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录音讲稿-杨立华老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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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讲:
导论………………………………………………1
第二讲:
孔子
(一)………………………………………2
第三讲:
孔子
(二)………………………………………15
第四讲:
孔子(三)及老子………………………………28
第五讲:
老子
(二)及墨子
(一)………………………40
第六讲:
墨子
(二)………………………………………50
第七讲:
《中庸》
(一)……………………………………62
第八讲:
《中庸》
(二)……………………………………73
第九讲:
《庄子》
(一)……………………………………85
第十讲:
《庄子》
(二)……………………………………95
第十一讲:
孟子
(一)……………………………………104
第十二讲:
孟子
(二)……………………………………115
第十三讲:
公孙龙子及荀子………………………………127
第十四讲:
魏晋玄学
(一)………………………………139
第十五讲:
魏晋玄学
(二)………………………………151
第十六讲:
魏晋玄学(三)………………………………163
第十七讲:
魏晋玄学(四)………………………………187
第十八讲:
佛教哲学
(一)………………………………200
第十九讲:
佛教哲学
(二)………………………………212
第二十讲:
张载
(一)……………………………………225
第二十一讲:
张载
(二)及程颢
(一)…………………239
第二十二讲:
程颢
(二)…………………………………252
第二十三讲:
程颐…………………………………………265
第二十四讲:
朱熹
(一)…………………………………278
第二十五讲:
朱熹
(二)及陆九渊………………………291
第二十六讲:
王阳明………………………………………305
第二十七讲:
罗钦顺及王艮………………………………320
第二十八讲:
颜元及戴震…………………………………333
第一讲:
导论
第一个问题:
何谓中国?
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尤其是中国人。
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中国。
因此,何谓中国这个问题不再被人关注,中国的自我认同已经瓦解。
中国被简单的代表为一些简单的象征符号:
大红灯笼、旗袍、茉莉花。
这就是中国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民族成为凝聚的符号。
但事实上,民族是一种虚构,一种想像的共同体。
从来没有纯正的华夏族,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是一种历史构建的时间理解。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民族体现为一种进化论,而在中国,民族问题从来不处于核心地位。
用这样的概念做为凝聚的符号,中国的认同感因此更加虚无。
值得讨论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中国是十分独特的。
这应该被视作中国人文化基因里对西方主义为中心的价值殖民或文化殖民的抗拒。
尽管我们的认同感处于虚无,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但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独特的中国。
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自我确信,也是我们找回认同的出发点和可能性。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
价值中国是否可能?
(以中国独有的价值做为根基)
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或价值倾向。
中国文明从气质上讲是一种“知止”的文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不相信一种线性的不断生长的发展模式。
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我们的追求是宁静的生活,绝对的和谐以及有极致的境界。
我们怀着“太平”的理想,对速度和技术心存戒惧乃至有所抗拒。
而当今则是“全球资本化的时代”,资本并非纯粹物质与经济的概念,它的背后是独有的价值和生活理念。
资本所到之处,耗尽了当地的物质资源和对可能性的想象力,用以换取“普遍认同”的发展,那就是压倒一切的现代性价值。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史的简要脉络。
哲学是写作的萌芽应该是中国传统的目录学。
早在《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中就有对此前以及当时各种思想的阐述与评论。
明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为思想史的开端,而近代,胡适建立了在现代意义上的,与传统方法完全不同的体系,可以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
而到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面世,中国哲学史似乎有了“定本”,中国哲学被做为一种历史解说而呈现。
但我们后面会谈到,这样的定本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粗率的基础之上。
而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运用“范畴解说”的路径,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中国思想独有的“范畴”的演进史。
另外还有庸俗马克思主义史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写作,断代史写作晚于通史。
但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之一的胡适却放弃了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他不相信有中国哲学,而宁肯用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究竟是“中国的哲学史”还是“在中国寻找哲学”?
这个直接决定了哲学史的写作视野。
我们目前的两种观点,一是在中国的思想材料中寻找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的部分,另一种则是在中国思想材料中寻找西方哲学的影子。
无论哪一种,都是对中国思想的切割甚至扬弃。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中国哲学?
如果西方哲学具有普适的对应特性,我们大可只学习西方哲学。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在中国寻找哲学,而应在中国发现哲学,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抗拒中国文化的客体化地位。
我们的哲学史不应该是在中国文化的资源中“寻找西方化的系统概念表达”,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丧失。
我们应当谨记,中国文化是原创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自我更新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在反省中成为自我,寻求自我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的哲学史也不能是指向封闭和“定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仅仅是做为对象的中国哲学,我们似乎忘了,我们正生活在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我们不能站在中国之外将其做为对象来阐释,而是站在它之中,对它的可能性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践行。
第三个问题想谈谈什么叫“是”(是的迷思)
“是”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万物皆此时此地的“此在”,它的“所在”即“所是”,它的所有可能性在于其“已是”。
唯人始终处于“是”的潜在状态中,人是种向着可能性的和能够开放可能性的“能在”(人的特点在于没有现成可能性的情形下开创可能性)。
而文化体(客观精神)是一种比个体生命(主观精神)更高的“能在”,它存在的方式就是时时向可能性开放,因此我们不能用“是”来介定中国文化,否则中国文化就在我们的叙述中客体化,成为了对象中的中国文化。
这样的中国文化迟早会终结,因为这种叙述已经是“完成是”,说“中国文化是……”的时候,它成为“已是”,不再具有开放的可能。
所以如果沿着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继续,我们只能“照着讲”“接着讲”,我们的框架是西方的,而中国哲学在我们之外,是一具正待解剖的尸体,而非一个活活的“能在”。
下一个问题则是汉语性思想的问题。
以回应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自我认同的。
事实上,语言的边界是文化的边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母语的身体节奏,正如北岛所说“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而“真正的诗歌是翻译剩下的部分”,是无法跨文化沟通而内涵于文化本身的节奏感。
所以中国哲学更重要的是它将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救赎,如何伟大的人格典范,来凝聚中国文化的秩序?
最后讲讲学这课的态度和方法,这是要求,而不仅仅是观点:
1、现代性宿命。
汉语本身的断裂造成了思想的断裂,我们已经找不到直接激活中国资源的道路,任何的转译都必将失败。
所幸我们还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唯一的方法是“用体温去融化”。
2、仰视。
不需要现代生活的自我复制式的自我理解,最卑微的渺小就是否认伟大,甚至认为伟大跟自己是一样的。
3、我们所有的思想资源都是别人的,在这个阶段,你们还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不可能有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希望你们在保持思考的愿望与激情的同时,学习思想的技术和模式。
4、我们不再有权力和可能发明全新的文明,一切都是再诠释而已。
5、有怀疑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确信的技术。
6、致敬,承认伟大,构想伟大。
第二讲:
孔子
(一)
上一堂课我没有讲完。
其实我是想通过北岛的诗,以及在我看来北岛的诗歌中的终极实体,也就是“乡愁”,来指出汉语性的意义,汉语性对我们每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生存者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实际上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有一位诗歌批评家讲过,诗歌就是诗歌翻译中剩下的那部分,或者说,诗歌的本质就是在翻译中不可传达的那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汉语的实质。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西方人对李白杜甫的翻译的话,那个翻译完全没法读。
正因为汉语中最精髓的东西是无法传达的东西。
那么这些无法传达过去的东西里,汉语性的实质里,第一点我觉得包含了一种特定的伦理态度。
这种伦理态度跟其他的伦理态度之不同在于,它体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那么这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对于今天世界的意义,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始终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无论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走向现代化,走向近代化,都将意味着一条截然不同的文化道路,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这一点从上个世纪初的种种努力中我们就能看到。
哪怕是最为简单的对比中都能看到。
比方说我上堂课谈到过的梁漱溟,他以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对比中国和西方,说中国是主客一体,西方是主客二分的。
以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来把中国和所谓的西方对比起来,其实质在于,在几乎所有的人的心目中,汉语性文化、汉语性思想都是一条独特的道路。
而这一点已经渐渐为许多西方的研究者所看到……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朋友传给我,是现在在清华任教的一个英国人为一个公司写的中国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北京共识》。
这个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同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事情。
《北京共识》为许多后发展国家都提供了一个样板,甚至包括给巴西和印度都供了样板。
那么北京共识的实质……之所以北京共识能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条独特的影响世界的方式,其根源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实质。
而这一文化的实质在我的表达里,就表达为汉语性。
在我的课上我会逐渐地把汉语性这个问题充分地展开。
上一节课里我反复地用一个概念,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我在强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面前,个体的不利,就是无论你如何挣扎,都会陷入绝对精神的狡诈。
所谓绝对精神的狡诈就是说,那些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那些历史上有超强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的人物,他在达到他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的过程中,恰恰使自己成为了绝对精神或者说世界精神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次看到拿破仑骑着马从街头走过,他跟他朋友讲:
“瞧,那个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我这里强调的,同时我在上一堂课讲过,汉语性文化……我们很多人,包括上个世纪初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包括上个世纪初为中国文化寻找主体性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汉语性文明,或者说汉民族的历史精神,它自身的一种欲求,经由一些个体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表达里我们可以看到我把汉民族的精神和汉语性思想、汉语性文化作为比每一个个体更具主体性更具能动性的一种主体的存在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跟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间的关系。
似乎我所强调的汉语性文化也在强势地把个人变成它的工具,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个指明的区别。
当我强调汉语性民族的精神的历史演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汉语性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历非常弱,它既强又弱。
它跟绝对精神不一样。
绝对精神是,你无论怎么样都是它的工具,绝对精神意味着必然,意味着必然的展开。
绝对精神导向的是一个目的论的一个必然的存在。
世界历史之所以可能,世界历史这个名词之所以出现,就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那么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精神如何逐渐从东方的崛起,渐渐成长,经由希腊传到西方,最后成长在德国。
德国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精神目的论的最终实现。
那么我们注意到当我强调汉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历的时候,不是能够通过所谓绝对精神的狡诈就可以了。
它要通过一些自觉的个体,一些以弘道为己任的个体,才能实现。
这个民族的历史演历是可以消亡的。
当我认为中国哲学,或者中国哲学史,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活生生的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有死的。
语言本身就是这样,它是有消亡的。
而绝对精神是没有消亡的。
绝对精神把自己异化为自然世界,然后又在自然世界中逐渐地重新实践和认识自然。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我们与汉语文化的关系是另一种关系。
一方面,我们总在某种程度是汉语文化的回声。
另一方面,汉语文化要想充分的展现自我,完全地更新,完全地复活,需要经由一代又一代的自觉的人。
在这点上汉语文化是很弱的,一个历史性的精神,一个历史性的文化是很弱的。
它不是必然性。
它是一种很弱的召唤。
我在一篇文章里,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
“一个历史性民族的精神演历,它对于我们在这个精神演历之中生活的个体而言是一种召唤。
它召唤我们这些个体成为它的价值的承担者,成为它的声音的传达者,成为它的品味的欣赏者。
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可以背过身去不听这个召唤,从而成为现代的、更现代的,新的、更新的人类。
完全可以,背弃自己的本根是很容易的。
但是背弃自己的本根实际上,之所以不妥,之所以不好,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诚实。
如果我们诚实地正对自己的内心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汉语性文化的精神,是我们对父母,对至亲之人的感情。
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不是世界上具有最高品质的,不是世界上具有最高智慧的,甚至不是具有最高官阶、最多财富的人,但是,他们仍是我们最好的。
我们的父母是最好的。
是这种感情。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回到孔子。
围绕着孔子在上个世纪的命运,让我们想到很多,如果我们有时间去搜集一部这样的文集,就是汉语文化的最丑陋的文字。
所有最丑陋的文字,都可以在上个世纪的文字中找到。
而且这样的丑陋放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耸人听闻的。
我们上个世纪对孔子的诋毁和背叛,其背叛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对基督的背叛。
远远超过。
这个背叛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在这里反省这一背叛,批评这一背叛,又意味着什么?
有的时候当我乐观的时候,我会想,这样的背叛,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文明——注意我说的是具有独创性的文明。
世界上有很多文明是不具有独创性的。
世界上的文明可以导源于几个根源。
中华文明是其中一个独特的根源。
——这一独创性的文明,当它面对着一次它所无法忍受的失败、一次无法忍受的自尊心的打击时,它要更新自我,就必须经由这样一个彻底的否定自我的过程。
因此我把我们在上个世纪对孔子的背叛,视为汉语文明对自身的彻底否定。
经由这一彻底的否定,才能有一次彻底的更新。
那么这一否定和背叛的意义,是仍然在展开的,仍然未结束的。
如果我们这些后人,那些背叛者的后人,我们这些五四精神的后人,我们这些后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努力导向一次成功的文化的更新的话。
那么这次背叛,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更新的环节,从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从而获得了它的价值。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背叛,我认为就会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四这个代名词将被钉在上面。
五四的实质,说穿了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
只要我跟最强者站在一起,我就能够获得一个更新的更强的自我,无非是这样。
我要跟更强者站在一起,这样我就能成为那个最强的。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一个人可能对于你们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人叫王朔,有意义吗?
对你们有意义的可能是王小波吧。
王小波我是很不喜欢。
我之所以不喜欢他,首先是因为李银河。
李银河我实在受不了。
李银河认为世界上一切荒谬的无耻的事情她都有必要站出来支持。
比如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讲交换夫妻,李银河先生站出来说这个在美国不是这么叫的,在美国这很常见。
大概意思就是说没什么关系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最可笑的是其实你们细看啊,——我批评李银河先生的这话我当她的面我也敢说。
——就是说她一方面不断地强调性的开放,同性的异性的,怎么来都可以;但她在讲到王小波跟她的爱情的时候,她会说,王小波既专一又浪漫。
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这个……当然王小波我觉得实在是被李银河耽误了。
唉真是没眼光啊。
还是不错的。
王朔对我们还是有很强的解放意义。
王朔有一本小册子,叫《一点正经没有》其中有一段讲一个人,一个小瘪三,突然发了狂,擂着胸脯,拖光了上衣,冲到街上去,逢到人就喊“谁敢惹我”,对着各种比他弱的人喊“谁敢惹我”。
喊到第三声的时候,有一个黑塔般的人出现了,用炸雷一般的声音说:
“我敢惹你。
”这个人四顾之后说:
“那谁敢惹咱俩?
”
我把五四看成这样一个东西。
五四如果有意义的话在于它陶养了鲁迅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永远持着刀冲向强者的人。
那么这个背叛今天应该结束了。
我们应该认真地去聆听中国古代先哲的东西,让诚实地面对自我,诚实地面对这个文化,充满勇气地让这个文化的精神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
让拉姆斯菲尔德的那种胡言乱语,让小布什的那种虚伪的道德傲慢,让他见鬼去。
我认为布什上次访华在清华的演讲是清华同学的一个耻辱。
因为清华同学在小布什那样傲慢的道德宣扬面前毫无还击之力,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英语的流利,却毫没有展现自己文化的自尊。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甚至用汉语,告诉小布什,在他讲台的背后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厚德载物”,“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前圣人的教诲,应该让他知道。
应该让他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读书,他不读先哲的书,他用鼻子就能闻出先哲的书不好。
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有才气,写小说的。
他写了本小说叫《斯巴达》,这个书你们可以去看。
用38万字写了一个24小时的故事。
还是很有才华。
他说他不读孔子的书,他说中国文化里没有英雄,他说孔子不是英雄,孔子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他说……我当时还比较耐心。
他说尼采很伟大。
尼采我同意他很伟大,但尼采不是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人。
我劝他,那你何不细读一下《论语》呢,读读《易传》,读读《中庸》呢?
他说,我不用读,我用鼻子就闻得出来他的臭味。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生平做出了唯一一次的断交,就是这个事。
没有办法再谈下去。
那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伟大的存在,有无数伟大的人。
我们只要去读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资治通鉴里面所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比我们伟大十倍,甚至百倍,哪怕是那里面最大奸大恶之人。
那是何等坚定何等光明的存在,那是一个何等光明的世界。
我们去看资治通鉴里面讲张辽,那比三国演义里讲得精彩多了。
那么孔子是这群伟大灵魂之中最伟大的灵魂。
有一种研究学问的方式是这样的:
是通过追索各种名人的花边,来否定名人的伟大。
比方说我们都欣赏爱因斯坦的伟大,那么就有人站出来写爱因斯坦怎么吝啬呀,怎么无耻呀……这是一种苍蝇的工作方式,在鲁迅的文章里头是苍蝇和战士的关系。
当战士休息的时候,苍蝇也就嗡嗡叫了。
但苍蝇永远是苍蝇。
学问如果最终指向对一切伟大的破坏,学问如果最终指向把伟大拉回平庸,拉回到跟我们一样的地平线上,这种方向的话,那这样的学问要它干什么?
推荐你们看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可能比较难读。
中文有译本,有个人叫福柯你们知道吗?
他写了一篇《尼采、谱系学与历史学》。
在这篇文章里他讲出了一种所谓的打引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这个“历史学家”工作方式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
他通过他巨细弥遗的博学来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的时代比你的历史时代更伟大,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伟大。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苍蝇的工作方式。
通过我们自己这些空洞的、影子般的存在的卑琐,以及对这种卑琐的自我认知,我们就能确知,有一种更光明更伟大的生存样式的存在。
否则我们就将不知卑琐这个观念是从何而来的。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我的学术生活的,我认为我个人的学术生活是这样的:
它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衡量自己跟伟大的距离。
好,在铺垫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接着推荐书:
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推荐学生入门的不二法门。
要一口气读完上下册,比金庸小说精彩得多。
〈国史大纲〉。
钱穆知道吗?
钱穆不会不知道吧?
钱穆这两年最火了。
这两年最火的是钱穆和钱穆的学生。
大家都去买书了。
还有一部是钱穆先生的〈孔子传〉。
还有一部钱穆先生的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师友杂忆〉。
这个很好看。
和〈八十忆双亲〉放在一块。
〈国史大纲〉是商务印书馆的,〈孔子传〉和〈师友杂忆〉是三联书店的。
大家可以去买来看。
那书推荐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
以孔子开篇的理由。
我的课历来以孔子开篇。
一般认为老子是早于孔子的。
这样一个观念在上个世纪经古史辨的努力已经基本否认,但是近年来这个观念又有所反弹。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地下挖出了新的东西。
古史辨最后定下来〈老子〉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基本是在〈庄子〉之后,战国末期。
但现在挖出了一个老子的本子,那个墓是战国初期的。
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个书是后来的盗墓者带进去的。
我们一般思考问题不是这样思考的。
一般认为战国中前期的时候老子这本书就存在了。
这本书跟今天的本子距离很大,只有一些片段,并不是全本。
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带到地下的是一个老子的全本呢,还是老子的笔记呢,还是老子的诸传本之一。
但无论如何,老子中的有些句子在战国中前期已经进入书写,进入流传。
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此推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地下都挖一遍之后才得出结论。
——大概我们可以推知,老子的年代一定是早于庄子的,也早于孟子,至少跟〈中庸〉的年代差不多。
甚至我个人以为,就是早于孔子也并不希奇。
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老子这本书里有极高的哲学品质。
这么高的哲学品质怎么会那么早就出现呢?
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论语里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中庸里头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
那么因此我们在辨别孔老先后的问题上,我不认为孔子早先于老子。
在史记里记载,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现在大家的疑问是老聃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个人,以及老聃和老子是什么关系。
这个都确实是不清楚。
我们即使相信史记里的说法,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我们仍然以孔子开篇,其理由在于孔子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是以重要性衡量的。
我以前讲孔子要讲三堂课,给你们讲两堂课,当然不是我偷工减料,我压缩了一下。
因为还要跟你们讲其他的东西。
我讲老子就一定只讲一堂课,以此来区别重要性。
孔子生于西周创辟以来的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
在这个时候他想要有所拯救。
孔子所面对的情况叫“礼坏乐崩”。
其实礼坏乐崩几乎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处境。
几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都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文化处境,就是礼坏乐崩。
记住我今天反复说了“礼坏乐崩”,因为很多人都说是“礼崩乐坏”。
上完我的课以后大家一定要坚持说礼坏乐崩哦。
有一次我一篇文章,我明明写的礼坏乐崩,结果编辑就给我改成礼崩乐坏,他以为我错了还不好意思提醒我,直接就给我改了。
结果我一个学生读了就质问我,老师你上课讲礼坏乐崩,你写文章怎么是礼崩乐坏?
搞得我很狼狈。
现在编辑一般都比较大胆,改的时候很自信。
我有一次一篇文章里引用陆象山的一句诗:
“墟墓兴哀宗庙钦。
”人家看这话不通,给我加了一横,叫“墟墓兴衰宗庙钦。
”当时我就……这么好的朋友又不好意思提醒人家,不想显得有学问。
没办法。
以后告诉他改动之前要跟我商量一下,否则人家以为是我的错,搞的我多么没有面子。
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叫礼坏乐崩呢。
崩这个词在我们今天还常常用,说一个皮筋崩断了。
其实这是古代的语义传到今天的结果。
乐崩的意思是什么呢?
乐是干嘛的?
乐是感染我们的。
乐是打动你感染你的东西。
乐崩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具有感染力。
而那个感染力实际上你要细想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东西。
比方说我就听不得当今的一些庙堂音乐,尤其听不得什么阎维文啊,什么……什么小宋啊……宋祖英同志啊,确实有点听不得,觉得她不打动我。
这是乐崩,不再具有那个弹性。
崩的实质就是好象影响你的那根线断了。
用得非常准确的。
而且它的典故很清楚。
出典出在哪?
出在〈论语〉,〈论语〉里头。
那么在这样一个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孔子想要拯救。
孔子的拯救,他的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是复古,第二是开新。
而孔子的复古和开新,其实恰恰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在当时礼坏乐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礼乐文化已经流于形式。
周礼,曾经被伟大的精神,曾经被伟大的真实性所充实和照亮的周礼,曾经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有着那么鲜活显现的周礼,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突然,或者说逐渐地变得不再鲜活,不再真实,不再真诚。
有两种人,一种人人欲横流,活得很真实,但很没有道德;另一种人活得很道德,但活得很不真实。
这样的结果恰恰在于,礼乐文化的形式化,渐渐地流于形式。
在这样一种时候,孔子的复古,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和原原本本地复原周礼的每一个细节。
孔子的精神恰恰是要回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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