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历史教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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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历史教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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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历史教训
试析商鞅变法的历史教训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西处边陲,中原各国压根看不起它。
“(中原各国)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资治通鉴·卷二》)在中原各国的眼里,秦国就是野蛮的部落,中原各国的政治活动它没资格参与。
流亡魏国回来的秦献公,在秦国国内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
秦献公的改革为秦孝公时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秦献公薨(公元前362年),年仅21岁的秦孝公即位,青年政治家秦孝公面对仍然弱小的秦国,决心有一番作为,恢复秦穆公时的霸主荣光,于是,他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资治通鉴·卷二》)在魏国颇不受赏识的商鞅闻令入秦。
商鞅入秦后说服了秦孝公,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准备变法。
听说要变法,“秦人不悦”。
甘龙等秦国老臣与商鞅展开了辩论。
商鞅提出: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资治通鉴·卷二》)商鞅认为变法要突破三道关口,第一道——不和于俗,即破除陋习;第二道——不谋于众,即不能与“普通的大多数人”一样;第三道——不法其故,不能再沿袭的原有制度。
甘龙立刻反对道:
“不然。
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甘龙所讲的也不无道理,但过于保守,畏惧改革。
对此,商鞅回答道: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认为智者和贤者的做法就应该是乐观的改革,而畏惧变法是愚蠢和不明智的。
综合两人的对话,我们可以整理出商鞅变法指导思想,第一,移风易俗而“不和于俗”;第二,为国效力而“不谋于众”;第三,改弦更张而“不法其故”。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变法,其先后变法的内容包括: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什伍”即“五家为保,十保相连”。
把五十家人划分为是个单位,每个单位为一保。
这五十户人家“同呼吸,共命运”,不举报犯罪分子的,腰斩,举报犯罪分子的“得爵一级”,赏罚分明。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史记·商君列传》)这条措施破除了秦人“蜗居”状态,让青年劳动力从家庭的保护中走出来,为秦国的生产奋斗终生。
这条措施既能破陋习,又能促生产,还能增赋税。
3、“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史记·商君列传》)士兵前线勇猛杀敌,可以获得爵位,进行“窝里斗”,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有军功,贫民可以晋级为贵族,没有军功,贵族也要降级为贫民。
这条措施最能强化秦军团结战斗,但也最受既得利益者的抵触。
4、“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史记·商君列传》)这一条即“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5、“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史记·商君列传》)行县制,设置县令,县丞。
6、“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这打破了原有的土地所有制,打破了原有的土地疆界,百姓有地种,官府有税收。
7、“平斗桶,权衡丈尺”。
(《史记·商君列传》)统一体积、重量和长度单位,实现秦国单位标准化普及,给商品交换带来方便。
综上可以看出,商鞅的变法措施针对秦国的症状开出了药方,这些措施都能促进秦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秦国先进战斗力的发展,促进秦国先进文化的发展。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
其後民莫敢议令。
”(《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还试图将秦国纳入法治的轨道,让秦国的每一个人都知法、守法、畏惧法律。
商鞅的变法措施很给力,那么效果怎么样?
《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从当初的“秦人不悦”到现在的“秦民大说”,商鞅用了十年,秦国用了十年,这十年使秦国社会很稳定,内部很团结,法治很健全,军队战斗力很强,实现了富国强兵。
商鞅的变法取得巨大成功,他也被分封到商於(今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一带),人们这才习惯地称之为商鞅。
商鞅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意义重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商鞅变法也有诸多不足和局限,我们要吸取教训。
某种时候,教训比经验更有用。
先来看看商鞅个人的结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商鞅在秦国失去了政治保护,公子虔等人向秦惠文王告发商鞅谋反,商鞅在秦国被通缉,于是流亡到故地——魏国,但魏人对商鞅恨之入骨,将商鞅驱逐出魏国,原因是不久之前,商鞅曾使用卑劣的手段诱杀魏国大将公子卬,使得魏国大败,商鞅乘机侵占魏国土地。
被魏国驱逐出境的商鞅只好回到秦国,带领他的封地商於的朋友、亲戚、下属、学生等组成的小股部队北击郑国(实为曲线逃跑),秦国发兵进攻商鞅,将之逮捕,车裂。
所谓车裂也叫作五马分尸,这种刑罚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能将人体分为六部分,并且大小不一致。
用如此残酷的刑罚处死商鞅,可见秦人恨之入骨。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商鞅如此下场呢?
这要从商鞅变法过程的一些历史事件中去分析。
一、徙木立信。
为了让老百姓相信商鞅,相信政府,商鞅“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史记·商君列传》)五十金并非小数,这一事件也起到了轰动效应,但它却反映出商鞅急于求成,不计成本的特点。
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商鞅的法令颁布不久,秦太子赢驷因迁都问题违反了法令,于是商鞅就要惩罚赢驷。
商鞅新法颁布首先违法的就是太子,这表明了以太子为首的政治势力对商鞅变法的抵触情绪,故意制造难题为难商鞅。
从商鞅的处理情况来看,他做了一些让步,但仍然不是很明智。
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他并未处罚太子,而是“刑其傅公子虔(劓鼻),黥其师公孙贾”。
(《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劓鼻就是割掉鼻子;所谓黥刑,大致做法就是在脸上雕刻出犯罪标签,这两种刑罚比较残忍,商鞅想借助这种残酷的方法扬刀立威。
但是商鞅犯了一个错,那就是这两位老师的背后有一个不一样的人,那就是秦国的储君赢驷。
三,一场深刻的批评。
商鞅被捕之前,赵良会见商鞅,他将商鞅与秦国贤相五羖大夫(百里奚)进行对比,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商鞅变法的诸多弊端:
第一,比出名的方法,商鞅通过“旁门左道”得到重用。
百里奚想要获得秦穆公的赏识,但连连觐见秦穆公的盘缠都没有,于是靠卖粥、喂牛挣钱,实现草根逆袭,比较励志;而商鞅则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找到宠臣景监才得以见到秦孝公的,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
第二,比功劳与德行,商鞅刻薄寡恩。
百里奚相秦六七年,讨伐伐郑国,三次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荆国。
巴人也心甘情愿来上贡,少数民族都臣服于秦;而商鞅相秦,大筑宫殿城墙,严刑处罚太子师傅,用酷刑处罚百姓,用狡诈的方式侵占魏国,积怨很深。
第三,比作风,商鞅得意忘形。
百里奚相秦,出门不坐豪车(马车),炎热不打华盖,在都成行走,不带随从,不带侍卫,为人很低调,心里却总是想着老百姓;而商鞅出行“很讲究”:
首先,跟随在后面的车得有十几辆;其次,随从的车还得有穿戴盔甲的武士;再次,随从商鞅坐在一辆车上的“骖乘”必须分左中右保护他,为他平衡车的颠簸;车旁得有持矛持戟的侍卫随车而行。
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商君坚决不出行。
通过对比,赵良总结出了商鞅的一大缺点,叫做“左建外易”。
所谓的“左建”就是用“左道”建立威权。
所谓“外易”即在外革易君命。
综合起来讲就是用邪门方法来建立权威并且改变了秦国国君的意志。
此外,赵良还指出商鞅德行差,作风奢靡,为人刻薄,崇尚武力。
赵良引用《尚书》的话说: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从而预测出商鞅的处境是“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
对于赵良提出的批评意见,“商君弗从”。
过了五个月,秦孝公薨,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想要谋反,四处追捕。
商鞅逃到函关下,投旅店住宿,店主告诉他“咱们秦国行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没有照身帖(身份证)的人,如留宿的话,要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再投其他旅店,情况依然如此。
走投无路的商鞅才真正感受到“作法自毙”这个成语的内涵。
综合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总结出商鞅变法的诸多历史教训:
一、改革不是一个人的突击队,要形成合力。
商鞅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一大原因是秦孝公的支持,秦孝公薨后,商鞅便失去政治支柱,很快让“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占据上峰。
商鞅正是因为他的变法“不谋于众”而失去群众基础。
实行严刑酷法,刻薄寡德。
“卫鞅常亲至渭水阅囚,一日诛杀七百余人,渭水为之尽赤,哭声遍野,百姓夜卧,梦中皆战。
”(《春秋列国志传》)严刑酷法,视百姓为草芥,如此变法,必然丧失人心,失去群众的支持。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
徙木立信的典故就反映出商鞅急于树立权威,急于求成的性格缺陷。
在迁都的过程中,商鞅黥劓太子师傅,认为扬刀立威就可以破解阻力。
殊不知,这条措施让秦国的保守势力口服而心不服,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推行法令的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变法者要理顺关系,巧妙的破解阻力。
而商鞅所采用的方法非常单一,那就是奖和惩。
生产搞得好,奖;前线杀敌有功,奖;容留罪犯的,连坐;不分居的,倍其赋;私斗的,处以刑罚;经商不务“正业”的,收为奴隶。
从这一系列措施中看得出来,商鞅意图通过奖与惩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完全达到变法的目的,轻视了变法的复杂性,力图一蹴而就,而非统筹兼顾,缺乏战略。
三、法治应与德治兼顾。
商鞅可谓是法家的典型代表。
在战乱纷争和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法家思想和治国措施客观上能帮助诸侯迅速实现平乱理治,因此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更受统治者欢迎。
商鞅在秦国推行法治本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刑罚过于严苛,牺牲德治来达到目的,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失去群众基础。
客观上,商鞅的变法措施确实能促进老百姓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移风易俗,但是落实到具体措施上确实通过严刑酷法来实施,变法“刻深寡恩,以强服之”,不仅导致保守势力占据优势,而且失去百姓的支持。
商鞅被抓之时,百姓恨不得“生啖其肉”、“乞与小民亲斩,以消此恨”。
可见,商鞅的法治虽然使得秦国走向强大,但是没有兼顾德治,在执行变法的过程中失去民心,失去群众基础。
最后导致商鞅被车裂,下场惨淡。
四、改革者应该具备崇高的情怀。
改革者的素质是改革推行顺利与否的重要因素,改革是通过新的发展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历史的进步,而改革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使老百姓有更多好发展、更多的获得感和辛福感。
商鞅变法客观上做到了这些,但主观上却失败了。
商鞅在与甘龙的辩论中提出“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把变法的人定位为“智者”、“贤者”,而百姓就是“愚者”、“不肖者”,这本身就是指导思想有问题,其实变法者都是为了百姓、服务百姓,没有智愚之分。
此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这本能更好的预防和处置犯罪分子,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却出现了问题。
商鞅被追捕的过程中,投住“客舍”,但其变法措施中却规定“客舍”不能收住无照身帖的人,否则店主与无帖之人同斩。
这样的规定过于一刀切,必然遭受百姓的非难。
在变法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商鞅开始得意忘形,生活作风出现了问题。
商鞅出行,招摇过市,必须要有豪车、武士、随从,否则不出行。
此外赵良提到,商鞅曾“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史记·商君列传》)这就是大问题了,商鞅把矛头指向秦国的贵族,激化矛盾,言行失当,这给公子虔等反对势力提供了反击的借口,于是商鞅事发,在秦国被通缉,最后被五马分尸,不得善终。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商鞅死后,他的变法措施却保留了下来,秦国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措施,使秦国走向强大,称雄诸侯,最终统一六国。
合而观之,商鞅变法客观上促进了秦国的崛起,使得秦国富兵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但在主观上,商鞅变法在推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谋于众”、“不和于俗”、“不法其故”、“刻深寡恩”等等,这都是商鞅变法在主观上失败的深刻教训,对后世的变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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