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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类对土地的利用问题
8.人类对土地的利用问题
废弃物问题
当我们讨论到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时,在环境和舒适生活方面我们遇到了用传统经济计算方法难以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目前熟悉的所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共同问题。
人们在生产成本中不考虑固体废物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以致垃圾在土地上堆积如山,给社会带来尚未认识和难以估计的大量经济损失。
这个问题跟空气和水的污染物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首先讨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在逻辑上,这样讨论问题的先后次序似乎不大合理。
废弃物是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副产品。
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似乎应当首先了解人们在城市里从事工业生产和在农业上越来越多地引用工业技术所引起的问题。
诚然,人们在土地上的生活方式,以及把有限的空间做多种利用时所引起的问题,远较废物处理问题重要得多,可是这个比较微小的问题最好先讨论清楚。
“微小”可能是一个令人误解的形容词。
事实上,现代人类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正在土地上不断增加。
在城市里,在工业区,甚至在度假的休憩地区,急待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堆积如山。
在农业方面,污染问题也包括废弃物,特别是可用作肥料的数量达50%的农业废弃物。
各种类型的现代人们,加工人、城市居民、旅游者和农民等,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粘液一样,他们的活动也留下固体废弃物的大量遗迹。
废弃物的数量已经大到难以估量的程度。
据已有的最详尽的统计数字,美国1920年每户每天平均倒出2.7磅的固体废弃物,1970年的平均数字是5.3磅。
待到1980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8磅。
如果加上工矿企业的废弃物,则每人每天的数字接近50磅。
必须分别了解造成大量废弃物的各种来源,好根据它们的性质来决定最有效的最后处理方法。
就我们所见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一般都通过污水系统来处理废弃物,从而避免了19世纪恶劣卫生条件造成的恐怖。
城市家庭的大量有机废弃物,如菜叶、果皮、洗锅盘的泔水等,现在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好的控制。
在过去,这些废物往往被丢进城市垃圾坑,或者由二层楼的窗口扔向街道,被传染疾病的老鼠或野狗吃掉。
因此,今天的问题并不在于城市流行病的危险,而是社会必须处理的废弃物的数量问题。
我们很少有关于开采石矿和其他矿物遗留下来的废弃石块和残留物的统计。
在60年代中期,美国报导每年要采掘56亿吨矿石,就是说把埋藏在美国800万英亩的地下矿挖出,在提取了有用的矿物以后,半数以上就随意抛弃了。
英国南威尔士庞大的矿渣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周围尾矿,全堆积成山,这些都是大规模采矿遗下的后果。
美国这类废弃物的数字,也因过去十年内露天采矿的增长而有大量的增加,300万英亩的土地已被露天开采,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得到初步复原。
所有这些遗留物都造成了特殊的问题。
酸类物质渗入了地下水。
废矿区的地面下陷,使房屋在百呎深的巨坑边难以平衡,房后的阳台好像悬挂在陷坑的高空一样。
最坏的是废矿堆常常起火,火势缓慢地蔓延,难以扑灭,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们再以6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数字为证,当时至少记录有500多处废矿堆和200多个矿区发生火灾。
总之,市政系统必须处理城市和工业的废弃物,它们的范围很广,从可以供作堆肥的“湿”污物,到废旧蒸汽机,残破的庭院家具,无用的金属废料以及现代消费者浪费与丢弃的物品。
在最富裕的美国社会里,每年扔掉的就有480亿个罐头盒,260个玻璃瓶(原文如此--险峰注),650亿个金属瓶盖和700万辆破旧汽车。
这种抛废现象越来越严重。
1960年仅有3000辆汽车被抛弃在纽约街头,而在1970年就有7万辆。
被扔掉的用过的包装废品增加得特别快。
1958年每个美国人使用的包装用纸、瓶、罐等材料约为400磅,而到1978年可能增加一倍。
如果要使这样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固体废弃物的浪潮,不致将整个现代社会埋葬起来,就像传说中迦勒底的乌尔城(乌尔(Ur),古城名,在今伊拉克境内,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曾发掘出大批文物,为研究人类远古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译者注),先后代表七个文明时期的七座乌尔城都一次又一次地被埋掉一样,那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收集这些东西,这在许多方面确实是最麻烦的问题。
亿万消费者将大量的用纸、玻璃或铝厚厚地包装起来的消费品,随心所欲地携带到各处,然后把废弃物随地乱扔。
没有一件废弃物是被“消耗”掉的,它仅是被用过而已。
例如啤酒瓶用了一二小时,汽车用了几年,铜床架也许被用了一辈子。
但是最终它们都还是存在着,而并没有被消耗掉。
怎样才能从亿万个家庭和工厂的垃圾堆,用最经济的办法将它们收集起来呢?
又怎样对付在路旁和野餐地点被漫不经心的旅游者所抛弃的瓶子和纸袋呢?
至少在城市,现代社会创造了能承担清除如此大量的全部包装材料的奇迹。
但收集工作却消耗了绝大部分的费用。
例如在英国,每支付1100英镑垃圾收集费,以后的处理费却只需35个便士。
此外,分开收集费用太高,所以通常总是将湿垃圾和干垃圾收集在一起。
这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是浪费的,因为湿垃圾含有对堆肥很有用的物质。
还有,经济上的代价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对清晨还在酣睡着的城市居民来说,没有别的声音比听到收集垃圾的卡车由冲撞和倾倒所发出的一种介于牙科手术钻齿声和防空警报之间的尖叫声,更为令人讨厌的了。
后来的处理虽然比较便宜,但其本身也有些问题。
除非垃圾是经过仔细集中,并恰当地埋在足够厚的坚实土壤之下,否则堆积场将变成鼠类和昆虫的栖息处,并且会发散出各种难闻的臭味,闻后使人食欲减迟。
有时它们还会自燃。
华盛顿附近有一处垃圾场冒烟达20年之久。
因此,用垃圾填坑,很不受附近居民的欢迎,而要找到既不太贵,又不会遭到居民反对的地点去填埋垃圾,就成为一件越来越使地方当局伤脑筋的事。
人们日益意识到生态平衡的意义。
他们对用最近的洼地或湿地来填埋垃圾的老办法,已表示抗议。
人们已认识到这些自然环境对于野生动植物、水域和当地气候的价值,而且愈来愈感到它们的重要性。
再次竞选的州县议员们,往往为难地发现他们竞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对当地野禽的生活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现在就感到缺少处理垃圾的地方,那末,在通过另一个高度消费的十年以后,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在60年代曾预先提出的一个问题:
当现代人到达火星的同时,人们在地球上会不会站在没过膝盖的垃圾堆里呢?
现在已有一些解决大量固体废弃物的方法,但还应当对更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研究和实验。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垃圾的收集问题,我们可以从最直接的个人开始。
全部社会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反对随地扔废弃物的坏习惯。
对任何乱扔废弃物的人课以罚款,可能加速这种教育过程。
在发达的国家中,各种文化水平的人对于良好秩序的标准,还存在着显著的分歧。
这表明公民们对周围环境的责任感,不仅是一个性格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教养问题。
其次,对于目前容器回收的活动,应当坚决地予以加强。
如果市政当局或商业团体负责地协作起来建立收集点,并给每个送回的瓶罐以足够的代价,那末在大多数地方,就会有许多童子军或共青团的青少年甚至热心的成年人来从事大规模的清扫工作,有的为了得点零用钱,有的出于善心或为了公共福利。
各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把容器的回收价格定得高些,使很多家庭主妇感到送到回收点是值得的。
工业部门也能尽他们的一份力量。
美国的一些铝业公司,最近已经设立了自己的收集废旧铝罐头的中心点。
他们付给每个旧罐头半美分,在1970年就回收了1.15亿个铝罐头。
这个数字大概仍然不超过实际售出数的1%,但如有更多的收集点和广告宣传,可能会收回得更多。
也有一些建议,要将这样的办法推广到玻璃瓶和洋铁罐。
如果能在广泛的工业中制定一些条例,规定出最容易回收再使用的瓶罐规格,这个方法无疑地还可以加速回收。
但是还有许多原来是可再利用的东西,例如潮湿的污物和大量的废纸,由于难以把它们分开,所以不容易再回收利用。
人们不愿为这种事情多添麻烦。
零碎而频繁的收集,使整个处理过程的费用更为提高。
在大多数现有的城市里,从高消费社会抛弃的所有东西中,能否回收某些有用的物品,将不是更多地靠收集方法的改变,而是靠较好地安排处理的方法。
然而在新建的城市或旧城市的新扩建地区,对垃圾的处理有可能仿效已经行之有效的下水道设备。
城市建设费用的三分之一是用于地下工程,包括下水道、电缆和煤气管等,使城市居民易于保持清洁和取暖或降温。
再多增加几种管道,也不至于超出工程师的设计能力范围。
目前污水管道往往还有多余的排泄容量。
如在厨房污水槽旁装一个磨碎机,将湿垃圾磨成浆,即可和其它的污水一道,经过污水管送到处理工厂。
在新建的城市,下水管道可以放大管径,并规定每户必须安装磨碎机。
也可以考虑从厨房装一个斜槽通到地下的隧道,并沿隧道用传送带运走固体废弃物以供分离和再利用。
自从19世纪卫生革命以来,人们很少重新考虑城市的基本设计问题。
这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
当时认为有了下水道、电缆、雨水沟等,已是最彻底的设计了。
而现在还这样做,则只能被看成是卫生工程师的设计太有限了。
目前垃圾的急剧增加,正和100年前污水的情况一样,可能已到了重新考虑问题的时候了。
至少法国已接受了这个教训,靠近鲁昂的范特鲁尔地方正在设计一个新城市,使之成为第一个“无污染”的工业城市,交通道路全设在地下,污染物和废弃物全由隧道运走。
还有些别的途径解决废物的处理问题。
几十年来,有些市政当局实际上已经用垃圾来填盖砂砾坑、荒弃的坏地和沼泽的低洼地,从而把它们改造成为海边娱乐场或建筑房屋的用地。
不毛之地可使之重新生长花草,重新设计成公园和绿化区。
要求更恰当地管理好露天矿区的呼声也日益增高,应尽可能地做到保证回填表土,重栽树木,并修复受到破坏的地方。
事实上可以期望,在露天矿区和可分解的废弃物堆积过多的城市之间,应该较为自然地互相结合起来。
废旧的地下矿井也可利用,特别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靠近铁路。
也有一些把无用的废料创造性地找到新用途的例子。
芝加哥附近一个供游览休养的地区,有小湖和滑雪坡,是由一个曾被称为“坏地”的沼泽坑改建的。
挖出的粘土按1:
3的比例和垃圾混合压实,做成不透水的地面。
最后,市民再见不到一个丑陋的地段,而得到一个有山有水的风景区。
这个地区被恰当地命名为“利废山”。
焚烧是另一种用得最广的处置固体废物的方法。
虽然有些城市焚化炉会带来有气味的黑烟,有时烧焦的报纸碎片飞到天空,掉在行人的白衬衫上,可是焚化炉是可以用较高的清洁标准来建造的。
例如,西德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新式焚化炉可供70万人口使用,每烧一吨垃圾可收入3.4美元。
工业用户每送来一吨废物要收费3美元。
燃烧所产生的蒸汽售给市内别的部门作取暖用,自炉中回收的废铁按市价处理,炉灰出售供填坑或供制炉渣砖之用。
日本的大阪市更为先进,他们建成一座焚化炉,既能符合避免空气污染的严格标准,又能用燃烧废物来发电,而且还能够焚烧城市的下水污泥。
事实上很多东西可以从焚化的炉灰中回收。
例如,玻璃就可以有多种用途。
在美国堪萨斯州,玻璃工业利用“玻璃渣”代替砂砾,建成一条几哩长的州际公路,据报导,这条公路已经受了使用的考验。
还有多种处理有机废弃物的新方法,如从有机废弃物中分离出无机物和肥料。
荷兰在过去的40年里,尽管化肥的用量很大,但至少把30%的城市废弃物以堆肥的形式返回到土地上去了。
还有不少方法正在实验中,如用高温干馏将有机废弃物分裂成简单的元素。
这种称为高温分解的过程绝对不产生污染,因为全部干馏是在一个密闭容器中进行的。
另一个优点是,如人造橡胶和塑料那样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它们在焚化炉中常易结胶,而在干馏法中却不会有这种麻烦,并且还可能产生可供商业销售的气体。
显然,很多用来净化空气和水以及处理固体废弃物的技术,将能从中再获得有用的物料,因此在维持现有消费增长速度的情况下,还能相对地减少对地球资源的压力。
由于核聚变的发展,有可能最终发明一种“聚变火炬”,它能将全部废弃物分裂为可供利用的简单元素,基本上形成一个紧密相联的自身永存的生态系统。
当这种高级技术的宏图尚未实现时,在多数大城市设置中型“流动破碎机”,也可以重新利用废机械的每块金属和塑料。
在土地污染方面,还需要再指出的另一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农药的滥用,尤其是从空中喷洒,破坏了自然循环和生态系统。
我们还看到了化肥污染河流的证据。
在这一点上,许多科学家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
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机械和肥料,会出现一种简单化的危险,一种单一栽培的倾向。
这在性质上比平衡的复杂生态系统更为脆弱,更易于受到损伤。
这样的发展,是否会使人类短期内虽取得粮食的高产,但反过来却造成以后灾难性饥荒的危险呢?
在北美平原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作物耕地上,是否已为这样的可能性准备了条件,即病虫害将掠过原可丰收的田地,而遗留下的只是腐烂的禾穗和发霉的茎杆呢?
70年代玉米的大枯萎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先兆。
评论者不禁要问,即使没有如此范围广大的灾害,在大量消费和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为了收获和运输谷物方便而使用大量机器,为了高产而撒下大量化肥的做法,难道土壤不会遭到逐渐的和无法恢复的破坏吗?
评论家还认为,这些弊害还和社会上的城市化及牲畜耕作的不断工业化缠在一起。
这两种情况都改变了人和牲畜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循环中的地位。
如果人们继续大量享用食物,但同时粪便却随便地被排入海洋,或焚烧后飞向天空,或甚至压实后埋在地下的话,那么,自然界的基本循环,即作物自土壤中吸收的天然氮素又归还给土地的过程,势必受到破坏。
因此,耕地、腐植质、土地的性质就要急剧变坏。
再经过几个世纪或者甚至几十年的这种不合理的滥用土壤,人们将会有朝一日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将岩石上覆盖的薄层土壤破坏到难以恢复的地步了。
总而言之,评论家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控诉。
当我们考虑到地球上的人口仍在增加时,人们甚至会怀疑丰收女神(欧洲农民有一种传统,于收获季节将谷物和花朵扎成一个女神像,用以欢庆丰收。
--译者注)的传统形象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手持镰刀者的形象--死神的形象。
然而也有不少令人比较放心的情形。
在有足够的降雨量或灌溉水量充分的情况下,某些作物几千年来就是单一栽培,土壤也没有明显地变坏。
中国、日本及东南亚种稻地区,虽然过去的生产水平相当低,但仍能维持到现在。
甘蔗是一种特别稳定高产的作物,生长在空气、水、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的肥沃地区。
在广大的谷物种植地区,轮种、育种、间种等措施,都可弥补单一栽培的缺陷。
有计划地栽植防风林带,能调节水分蒸发,从而改变当地土质和昆虫的生活方式。
在欧洲部分地区已发现,这样做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并足以抵消植树所占可耕地的损失。
在西德的石勒苏维斯-荷尔斯泰因州,据说这种
造防风林的办法可增产达20%。
此外,科学本身也可以把单一栽培地区改造为多种作物田。
在加拿大西部的大平原上,由于每年种子和作物类型的变更,并且注意农时,减少了有害鸟兽或害虫对单一栽培农作物的大规模损害。
而且在整个北美洲以大量先进的农业研究工作为后盾的农业推广服务工作,正在蓬勃地开展,从而奠定了监测、管理和恢复肥力的基础。
这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一些在自然界中失去的多样性。
关于肥料的使用问题,有些科学家认为,用化肥补充被消耗的天然养分,不会产生土壤贫瘠的危险。
另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危险的,但在危害程度上也有争论。
像在前面所讨论过的氮素流失会促进河流中细菌和藻类繁殖一样,各国的经验并没有表明使用化肥有普遍恶化的影响。
大量使用肥料的结果,能在较少的土地上获得较多谷物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的肥力正在耗竭。
养分一旦被作物吸收以后,仍可能找到补救的方法。
整个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正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由收集野生食物变为栽培谷物那样,可能确实是处于生产力的飞跃时期。
例如某些国家,正在贫瘠的土地上,植树造林或让其休闲,以备将来使用。
不过有人认为,如不将人畜的粪便送回农业生产循环,即使土壤不贫瘠,也是一种浪费。
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不从有机废物中提取天然养分和肥料。
美国每年从农业产生20亿吨废物,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简单的牲畜粪便。
若不利用,就会造成河流的污染,并且增加大量废物的处理费用。
现在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劳动力费用高,就无法促使农民将天然肥料送回田地。
大多数市政当局也没有设法使人粪成为有用的肥料。
自然循环本来是使土壤中的养料经过动物肠胃再回到土壤的过程,工业化国家却反而有意压低化肥的价格,使其低于成本,结果是环境受到损失,自然循环遭到破坏。
如何去改变农民在计算得失中的偏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对畜牧场排放废弃物课税可能是一个办法。
对化肥课税,同时对各种向田间运送天然肥料的污水系统实行补贴,才可能使这种社会资源得到经济地利用。
目前这种情况,显然是由片面的农业政策和无计划的城市化造成的。
浪费和环境损失在短期内还可以容忍。
但是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有计划地对土地和资源的最恰当的利用,并且也不是最经济的或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些事实
几千年来,人类的主要工作是耕种土地,集居的规模很小,邻人互有来往,稍远的地方也限于步行可达之处。
晚到1790年,还有95%的美国人居住在人口为250或是居民更少的村庄里。
只有费城和纽约两个城市的居民达到3.5万人。
事实上,在所有早期的居民点(村庄或小镇),人们自有住房并在小型社会中从事耕种,这是两种规模最小的自然定居形式。
在一两个国家中,例如17世纪的首都城市罗马或伦敦,已经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居民区,19世纪工业的兴起,把人们的工作从田地引向了城市的工厂,从而带来了蜂拥而来的大量人口。
在此以前,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整个城市居民区的规模会如此迅速地扩大。
在目前,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如果我们把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城镇作为城市的话,那末在发达国家中,半数以上的人民已经生活在城市社会中,而其中一半以上又是生活在人口多于50万的大城市里。
此外,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如纽约、东京、莫斯科、加尔各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已有70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在那里。
这种大都市的数目正以两倍于中小城市的速度增长着。
如果我们按这样不变的趋势来推算的话,那末到公元2000年时,将会看到发达国家人口中的80%以上将集中在城市区域。
在最大的都市区域中,伦敦将包括英格兰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波士顿经过纽约到华盛顿将连成一片,东京将兼并横滨和环绕东京湾的整个地区而形成一个3000万人口的大都市。
此外,许多国家与许多地区之间,不同教养和不同兴趣的阶层之间,不同职业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交往,全都被世界电讯网和快速的空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样就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全球社会或“全球性大都市”。
在这个社会里,尽管相隔数万里,接触是如此的及时,活动是如此交织频繁,相依相赖是如此无法避免,以致人们开始谈论“全球村”了。
这种一体化、城市化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18、19世纪创造的世界市场的产物。
可是,仅仅依靠经济的压力和作用,已证明不能在工业化后为建立良好的城市环境而提供最有效的指导方针。
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第一个理由,是关于工业成本的概念问题。
工业成本是不顾污染和废弃物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的,于是在城市人口集中区倾卸了大量碎片和废弃物,加剧了处理居民自身排泄物所造成的问题。
另外两个理由就更为复杂。
第一个是关系到城市中大量建造住房的经济成本。
大量建房是为了使城市化后突然大增的劳动力有个容身之处。
各种类型的经济制度,市场的、混合的和中央计划的经济,都会遇到这样的压力。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无论是由私人或由政府投资,唯一的答案是集中建筑,以便节约土地和材料。
19世纪的伦敦和早期的纽约,出现了密集的里弄房屋。
在建筑方法和建筑材料上也逐渐不依靠小包工和手工劳动,而开始引用了工业生产的材料,如钢筋、水泥,并且下水道和动力等设备更加昂贵,于是租房和公寓的时代开始了。
这些建筑物常常是分单元的八至十层的楼房,人们挤满在最小的空间,毫无舒适可言。
苏联自1917年以后,对于全部城市土地的公共管理方法之一,是将住宅区和服务行业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
然而,由于连续战争破坏的影响和偏重于工业设施的建设等情况,实际上使这种计划常常推迟执行。
第二个理由牵涉面更广泛。
土地本来是有限的。
由于人口、城市化、生产和娱乐等全都在增加,土地的利用迟早会相互间发生竞争,纵然像美国这样国土无比辽阔的社会,也是如此。
美国开始独立时,在这个开放的大陆上只有500万人口,而同一时期的印度在面积较小的土地上却已有一亿人口了。
一旦出现土地缺少的情况(这在中心城市表现得最突出),过多单纯地依靠土地价格来控制的话,就会使土地利用的方式不符合人们生活享受的要求。
让我们简单地观察一下,各种方式的土地利用引起的压力,对于人类住房和占有空间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从19世纪急速的工业化引起城市人口密集为起点来谈是合适的。
当时人口增长率每年未超过2%。
现在的增长率约接近1%。
而这个比较缓慢的人口增长已为另一种因素所抵消,即城市人口密度在逐步下降。
例如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斯德哥尔摩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口比例从54%下降到27%,在多伦多从71%降到37%,在马德里从77%降到41%。
这些百分比的统计,多少受到直接移居到郊区的乡村移民的影响。
总之,发达城市人口密度的高峰似乎己在1870年截止了。
在所有富裕社会里,人口的主要移动不再是向着现有城市的中心,而是移向近郊区。
这种情况的形成首先是由于有了铁路,然后又有了汽车。
随之出现的情况是,社会中的最富有阶层为避开城市中的紧张感,而在乡村或海滨建筑别墅,供度周未或假日之用。
由此可见,城市化对社会的影响,不是单纯地只在于人口的增加,而且还在于城市居民对主要都市中心区可用土地的要求不断增高。
例如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荷兰(一个用排除海水方法获得更多土地的国家),全国的人口仅在1.4万平方哩的土地上居住。
如果城市和近郊区无止境地和无控制地扩大是他们发展的基本方式的话,那末,荷兰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部城市化的国家”。
在那里,所有非城市性的活动,将被埋葬在房屋、工厂、高度机械化和农业工厂化的无情扩展之中。
这无疑是极特殊的情况。
但这些危机已促使荷兰人在1965年通过了全国自然规划法,作为在他们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对土地利用问题实施全面规划的一种方式。
这些危机还使他们开始注意到,在所有富裕地区环境方面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人们越来越确信,在土地资源日益缺少的情况下,如果对土地的利用,采取盲目的、随心所欲的、全无控制的和放任自流的方针的话,那就只能带来一系列连锁性的环境灾害。
城市在不协调地向四面蔓延形成大都市的过程中,并吞了中小城市。
在肥沃的农田上进行城市建设,浪费了难得的自然资源。
一些原有的自然美景,由于城市化而丧失掉了。
这些地区本来可成为未来有闲社会的游览区。
例如,荷兰人相信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工作将只占用人们42%的时间。
俄国人最近测绘了他们的全部山岳、江河和滨海地区,以便计划在缩短工作日后,能满足人们所需要的更多的娱乐活动。
如果不努力去进行各种土地利用的调查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对现代人们在有限土地资源上的各种需要作出全面规划,其结果将不是城市生活所常说的“文明”、“文雅”,而是异乎寻常的环境混乱。
关于土地利用的合理考虑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考虑人类的基本需要。
第二要指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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