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华弦歌在抗战中的长沙临时大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 文档编号:4711161
- 上传时间:2023-05-03
- 格式:DOCX
- 页数:20
- 大小:36.40KB
烽火中华弦歌在抗战中的长沙临时大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烽火中华弦歌在抗战中的长沙临时大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烽火中华弦歌在抗战中的长沙临时大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1671-1610(2019)01-0063-10
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时期临时迁来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联合大学。
从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到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止,长沙临时大学办学不到7个月。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1],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壮怀激烈地唱出了抗战烽火中创办长沙临时大学的艰难历程。
学界也如这首《满江红》一样,把长沙临时大学看成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序曲,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2]2018年正值长沙临时大学建校81周年,九九归原,我们感到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完整地探究其办学历程和历史贡献。
然而,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大毕竟是前后相继,血脉相连的两所保存中华文化,使斯文不堕于战火的大学,故取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的三句歌词,演绎出一段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故事。
辞却了五朝宫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抗战烽火中为了保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象征中华文脉的顶尖大学而临时紧急创办的联合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按其既定侵略计划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
然而此时北平的高校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到来。
7月8日,五六位教授聚集到胡适家中,听取胡适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胡适还乐观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孤立事件,不会对学校带来什么影响。
[3]8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向正在上海的校长梅贻琦发电称:
“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
”[4]1“九·
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中日间军事冲突不断,但历次冲突最后都通过谈判缓解,以至中日战争全面开打之初北平高校对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估计不足。
尽管蒋介石已经预感到卢沟桥事变绝非以往任何一次军事冲突能比,7月8日即电令二十九军固守宛平城,以备事态扩大,但军长宋哲元等人仍存求和幻想,消极应对。
面对华北守军的暧昧态度,16日北平高校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梁思成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流联名致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放弃求和幻想,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的慷慨激昂的演讲。
[5]9梅贻琦也从庐山密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
“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布置。
”[4]3然而,平津高校的师生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和溃退。
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北平与天津的联系。
28日,日军进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日军同时用重炮和飞机轰击天津,南开大学校舍大部毁于炮火,所剩两三栋大楼于30日遭日军焚毁。
这所经历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化为断壁残垣。
“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5]21
“七·
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大部分学生已经离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一些知名教授也在这之前离开学校去庐山参加蒋介石举行的“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谈话会。
在学校主持工作的是各部门负责人,他们在危难中努力维持局面,起初并未作迁校的打算。
当时,北京高校的二年级学生正在西苑兵营接受军训,形势危急,军训提前结束。
7月10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招生的12000份试卷在红楼的地下室印出。
13日,北京大学研究院招生的试卷也印制完成。
在市郊的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后,留校师生以为城内安全,纷纷迁往城内。
平津沦陷后,如何保存当地的高校成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毁于战火的第二天,蒋介石约见张伯苓,慷慨悲壮地对他说: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6]8月1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接到教育部密电,得知政府拟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电文敦请三位校长于19日参加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
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给三位校长发出公函,决定三校校长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
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赶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
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接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流亡学生。
在此之前,教育部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高校秘密传达,平津高校师生纷纷夺路出城,开始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
岳南认为,“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的慌乱大逃亡。
”[5]23刘宜庆也认为,这一次学术界大迁移的序曲,是“在匆促又仓惶、悲愤又雄壮的旋律中奏响”的。
[7]4然而,也正是在这仓惶之中,显现出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办学精神。
校园已成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撤退命令后乘船南下。
此前,幸有暑期董理校务的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组织留守师生转移了部分图书设备,将教授眷属转移到了较安全的地方。
黄钰生和杨石先都无暇顾及转移自己家中的财物,“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5]23
对于南下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北京大学的内部有些分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在传统上与古都息息相关,师生难离故都。
“蒋梦麟承认,他是被逼无奈才参加这一计划的。
”[3]13教授们也有不愿离开的。
到10月8日,仍有20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决心留在北平。
胡适对他们选择在沦陷的故都埋首学术表示支持。
直到11月17日,负责善后的秘书长郑天挺才和8位同事一起离开北京大学,他们是最后一批撤离北平高校的人,此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正式上课。
与北京大学相比,清华大学师生南迁的决心更加坚决。
易社强(JohnIsreal)认为,原因之一是梅贻琦不像蒋梦麟和胡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沙。
原因之二是清华大学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使日本人必定侵扰留在后方的任何一位清华学者。
[3]13其实,清华大学未雨绸缪,早就做了迁校的准备。
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了华北事变。
考虑到华北将来的局势,清华大学在1935年就着手在长沙建立研究所,与湖南省政府协商购得岳麓山下一大片临江地皮,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修建了两栋研究大楼和两栋宿舍。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改为清华中学和湖南大学新生院。
1952年在这里创建中南矿冶学院——后改为中南工业大学,后又与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
此时,清华的两栋研究所被命名为“和平楼”和“民主楼”,即现今中南大学的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936年冬,又将一批图书和仪器运往武汉暂存备用。
南迁的路途充满了艰辛,三校“刚毅坚卓”的精神,正是在南迁长沙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的。
对于选择走天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来说,第一段137公里的旅程是最难熬的。
他们乔装打扮成农民、商人,频繁遭受日本人的搜身检查和反复盘问,稍有纰漏就有可能被捕,生死难料。
由于选择从天津走水路逃亡的人很多,吃住、船票都是大问题。
吴大猷到达天津后,从姑母家的老保姆那里借了几百块钱,才坐上了“颠簸得很厉害,船舱内空气极为混浊”的去香港的小船,同舱的还有饶毓泰夫妇、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文学系教授朱自清。
苦于晕船,大家不得不在青岛弃船登陆,改从陆路去长沙。
辗转到达长沙时,吴大猷的手提箱里仅剩下几件衣物和几张政府摊派的债券。
[8]146�147北京大学学生马伯煌从朋友处借了20元钱,带着患有疟疾的身体离开北京,乘货船、坐闷罐车,吃冷饭、卧舱盖,遭搜检、躲轰炸,辗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武汉才到达长沙。
[9]25�30“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南渡,最能体会到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愁,还有父亲陈散原老人绝食而亡的国耻家恨”。
[7]5北平沦陷后,85岁的陈散原老人一病不起,拒绝吃药,不肯进食,悲愤而终。
家愁国恨一齐袭来,陈寅恪操劳过度,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
陈寅恪决不肯留在沦陷区教书,考虑到手术费时日久,做出了放弃治疗的艰难决定。
父亲去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11月3日,陈寅恪隐瞒教授身份,携妻带女,开始了逃亡之路。
历经磨难,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
暂驻足衡山湘水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仓促间组建的,湖南各界对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给予了大力支持。
首先要解决的是校舍问题。
一向思深虑远的梅贻琦没有料到,他未雨绸缪在岳麓山下修建的研究所和宿舍还没有建成,清华大学就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梅贻琦回忆说[10]:
本校原在长沙河西岳麓山南起建房舍。
最初计划,原为各研究所在湘工作之用,兹三校南来,爰由本校扩大建筑,由二所增至六所,预计可于二十七年(1938年)春间完工。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商定,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的圣经学校作为校舍。
圣经学校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葛荫华(FrankArthurKeller)创办,在当时的长沙城里是仅次于湖南国货陈列馆的雄伟建筑群。
但圣经学校容纳不下三校师生,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四处租借校舍[11]:
此校舍原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舍清雅可观,教室桌椅设备,亦颇完具。
惟全校仅有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
除正楼充分利用为教室、实验室,宿舍用为单身教职员宿舍外,尚无男女学生宿舍。
爰于附近四十九标觅得营房三座,借为男生宿舍。
于韭菜园涵德女校觅得楼房一座,租为女生宿舍。
然计全部容量,仍不过千人。
经一再讨论,始复勘定南岳圣经学校为分校校舍,将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
计其地可容纳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约二百人。
其次要解决的是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的问题。
三校与北平图书馆商定合作组建图书馆。
[12]湖南省建设厅将其国货陈列馆图书室藏书借给长沙临时大学使用。
[13]设备方面,“其属理科各系,则与湘雅医学院合作,各项设备皆允利用。
其属工科各系,则与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及南昌机械学校合作。
”[14]
经费方面,教育部拨给临时大学的开办经费为20万元,用于建筑、图书和设备支出。
经常经费为三校原有经费的七成之半(35%),每月共计71749�98元。
[15]“由于经费拮据,经常务委员会决议,教职员薪金一律按七折支付。
由于学生多来自战区,生活无着,经常委会决议,由学校经常经费中节省出5000元,作为贷金以救济来自战区的经济困难学生。
”[16]19
经一月有余的准备,1937年10月7日,长沙临时大学在《大公报》上发出通告:
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
报到日期:
10月18日起至10月24日。
开学日期:
10月25日。
报到地点:
长沙韭菜园一号圣经学校各大学办事处。
注册选课:
10月25日起至10月27日止。
上课日期:
11月1日。
本学期应缴各费:
学费10元,理工实验预偿费5元,制服费5元。
截至11月20日,全校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17个系,共到教师148人,其中北京大学55人,清华大学73人,南开大学20人。
职员108人。
老生1120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共计1452人。
没有开学仪式。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西南联大、中南矿冶学院都将11月1日作为校庆日。
正式上课的当天上午9点多,长沙上空忽然响起警报,日机前来袭扰,幸未投弹。
往后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跑警报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师生的生活常态。
敌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长沙是在11月24日。
《吴宓日记》记述道[17]:
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余人,伤者众。
此为长沙初次空袭。
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
轰炸中,梁思成一家居住的房屋被炸毁。
《南渡北归》中记载了梁从诫的回忆[5]147:
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第三轮炸弹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
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的家伙”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
这次轰炸后,敌机常来侵扰,轰炸地点多在圣经学校附近。
“每遇警报,教师与学生避于圣经学校地下室。
”[18]18幸长沙多阴雨,有时警报响了而日机未来。
1938年4月11日的一次轰炸,日军出动飞机27架次,在岳麓山附近投下1000余枚炸弹。
清华大学在左家垅的新校舍成为目标,理工馆平顶破坏,墙壁震裂,文法馆屋顶大半脱落,屋梁折断,至今中南大学民主楼后楼的屋顶仍只有顶架,没有盖瓦。
后楼后面的草坪里竖着一枚当时日机投下的哑弹,这枚炸弹是修建升华楼时挖出的多枚哑弹中的一枚。
教职员宿舍多处破坏,工场墙壁震裂下沉,学生宿舍多处受损,共计损失10多万元。
[4]350此时长沙临时大学的部分师生正在赶往昆明的路上。
战火中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的生活是艰苦的。
经多方协商租借,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勉强敷用,但住在四十九标营房里的学生苦不堪言。
马伯煌回忆说,营房是“旧式木板楼,年久失修,一人走路,全楼皆动,大家谑浪自称‘标客’”。
[9]30南岳分校男生宿舍每室5人,没有书桌,学生只能在教室自习。
教师住在山上,上课吃饭要爬300多级台阶。
长沙临时大学和北平图书馆各出资4万元购买图书,但新书一时难以运到,设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图书馆只有几排书架,5000余册中文图书,1000余册外文图书。
南岳分校的图书更少,以致于要从学生手上购书。
[3]19
唯吃的还算不错。
学生陈达回忆说:
“一般学生在校内公共食堂用餐,每人每月9元,荤素各菜比较丰富,胜于北平清华园的包饭”,“几乎每餐多有鲜鱼”。
[18]15�16南岳分校的伙食也不错,柳无忌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19]9但到了1938年初,随着战事的扩大,物价上涨,生活也艰难起来。
闻一多回忆说:
“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
”[20]7
在这艰难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勉力维持了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使斯文不堕,存续了中华文脉。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这样评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
“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
”[21]
开学初期,部分教师尚未到校,一些课程无法开出。
学校就请当地各界名流来学校做演讲。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讲抗战形势,《大公报》总编张季鸾讲战后形势发展,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
获释不久的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讲国际形势,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三次来长沙临时大学演讲,介绍延安八路军的情况。
不同党派和界别的名流各抒己见,体现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
教员陆续到达后,课程也陆续开出。
但课本和图书资料紧缺,老师们就凭记忆和很少的图书资料写讲稿,油印讲义。
柳无忌担任三门英国文学课程,他自豪地说:
“幸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强”,还找到了一些零星的参考资料,三门课程都开设出来了。
[19]9英籍教师燕卜荪(WilliamEmpson)讲授“莎士比亚”,凭记忆把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的作品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作教材。
[16]24冯友兰高度评价南岳文学院的教育[22]165�166:
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
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
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
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底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
我现在还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
在这里,“冯友兰一心写他的《新理学》,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考订《诗经》和《楚辞》,朱自清到南岳图书馆搜集资料,写他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论文。
”[16]24
学生向长青这样回忆当时的教学和感受[23]:
老师们根据多年教学的心得,循循善诱,把古代的语言文学知识传授给我们。
朱自清老师讲陶潜诗,闻一多老师讲《诗经》,罗莘田老师讲语音学,罗膺中老师讲杜甫诗,魏建功老师讲中国音韵学史,可谓各尽其妙。
当时,虽然教学设备非常简陋,甚至连个小型图书馆也没有,然而老师们凭着他们的讲稿,照样把古典文学、语言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而同学们则凭一支钢笔,几个笔记本就把这些文学、语言知识继承下来。
使人感到这名山中的临时教学场所,并不次于北京沙滩红楼里宽敞的教室。
特别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随时见面,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大有古代书院教学的风味。
师生生活在一起,以讨论和问答的形式探赜寻幽、相析疑难、砥砺德行,是古代私学和书院教学形式的重要特征。
这种相磨相授的教学形式对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素质的要求都非常高。
这种教学形式随着班级授课制在大学里的推广以及课程的专门化、学科化和细化而逐渐消亡了。
战争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最优秀的师生会聚到一起,在条件简陋的南岳山中,又恢复了古代书院的教学形式,其取得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师生的认同。
如果说回归古代书院式教学是南岳山中文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那么,在长沙的理学院和工学院的教学特色则是结合抗战的需要开设了一些实用的军事技术课程。
物理学系的“实用无线电”“实用无线电实验”,化学系的“国防化学”(甲)、“国防化学”(乙),土木工程学系的“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军事卫生工程”“飞机场设计”,电机工程学系的“实用无线电”,都是军事技术课程或是与军事技术直接相关的课程。
公共课中,长沙临时大学有两门开设一年的军事训练课,分“军事训练”(学科)和“军事训练”(术科),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全面加强了对所有学生的军事训练。
长沙临时大学投笔从戎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学习理工科的,尤以学习工科的为多,这与学校在理工科教学中联系战时实际开设课程和训练学生有较大的关系。
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开学上课,12日日军就占领了上海,12月13日国民党首府南京失陷。
日军逆江而上,威逼武汉和长沙。
国难殷深,长沙临时大学掀起了一次从军的热潮。
1937年12月10日,学校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
29日,常委会又决定将这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
学校发出布告[24]:
查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本校准为保留学籍,并得以随班考试分数(即本学期的平时成绩——引者)作为学期成绩,业经公布在案。
学生于服务完毕返校时,须呈缴服务机关之证明书,始能取得学期成绩。
学生高涨的抗战热情,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16]76占全部学生的20%。
从军学生的去向有三个。
有的直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有的加入了各种战地服务团,有的到敌后参加抗战。
[25]286其中有13人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留校学生则组织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
”[16]23
战火中,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也有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师生们除了喜欢游览湘江、岳麓山外,还喜欢探访长沙的大街小巷,寻找各种本地风味的美食[3]19:
一星期几块钱,一个学生可以和六七个同伴在附近的餐馆撮上两顿。
这些美食家很快就对长沙的餐馆评头品足,从李和盛(李合盛——引者)的驰名牛肉,到九如斋的美味果脯,如数家珍,他们还能指出哪里可以吃到青椒豆腐、肥猪肉、青菜和大角鱼(疑为大脚鱼——引者)。
学生陈达还觉得“长沙的许多街名,饶有诗意”,如“菜根香”“又一村”“百花深处”“平地一声雷”“不知是何人命名的”。
[18]16
与长沙相比,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的文学院简直是世外桃源。
附近有白龙潭、水帘洞,不远处有祝融峰、磨镜台等风景名胜,还有王船山归隐处,张栻、朱熹二贤祠。
这里没有敌机的侵扰,远离闹市。
师生们课余常结伴漫游,谈今论古。
然而,毕竟是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时候,对景伤怀,不免起南渡哀情。
冯友兰游二贤祠,怀先贤之高风,对当时之巨变,不能自已,吟诗两首[22]508�509:
洛阳文物已成灰,汴水纷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事,亲知南渡事堪哀。
二贤祠内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绝徼移栽桢干质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急,日机对长沙的轰炸更加密集,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搬迁的事情。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反对搬迁,如果一定要搬迁,他表示全力支持在湖南选择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广西方面也表示欢迎长沙临时大学搬到桂林或是广西的其他地方。
最终学校采纳了经济系教授秦瓒的建议,搬迁到昆明。
昆明地处群山叠嶂的云贵高原,敌人难以进犯。
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便于对外联络。
学生得知学校要搬迁后,反对的声浪很高,“不数日,大字报几乎贴满了校门内走廊的四壁”。
[26]233为了鼓励学生到延安去参加敌后抗战,八路军驻长办事处徐特立来学校演讲,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抗日热情。
但“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
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错”。
[20]8经过反复商议,学校于1938年1月22日发布通告[27]:
本校商承教育当局迁往昆明,嗣后关于设备之充实,教学之整理,务集众长,提高效率。
凡学生志愿专心求学而成绩及格者,得按规定手续,请求许可证,随往新址,笃志学问。
迁移时本校各予川资津贴二十元。
来迁移新址后,学宿各费暂行免收,惟膳食须行自筹。
其有志愿服务,不去昆明而欲至国防机关工作者,本校当竭力介绍,以成其志,并按本校规定办法,为之保留学籍。
学校充分考虑到了去留两部分学生的要求,但仍有激进的学生在布告上涂黑框,还有学生在布告上书写“放屁”。
到1月31日,签名反对搬迁的超过了一半。
学生签名反对搬迁的同时,“学校是改变了方针,凡女生及‘号兵’(指身体欠佳者——引者)海道走,其他走着去,为的是使‘搬家也成为教育’,并布告上说要沿途考察民情,调查风俗,采摘标本,锻炼体格……。
”这一政策的改变,效果明显,到第二天,“真的反对搬家的尽管签名,而注册课里填取去云南入学证者,亦如之,大概要超过2/3了”。
[28]360随后,学校发布公告,“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费用由学校担任”,又公布了赴滇路线,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690公里,间乘舟车。
[29]闻黎明认为,20元的路费远远不够,步行解决了学生的经济困难,打消了部分学生反对搬迁的念头。
[25]44-45而学生高小文则认为[26]234:
尽管校内校外都有人反对迁校,可是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烽火 中华 弦歌 抗战 中的 长沙 临时 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