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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杨光斌民主与世界政治研究
【政治学研究】杨光斌:
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
2014-11-08杨光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转自:
爱思想网
〔摘要〕世界近代文明史或许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而重新书写,但是这个角度的世界史必然是一部充满冲突的历史。
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
世界政治告诉我们,“文明的冲突”因民主化和民主而变得更加可能和现实,民主是从文明认同差异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
鉴于此,民主的内容、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其在各国政体中的真正位置,都需要重新审视。
在价值上是公共善的民主,在制度意义上它只不过是国家建设诸多方面的一个讲究“时间性”的方面,不能在“元叙事”上谈论民主——民主是一切善恶的根源。
〔关键词〕民主;文明的冲突;世界政治;国家建设
“文明的冲突”因“民主”而成为现实,这大概亨廷顿当年不曾预料到,或者说亨廷顿不会刻意把民主与文明的冲突的关系突出出来。
虽然亨廷顿也偶尔提及民主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影响,〔1〕但核心是论证种族认同所引发的冲突,并专门以巴尔干半岛为例论证建构出来的种族认同如何导致种族清洗式的文明的冲突。
〔2〕
本文所要回答的是,近代以来的种族-宗教认同(本文有时统称“文化认同”)固然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历史上很多种族-宗教认同问题、哪怕是种族-宗教认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或者战争,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为什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种族-宗教认同危机会演绎出不同的结局?
为此就必须寻找从文化认同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化或者民主本身。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带来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思考:
如果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民主又是文明冲突的内在机制,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推广民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却在为自己制造敌人?
“阿拉伯之春”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曾何几时,伴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大狂欢,西方思想界制造出“民主和平”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论。
此时,头脑清醒者提醒人们,在民主转型中,由于垄断性体制的瓦解和毫无约束的言论自由,各方都会毫无节制地诉诸于民族主义动员而获得权力,因此民主化过程中发生战争的几率更高。
〔3〕第三波民主化验证了这一道理,“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
但是,问题是,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及其国内,冲突也从来不断,比如印巴之间以及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国内。
也就是说,不但民主化转型会诱发国家冲突,巩固的民主国家同样会发生冲突。
根本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对于民主的期许太高,以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
本文最后我将详细论述,尽管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等权力私有制的“权力公有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和价值优越,但是民主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政体,而且是根本利益大调整的政体,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
从第一波民主化到不被西方人视为“民主化”的民族解放运动(19
世纪40年代-70年代),民主化都带来国内和国际冲突;而当民主遭遇伊斯兰主义或者与伊斯兰主义合谋的时候,民主所带来的冲突几乎是难以调和的,这是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所不曾有的冲突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于民主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比如民主在国际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在国内是一种最好的利益调节机制而保证国泰民安。
民主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
民主本身不会自动而和谐地调节利益冲突,能够安顿利益冲突的是法治,比如当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时,是最高法院定输赢。
当西方人心目中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的民主延伸到其他文化-文明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就变成了“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或者演变成“民粹主义民主”。
显然,这些变种后的“民主”的冲突属性就会得到加强,它们甚至会压制和摧毁原生态的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使得诸种民主形式之间有了内在张力和冲突。
如果把世界近代政治文明史看做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人类不可阻挡的平等化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化的历史,而民主本身具有冲突属性,民主的历史就是人类利益大冲突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因而“非历史的”西方行为主义社会科学总是以乐观主义姿态看待民主,即忘却民主的冲突过程而极力推广民主的终端模式,结果却是变种的民主反过来压制甚至摧毁西方人所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
这种历史的非预期结果肯定不是西方人所乐见的。
一、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及其变种
世界上的民主理论形形色色,诸如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各种实证民主理论和这些理论相关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
本文所关心的是那些能对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构成重大影响的民主形式,即能够称得上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变种后的民族主义民主与伊斯兰主义民主。
把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关联起来的根据是什么?
对于西方人而言,民主是以不同的宪法形式呈现出来的(联邦制或中央集权制,国会制或分权制,任期制),竞争性选举与民主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两个主要方面是平等和自由,所以西方人熟悉的民主是“自由的民主”。
其实,对于民主的本义而言,平等权才是判断一切形式民主的根本标准。
在国内政治中,平等权可体现为平等的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政治中,平等权是种族/民族的平等权或者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宗教平等权,是从国内政治的个人权利演变为世界政治的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权利。
其实,如果有人认为把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叠加在一起有问题的话,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叠加同样是问题,正如萨托利所言:
自由和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倾注了巨大努力才把这两个概念糅合在一起。
总之,本文以平等权为标准而区分民主的基本形式,有时用于国内政治民主的个人平等权(或者阶级的集体平等权如普选权),有时用于世界政治的集体平等权。
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
这是一对大家都知道的老冤家,在冷战中打斗不停,纠缠不休。
看上去对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二者之间却存在共同基础或者享有最大公约数,即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更多的强调自由,一个是更重视平等;在此基础上,一个是更突出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一个是更强调经济上的集体平等权。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民主来自洛克式自由主义,而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财产权。
在市场化社会,个人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继承下来的不平等如财产权,必然导致个人占有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洛克式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个人占有主义”,而基于“个人占有主义”的政体即以自由资本主义或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并非符合正义原则。
〔4〕尽管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很发达,从洛克---托克维尔---密尔到当代的熊彼特---萨托利---达尔,基本上都在谈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特征,而不理会在西方政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政治决策有着直接影响的大企业。
林德布诺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指出,不关照大企业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还有多少意义?
资本和大企业所导致的不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性硬伤,即不符合正义原则。
也正因为其有违正义原则,在历史的政治实践上,以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以计划的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
作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反面或者补救,计划的统制经济在财产所有制上的国家所有以及期盼由此而带来的人人平等,最终却陷于制度上的统制经济和结果上的经济停滞,因而作为政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也不符合理想中的正义原则,以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以苏联解体、东欧突变而告终,中国也不得不改革开放并由此而形成混合经济。
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但并不是不能融通,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吸纳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而社会主义民主也汲取了不少自由主义的要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大公约数。
在理论上尤其在制度安排上,二者依然会有冲突,但在冷战以后,其冲突的烈度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冲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变种后的民主形式即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
民族主义民主。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理论、历史与现实。
法国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基于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费希特(1762-1814)演绎出了民族自决理论。
他认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因为个人自由只有在团体(包括社群和民族)的生命中才具有意义,个人只有融入整体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
这样,在历史上,民主和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对孪生概念。
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到德国的民族主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民族平等权。
这是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
民族主义的扩大也是世界民主化的产物。
“威尔逊十四条”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指导下的苏俄主动放弃沙皇帝国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性质,事实上也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平等化。
二战后,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到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的复兴,无不与民主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因此,民族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平等权的产物。
不管自由主义是否承认民族主义民主,19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被称为“民族民主运动”。
同时,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助推了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因为,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借助于作为民主工具的选举而达到目的,比如全民公决对于苏联的解体至关重要。
也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民主性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因而都分别支持有利于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冷战后美国又致力于推动民主化,不得不支持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哪怕是民族分裂主义。
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民主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副产品。
吊诡的是,相比于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主义民主之间具有更大的内在张力或内在冲突性,因为强调具体平等权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无视个人权利,或者说不得不为了整体的“民族”而牺牲掉个体的“民权”。
伊斯兰主义民主。
如果说自由主义不愿意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更不愿意看到“伊斯兰主义民主”这样的概念。
但是,无论是伊斯兰主义本身的内涵,还是伊斯兰主义的产生与复兴,都与民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在教条意义上,伊斯兰教因为强调服从真主似乎与民主原则有冲突,但事实上各宗教都如此,都强调神的意志的至上性,都是与民主根本对立的。
不同宗教的某些教义可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为推行民主提供有限政治资源,这是量上的差别。
〔5〕伊斯兰主义是以真主为中心而强调人人平等的教义,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
再则,在强调协商的同时,《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就是公议(Ijma),它要求通过社区的一致同意或是集体判断来作出决定。
按照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卡德(AbbasMahmudAL-Aqqad)的解释,公议“是伊斯兰对于民主选举最完满的解释和范例,
它让社区通过一致同意来决定由谁担任管理者”。
〔6〕可见,伊斯兰主义中的平等诉求与协商、公议原则,与西方自由民主中的核心原则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
就历史而言,作为政治运动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反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霸权的产物;到197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同样反抗的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运动。
强势的现代性运动带来的“中心-边缘”结构,使得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共同体寻求自己固有的国粹即宗教而争取自己的世界平等权即文化平等权,这就是1970年代开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这场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恰恰赶上了世界民主化浪潮,选举民主成为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最有力工具,也使得穆斯林民众国家认同民主体制。
皮尤2010-2011年的追踪调查显示,除巴基斯坦外,穆斯林民众对民主政体的认同较为普遍,大多数民众认为民主优越于其他政府形式。
根据调查,“阿拉伯之春”进一步强化了某些国家穆斯林对民主的认同,埃及穆斯林对民主的好评程度从2010年的59%上升到2011年的71%。
〔7〕
从教义本身和伊斯兰主义的历史看,穆斯林世界的民主都可以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民主”。
与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特别重视平等的伊斯兰主义,对外是一种事实上的民族主义,对内则是一种“永恒的多数”原则。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内部分类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二者之间不妥协,任何一派占多数,则永远是选举民主的赢家,因而是一种不同于“多重少数”的自由民主的“永恒的多数”,伊拉克的选举和伊朗的选举便是如此。
问题是,“永恒的多数”如何尊重并保护宗教上的“永恒的少数”?
因此,在教派意义上,伊斯兰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
不仅如此,教派上的“永恒的多数”与世俗自由派的关系也存在内在张力,甚至压制世俗自由派即压制自由民主派。
因此,伊斯兰主义民主又与自由主义民主存在内在冲突性。
通过简单梳理几种民主形式可以知道,不要指望所有国家的民主最终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
即使不是民族主义民主或者伊斯兰主义民主,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也很可能是民粹主义民主,而民粹主义民主是不能兼容自由主义民主的,正如南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一样。
如果说民主和平论鼓吹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至多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事。
当全世界都民主化后,民主国家之间决不是彼此之间相安无事,看看世界近代文明史就清楚了。
自豪于“救世”文化的西方人总是把自由民主视为极乐世界,不但以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而且一旦实现了民主就国泰民安了。
也正是在这种“救世”心态的指导下,世界文明史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以推广民主作为“使命”的国际政治著作汗牛充栋。
遗憾的是,殖民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也是沿着“救世”产品而看待民主。
其实,只要回归到民主的基本常识,即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政治、冲突性概念,就能发现,近代历史上的国际国内冲突几乎都与民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
二、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到来
根据我的理解,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一对密切关联而又有很大不同的概念。
自由主义是一套政治哲学,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学说,而民主则是一种政体,是关于大多数权利的主张。
把个人权利和整体权利的两种具有本体论性质不同的学说糅和在一起而成为“自由主义民主”,是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付敌人而建构起来的不伦不类的概念,其核心只不过把中世纪就存在的选举找回来,炮制出“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
如果说有选举就是民主了,中世纪的选举政治为什么被称为贵族制或神权政治?
为了论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人们往往从洛克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从而把洛克式自由主义和选举政治混杂在一起,美其名曰“自由民主”。
如果说“自由民主”源自洛克式自由主义,那么就得重新认识民主的性质、民主的历史甚至整个世界近代史了。
过去我们习惯上把殖民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产物,这并不错,但是帝国主义的根源又在哪里?
在于洛克式自由主义,这大概是西方人万万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国内思想界不愿意正视的。
但是,殖民主义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产物,是由历史的链条证据构成的。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当洛克主张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因此他所说的财产权决不是普罗大众的权利。
洛克主张财产权的大背景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
我们知道,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查尔斯·梯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一个就是对外贸易。
在英国,当战争最终确定了英国的现代国家形态以后,战争也就伴随着其对外贸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多地因为商业利益而发动战争。
如果中国人还不清楚英国国家成长中商业与战争的关系,应该知道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水岭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为什么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更早?
其实,就中英贸易利益而言,英国早在19世纪初就一直出现贸易逆差,从而向中国走私鸦片,满清政府也早有禁烟行动,但是为什么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
1832年宪政改革是英国历史的分水岭,获得了选举权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后,英国对外政策变得更强硬更具扩张性,从而强势主导了对华政策。
这个故事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在国际关系中的生动写照。
其实,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日不落帝国”殖民体系的形成,就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即财产权扩张而形成的冲突性国际关系。
这样,源自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诞生以后,世界秩序不是更安宁了而是更有冲突性了,欧洲、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从此变得更不平静了。
读书人如果只盲信西方人说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与看上去很美的“自由民主”的密切关系、而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关系,那是知识的悲哀。
作为扩张性和冲突性的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不但导致新型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冲突,也造成了国内关系的空前紧张,从而出现与之对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内秩序在不断冲突中得以重组。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和其以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犹如英国经济的发动机,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工业革命离不开这些思想观念。
第一次工业革命培养出了新兴资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是工人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的标志。
英国宪章运动、欧陆1848年二月革命,推动了为无产者利益说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用约翰·密尔的话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没有财产的阶级而主张利益的现象。
晚年具有社会主义关怀的密尔这样说,事情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财产阶级思想主张的正当性。
在国内秩序层面,按照费纳在《统治史》中的说法,整个18-19世纪就是欧洲国家危机四伏的200年,一轮危机接着一轮危机,一场危机的解决是诱发新危机的肇因。
200年的危机意味着什么?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实在难以想象。
200年间,是一个降解特权、平等权扩大的国内秩序重组的长周期,其中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之激烈不难想象。
即使是一直被视为和平渐进变革典范的英国,当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谈到英国19世纪中叶的冲突时,他说必须改变“和平渐进”的看法,因为这一时期的流血冲突、社会犯罪空前激烈。
英国尚且如此,诳论其他国家政治冲突的激烈程度了,法国政治动荡和流血斗争是周期性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即自由民主政治的失败导致更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
就是在这样一个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中,工人阶级的基本主张之一普选权逐渐实现了,但最终并没有因此而实现社会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带头学者日瓦斯基(AdamPrzeworski)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原来指望通过普选而占居议会,通过阶级立法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因为阶级立法必然会有损企业界、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会用脚投票,由此导致的经济下滑会使社会主义者在下一次大选中落败,因此最终也不会实现理想中的阶级立法和社会主义。
这样,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的选举权也不能改变资本主导的元秩序,再加上宪法政治第一位的重要性,西方国内秩序重组中至多是增添点社会主义元素,诸如平等权和社会福利,基本秩序得以维持。
即使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比如社会民主党,其运转方式也没有改变组织铁律即“寡头统治铁律”。
这样,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依然是一种等级制的寡头政治,更不要说改变整个政治结构了。
长达两个世纪政治冲突后所达成的平衡,至多是一种混合制状态,固有的寡头政治结构不变,宪法第一和资本宰制不变,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主张如选举权和社会福利被体制吸纳。
在欧洲的“世界秩序”层面,虽然拿破仑战争以后经历了100年的长和平周期,但是这种和平之下却是暗流涌动。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是在整整一个世纪的长周期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都是全欧洲范围内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
洛克式自由主义带来国内治理危机,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国内危机直接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战争的产物,苏联通过“第三国际”而支持世界革命,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由此而划分为自由主义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
三、民族主义民主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自由主义民主不仅催生了社会主义民主,也直接是民族主义民主的助产士。
但是,民族主义民主有两个有趣的故事:
一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呼应,肢解了洛克式自由主义民主一统天下的西方殖民体系;二是借助于自由主义民主并与之结合,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民族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斗争的延续,并进而成为一种重构世界秩序的民主形式。
民族解放运动源远流长,从德国、意大利到美国独立和南美解放运动,都可以算得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建国运动,而且并不是以民主为建国目标。
所以,本文所说的民族主义民主,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的民族解放运动或民族民主运动,因为无论是二战后的民族民主运动,还是冷战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都与民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往往以民主共和作为建国目标。
这是世界民主政治的转折点,因为过去民主只是一种国内政治概念,而且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理论,现在民主一跃而成为主流思想,转而成为世界上新兴国家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
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应该归功于前述的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在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把世界十亿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这个背景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列宁把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主张民族自决权,在政治上给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给建立分立国家的自由,并把民族自决权提高为“社会主义原则”。
主张民族自决权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不仅主动放弃沙俄的殖民地,还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力挺中国,反对将战胜国中国的胶东半岛由德国分割给日本。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由过去的亲美开始亲俄,知识界的左翼思潮开始兴起。
著名的“威尔逊十四条”也同样主张民族自决权。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纲领性文件即《十四点计划》中,承认了奥匈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有自决权,宣布“我提出的所有方案贯穿着一条明确的原则,它是对所有人民和民族的公正原则,每个民族无论强弱,都享有自由和安全的平等生活权利”。
比较而言,同样主张国家关系平等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美国,在实际行动上并不如苏俄那么彻底,在一战后依然和西方列强一道重新安排世界。
但行动上大相径庭,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由于苏联的言行一致,冷战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往往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
结果,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民族解放运动,又称为“民族民主运动”或“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民主性质被写进新兴民族国家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和革命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中。
例如,1978年热带和南非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其《争取热带和南非国家的自由、独立、国家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总结文件中曾指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所实施的措施不仅具有反帝的性质,而且具有反资和前社会主义的性质……今天提到非洲大多数国家日程上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民主革命。
”〔8〕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苏联和中国当时如何分裂,事实上它们都在各自致力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最终,新兴民族国家在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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