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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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各族虽说同宗同源,但是关系并不亲厚。
民族冲突几乎贯穿了南斯拉夫20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命运。
[4]
南部斯拉夫民族在长达千余年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最初的语言和文化统一性逐渐遭到破坏,语言问题成为某些民族(如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政治争斗的借口和工具。
南联邦存续期间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5]活动均以语言或语言问题为武器攻击其他民族或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如克罗地亚早在二战期间就出现分裂塞-克语举动,在1974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南联邦第四部宪法,极大增加了各共和国的自主权)颁布后,更是加大分裂语言的步伐,为脱离南联邦、建立克罗地亚人自己的国家做好语言及社会心理的准备,即强化族群认同,促使民众向克罗地亚国族认同的转变。
又如,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利用1988年斯洛文尼亚四名编辑受审一事[6]大做文章,大肆散布母语受威胁论,宣称保护母语最稳妥的方案就是从南联邦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等。
拥有很多语言学家的斯洛文尼亚作协利用协会的每日朗诵会,鼓动大众发起大规模反对军队的示威游行。
抗议者成立了“人权保卫委员会”,并在随后的三个月内,成立了四个名义上从属于社会主义联盟的政党。
他们联合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起草了推行多元主义的政治纲领,要求在1990年春举行的选举中实现多党竞选,表达了渴望成立有独立主权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国家的意愿。
于是,斯洛文尼亚语成了民族主义者左右民意的有效工具。
二 语言民族主义和群体认同
陈平把这种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与活动称作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nationalism),他引用亨廷顿[7]的观点指出,民族组成的诸多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相对于宗教,语言又是更为外露、历史更悠久的民族属性。
[8]在历史上,争取民族语言权力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各式政治诉求;
民族语言成为民族运动领导层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
究其原因,18世纪德意志哲学家赫尔德有过剖析:
“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
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
[9]这种论述指出了语言和民族/族群身份、民族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民族语言具有了对外区分异己、对内强化民族意识的特点,这就是就是语言的族群识别/认同功能。
[10]
语言的族群识别/认同功能涉及“认同”这个重要概念,指建立在彼此相同的认知及起源,与一些个人或团体分享彼此共有特性及理念,并凭借这种基础形成团结感、自然的亲近感和对认同目标的忠诚。
认同有个人认同和集体/群体认同之分,并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归属感和行为感。
[11]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是两种重要的群体认同。
族群认同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
[12]国族认同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国族,以及这个国家/国族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国族的心理活动。
国族/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
一种民族共同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不仅是一个识别认同的明显标记,更是一个推动认同的有力工具[13]。
安德森提出的令“想象的共同体”[14]成为可能的一种因素——印刷术,它能使印刷的书写文字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人们读写沟通的媒介,使各地的本土语言得以统一、定型,使这种文字的使用者产生一种“我群”的联想,[15]于是共属于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心理有可能在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的心目中存在。
此外,福特[16]提出,某一政治团体以语言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工具,还有另一层目的,即费希曼提出的“尽可能扩大自认为拥有这种民族文化特征(语言等)的人群的范围,不管这些人群是否自古就属于这个群体”。
[17]
在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语言被用来加强内部凝聚力(即族群认同),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服务;
建国后,语言就成为加强“国族/国家认同”的工具。
基于上述原因,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在过去两个世纪动辄祭起语言这面大旗,语言成了最有效的一个政治工具;
而且,“欧洲近两个世纪的语言规划动机大多出于民族主义”,[18]由此导致了语言民族主义运动。
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整合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和分裂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
前者旨在以统一民族语言为手段谋求民族解放或超民族共同体的建立;
后者则发生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个别族群同样以语言为借口发动民族运动,力争从这个国家分裂出去,谋求自治。
在这两类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语言规划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整合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利用了标准语言的整合功能,即一种语言起到促进或加强其使用者对言语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作用。
[19]通常在一个族群有了某种政治诉求后,其知识精英阶层通过语言规划,推动共用语言的标准化,并在最大范围内推广,从而激发这种语言使用者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借此帮助领导阶层完成对这种语言的全体使用者的政治整合,继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建立或巩固国家。
德国和法国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
1871德意志帝国建立前,仅是德语区一个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深受罗马教廷的压迫和剥削。
德意志各阶层迫切要求摆脱罗马教廷的桎梏,建立促进民族复兴的本国教会。
16世纪,马丁·
路德为了推动宗教改革着手翻译《圣经》德文版,这为以后的标准德语奠定了基础。
马丁·
路德被海涅誉为一个冷静的有学问的词语制造者,[20]他为统一民族共同书写语言所做的努力促进了持不同德语方言者的交流,使用同一语言及相同书写形式极大地推动了该言语共同体内人们的族群认同。
18世纪德意志学者赫尔德和费希勒提出的建国理论也把统一的标准民族语言提到关乎国运的高度,即选择语言作为建立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基础、利用德语构建有强大内聚力的德意志民族认同。
这些理论的实践和马丁·
路德为统一德语所做的努力都推动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再如法国,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Jacobins)提出语言上的歧义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因,民主的最佳标记就是民众都使用当时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
雅各宾派同时认为,法语是国家的象征,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少数地区族群语言有碍国家和民族的团结,是妨碍法国民族团结的绊脚石,应该禁止使用。
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从那时起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基石,法国民众在思想理念上也开始正式将法语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民族属性。
此后的150多年间,法国政府文件反复强调,法语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柱石,是将法国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神圣的文化遗产。
时至今日,对于法国人来讲,法语既是法国国家的标记也是法兰西民族的标记。
[21]
与整合型相反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有两种类型:
分裂国家标准语运动和母语运动。
前者依靠强化语言“区分异己”的认同识别功能,费希曼(1972)则用“通过语言进行对比的自我识别(contrastiveself-identificationvialanguage)”这一表述来解释分裂标准语言的内在动机。
[22]其运作模式通常为:
与其他族群同属国家标准语这一言语共同体内的某族群欲谋求自治时,刻意强调自己使用的语言与国家标准语的不同之处,这一族群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语言学家)通过语言规划(尤其是词汇方面的规划)来人为地制造语言差异,甚至不惜将本可与对方交流无碍的语言改得面目全非;
目的是为了拉开与同属一个言语共同体内的其他族群的距离,同时加强本族群内部的群体认同,为最终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实为分裂国家)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即强化“与其他人群不一样”的、“独立”的群体认同。
例如19世纪的挪威为了脱离丹麦统治,在其谋求独立的过程中发起两次语言运动,努力建立挪威语的新语言标准,以达到使其有别于丹麦语的目的(去丹麦化),借语言差异重塑族群身份。
可是,由于语言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人力不能完全左右,事与愿违的结果时有发生。
例如挪威仍通行一种接近丹麦语的语言,人称“丹麦-挪威语”。
[23]
母语运动是语言民族主义运动的常见表现形式。
持某种民族语言或非国家通用语但属于官方语言的一个族群,为了达到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分离出去的目的,其政治精英一方面宣称其母语受到国家通用语的边缘化,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
另一方面强调该族群特有的语言为该族群的身份象征,失去语言意味着民族特性的泯灭,继而就是被强势民族同化的命运。
以民族语言这一最能激起民族情感和民族狂热情绪的工具,提出争取和捍卫母语语言权利的口号,并辅以极富鼓动性和煽动性的语言引导民意,制造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后达到分裂的目的。
三 前南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
当我们仔细审视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南斯拉夫近150年的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时,在某种意义上,套用瓦克特尔研究这个地区的一本书的书名也许再合适不过,即:
“创建一个国家,摧毁一个国家”(MakingaNation,BreakingaNa-tion)[24]。
各式语言民族主义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台。
以统一语言为手段谋求民族解放或建立超民族共同体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定意义上造就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一南斯拉夫),使南部斯拉夫人在其一千多年的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站到了同一面旗帜下。
以保护母语为借口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国家分裂。
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频频借语言问题挑战国家通用语的地位,人为制造语言差异来破坏统一的全国通用语,以达到从第二南斯拉夫(即南联邦)分裂出去的目的。
此外,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保护母语运动,迅速左右了民意,并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前南地区一个半多世纪间风起云涌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次运动中族群认同和超族群认同/国族认同的角力。
集体认同的基础是集体记忆,[25]集体记忆则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
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上缺乏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导致了他们对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严重缺失。
在1918年第一南斯拉夫建立之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几乎从未在一个稳定的、联合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或统一的国家内一起生活过;
而民族矛盾重重、仅存续了23年的第一南斯拉夫还不足以让全体南斯拉夫人建立起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认同。
相反,在长达1300多年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南斯拉夫各族群很自然地形成了对本族群的认同,而且这种族群认同根深蒂固。
在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存在期间,各族群(包括非南斯拉夫族群)天然的、强势的族群认同在民族主义者有意识地通过语言规划等手段作用下得到了强化,结果致使族群认同凌驾于脆弱的国族认同之上,使分裂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屡屡上演并取得预期效果。
当然,通过统一标准语言及其他宣传手段培育超族群认同或淡化族群认同的努力在建立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过程中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建国后,国家统治阶层也曾试图通过一些语言规划活动及文教政策构建和加强国族认同,其中国家通用语的确立和推行是加强国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工作。
但是,如果这些语言政策推行不当,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下文将重点探究南联邦在构建国族认同方面的努力,并尝试解析其语言政策、教育及其他文化政策的得失。
在此之前,我们先沿历史脉络梳理一下南联邦建立前这个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及期间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力量对比和较量。
19世纪南斯拉夫各族为了摆脱外辱、寻求民族解放之道,纷纷寄希望于联合其他南部斯拉夫兄弟民族,共同抵御外敌。
他们受到赫尔德理论的启发,认为如果有一种能被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接受的标准语言,无疑会增强南部斯拉夫各族民众的凝聚力,并可借此培育超族群的南斯拉夫认同感,以此促进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领导伊利里亚运动从文化转向政治领域的杨科·
德拉什科维奇伯爵主张用语言作为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统一的基础;
他认为:
未来的语言即伊利里亚语,应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共同语言,它将为实现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统一的政治目的服务。
[26]由于当时标准化的斯洛文尼亚语已形成,[27]伊利里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确立涵盖所有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统一的文学语言——已难以实现,塞克两族语言学家将努力目标转向塞克两族的文学语言的统一。
1850年3月28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语言学家签订了《维也纳协定》[28],这在统一南部斯拉夫民族书面语言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卡拉季奇与塞克两族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此协议的推广工作中,到19世纪末卡拉季奇正字法和南部什托方言的文学语言地位已完全确立下来。
[29]虽然伊利里亚运动欲借语言促成南部斯拉夫民族统一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它推动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
塞尔维亚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也推动了其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这都为以后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0]
1918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宣布成立后,统治者亚历山大国王深知国内各民族历经近千年形成的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是王国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意识到统一的语言在构建和强化超族群认同(即国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他试图通过推行具有同一标准的统一语言(后称作“塞-克语”)来建立一种超越民族的、统一的“南斯拉夫认同”,用以取代各族沿袭已久的对本民族的认同。
1930年,王国的教育部颁布了一本新的正字手册,以此作为推行全国通用语的第一步。
随后的教材也采用这种统一的语言标准。
然而,由于这些语言政策的推行带有强制性,统治集团表现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因塞尔维亚在王国建立中占主导地位,塞尔维亚人几乎垄断政府和军队的主要职位。
强制性的文化措施引起了非塞民族对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31]的强烈反感与排斥,继而演变为对包括南斯拉夫主义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思想和制度的怀疑。
民众的这种态度不仅动摇了第一南斯拉夫的国家基石,还对第二南斯拉夫存续时期的国家体制及文化政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第一南斯拉夫时期试图构建统一国族认同的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通用语过分偏向塞尔维亚族。
这种偏向自然引起了其他主体民族的强烈不满,由国族认同转向民族认同。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语正字法的反弹正是这样的结果。
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在二战的炮火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西斯扶持下的克罗地亚傀儡政府把培育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意识作为首要任务,主要手段是发动克罗地亚语的“纯洁化”运动。
他们剔除塞-克语中的塞尔维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词汇成分;
禁止使用基里尔字母;
再版了第一南斯拉夫期间被禁十年的传统克罗地亚语正字手册第四版。
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对塞-克语的分裂,加上二战期间两个民族的血腥相残,导致克罗地亚称自己使用的语言为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人则称自己的语言为塞尔维亚语。
四 南联邦时期的国族认同与语言民族运动
南联邦建国后46年语言政策逐渐宽松,助长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国族认同建设。
构建南斯拉夫国族认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到1960年),联邦政府利用语言、文化的整合作用,构建和强化南斯拉夫国族认同,取得了较大成效。
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8年),随着南联邦政府权力的不断削弱和各共和国不断增大自主权,各共和国利用语言和文化教学逐渐强化各自的民族意识和认同,南斯拉夫认同教育被边缘化,个别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甚至开始完全忽视南斯拉夫认同教育。
第三阶段(1968年至1991年),前一时期的民族分裂势力在1974年《宪法》出台后更加有恃无恐。
南联邦宽松的语言和文化政策被民族主义者利用,借语言和其他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频频向政府发难,在民族主义活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0年铁托去世,从此南联邦政坛再无人能将离心离德的各南斯拉夫民族团结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
1980年前后经济形势恶化,失业严重,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共和国,为本民族利益着想,不愿再为联邦国家里的贫困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从联邦脱离的意愿渐强。
下面将详细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变迁。
1945年至1960年间,南斯拉夫继续推行二战期间“兄弟情谊和统一”的民族政策。
南联邦政府汲取第一南斯拉夫期间大塞尔维亚主义横行招致民众强烈反感的教训,提出了“塞强则南弱,塞弱则南强”的口号。
[33]在构建国族认同方面,南联邦政府利用语言和文化的整合作用推行“南斯拉夫主义”,得到了大多民众的认同。
1954年的《诺威萨德协议》确立了塞-克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地位,统一了文学语言的标准;
在国民教育方面,及时矫正各共和国在教育内容上的不一致,使各共和国教学大纲渐趋于一致;
在文化领域,推出了大量描写二战时游击队员英勇作战的文学作品,强化了人民对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的国家的情感和认同。
这一时期的苏南决裂带来的危机感更是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民族关系空前融洽,南斯拉夫认同得到强化。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的缓和在南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却成了“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明证。
[34]
南联邦建国初期与苏联的决裂[35]促使其不断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转向联邦制,语言政策也是如此。
从1945年到1980年,相对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强制性语言政策而言,南联邦的语言政策不断趋于多元主义。
[36]塞-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相继获得官方语言地位[37]。
从1953年至1980年,铁托一直指示制定详细的保护语言及其应用的法律(包括联邦、共和国及地方法律)严格保护各族群的语言,并保证这些官方语言的广泛应用;
使用范围包括教育、法庭以及其他联邦机构,还有半官方领域,如广播、电视、电影和剧团等文化机构。
1974年各共和国自主权扩大后,保护力度更大。
[38]
由于战时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对塞-克语的刻意分裂,塞-克语统一的问题亟须提到日程上。
[39]1954年[40],诺维萨德会议召开,会议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自1850年《维也纳文学协定》以来未能解决的塞族和克族统一语言名称之争至此终于有了结果。
这种语言有两种变体——以萨格勒布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和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东部方言,这两种语言变体享有同等的地位;
之二是制定并规范塞-克语的正字法。
依据《诺维萨德协议》,统一正字手册的两种官方版本:
塞-克语和克-塞语官方正字手册地位平等。
萨格勒布版本采用拉丁字母,以西部方言伊耶化次方言为基础;
诺维萨德版本采用基里尔字母,以东部方言埃化次方言为基础;
此外还规定了联邦官方文件由拉丁字母埃化次方言印刷。
[41]对官方文件文字的规定很耐人寻味:
以塞尔维亚人主要的方言发音为基础,辅以克罗地亚人使用的书写字母。
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也是南联邦政府力求在塞克两大民族间维持平衡的表现。
可是,这种旨在“统一”却容许不统一的发音和书写字母存在的折中方案存在分裂因子,此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频频以语言问题为借口发动民族主义活动,包括克罗地亚危机等。
在建国之初的15年里,文化和语言政策为全体国民创建“统一文化”服务,从60年代初开始转向多民族的自我形象的构建。
虽然期间也经历了社会性大辩论,南共领导人的立场时有摇摆。
最后,南共高层决定包容所有的文化差异,并将其视为强有力的民族团结的象征。
这也成了南斯拉夫对外宣传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42]然而,这种倾向相当危险,它确保了独立分散的、以民族属性为基础的文化社团在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
[43]
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南联邦宽松的语言文化政策,不断挑战塞-克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其中尤以克罗地亚挑衅基里尔字母的语言民族主义为甚。
1960年出版发行的《塞-克语文学语言正字法》明确指出:
塞-克语的字母为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联邦官方文件用拉丁字母埃化次方言(发音方式)印刷。
塞尔维亚人同时使用这两种字母;
在克罗地亚,尽管学校的必修课也要求学习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学作品,但大量出版物及报刊杂志几乎不使用基里尔字母。
[44]对这种挑衅基里尔字母法律地位、违背语言法律法规的做法,南联邦政府未曾严加追究。
此外,各共和国文教领域的民族主义倾向渐趋明朗。
他们利用不断扩大的自主权修订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用更多的篇幅讲授与本共和国/本民族相关的历史和文学,逐渐显露出分裂“统一”文化的迹象。
语言与文学课程显露的民族主义倾向尤为明显。
[45]
1968-1991年间,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南斯拉夫文化”的信心,其空白迅速被民族主义文化所占据。
60年代末,中央权威公然遭到挑衅,民族主义事件接连爆发,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地区、波黑地区以及克罗地亚都有此类事件发生。
如果说阿尔巴尼亚人和波黑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活动尚不具备摧毁这个国家的能力,塞克两族的全面冲突无疑会做到这点。
[46]1966年,塞尔维亚出版了一部极富争议的单卷本词典。
在克罗地亚知识界看来,塞-克语词典具有明显的塞尔维亚主义倾向,许多最普通的克罗地亚词汇不是被排斥在外不予收录,就是被当作方言处理,而每一词都以塞尔维亚读音为正宗,克罗地亚读音被视为异出。
这些深深触痛了克罗地亚民族的神经敏感区,引起了克罗地亚知识界的强烈不满[47]。
因此,克罗地亚语言学家严厉批评该词典的倾向性,认为这是塞尔维亚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企图消灭克罗地亚的语言文化,抹煞克罗地亚的民族性。
1967年3月17日,130位著名学者及克罗地亚文化协会为首的19个文学团体联合发表《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声称克罗地亚人有权选择自己书面语言的名称,最合适的名称是“克罗地亚书面语”。
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立即做出反应,45名塞尔维亚作家同样发表签名信,要求贝尔格莱德电视台使用基里尔字母,在克罗地亚的70万塞尔维亚人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教育。
至此,塞克两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紧张关系已逐渐表面化。
在这场危机前期,克罗地亚人主要拿语言文字方面的权利做文章,随着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们提出让克罗地亚语成为一种独立语言并全面用于社会生活,进而提出许多近乎民族独立的要求。
持续不断的过激舆论煽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导致1971年11-12月全国性的大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风潮,即“克罗地亚之春运动”。
为了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联邦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强行平息学生运动。
南联邦给这场危机定性为“反革命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随后进行了两年的政治清洗。
[48]
克罗地亚危机看似因语言问题而起,实则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60年代末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如民众认为克罗地亚旅游业带来的丰厚利润被联邦政府拿走,以及担心克罗地亚的领土和语言会被塞尔维亚化等。
在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最能激发克罗地亚民族情感的莫过于民族语言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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