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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治、作风与经济方面却出现了一些腐败现
象。
于是,反腐倡廉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
面对新形势下党的反腐倡廉使命,我们应当有所作为。
有鉴于此,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因为延安时期中共的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局面,为当时世人所瞩目。
本课题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期能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三)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第一,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有利于帮助人们从思想上更加明确认识反腐倡廉建设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有利于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更加深刻认知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厚重底蕴。
第三,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有利于帮助人们懂得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而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验总结。
第四,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有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党性修养,铸就与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品格。
实践意义:
第一,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目前更好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能够促进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反腐倡廉的研究成果颇多。
目前,涉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
腐倡廉研究的成果大致如下:
著作方面,主要有: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
(窦效民、王良启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
(王关兴、陈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史记》(黄秀荣、刘宋斌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等。
硕士论文主要有朱伟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反腐兴廉之研究》等,该学位论文采用了比较学的方法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腐兴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必然规律。
学术论文有陈万安、黄玉强、李益杰的《论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该文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措施、经验,以及它对九十年代搞好党风党纪建设和廉政建设的重要启示;
张文琳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经验》,该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经验,主要涉及廉政制度建设,倡导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等方面。
彭焕才的《论延安时期中共的廉政建设》,该文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动因、实践及历史经验,并阐明了它的现实意义;
阎丽娟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特点》,该文主要阐述了当时的思想教育防腐、依法保廉、严惩促廉、民主治腐及领导带廉等方面的特点;
雷甲平的《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举措与启示》,该文主要从依法护廉、以俭育廉、监督出廉等方面对当时的廉政建设进行了阐释。
此外还有唐萍的《试析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罗克祥的《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等。
从反腐倡廉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地位,以及核心、任务等方面来研究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例如:
田恒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5期;
徐家林、邓纯余、陈静、卞莉莉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李贤海的《邓小平对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贡献》;
《求实》2004年9月期;
王敏著的《江泽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和实践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邵景均著的《新中国反腐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版;
滕刚的《论胡锦涛同志的反腐倡廉思想》,《理论导刊》2009年第6期等。
从反腐倡廉所包含的历史经验、规律与启示,以及道路、成就研究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中央纪委研究室著的《1978—2008年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袁石根、徐冬蓉、袁礼华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邵景均的《试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领导科学》2007年23期;
王关兴的《中国共产党80年反腐倡廉的成就、经验与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
从反腐倡廉具有的基本思路、理论与实践,以及途径、方法研究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高志卿的《从民主反腐到法治反腐——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反腐败思路的比较研究》,《理论探索》2004年第4期;
杨新军的《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孙绮雪的《改革开放30年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及基本经验》,《党史文苑》2009年第4期;
桑学成的《开辟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基本思路和经验》,《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翟红芬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理论学习》2009年第5期;
张谦的《三十年反腐倡廉理论建设探析》,载《1978—2008年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文集》等。
从反腐倡廉的基本规律、现实价值,以及主体作用研究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在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
徐家林、邓纯余、陈静、卞莉莉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4月版;
邵景均的《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内涵》、《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陆从峰,董强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主体作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朱小理、胡松的《人民监督政府:
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甘玉容的《继续解放思想,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李瑶的《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历程和宝贵经验》,《党建研究》2009年第7期;
卢鹰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导刊》2009年第6期;
刘洪文、蒋述东的《论反腐倡廉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党史文苑》2008年第7期;
贺国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载《1978—2008年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
由以上可以看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大部分研究成果没有能够把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论述。
本文认为,反腐和倡廉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当前形势下,应当着重构建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廉政体系。
借鉴延安时期中共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进行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对策研究,意义重大。
(二)研究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绪论
第一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一、延安时期严峻的形势
(一)艰苦的自然条件
(二)险恶的政治环境
(三)奇缺的财政经济
二、延安时期出现的腐败现象
(一)政治方面的腐败现象
(二)经济方面的腐败现象
三、延安时期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客观因素分析
(二)主观因素分析
第二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举措
一、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一)重视党的宗旨教育
(二)重视民主教育
(三)教育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严格干部管理制度
(一)严格干部任用选拔标准
(二)制定干部奖惩制度
(三)实施干部教育制度
三、逐步建立各种工作制度
(一)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二)建立健全组织制度
(三)建立健全其他相关制度
四、建立监督机制
(一)重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二)重视参议会的监督
(三)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
五、加强法制建设
(一)建立与不断完善法律制度
(二)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三)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第三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成效”
一、造就了勤政为民的政权
(一)打击贪污腐化
(二)培育延安精神
二、促进了良好党风和政风的形成
(一)促进党员干部作风的大转变
(二)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风貌和民风的形成
(一)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培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四、加强了党风廉政的建设
(一)加强监督,严明纪律
(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三)改革创新,注重实效
(四)强化责任,改进作风
第四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一、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二)严格干部的培养和管理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五)坚持群众路线
(六)加强社会风气综合整治
(七)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
二、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当代启示
(一)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
(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反腐
(三)创新点
本文在分析我党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时,系统总结、归纳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坚持贯穿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背景、重要措施、主要功绩和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等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深入探讨,以求论据更充实,分析更透彻,结论更准确,更加突出本文的创新性、思想性、真实性、系统性。
其中,本文对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进行了补充,为当今进行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与启示。
(四)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
以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历史文献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文选等为资料,认真分析研究,仔细总结历史,提炼观点。
第二,历史研究法。
采用观点出自史料、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研究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反腐败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它的研究成果,要能够在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得以应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指导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
(五)研究思路
首先,从历史背景着手,分析了当时艰苦的条件以及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少许的腐败也可能对中共领导的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从而
阐述了反腐倡廉的必要性。
其次,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开展反腐倡廉的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从而展现了中共坚决惩治腐败、争取革命胜利的坚强决心。
最后,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经验进行简要总结,以此为基础,
对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从惩防并举方面提出了几点启示。
三、经费来源及概算
四、主要设备、仪器及材料,实验地点或协作单位
五、阶段进度计划
工作项目
内容
起迄时间
资料准备阶段
论文撰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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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
数据分析
撰写开题报告及文献报告
2014/9-2014/11
2014/10-2014/11
六、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综述(不少于2000字。
并列出25篇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外文10篇)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党在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是一座丰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继承发扬延安时期廉洁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作风,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廉洁政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践行延安时期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筑牢廉洁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思想;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又提出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张思德、白求恩这两个典型形象,深深融入了延安党政军干部的心里,成为他们学习践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做人、干事创业的精神支柱,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人生志向。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就必须使广大党员干部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化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思想教育,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筑牢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思想基础,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永不变色。
坚持延安时期制度反腐的基本经验,努力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依靠法规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这为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1937年重新颁布了1933年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1938年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1939年又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修订完善,1941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
延安时期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实践说明,从那时起我们党就抓住了廉洁政治建设的根本和关键,积累了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
廉洁制度是廉洁政治建设的内容和保障。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必须针对制度建设中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选题轻破题、重制定轻执行等问题,切实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建立健全构成惩防体系基本框架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努力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实现依靠制度反腐败的重点突破。
要注意制度建设与法规建设的相互衔接、相互照应和相互弥补,善于把制度创新成果总结提升到法律层面,发挥法规制度在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中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发扬延安时期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传统,切实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努力使党成为整个社会的表率。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
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
党是延安边区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率先示范和人格魅力,是延安时期廉洁政治风貌得以形成,延安时期廉洁政治建设彪炳史册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中指出: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一庄严承诺,与延安时期我党倡导的优良传统作风一脉相承,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唤与人民的心声。
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会上指出: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说,要“牺牲一切”,“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反腐倡廉的坚实思想基础。
建章立制是途径。
加强制度建设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显著特点。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
“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
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1943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5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写进了“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的条款。
《关于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等,强调统一财政,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金库制度、审计制度、税务制度、统一贸易制度、仓库管理制度以及各机关团体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严格划分了收入、支出、保管和审核四大系统的职责,并使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据统计,在边区存在的十多年间,共制定和颁行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的法律法规。
这些规章制度,对于防止贪污浪费、打击腐败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鲜明提出了反对腐化的方针和政策界限,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规定,这些都为反对腐化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从严惩治是手段。
从严惩治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一大特点。
如:
1939年重新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
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
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
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
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徒刑或苦役。
如此严厉的处罚,彰显了共产党人惩治腐败的决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还明确规定:
“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1年12月的“萧玉壁案”,就是明证。
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将因逼婚而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予以枪决,就是人所共知的一例。
毛泽东明确指出: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从严惩处,不仅纯洁了革命队伍,端正了党风,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而且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民主监督是关键。
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选举法规,实行民主政治。
特别是著名的“三三制”的提出和实施,更是边区政权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
毛泽东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跟毛泽东谈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毛泽东当时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是依靠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
延安时期,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的许多感人故事,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为人们所称颂。
毛泽东身穿粗布补丁衣服作报告的照片,让人们难以忘怀。
有诗赞誉朱德总司令“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领袖们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成为一种永久的伟大的人格魅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反腐倡廉必须长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加强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继承发扬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全面培养“为民务实廉洁”的过硬作风,努力为全党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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