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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从我国带走菊花在欧洲栽培。
1689年,荷兰作家白里尼发表《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一书,首先在欧洲歌颂了中国的菊花(戴思兰,2004)。
18世纪中叶,法国人路易·
比尔诺把菊花的1个大花品种从中国带到法国进行栽培。
19世纪晚期,法国的菊花育种者培育了许多大花重瓣的菊花品种。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RobertFortun)于1843年至1846年间,将2个小花类型的菊花品种(绒球类型)绒球和中山菊花从我国浙江舟山带回英国进行杂交育种,英国园艺家也曾育出不少大轮名菊。
此后,这些种质资源相继传入美洲各国,在美国得到更为广泛的杂交培育。
从此,菊花这一中国名花遍植世界各地(Anderson,2006)。
菊属是一个种间隔离机制不十分完全的类群。
大量的研究表明,现代菊花是由菊属内多个种间相互杂交,再经过长期的人工培育和选择而形成的,其遗传背景复杂多样。
对菊花种质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形态学、细胞学和分子标记等。
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等(1995)通过种间杂交、染色体分析和原种地自然分布等的研究,证明菊花是由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菊(D.indicum)、毛华菊(D.vestitum)和紫花野菊(D.zawadski)天然杂交,经先辈长期选育而来,。
陈发棣等(1996;
1998;
)利用栽培菊‘小黄菊’、‘滁菊’与野菊和毛华菊,不同倍性的几种中国野生菊之间进行杂交,然后结合细胞遗传学手段对其杂种后代的中期染色体分析发现毛华菊极有可能是由野菊与另一个二倍体菊杂交而成。
另外分子标记也可用于种质资源鉴定和亲缘关系的分析,通过种间杂交、染色体分析和原种地的自然分布,结合数量分类学和RAPD技术,戴思兰等(1998)对菊属26个分类居群间的亲缘关系和7个野生菊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分子水平上验证了现代栽培菊花是以毛华菊和野菊种间天然杂交为基础,然后紫花野菊和菊花脑(D.nankingense)等又参与杂交,再经过人工选择形成的栽培杂种复合体。
在品种鉴定上Jackson等(2000)运用PCR技术分析微卫星DNA,对菊花的一些群体进行了分子水平上的研究。
王文奎等进行核酸染色体原位杂交实验表明,菊花的多种间杂交起源和菊属植物种间广泛的种质渗透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菊花品种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来源(2000:
Wangetal.,2002,2003;
Daietal.,2005)。
吴国盛等(2008)运用RFLP技术对12份菊属与2种亚菊属植物进行了亲缘关系研究,表明菊属物种间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且菊属与亚菊属间尽管存在差异,但亲缘关系仍然很近。
陈发棣等(2001)对5个小菊品种(或种)进行了耐热性鉴定。
这些研究为菊花种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菊花遗传改良奠定了基础。
1.2菊花品种分类与鉴定
目前国内主要以舌状花类型、花型及花色为依据大体划分菊花品种群(汤忠皓,1963;
张树林,1965;
李真和徐惠梅,1989;
李鸿渐和邵建文,1990)。
菊花园艺协会将菊花以瓣型、花型、色系作为主要的三级分类依据。
其中瓣型分5种,每种瓣型下又分若干花型,共计33花型,花型下为色系,每个花型均分为7个色系(徐莹修,2005)。
(如表一)国外菊花分类方案大多比较简单,日本将菊花先分为食用及观赏两大类,观赏菊再依花期、花型等分类.英国将菊花品种分为10个型,美国分为15个型。
国外花卉品种分类主要厚实用,而中国的分类原则是既反映品种间的差异,又要揭示品种的演化关系;
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为观赏、育种提供服务.由于这种分类思想的不同,在分类方法上,中国从横的、纵的两个方面去剖析品种间的差异与联系.而西方只从横向去探求品种间的差异.此外,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审美观不同,中国重花姿、花韵,而西方重花形、花色.所以千百年来由于偏爱不同培育出的菊花品种有所差异,分类对象亦有所差异.分类对象与分类侧重点这两者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分类结果的不同.中国的菊花品种分类方案以它的系统性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菊花的品种鉴定工作也一直备受关注。
早在1993年,Wolff和vanRijn(1993)运用RAPD标记技术分析了菊花的遗传变异,但是没有检测出从原始品种演变出的体细胞突变体间的差异。
之后,Wolff等(1995)运用RAPD技术、工SSR、杂交DNA指纹和RFLP技术也未能够鉴别出来自同一品种的不同花色突变体间的差异。
但是Wolff(1996)对菊花的芽变和嵌合体现象进行了RAPD分析,观察到品种间以及不同细胞层间的多态性。
此后,Marten等(2002)采用RAPD技术对巧个菊花品种进行了鉴定,并能够将这些品种区分开。
Lema-Ruminska等(2004)利用RAPD技术有效鉴别了菊花的辐射突变体。
Chatterjee等(2006)对10个原始菊花品种和11个突变体进行了RARD分析,检测出了品种与突变体间的差异,并且不同花色突变体间的差异能够被有效区分。
田赞等(2008)的研究发现RAPD技术能够将菊花芽变品种和相似品种鉴别开。
表一:
中国菊花园艺学分类
瓣形
平瓣、匙瓣、管瓣、桂瓣、畸瓣
花形
平盘型、荷花型、莲座型、单瓣型、芍药型、叠球型、翻卷型、匙单瓣型、匙盘型、匙莲型、匙球型、舞莲型、舞球型、卷散型、雀舌型、蜂窝型、单管型、管盘型、钵盂型、管球型、管瓣舞球型、疏管型、翎管型、飞舞型、贯珠型、缨洛型、乱卷型、钩环型、平桂型、管桂型、龙爪型、毛刺型、剪绒型
色系
白色系、黄色系、红色系、紫色系、粉色系、绿色系、双色系
1.3种质资源的评价
1.31形态性状下的变异研究
形态性状是种下变异最直观的表现,形态学分析是种下变异研究最基本的方法。
菊花的形态变异之丰富堪称世界园艺植物之最,其近缘野生种的变异也极为丰富。
Kim等(1989)对分布于朝鲜的紫花野菊(c.zawadskii(Herb.)Tzvel)进行了调查与观测,发现其花期和花色均有所不同,花径也有较大程度的变异。
戴思兰和陈俊愉(1996)比较了野生菊属植物和一些人工杂种及栽培菊品种,对其形态演化趋势作了详尽的研究,发现毛华菊的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异。
王文奎等(1999)对毛华菊花朵形态的变异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其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控制。
此外,戴思兰等(1995),戴思兰和陈俊愉(1997)分别对菊花进行了数量分类学和分支分类学研究,揭示出菊属植物形态学性状的多样性,提出菊花从小花单瓣向大花重瓣进
化,并指出菊花可能是多系起源和多方向演化,杂交在品种起源和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量的种间杂交实验结果也为分析性状的演变关系提供了线索(陈俊愉和梁振强,1964;
戴思兰和陈俊愉,1996;
徐文辉等,2000;
李辛雷和陈发棣,2004a)提出菊属植物性状呈网状进化方式。
1.32细胞水平下变异研究
在细胞学水平上,Tanaka(1959a,1959b,1959c,1960),Tanaka和Shimotomai(1961)对日本野生菊花进行了核型系列报道,并对来自中国的野生菊花进行了细胞遗传学研究(Tanakaetal.,1987)。
Fedorov(1969)发现多倍化是该属的一个重要进化途径。
汪劲武等(1991,1993)、周树军和汪劲武(1997)也对不同菊属植物进行了细胞学研究。
李惫学等(1983)、陈发棣等(1996)及戴思兰(1994)对菊属植物的核型研究表明,在菊属植物进化和菊花形成过程中杂交范围的广泛和复杂性造成了目前菊花种下变异的多样性。
1.33分子层面下变异研究
RAPD,RFLP,AFLP和工SSR等分子标记技术曾先后被用于菊花的种下变异研究(Williamsetal.1990;
Wolffetal.,1994;
戴思兰等,1998;
Leeand
Kim,2000;
秦贺兰等,2002;
Martinetal.,2002;
李辛
雷和陈发棣,2004b;
韩洁等,2007;
吴在生等,2007;
锥新艳,2009),结果均表明菊花品种资源在DNA水平上存在广泛的变异。
上述研究有助于解决菊属植物的系统学问题,为我国菊花品种的分类、鉴定和育种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但由于目前各方面研究涉及的样本数量较少、代表性低,也没有将分子数据与形态性状等表型数据很好地结合起来分析,故无法系统地评价菊花的种质资源。
2.中国菊花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菊花原产我国,在一千六百多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色彩丰富且姿态各异的栽培品种。
关于我国菊花品种的发展从文献及各种菊花专著记载可见一斑。
宋代刘蒙的《菊谱》是我国现存也是世界最早的菊花专著,记菊36品;
至元代,杨维祯《黄华传》记菊163品;
明朝王象晋《群芳谱》记菊273品;
清代计楠《菊说》记菊233品;
到民国期间,南京金陵大学园艺实验场收集并保存菊花品种达630品(李鸿渐,1993)。
解放后,随着园艺事业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在农业部“中国菊花品种资源调查整理研究”项目资助下,南京农业大学在农业部中国菊花品种资源调查整理研究项目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收集整理出菊花品种3000个(李鸿渐和邵建文,1990)。
从日本引进‘夏白一号’和‘夏黄一号’夏菊品种,丰富了菊花品种资源。
现今,新的育种技术在菊花育种中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菊花品种的新发展,不仅在花型和花色等观赏性状上有所突破,品种的抗性和适应性等亦得到有效改良。
开封市曾收集有菊花品种1600多个,种植面积约200hm2,共计400万盆,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菊花种植基地(曹新向,2006)。
广东省中山小榄镇有800年的菊花栽培历史,是远近闻名的菊艺之乡,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栽培菊花品种,还拥有高超的菊艺栽培技术,并且菊文化深入人心,因此民间保留了不少传统品种。
河南省内乡唐闸公园也成为中国重要的菊花种植基地(曹新向,2006}。
河南省内乡唐闸公园也建立了菊花品种保存基地,拥有相当数量的菊花品种。
杨秋等(2006)对昆明市区的菊花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整理出菊花品种441个,鉴定出378个。
从目前收集和记载的菊花品种看,其中有一类属于中国传统菊花品种,其变异类型丰富,花型姿态变化富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目前对这类品种的遗传分析和利用潜力的研究最为薄弱。
由于其栽培技术繁难,只有少数菊艺技师能够栽培繁殖,其产业化水平很低,面临着品种失传的危险。
建立了菊花品种保存基地,拥有相当数量的菊花品种。
3菊花种质资源的利用和育种
3.1菊花种质资源的利用
自菊花出现至今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主要以药用和食用为主。
到东晋陶渊明时,菊花才被引入观赏栽培。
随着人类对菊花栽培和育种水平的不断提高,菊花新品种不断涌现,形成了品种繁多、色彩丰富、花型多变和姿态万千的现代菊花,并出现了盆菊、大立菊、悬崖菊、塔菊、案头菊、盆景菊和切花菊等多种栽培和应用形式。
但是,由于菊花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尤其是无性繁殖),其观赏特性、适应性以及抗逆性逐渐下降,因而不利于菊花的园林应用和发展,也不能够满足菊花产业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如何进行菊花品种改良己成为现代菊花研究的热点问题。
3.2菊花种质资源的育种
在菊花品种改良的多种育种方法中,杂交育种是国内外应用最多、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英国的萨顿种子公司用菊花和野菊杂交育成悬崖小菊(Boaseetal.,1997)。
Fukai等(2000)利用10个菊花栽培品种与起源于日本的D.boreale,D.crassum和D.japonucum等野生
菊进行了杂交,选育出了一批花期早和花色丰富的新品种。
我国在杂交育种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或品系。
自20世纪60年代起,北京林业大学就通过早菊与野菊间的远缘杂交,育成了红岩等13个花繁叶茂且抗逆性强的菊花新品种;
另外,己得到广泛应用的抗逆性强、低矮密花、五彩缤纷和耐粗放管理的地被菊新品种是用安徽天柱山的野生毛华菊以及其它6种野生菊花与早菊远缘杂交培育而成的(王彭伟和陈俊愉,1990),目前地被菊新品种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陈发棣等,2005;
丁兵等,2007)。
利用抗逆性强、花型小且具香味的菊花栽培品种和野生种质资源与花型、花色奇特的品种杂交,育成了夏季耐高温和高湿的小菊新品种(品系)20多个(陈秀兰和李惠芬,1993)。
李鸿渐等(1991)利用常规杂交育种方法选育出了15个切花菊新品种,并大量推广应用。
辐射育种也是菊花育种中常用的育种方法之一(齐孟文和王化国,1997)。
虽然辐射育种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非定向性的特点,但对于以观赏为主要目标,以无性繁殖为主要繁殖方法的花卉来说,辐射育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菊花辐射育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菊花遗传改良的重要手段之一。
辐射育种技术在菊花上应用成功的实例很多,从20世纪80至90年代,菊花辐射育种约占整个花卉辐射育种数量的一半(齐孟文和王化国,1997)。
傅玉兰和郑路(1994)用60Co对诱变材料进行处理,选育出了8个寒菊新品种,其自然花期为11月下旬到翌年的1月上旬,在零下2-5℃下能正常开花,花型多为莲座型或芍药型,重瓣,花色丰富。
王彭伟等傅玉兰和郑路(1994)采用辐射育种选育出了8个寒菊新品种。
王彭伟等(1996)通过组织培养和辐射育种相结合,选育出了11个切花菊新品种。
Broertjes和Lock(1985),Huttema等(1991)通过辐射育种获得了耐低温的菊花植株。
另外,重点针对菊花的花色、花期、株型和抗性等性状进行转基因育种的基因工程技术,为菊花性状的改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Courtney-Gutterson等(1994),Dolgov等(1997)及Mitiouchkina等(2000)运用转基因技术改变了菊花花色。
Mitiouchkina和Dolgov(2000)、Zheng等(2001)、Petty等(2003)及Han等(2007)通过转基因技术对菊花的株型进行了改良。
此外,在菊花抗性分子育种方面也有相关报道(Dolgovetal,1995;
Shermanetal,1998;
Takatsuetal,1999;
Jong,1999;
Togurietal,2003)。
4菊花种质资源研究存在的问题
4.1菊花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难度较大
中国丰富的菊花品种资源并没有成为产业化资源,一些宝贵的国有菊花名品正在流失。
虽然国内建立了一些菊花品种保存基地,保存了相当数量的菊花品种,但是菊花品种变异多样,新品种不断出现,各地在保存品种的过程中存在大量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
同时,绝大多数中国菊花品种资源缺少育种工作必需的信息资料,对其遗传稳定性缺乏分析,特别是没有直接且有利的分子生物学信息。
这就使得菊花品种保存工作陷于盲目状态,一方面大量地重复保留,另一方面对正在流失的品种却无力保护。
这种状况制约了中国菊花品种登录、审定和品种保护工作,且难以有效维护育种人的权利,也不利于种质资源创新工作的开展。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人力和财力的情况下,提高对品种资源的鉴定能力,加强对品种资源的保存和保护力度,提高品种资源利用效率是一个亚待解决的问题。
4.2菊花的品种分类体系和鉴定手段不完善
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对中国菊花品种形态分类和鉴定方面己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于品种数量众多的菊花来说,制订出全面系统的分类鉴定方案非常困难。
目前,在许多问题上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在瓣型和花型的划分上还存在着分歧,叶形的分类过于笼统等。
从目前的研究看,大多数中国传统菊花品种的来源并没有确切的记载,而且菊花极易发生变异,栽培条件和地域不同,其形态特征也会有所变化。
寻找稳定的遗传标记,有效地鉴定菊花品种是今后菊花品种资源研究的重要课题。
4.3菊花的育种研究存在局限性
传统菊花品种的来源主要有2条途径:
一是进行品种间杂交,从出现较多变异类型的F1代中筛选新品种;
二是通过芽变选育:
一些菊花品种非常容易产生芽变,故可通过人工辐射,使花色和叶形等性状发生变化,然后通过无性繁殖将这些芽变品种保存下来。
尽管传统的育种方法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菊花品种,但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并不是所有品种之间的杂交都能得到比较好的后代,而且很多芽变品种非常不稳定。
此外,这些育种工作相对于庞大的菊花种质资源来说显得有些不足。
菊花是高度杂合的异源多倍体,其遗传背景复杂,种质资源研究工作难度较大,至今对菊花的起源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虽然在重要观赏性状的遗传规律上有一些研究报道(陈秀兰等,1990;
李鸿渐等,1991;
徐文辉等,2000;
陈发棣等,2003),但是对一些关键表型性状(花色、花型和株型等)的遗传机理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
4.4分子标记技术在菊花种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
分子标记技术在菊花种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为菊花的起源、菊属植物种间的亲缘关系、菊花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以及菊花的品种分类和鉴定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参考数据。
不同的分子标记技术(如RAPD,AFLP和工SSR等)对大菊品种分类均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研究提出瓣型在菊花起源中是一个重要的性状,并可作为菊花分类的一个等级(吴在生等,2007;
缪恒彬等,2007)。
此外,这些标记技术不仅可以将菊花的原始栽培品种区分开来,还可以区分从一个品种中衍生出来的突变体,这就为今后的菊花品种鉴定和培育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分子标记技术固然有它的优越性和准确性,但它反映的信息却很有限。
另外,目前的研究仅选择了菊花品种资源中的很少一部分(多数研究报告的样本数不足100个)。
面对庞大的菊花品种数量,分子标记技术还不能取代传统的分类方法,必须与其它分类方法相结合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才能够保障结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5中国菊花在世界园艺上的价值
菊花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花,世界各地的菊花,源出中国。
唐宋时代中国菊花就由朝鲜传到日本1688年传到欧洲,再传到美洲,为世界人民所喜。
从史料看,日本的菊花是从中国传入的。
此时为日本大和时代,即中国唐代日本第一次“菊花之宴”于天武天皇时举行,当时所展示的菊花为野氟平安时代,改称“重阳之宴”。
此时饮菊花酒的保长寿之举是由中国传说而来,可见此风由中国传入在江户时代(1661--1673)才有少数庶民开始栽培观赏菊;
日本在宋朝尚未有完整的菊花栽培方法,“是参考中国专门研究菊花的完整书籍,寻找出适合日本国土、气候等条件生长的菊花加以整理,归纳”。
在贝原益轩《花谱》中(1694),亦提到有中国菊花品种引入日本1869年,日本太政官宣布菊花为皇室纹章1889年,宫内省指定以十六瓣花为标准,并规定菊心为花径的八分之一做为皇家纹章明、清时期,日本盛行菊花品种改良,中国菊花品种在日本得到进一步发展‘嵯峨’,菊、‘江户’菊等都是日本名菊‘一文字’菊则是依照皇家纹章图样育出的独本菊,菊花人形是日本特有的扎菊因此,中国菊花品种和艺菊技术引入日本,与日本文化结合,并同日本野菊杂交,产生了日本菊花的种群。
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将菊花带回在欧洲栽墙1689年,荷兰作家白里尼发表《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一书,首先在欧洲歌颂了中国的菊花18世纪中叶,法国人路易。
比尔诺把一个菊花大花品种从中国带到法国进行栽墙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福均(R.Fortune)先后在中国浙江舟山及日本引入菊种带归英国进行杂交育种。
此后,英国园艺家曾育出不少大轮名菊,相继传入美洲各国,从此,中国名花遍植世界各地欧洲菊花体现了欧美文化的审美取向。
主要品种群花大色艳,花型圆整丰满。
切花菊是欧洲菊花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可以和其它切花配置适合不同场合应用。
这是菊花第一次走向世界后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时至今日,菊花已经成为世界性花卉,受到各国园艺学者的高度重视英美等国均已成立了专门的菊花研究会如:
美国菊花协会和英国菊花协么中国菊花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集合了一批中国境内的能工巧匠、艺菊爱好者和专业研究人员。
每年进行菊花学术交流、切磋技艺、谋求菊花事业的发展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菊花在世界园艺舞台上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6菊花种质资源研究的前景
6.1构建菊花品种资源的核心种质
菊花种质资源数量巨大,遗传背景复杂,对其进行保存、研究和利用的难度较大。
核心种质便是为了解决数量巨大的种质资源与有效的保存、研究和利用这些种质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旨在以最小数量的遗传资源实现最大限度地保存整个资源群体的遗传多样性(Brown,1989)。
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或能够涵盖菊花90%以上形态多样性
的品种资源,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和DNA序列分析不同品种的特异性带型和位点,绘制DNA指纹图谱,分析典型品种染色体核型参数,并与菊花花型、瓣型和花色以及叶片形态等表型性状的研究结果相结合,构建菊花核心种质。
6.2分子标记技术辅助菊花育种
菊花是一种在长期的人工栽培和选择条件下形成的观赏植物,其遗传背景复杂,多数菊花品种的来源不清楚,很难确定控制性状的基因及基因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其性状进行遗传分析难度较大。
运用分子标记技术可以寻找到与性状相关的基因片段,从而可以进一步寻找到相关的基因,对于品种的鉴定和性状的遗传分析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且运用分子标记技术进行新品种鉴定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还可以缩短育种年限,在短期内获得经济效益从而推动我国花卉产业的快速发展。
6.3完善菊花的品种分类系统
表型是菊花品种分类的主要依据,但是仅仅运用形态学数据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菊花品种分类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的研究表明,分子标记技术可以应用于菊花的品种鉴定。
RAPD,RFLP、工SSR和AFLP技术均能够很好地反映菊花品种的多样性,且能够简单有效地区分菊花品种。
但是由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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