如婚姻、生育及家族消费等)进行了行为决策和成本-效益分析。
贝克尔在分析生育行为时提出了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在分析婚姻关系时提出了时间价值和时间配置,在分析家庭劳动时提出了市场劳动和非市场劳动等诸多创见性概念[8]。
与此同时,贝克尔还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包含了(舒尔茨所定义的)个人的能力、知识和技能,还应该包含个人的时间、健康和寿命;人力资本投资自然也应该涉及健康和寿命的投资。
另外,贝克尔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计算上还提出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即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除计算形成人力资本过程中的各项开支外,还应将由接受人力资本投资而未参加劳务活动所损失的收入计算在内。
基于上述独创性的概念,贝克尔将物质资本领域的投资收益分析法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研究[9-10]。
除此之外,还有爱德华·丹尼森(EdwardF.Denison)、萨卡罗伯罗斯(G.P.hsacharopoulos)以及杰恩(JainB)等大量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现代经济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
丹尼森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进行分解计算并得出,份额的23%要单独归因于教育的发展。
丹尼森的另一研究还表明:
每一人工小时产出的增加中有超过29%的部分源于教育的提高(EdwardF.Denison,1968)[11]。
丹尼森的这些研究成果在补充并修正了舒尔茨研究结论的同时,还对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增长余数之谜——即国民收入中剔除了劳动和资本的贡献份额后还存在一部分无法解释的余数,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释。
随后,Jeong(2002)以舒尔茨和丹尼森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搜集到的100多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数据为样本展开研究[12]。
其研究结果在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先升后降变化趋势的同时,还进一步验证了舒尔茨关于初等教育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论。
三、近期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的新发展
除贝克尔以家庭决策行为和投资收益为基础、注重微观分析以外,大部分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都基本围绕经济增长贡献这样的宏观层面展开。
其中,开创了新增长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阿罗(ArrowK.J.)、宇泽弘文(HirofumiUzawa)、罗默(Romer,P.M)和卢卡斯(Lucas,R.E.)等的研究贡献最大。
他们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阿罗(1962)在其《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中指出了干中学对经济社会知识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试图将其联同技术进步一起内生化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宇泽弘文(HirofumiUzawa,1965)通过假定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促进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罗默和卢卡斯均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
步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卢卡斯在批判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该模型主要分析了通过学校等人力资本生产的专门性部门产生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后他又通过定义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即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提出“干中学”模型,使得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与“干中学”模型相互补充,对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进行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马丁(XavierSalaiMartin,1990)、巴罗(RobertJ.Barro,1991;1996)及帕克和菲利帕普洛斯(ParkandPhilippopoulos,2003)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13-16]。
在上述经济学家建立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内生化增长模型分析框架下,近期还涌现出了大量侧重实证研究的文献。
这些实证文献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即是人力资本结构与增长效率的关系。
如Vandenbusscheeta1(2006)和彭国华(2007)分别用19个OECD国家和中国省级地区的数据,对(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构成与全要素生产率(TPF)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
他们均发现,人力资本构成中,仅高等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中国的平均人力资本和中等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关系为负(彭国华,2007)[17-18]。
朱成亮等(2011)通过人力资本度量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对中国1998—2008年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的同时,还存在滞后效应[19]。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互动关系是此类实证研究的另一重要角度。
Grier(2002;2005)分别选用拉丁美洲18个国家和非洲2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互动性的实证研究[20-21]。
两项研究均发现,平均受教育水平(即表示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对应地区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又能提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国内学者胡永远(2005)利用中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22]。
另外,林毅夫(2002)在相关分析中也曾提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间存在互补性,但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在收敛过程中注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时积累很有必要[23]。
都阳(2015)还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24]。
增长框架下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又一重要角度则是:
研究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其中Kevin(2002)的研究表明,教育的机会成本使其公共投资不一定具有促增长的作用[25]。
董智勇(2009)的研究还发现,公共教育虽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发散,但长期内必然会缩小地区收入差距[26]。
Sicularetal.(2007)、靳卫东和何丽(2010)、陈斌开等(2010)也进行了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增长效应相关的研究并得出相似结论[27-29]。
四、简要评述
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投资思想的萌生,到现代经济学中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建立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体系,再到新增长理论学派将人力资本内生化来解释增长问题等。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已然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开拓了对“人”认识的理论新视野。
该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人力”和物质一样也是一种资本,进而自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自身素质。
其次,该理论把消费纳入了生产过程。
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消费和生产是完全分离的两种经济行为过程,而在人力资本理论里,某种情况下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同时发生的,即消费过程和人力资本生产过程融为一体。
尤其在精神成为生产对象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更具同一性。
最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引起了资本理论、增长理论以及收入分配理论的革命性变化。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首次建立的人力资本概念,丰富和拓展了资本范畴,从而促使了资本理论的飞跃性变化。
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长期困扰增长理论的“增长之谜”得以破解,使得人们对增长过程和机制有了全新的认识。
与任何理论创新一样,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产生在成为学界发展重要突破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
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相关变量的度量成为盲点。
比如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投资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来提高产出效益。
但是这种投入的产出效益无法直接表现为实物产值的增加,而是表现为知识、技能和健康存量的增加,这些存量很难定量测度。
即便随着计量方法的改进,这些存量的测度能够较为准确地完成;而人力资本和的产出收益也很难从总产出收益中分解出来,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总是和物质资本结合在一起。
同时,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中包含这些活动给投资对象带来的效用满足,这一部分收益也几乎是无法度量的。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目标的多元化使得收益最大化分析存在局限性。
物质资本投资的目标即为货币收益的最大化,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则往往包含诸如声誉、消费以及收入等诸多因素。
这就使得用收益最大化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同时,人力资本和劳动者的不可分割性使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亦存在诸多局限性。
第三,在投资成本和收益的确定上,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一些概念上的问题。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比如,人们生存必须的食物、服装、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因此无法准确将这些支出中的那一部分(或多大比例)划归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进而将其带来的效应满足划归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
总之,较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贡献,该理论分析的局限性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与人力资本投资、存量和收益等方面测度相关的局限性必将随着经济计量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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