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中翻译文化ST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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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翻译》
郭建中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CulturalComparisoninTranslation
王佐良WangZuoliang
内容提要-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
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还有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对等都是相当的。
作者还认为,中国的翻译实践已有很大的提高,翻译的研究也必然会跟上去。
Abstract-Translationinvolveslanguageaswellasculture.Atranslatorshouldknowforeigncultureaswellasthecultureofhisownpeople.Moreover,atranslatorshouldmakecontinuouscomparisonsbetweenthetwoculturesbecausetranslationequivalenceinitsverysenseshouldbematchedinmeanings,functions,scopesandfeelingsinthetwocultures.TheauthorholdsthattranslationhasbeengreatlyimprovedinChinaandthattranslationstudieswillnaturallycatchupwithtranslationpractice.
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翻译才干?
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是否会接管严复、林纾、鲁迅、郭沫若等翻译家的工作?
也许有一天科技的发展会达到这一地步,但在此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难题,即如何使机器人充满文化知识。
因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人们会说:
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这样一大堆复杂东西,一个外国人又如何去了解?
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各种现代传播工具,如电视,录像片,录音带,电影,报纸,杂志,书各色各样的书,而其中文学作品又必然会占重要地位,因为文学无所不包,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里得到最具体、最生动、最厚实、最有来龙去脉的描绘,而从语言的使用上讲,文学作品里什么文体都有,各种表现手段齐现,正是语言的灵魂所在。
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
不论怎样难的原文,总有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
同样,译者还得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
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
这当中,陷讲是不少的。
仅仅望文生义会出毛病,如将美国大商店或国际机场中的restroom看作是“休息室”,而不知它指的是公共厕所。
不了解社会风气也会出毛病,如把一位学者帮助青年研究人员修改论文译成Heoftenhelpshisyoungercolleaguestocompletetheirresearchpapersanonymously,像是他在偷偷摸摸地代写论文。
困难在此,希望也在此。
因为有翻译,哪怕是不免出错的翻译,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
语言学家、文体学家、文化史家、社会思想家、比较文学家都不能忽视翻译。
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作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人的细致、深入。
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因此,一个有心的译者往往感受也特别深切,尤其在两种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但是我们所知无多,而想提的问题不少,例如:
高僧们在翻译过程中有些什么体会传下来了?
为什么他们有时意译,有时则把词句连音照搬过来,甚至整本经文都这样?
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此外,我们难道不能透过译本去看看当时中国文化的情况、语言的情况,宗教的情况,人们学习外语的情况,士大夫的思想情况,一般人的心理情况,等等?
那样一深入,一扩大,我们的翻译史也就会写得更活也更富于启发了。
另一次两种文化大接触(也是另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
这也是一个饶有意义的历史时刻。
在天津和上海,一北一南,出现了两位有抱负的翻译家。
严复着眼于社会改革、富国强兵,介绍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理论大书,却偏偏要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去译,理由是:
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天演论》译序]
深入一层看。
他另有目的。
原来他寄望于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想引起这些人来看他的译本的兴趣,因此必须投其所好,写出典雅的古文来。
“汉以前字法句法”是他的推销术,其目的在打动他心目中特定的读者。
[《严复的用心》]这一点,倒证明最近外国翻译理论中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
[Nida主张根据不同读者对象来决定译法的。
]无论如何,严复是一位苦心孤诣的译者,他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了解中国土大夫阶层的心智气候即文化情态,两相比照,才走出了他那一套独特译法。
林纾也善写古文,外文却一字不识,可是奇迹产生了,在不到三十年(1896-1924)的时间里,他译的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作品。
尽管其中有些书选择不当,但是中国读书界是通过他的译本而初次接触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尽管是改写成故事的莎士比亚)、迪福、斯威夫特、司各特、欧文、斯托夫人、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易卜生(尽管他的剧本被改编成了小说)等等欧美名家的,而他首先抛向上海书坊的则是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书》。
时间是1896年,上海已由一个小县城变成一个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商埠即国际都市,官僚、买办、商人、小市民们逐渐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兴趣,因此这本以欧洲繁华都市巴黎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一问世,就成了那时候的畅销书。
一个古文家忽然成了翻译家,在他的第一个译本里向中国的读书界透露了两样新事物:
西洋男女的情感生活(包括西洋式的门第观念)和西洋作家的小说技巧。
林纾是介绍者,但非崇洋媚外之徒;正相反,他是一位爱国志士。
他在译斯托夫人(Stowe)在《黑奴吁天灵》(UncleTom’sCabin[1852])的时候,是感触很深的,曾经这样概乎言之:
黄入受虐或更甚于黑人。
……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而倾信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
则吾书之足以做醒之者,宁可少哉。
[《黑奴吁天灵》例序]
同样,他之所以被狄更斯赢去了心,也不只是因为这位英国作家有“化腐为奇”(《块肉馀生记》序)的能力,或由于他“文心之邃曲”,连登峰造极的中国说部如《石头记》也不及,(《孝儿耐儿传》序)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为社会改革服务,而改革正是国家富强的途径:
英伦在此百年之前,遮政之窳(yu4,败坏),在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
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pi2)政府知而改之。
……天下之事,炫于外观者,往往不得实际。
穷巷之间,荒论所萃,漫无礼防,人皆鄙之。
然而豪门朱邸,沉沉中喻礼犯分,有百倍于穷巷之荒伧者,乃百无一知。
此则大肖英伦之强盛,几谓天下观听所在,无一不足为环球法则。
非得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鸟知其中尚有贼窟耶?
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
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
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
(《赋史》序)
林纾有他天真的地方(例如想象不到伦敦还有贼窟),但他不以翻译为小道,而在翻译之中他随时都在比较,比较中国之弱与英国之强,比较文学在英国所起的社会作用与中国之缺少此类文学。
正是通过翻译,林纾本人的视野开阔了,思想也提高了。
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快使严复和林纾成为落伍者,终于诅咒起他们自己帮着介绍进来的新事物来。
1919年前后,更大规模的翻译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介绍了进来,北欧、西欧的现实主义戏剧被介绍了进来,而自来成为中国文学翻译重点的东欧和俄国作品更是大量出现。
这后者,正是另一个伟大的翻译家鲁迅的用力所在。
鲁迅是文学家,但他的视野从不限于词章小品。
在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写了《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篇文章,表明他对东西文化的异同和消长之势的关心。
他的有名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纵论欧洲新诗歌运动的力作,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但其最后的着眼点却是中国——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国的将来:
令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鲁迅全集》101页)
鲁迅是怀着这样悲壮的心情来翻译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的,于是而有《城外小说集》。
后来,他译俄国和苏联作品。
在别人讥讽他不懂新学说的笑声里,他又埋头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了怕有歪曲而采取了直译法,并同形形色色的但求表面光滑的顺译派进行了论战。
1934年,已经是患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了,他又创办了《译文》杂志,依然着眼于为青年文学作者“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粮食。
”正是鲁迅,点明了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那时候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
压迫者和被压担者!
(《南腔北调集》55页)
联想到后来在中国红军中流行着法捷耶夫的《毁灭》等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指战员不仅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而且研究游击战术,更不必说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的如饥如渴的学习,翻译的伟大意义和实际作用是无须再加证明的了。
也是鲁迅,用了一个从西方神话借来的典故,把当时在漫漫长夜中翻译革命理论和进步文学的中国译者如他自己说成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宛如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帝那里把火偷给人类一样。
(《二心集》221页)
鲁迅的上引文章里,也包含着文化比较,只不过这一次是着重中国和俄国的人民处境的相同:
同是被压迫者,有同样的酸辛,也烧起了同样的希望。
而后来的发展,又是两国人民同样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不论比较同或异,翻译界前辈中的有心人总是在寻找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东西,从起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爱国主义,直到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
但是翻译也带来问题。
以文学翻译而论,常有这样一种情况:
外国真正优秀的作品移植不过来,而二三流的作品却受到远超出其本身价值所应得的欢迎。
也有另一种情况,在本国受到不应该的冷遇的作品,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显出独特的光辉。
这里面因素是复杂的,不能仅仅归因于译者的眼光与能力。
主要的原因,仍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同样是第一流的诗才,译成汉文,华兹华斯远不如拜伦那样风行,而在英国,显然前者更受推崇。
这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拜伦有幸,碰到了苏曼殊等高明译者,而华兹毕斯则始终没有获得知音?
当然,两人诗才不同:
拜伦的戏剧性和讽刺笔触比较好传达,而华兹毕斯的那种表面淡泊、宁静而实则强烈的风格则任何译者也要见而却步。
另外,《唐珍》(DonJuan)那样的有故事情节的长诗译过来比较好懂,而《序曲》(Prelude)那样的诗体自传——“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在原文就没有广泛的吸引力,失去了原文的清彻、洁净和节奏感,译文就更难见长了。
这里就有语言的亦即文化的原因。
但是更深入一看,我们又会发现:
《哀希腊》的译文之所以在清末风靡一时,还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立志要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历史时刻,拜伦的那种慨叹古代文明之邦的后世子孙沦为异族之奴的铿镪诗篇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同感,而类似华兹华斯那样的自然现却是中国田园诗里常见之物,因此《丁登寺旁》之类的作品并不显得新鲜或独特。
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决定了外来成分的或荣或枯。
另外,同一著作或作品在不同国家的译本引起的反响常不一样,这也因为文化情况不同之故。
一种思潮起自一国,通过翻译传播于世,有的国家接受很快,有的则抵抗强烈,在另外一些国家(往往是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地区)则外来思潮还常被改造而濒于消失。
这种情况,说明了思潮本身的强弱、虚实,也说明了有关国家本身文化的成熟程度和有无韧性。
翻译中也有今与古的问题。
这里指的,是同一作品有几种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
新旧译本之间也可比比质量高低。
一般总是后来居上,前人认为困难的地方后人常能顺利解决,但往往也有所失,例如准确性提高,而文采减弱。
另一方面,每个时期的译本也透露了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
通过这些方面的对比,也可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的发展是快还是慢,而后者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面貌。
以上只是初步想到的若干问题。
研究工作最怕缺乏材料而空谈理论,但就翻译而论,情况却相反,是有丰富的材料而理论还停留在严复的信、达、雅三点论。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翻译实践规模更广,质量更高。
由于新的传播工具大量利用,学习外语的人大量增加,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空前频繁,翻译的势头更猛了。
根据61个国家提供的资料计算,1978年一年就有158部译本出版,有人称之为”翻译爆炸”。
实际上,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全貌,因为还有大量不公开出版的技术文化的翻译,更不必说无法统计的口译活动。
从质量上讲,已故的英国名翻译家里欧(E.V.Rieu)在五十年代就说过:
今天英美的文学翻译已经“再度接近伊丽莎白朝的水平了”。
我们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在解放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过去任何时期能比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的中文版,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持的三套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红楼梦》的全文英译,北京外国语学院对于国际会议同声传译人员的训练,大量影片。
电视片的配音,等等,就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实践既已如此提高,翻译的研究必然也会跟上去。
我们对翻译原则和技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成绩。
现代语言学、文体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进展、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如果我们能进而探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或者更进一步把它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那就会增加一整个新的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使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更能透视全局,纵观古今,更能根据不同对象,提高实际效果。
单从这一点来看,翻译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
总之,它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本身积累了无数世代的经验,亟待总结提高,又出现了若干现代学科与之交叉;它是一种老艺术,又是一门新学问。
(1984年)——选自《翻译:
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王佐良,1916年生,浙江上虞人,清华大学毕业,牛津大学研究(B.Litt.Oxon.)。
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后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1995年逝世。
著有TheLiteraryReputationofJohnWebster,DegreesofAffinity:
StudiesinComparativeLiterature,《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照澜集》,《风格和风格的背后》等。
译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等。
编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英国诗选》。
翻译与文·化繁荣
TranslationandtheCulturalBoom
王佐良WangZuoliang
内容提要-大量的翻译实践,不仅为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但我们也要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
理论的研究,包括语面和文化两个方面。
深入的翻译研究还涉及翻译单位、文体和读者的对象。
Abstract–Translations(includinginterpretations)doneinvariousfieldshavenotonlycontributedtotheconstructionofthefourmodernizations,butalsoenrichedourculturallife.However,weshouldalsoattachgreatimportancetotranslationstudies,whicharerelatedtobothlanguageandculture.Thethoroughtranslationstudiesshouldalsobedoneontranslationunits,genresandreaders.
本文系根据作者于1984年10月在福建省译协成立大会期间作的学术报告的录音整理而成。
同志们,今天讲的只是我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一些东西。
我个人所知有限,在座有很多有经验的翻译家,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点,大量的翻译实践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现在翻译的面很广,就是我们这些学校里头的人,也同一些外国大学有些事务上的来往。
比如说,跟外国人合作编一本什么书,出版一本什么词典,就要订合同。
合同的语言跟找们普通学校里所学的不一样,有它的一套格式。
我想很多搞外贸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很丰富。
因为在这些机构里,会有大量的来往信件和商业方面的一些文件需要翻译。
我认为这是个好事情。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外文和中文运用都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加开阔的领域。
又如,科学家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有的时候需要把他的整个论文或科学试验报告译成英文或者其他外文。
如果不全文翻译,也得有一个外文的摘要。
那么,这个摘要怎么写,也是过去学校里头设教过的。
这样,也使大家增加一种经验。
再如这次开奥运会,我国运动员成绩非常之好,他们跟外国记者交谈就要通过翻译。
他们一般都不懂外语,那么,翻译又多了一件事情;他们谈的也不仅仅是如何跳高之类,记者也可能问到他的家庭生活,问到他个人的许多事情。
那么,担任这些翻译的人一定也得到了新的翻译经验。
我国运动员在国外受到的访问很多,给大家的印象很好。
因此,翻译对提高我们这个国家在国外的名声,直接作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对于他本人也是个很好的考验。
因为语言最怕是“闭门造车”,尤其是我们学外语的,要是只抱着几本语法书、一两本词典,而没有得到广泛运用的机会,那么外语的掌握就会有各种缺陷。
文学翻译也是这样。
现在我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多得很。
大量的外国短篇小说、诗歌,也有长篇小说、剧本、广播剧之类,都翻译成中文。
这个面比起以前要大得多。
在更高级的文学翻译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现象。
比如说,现在翻译的难度更大了,过去人们不太敢译的东西或者译得不全的东西,现在都是整本地翻译出来了。
比如《红楼梦》,过去外国无论是美国、法国、德国,可能也包括苏联,都只有节本,不同程度的节本。
但是,现在有了全文的翻译。
外文出版社的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同志把全书翻译出来了。
英国牛津大学的Hawkes教授也完成了另一个全译本(《石头记》TheStoryofStone)。
这几位译者都是知难而上,成绩辉煌。
我有时拿《红楼梦》一看,很多地方读不懂,或者似懂非懂。
遇见宝玉或者秦可卿房间里的陈设之类,我就未必真懂,马马虎虎看过就了事。
把这些东西译成英文谈何容易,所以过去人们是不译的。
小说里边还有许多诗词、对联等等,中国语言的许多特点都在那里,现在都译出来了,而且整个讲,翻译得很不错。
外国也有这个现象。
比如说荷马的史诗,最初是用诗译的。
十六世纪的查普曼、十八世纪的蒲柏都用诗译过。
到了近代,人们觉得英语韵文传达不出希腊史诗的特殊效果,所以改用散文来译。
现在不然了,有好几个译本都是用诗体翻译的,而且译得不坏,比如美国的RobertFitzgerald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读起来非常引人入胜,真是后来者居上。
又如日本的《源氏物语》,过去ArthurWaley译的是节本。
Waley是很有功劳的一个译者,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删节厉害。
比如《西游记》他也删节。
《源氏物语》现在有一个美国人Seidensticker翻的全译本,日本政府还给了他一个翻译奖。
又如《西游记》,现在有个美籍华人叫余国藩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有学问。
他把《西游记》的全文都译成了英文,而且大家公认是译得不觉的。
刚才说的是中译外,外译中也有很多好的。
我这里想提我的一个朋友,已经逝世了的诗人,叫查良铮。
他译的拜伦的《唐璜》已经出版了,译得非常之好,很传神的。
以诗译诗,不是用散文。
我最得看到已故著名诗人戴望舒的《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过去我们都不够注意,这次我因为要做点研究,仔细地读了一遍,读后非常佩服。
他译了法国诗人彼德莱尔的名作《恶之花》的一部分,还有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名作《吉卜赛谣曲集》和《伊汉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
我不懂西班牙文,但是,借了一本西班牙文词典,对照着英文译本一起读,发现英译漏了几个关键性形象,总的文字质量不如戴译,虽则英译者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StephenSpender,而且还有西班牙人同他合作。
所以,我们翻译界确实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我又要加一句,翻译有一种过渡性,怎样好的译本也难于永远存在,需要不时重译。
因为文化在发展,语言变了,人们对作品的研究也加深了。
近年来的事实也是这样,许多名译被新译所代替,而且总的说来,确是越译越好。
这也使得翻译工作不是呆滞的、停顿的,而是流动的、开放的。
现在谈谈口译。
最近我们国家里的口译活动非常频繁。
开一个国际会议或者进行一个商业上的谈判,都需要口译。
口译很辛苦,但苦中有甘,可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抓要点和临机应变的能力。
语言是要多方面去接触、去实践的,仅仅靠学校里学的那一点是不够的。
我们也搞了一种很特殊的翻译,那就是电影的配音(budding)。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新中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外国影片如果没有很好的配音,演出来就没有效果。
许多人喜欢外国的某些片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配音做得好。
有的配音真是使人佩服。
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念英文的人无不熟悉这部小说,它里头的语言艺术是很高的,英文的很多妙处可以从这里头看出来。
它的情节没什么了不得,没有扔炸弹,没有打仗,就几个女孩子谈来谈去。
但是,你看得很有兴趣。
你要是仔细看看,里头有许多社会情况,也会发现作者对婚姻、恋爱有她自己的看法。
她不喜欢虚假的、自私的、装腔作势的人,对他们讽刺得很妙。
这样的文字翻译出来是很难的。
但是,我看过一部译制片,是四十年代的老片子,黑白的,而配音却很好,很多俏皮话,居然都译过来了。
后来我看电视报道,才知道配音工作是非常辛苦、麻烦的,需要导演、翻译和演员几方面的合作,比我们翻译文章要难多了。
它要合乎口形,话不能文缓缓的,太文人家听不懂。
比较一下,建国初,我们看《宝石花》之类的苏联电影,配音就差得多,有些话我就听不太懂,腔调特别不好听。
现在不同了,我们不仅能很好配音,而且能够表现性格。
我觉得这些同志应该受到极大的赞扬。
口译当中,难度大的是同声传译,需要特别技巧。
不要认为任何人只要中文好,英文好,就能够搞同声传译。
不是的,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好。
讲话有几种,有一种是准备好的演讲稿。
那么你可以照念,比较容易。
但是即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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