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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邓野
2013-03-2114:
58:
44 来源: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摘要: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
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
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
结果,双方互有胜负。
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
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关键词:
重庆谈判国共关系联合政府参加政府
作者简介: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从现象上看,是一起相当显赫的历史事件。
(注:
有关重庆谈判的著述早已具有相当规模。
本文关于该项谈判的背景、范畴、基础、主题与结论等方面的研究,与以往的论述均不相同。
)首先,它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举行的仅有的会晤;其次,它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交替之际。
这种人物与时间的组合,构成其所以显赫一时的足够的根据。
那些在历史的某个非常时刻,发生在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双雄会”,从来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着力渲染的话题。
毛、蒋二人的重庆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文化趣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们对重庆谈判的观察。
胡乔木说: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
”(注: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
)这个关于重庆谈判历史地位的高度定位,与它的高知名度是对称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论点没有疑义。
问题的视角与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1944—1946),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是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这个口号的对立面,则是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制。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构成此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
也就是说,重庆谈判首先是这一政治对立在其运动过程期间,发生的若干次对抗之中的一个回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谈判并不是国共在一个全新的政治范畴之内,举行的一次全新意义的谈判。
本文所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首先为观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确立一个基本视角。
重庆谈判又是在对日战争结束这一全新背景之下,国共根据若干全新条件,举行的一次带有若干全新成分的谈判。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随着日方退出,原有的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的战后地位。
从日本传出投降消息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大约是两周的时间,其间,国共为进占更多的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个层面展开了空前的较量。
其结果,决定了两党的力量对比,从而也决定了重庆谈判双方的基本条件。
这是观察重庆谈判政治性质的第二个视角。
本文将通过以上两个视角,对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做一次较为具体的观察。
本文将提出的问题是:
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国共关系的调整与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关系。
所以采用此一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在政治上的反映。
这就是说,国共政治关系能否调整以及调整的程度,取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消长的程度。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事力量在豫湘桂战场遭受重创。
一号作战对于国共关系的影响在于,由于它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从而引起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
为此,1944年9、10月间,中共先后提出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要求。
中共所以敢于提出此一口号,主要是基于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判断。
周恩来这样表述:
中共正规军57万,民兵220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中共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
(注:
周恩来:
《如何解决》,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第1版。
)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关系的平衡要求,而联合政府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反映。
联合政府口号的对立面就是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一党训政制,联合政府口号将国共关系的调整提了出来,同时也将废除训政制国家政体提了出来。
作为对中共此项要求的回应,国民党的对案是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
那么,“联合”与“参加”的区别何在?
毛泽东当即识破其实质。
他说:
“党治不动,请几个客。
”(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两者甚为相近,而实质上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党治,即党高于政府。
党与政的这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构成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
“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其他党派获得了几个政府席位,似乎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然其核心在于保留了党治,党治不动而参加政府,他党在政府中便只能居于客人的地位,而主人仍是国民党。
因此,参加政府就是“请客式政府”(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
)。
相反,联合政府的核心是废除党治,只有废除党治才能废除训政制,各党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
总括而论,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的区别在于:
党治废除与否。
这样,围绕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国共形成长时间政治对峙。
国共关系的调整与反调整,最终结果并不取决于谈判,而是取决于实力。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溃败,中共对目标和任务提出全新安排。
1944年6月,延安召开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在对日反攻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任务。
当年11月起中共开始实施南下战略,目标直指宁沪杭。
12月刘少奇指示:
“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
”(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四军为新四军简称。
)宁沪杭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国共旧有的政治关系能否颠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据有这一地区。
如果说一号作战构成了调整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条件,与此同时,第二个条件也在悄然显现。
此项条件在形式上与一号作战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公开地、直接地表现出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仅仅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此即苏军入华参战问题。
二战期间,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
随着战争的进程,盟国均意识到击败德军之后,苏军必将转入东方战场对日宣战。
根据地理条件,苏军参战的区域被锁定为中国东北地区。
苏军入华之微妙在于,苏共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讲,苏军到来完全可能与中共联合。
正因为考虑到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麻烦,因此如何制止苏军与中共发生联系,一直是重庆高层人士考虑的问题。
王世杰曾向蒋进言:
在苏军参战之前,“我应预采一种办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注: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
)。
1944年10月起,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谈判,关于此举的目的之一,他说:
“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
”(注: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
)也就是说,国、美两方均意识到,苏军的到来将对现行的政治秩序产生破坏作用。
差不多同一时间,同样的话题也在中共党内出现。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部署南下的同时,其着眼点并不仅限于南下一个方向,毛在一次会议上说: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
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
”(注:
《彭真传》编写组编: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抗战以来,由于力量与地域所限,中共从未提出注意东北,所以此时提出,其着眼点也是“苏联打日本”,即判断苏军的出兵区域是东北。
注意东北就是注意苏军。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1945年1月下旬国共重开谈判。
1月30日,王世杰、张治中向周恩来表示:
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
(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
)2月2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商谈,王记载:
“对于召集若干国民党以外人员及无党无派人员,开会协商一事,彼此已大体同意。
”(注: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日。
)当晚周报告延安:
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
(注:
《周恩来年谱》,第600页。
)而这个会议的议题包括商议结束训政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方式,对此,“蒋先生以为可行”(注: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
既然国民党同意召开这个会议,并且同意商讨结束训政,因此,国共立场较之先前已有很大的接近。
那么,国民党的立场为何突然间松动?
此刻,决定世界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即将于2月4日召开,2月3日毛致电周,判断:
“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妥协。
”(注: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正是决定苏军入华参战,美蒋所以急于妥协,正是力图在苏军到来之前解决中共问题,以防中共与苏军联合。
在此背景下,毛决定静观势态,指示周中断谈判返回延安。
那么,蒋对中共此一表现如何判断呢?
雅尔塔会议闭幕当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
”(注: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编印,第302页。
)这就是说,蒋当即明白过来,中共态度与苏联出兵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继一号作战之后,苏军问题成为调整国共关系的第二个主要条件。
由于苏军参战尚须时日,为此,国共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应对这个时刻的到来。
1945年2月25日,延安致电留渝的王若飞,判断:
“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
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
”(注: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不难看出,中共将逼蒋让步的主要条件锁定为两点:
苏军参战被列为外部条件的首位,而内部条件则主要是组建解放区统一机构,此即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简称解联。
解联是作为对联合政府的一种政治配合,在中共内部差不多同时提出。
关于解联的性质,中共中央曾有这样一个说明:
“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
”(注: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既然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其发展方向必然是第二政府,胡乔木有一个更为明白的解释:
解联就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9页。
)。
作为对联合政府的配合,解联的主要作用还在于,如果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中共便单独成立解联。
1944年12月,当联合政府的谈判受阻之际,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曾通过筹建解联的动议。
基于多种考虑随即又放下。
1945年2月,当国共谈判再度中断之后,中共再次将成立解联一事提上议程。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打出的是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蒋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决定打出另一面民主旗帜与之抗衡,此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将训政变为宪政,从而以宪政的名义抵制联合政府。
3月,蒋宣布当年11月召开国大。
随后,中共亦宣布11月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
毛说:
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注: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8页。
)这就是说,解联实际上具有相当成分的“政府”的性质。
这样,继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之后,国共对立再度升级,围绕国民大会与解放区大会形成新的对峙。
而两个大会的潜在意义,实际上就是两党将同时推出两个政府。
与中共不同,蒋并不把与中共抗衡的重点放在国大的筹备上。
1945年4月底,赫尔利向蒋进言:
“使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免苏联于某一事件发生后,借口承认中共”,并要求此事“须于九十日内办好”。
(注:
《王世杰日记》,1945年4月30日。
)某一事件指苏军参战,90天即3个月,也就是要求在7月底或8月初苏军参战之前解决问题。
事后看,赫尔利对于苏军出兵时间的估计相当准确。
然而,与通常的看法相同,赫尔利也是将苏军与中共当然地联系起来,因此他的着眼点只能局限于中共一方,主张将中共拉入政府,从而使苏联难以承认中共。
相反,蒋既然已经明白中共“转劣”与苏军有关,只要这个条件存在,中共便不会妥协,因此蒋把重点转入对苏谈判。
蒋并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苏联,而是认为可以在满足苏联若干利益的前提下与之签订条约,从而将苏联这个原本被视为中共的条件,反过来,变为国民党的条件。
有关中苏谈判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
(注:
详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总之,通过此次在莫斯科的谈判和缔约,苏方确认了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并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
这样,苏军参战,这个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重要条件,被蒋介石在莫斯科收入囊中。
以上是抗战结束之前国共关系的基本状况,亦即重庆谈判基本的政治背景之一。
本文所以将重庆谈判的背景如此前移,是因为只有前移才能弄清国共对立的基本内容,才能弄清两党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基本条件,从而为观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确立一个联系与比较的基本依据。
两周较量与两党重庆谈判的态势
由于原子弹这一非常规性武器尚无使用先例,因此国共均按常规战争的规律预测抗战进程,当日本在原子弹的攻击下突然投降时,国共都是缺乏足够的准备的。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日本退出,中国的政治格局骤然变为一国两方。
问题是:
在两方格局之下,原有的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力量对比。
从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大约是两周时间,两周期间,国共为进占更多的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个层面展开了空前较量。
此一较量的过程,同时也是重庆谈判邀请与应邀的过程,两个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
以往的研究基本限于后一过程,而不及前一过程,尤其没有将两个过程交叉起来综合比较。
其实,两个过程的交叉之间,恰恰体现了两党条件的演变。
如前所述,中共早已部署对日反攻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任务,现在,这一行动猛然提速。
抢占中心城市主要在华东沪宁杭和华北平津两个区域展开。
8月10日,延安指示新四军:
“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
”同时指示:
“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
”(注: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8月12日,新四军命令:
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注: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赖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同时任命粟裕为南京市长(注: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
担任进占平津地区的是聂荣臻部。
聂于8月10日命令:
“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
”(注:
聂荣臻关于全军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大城市前进致分局电,1945年8月10日。
)
中共所以敢于放手争夺日占区中心城市,主要基于两个判断。
第一,能够以直接受命于盟军的名义进兵。
8月10日,朱德命令:
“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
”(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注②。
)这道命令的要点在于,将中共的行动依据直接与波茨坦宣言挂钩,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过蒋,并以盟军的名义迫使日军向中共交防。
中共的第二个判断是能够与苏军取得配合。
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毛说:
“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
”当日毛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共“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注: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7、618页。
)为此,毛于8月12日命令:
“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
”(注: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
)不难看出,毛的着眼点在“配合”。
一旦与苏军配合,事实上将造成苏联承认中共的局面,“痛快”一词表明,毛对取得配合是乐观的。
在军事行动上撇开蒋,必然涉及政治上撇开蒋。
作为这种政治反映,中共一度考虑将八路军、新四军公开改称解放军。
8月14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号召:
“解放军的指战员们!
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进攻。
”社论没有明确宣布改称,但中共内部正在酝酿。
八路军、新四军本为中共独立掌握,但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
改称解放军的酝酿,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姿态,借以表明中共的武装与国民党将不存在隶属关系。
筹建具有独立性质的解放军,与此刻正在筹建的具有独立政府性质的“解联”是统一的。
集中代表中共政治姿态的文件,是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的一份说帖。
朱德以“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以及该两区2.6亿人民的身份,向三国申明:
“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
”中共有权参加处理日本问题的联合国会议等等。
(注: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1945年8月16日《解放日报》,第1版。
)
还在1945年4月,毛对谢伟思说:
“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
”(注: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8页。
)这是一个三分天下的格局。
而朱德说帖则是对中国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其核心是在日本退出的情况下,抢先将日占区及其1.6亿人口整体划入中共名下,从而构成解放区与沦陷区2.6亿人口,对国统区1.9亿人口,这样一个二分天下的格局。
朱德说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参加联合国会议,而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共全新的政治姿态。
朱德采用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称,这是个隶属关系含糊不清的武装力量的称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朱德明确地没有采用八路军总司令的名称。
这种几分模糊几分明确的表述,是为成立解放军做舆论准备。
朱德说帖以解放区和沦陷区2.6亿人口的政治代表的身份提出要求,这是在向国际社会声明,中国的大半国土和大半人口已经隶属于另一个政治实体。
这个政治实体的名称不见公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
这种同样是几分模糊几分明确的表述,是为成立解联做舆论准备。
朱德说帖就是一份外交说帖。
通过对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展示中共的实力,从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地位的承认。
被中共在一纸说帖上整体划入名下的日占区及其1.6亿人口,有相当部分事实上并不存在。
中共所以敢于如此划分,主要是基于前述两个判断。
如果能够取得苏军的配合并能够以盟军的名义迫使日军交防,那么中共划分的此一格局即使不能完全成立,大体上也可与国民党形成平局。
问题在于:
这两个条件到底属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后,国民党的行动同样猛然提速。
8月13日,重庆政府任命熊斌为北平市长,张廷谔为天津市长,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南京仍为原市长马超俊。
这样,国共均抢在第一时间,任命了各自的平津沪宁市长。
在与中共争夺日占区的行动中,蒋充分利用了手中的两张牌。
一张牌来自美国,8月13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同日杜鲁门指示,在华日军(除东北以外)向蒋投降。
而蒋的另一张牌便是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
两张牌成为蒋介石改变国共力量对比的两个条件。
从政治上讲,重庆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得到美苏的再确认。
这一点意味着,中共力争国际社会承认其政治地位的意图实际上被否定。
这样,成立联合政府或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政治条件已不复存在。
从军事上讲,由于盟军规定日军向蒋交防,因此,中共此前拟定的与盟军直接挂钩从而绕过蒋,力争日军直接向中共交防的方案已失去合法依据。
而中苏条约的签署,至少在形式上切断了中共与苏军的配合。
两张牌的实际意义在于:
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及其中心城市,在理论上将整体地由日占区变为国统区。
这样,中共所划分的解放区、日占区对国统区这个格局将不可能产生,而是将产生一个相反的格局。
行将构成的政治格局取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换句话说,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将决定国共关系的走向。
蒋当然懂得个中含义,遂迅即展开对中共的政治攻势,以期将国家秩序重新纳入掌控之中。
8月14日,蒋向毛发出第一份邀请电。
电称: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
”(注:
《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1945年8月16日《中央日报》,第2版。
)从字里行间看,蒋电基本上是些世俗套话,似乎只是个噱头,其实,蒋之文章全部做在电文之外。
国共谈判是在若干问题的对立下中断的,一般说,恢复谈判必须涉及基础与条件。
而蒋电在形式上表现为:
将一个内容空泛,既未说谈什么,也不涉及任何基础与条件的邀请,突然的、公开的、直接摆在从不外出的毛面前。
蒋之文章就在这里。
蒋十分清楚,由于盟军受降规定和中苏条约均未公布,中共此刻对于行将变动的政局尚不能准确判断,因此中共不可能接受邀请。
蒋所以公开邀请,就是要引出中共公开拒绝,从而将中共公开地置于盟军的对立面。
8月16日,毛以朱德名义复电蒋。
朱电首先采取这样一种姿态表示:
“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
”这就是说,中共是以大半国土和大半人口的政治代表的身份与蒋对话,中共至少把自己摆在了与蒋平行的地位。
接下来朱电要求:
“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约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
”(注:
中央统战部编: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这等于是在蒋的面前,公开将中国的政治实体分为你我两个部分,这一点至少否定了重庆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
朱电要求共6项,包括重申中共有权依据波茨坦公告参加受降,重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等。
同日,毛以本人名义复电蒋:
“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也就是以答复并接受朱德要求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由于朱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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