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烦的祖国”——论德意志民族的德国认同危机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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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尤莱特把这些信件整理出来,集结成册并附上序言,以《您爱德国吗?
——德国人对于德意志民族当前状况的情感》为题出版。
该书一经问世,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从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的感受中,编者得出一个结论:
“身为德国人(Deutschsein)是痛苦的——我从收集到的许多文章里得知了这个事实。
”①
时至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德国人终于为自己的国家自豪了一次。
但是这种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再正常不过的自豪感对于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青年人而言却颇为奇怪:
“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
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在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战后德国人的处境极其尴尬:
“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
像拔河一样,内心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
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
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
我们也没唱过国歌。
”②
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一个大学女生卡特琳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甚至她的私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使她倍感痛苦。
所以她冒昧投书历史学家封·
克罗科,以求帮助。
这个问题就是:
“身为德国人”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样麻烦?
这个问题既让封·
克罗科颇费思量,也让他很感兴趣,所以他也不厌其烦地给卡特琳回信,与她共同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
来往信件越积越多,最后封·
克罗科把所有信件整理集结成册,以《论德国人》③
为题出版。
这两个事例涉及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
这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被这个问题困扰的岂止卡特琳等人,古往今来,德国的有识之士都“为伊消得人憔悴”。
贝尔纳·
努斯指出,德国人有一个特殊的秉性,就是热衷于画自画像:
“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感到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要分析自己、分析自己与世界的、与文化的关系,与其自然的生存条件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④
对外国人来说,德国人、德国文化始终是一个谜。
外国人看德国,常常有如雾里看花,始终捉摸不透。
而对于德国人自己来说,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他们,他们也就特别热衷于找出自己的特性。
因为只有先确定“什么是德国的”、“谁是德国人”,才能讨论“当德国人”的问题。
于是长期以来,德国人不遗余力地研究、探讨德意志民族特性,有关著作汗牛充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
也许正是因为德国的历史发展缺乏连续性,使德国人热衷于自画像的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
历史上,这个问题就已经困扰着德国知识界、政界的许多精英,他们对此痛心疾首,其情之切溢于言表。
特别是18世纪下叶,随着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勃兴,这个问题愈发凸显。
19世纪以降,大批德国知识和文化、政治精英均对德国特性的问题感到苦恼和着迷。
音乐家瓦格纳就以《什么是德国的?
》为题著文,从精神层面对德意志民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发表于19世纪初的一首警句诗里,诗人歌德就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
“德国?
德国在哪里?
我找不到这个国家。
”⑤
这句话流传之广,大概是得益于歌德的声望。
但是除歌德之外,德国的诗人、哲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各界名流的有关论述和感慨同样数不胜数,例如诗人维兰德于1797年在一篇题为《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缺失》中所发的感慨也广为流传:
“比较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指责实在是太真实了:
一个外国人在游历德意志帝国时只要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看到的只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撒克逊人、普法尔茨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
这些人按照其所属的帝国等级来命名,他们中有些又分为数百个更小的部族群体;
这些族群一个比一个小,却各自具有其形态,但是他就是看不到德国人。
”⑥这段名言更为清楚地指出,在德国历史上,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历来是一个困扰德国人的重大问题。
从18世纪末浪漫主义席卷德国起,德国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关于德国文化特性的研究和颂扬更是热闹非凡,对德意志文化、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即所谓“Deutschtum”以及什么是“典型的德国式的”(typischdeutsch)的研究成为显学,在第三帝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在德语中表述为“民族认同”(nationaleIdentitt),而“民族”(Nation)一词同时也兼有“国家”的含义,也表示对于德意志国家的认同。
德语中对于认同问题引发的种种现象的表述,有诸如“认同问题”(Identittsproblem)、“认同缺失”(Identittsdefizit)、“认同病”(Identittskrankheit),而使用频率最高者,当数“认同危机”(Identittskrise)。
时至今日,德国人的德国认同问题仍未梳理清楚,纵观全世界,这大概也算独一无二,或许这也正是“德国特色”(typischdeutsch)。
德国著名的民调机构阿棱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对此做了许多调查,得出的结果颇有说服力,也颇让人意外。
对“无论在何处,当您看到黑红金的联邦德国国旗时感到愉快吗?
”这样一个问题,1951年时只有23%的人回答“是”,19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1986年也仅上升到50%。
⑦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是:
“有些东西是让人们为之感到骄傲的。
我给您列举一些这样的事物,请您告诉我,您是否为之感到骄傲?
”采访者列举的就是“您身为德国人,您是否为此感到骄傲”,回答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直截了当回答感到骄傲者比例并不高,而相当多的人则不愿回答。
⑧
事实上,回避本身也就表明了一种态度。
1978年的一个问卷调查中,回答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骄傲的人数比例依年龄段为:
12—23岁的年龄段当中,16%的人回答“非常自豪”,37%的受访者回答“自豪”,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的回答比例分别为26%和44%。
⑨
其他一些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也大致如此。
时至1985年,对于“当您听到‘祖国’一词时,感到愉快吗?
”这个问题,59%,的受访者回答“是”,39%的人回答“不”,而在16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则有多达61%的人表示不愿意听到这个词。
⑩
如果用民族自豪感来测量民族认同的强度,战后德国西部的情况也相当令德国人沮丧。
在15个被比较的西欧国家中,联邦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排在最后。
(11)
相当有代表性的事例,大概当属曾任联邦德国总统的古斯塔夫·
海涅曼的一句名言:
“我不爱这个国家,我只爱我妻子。
”(12)
已经比较清楚的是,在各个年龄段的德国人中,认同程度与年龄成正比,与受教育程度则成反比:
年龄越小,德国认同的程度就越低;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同德国的比例越低,在知识分子当中,这个问题最为突出。
萨宾娜·
波德在《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一书中指出,21世纪初的德国人对待德国有三种态度:
第一个群体是老年人,他们因为对德国的历史问题感到愧疚,德国文化使他们感到困惑、怀疑和不快,所以无法给后代传递一个积极的德国形象;
第二个群体以青年人为主体,他们坚持德国认同,表明自己为德国人的身份而骄傲;
“然后还有第三个群体,他们认为,纠缠于民族归属感等问题完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德国人,而是看作欧洲人或世界公民”。
(13)
这种种混乱、困惑和痛苦,都在诗人恩岑斯贝格于1961年发表的一首诗歌《国语》中倾吐出来:
“是啊,只希望这些人与旁人并无二致,/只希望这里也完全平常、与别的国家同样,/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笼罩的国度,/充斥着失去灵魂的住户,/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被命运抛入这个国度,/而现在又要逃离这里,/无家可归,一直到坟墓”。
(14)
正是因为民族认同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方案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
设在杜塞尔多夫的“认同基金会”(IdentityFoundation)即以研究德国人的民族认同为己任。
2007年9月,基金会发表了题为《德国在寻找自我——一个不是民族的民族·
在工作、忙碌中德国人是世界冠军》的研究报告,对当下德国人的认同问题做了总结和归纳。
报告指出,当前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仍旧模糊,并且“没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德国人也生活得也不错”;
“‘民族的’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是德国人’对于德国人而言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实际的生活情感”,意谓“身为德国人”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与民族情感无关。
(15)
诗人恩岑斯贝格尔于1964年撰文《我是德国人吗?
》,“这就使人意识到‘民族认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表明长久以来,德国的知识分子无力超越此类民族问题”。
(16)
在西德,这个问题一直被不断地提出,诺伯特·
埃里亚斯甚至认为这是战后德国“被‘经济奇迹’所掩盖的最根本的问题”。
(17)
在东德,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制,导致后患无穷。
两德统一后,随着历史问题的逐渐淡化,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减轻,而且爱国主义者日渐抬头并增多,德国人对于德国特性的兴趣日增,年轻人要求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变革的情绪日益强烈:
“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
很多年轻人开始说:
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
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18)
但是抱怨归抱怨,时至今日,什么是“德国的”?
谁是德国人?
“您爱德国吗”?
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二
民族认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对德国人的民族认同进行梳理。
简单地说,关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德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大致遵循着三条途径:
一是历史的视角,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认同形成的原因;
二是民调的数据,用大量的数据来把事实量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结论;
三是深层心理学的分析,通过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深度访谈来描述问题并寻找答案。
当然各种方法和途径都有其缺陷,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圆满地回答关于认同的问题。
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沿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来审视德国人认同困境的形成,并梳理其原因。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
认同危机源自何方?
总的来看,这个危机源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崎岖,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断裂,因而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
具体来看,这个危机又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二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德国的民族国家的“迟到”,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后不断遭遇危机,未能保持一个延续性,因此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供一个民族认同形成的政治框架和实体。
就一般意义而言,欧洲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走过了不同的道路。
民族主义理论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此之前,有些民族已经形成,但并未有自觉意识。
法国革命之后,像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波兰、俄罗斯等在民族主义理论滥觞之前便已获得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的民族,被称为“老民族”。
16世纪以降,法兰西人和英吉利人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建构的任务,成了欧洲两个重要的“老民族”。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形成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条件:
“在这两个国家内,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的:
民族在国家疆域内形成,而疆域外的人们则不属于这个民族。
”(19)
而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新民族”,直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肇兴时才依靠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催生和强化了民族意识。
作为一个“新民族”,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不像英、法等民族那样,是在历史进程中渐进地生长起来的。
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德意志人的民族建构比起各“老民族”,道路就更加崎岖和艰难:
“在民族的起源和建构问题上,我们不像你们(指荷兰人)或是瑞士人那样简单。
总是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头。
”(20)
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而长期以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导致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也难产和混乱。
但是造成德意志民族认同困境的决定因素,则主要是产生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经历过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
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才使得问题日益突出。
德国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源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
这样的说法,似乎颇有地理决定论之嫌。
不过德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这个“中间位置”或曰“中间地带”(Mittellage)对于德意志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既可能促进亦可能阻碍其发展。
13世纪以后19世纪之前,德国所处的环境总的来看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极为不利。
“身处欧洲中央”的后果是:
“中部位置规定着他们的命运;
而构成欧洲的中部,被许多民族所包围,这也是德国人的命运。
数百年来,这个中央是弱势的,所以它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征服欲都是开放的。
”(21)
至于“中部位置”是不是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言,是决定德国历史发展的终极因素,还有待探讨。
但是这个特点对于德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则是明确无疑的: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个事实,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后果。
德国拥有数目庞大的直接与之接壤的邻国,还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界线穿透,而这些边界更多地是由历史和政治决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规定。
”(22)
早在德国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
中间位置的第一个后果是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
日耳曼地区即后来的德国位于整个日耳曼与罗马帝国的交界处,一边是广袤的“蛮荒”地域,一边是阳光灿烂的文明世界。
罗马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高卢、英伦等地区,但历时160余年,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日耳曼地区。
公元9年,罗马大军企图荡平日耳曼,把这些蛮族收归文明世界。
但是在条顿堡森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败在了以赫尔曼为首的日耳曼蛮族乌合之众手下,铩羽而归。
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进攻,罗马人不得不于公元2世纪初修建了一条欧洲“长城”——莱姆斯防线,把日耳曼地区即现在的德国一分为二。
莱姆斯防线罗马一方,即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实施罗马的制度,受到了罗马文明的熏陶;
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虽然也受到罗马的影响,但是罗马化程度不高。
这个罗马化与否的进程在后来的德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文化裂痕。
所以早在德国成型之前,欧洲中部就已经开始被内部的不统一所困扰。
在语言方面,德语也受到分裂的困扰。
德语脱胎于日耳曼语,于公元5世纪末至8世纪末之间经历了“第二次辅音变化”。
从现在的德国西部的亚琛,途经杜塞尔多夫、卡塞尔、阿舍尔斯雷本、马格德堡,直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条“本拉特音变线”横贯德国,把德国一分为二。
这次音变之后的德语分为中部和南部的高地德语和北部的低地德语,越向南行,音变的程度越高;
最南端的阿勒曼和巴伐利亚方言中,音变最为彻底,西南部的法兰克福方言部分参与了变化,而东部的萨克森方言则完全没有加入到音变的行列中。
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许多发音相差甚大,书写方式也迥异。
所以某种程度上,历史上德国人说的、写的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德语,而是很多种德语。
直到宗教改革后,马丁·
路德翻译的《圣经》才赋予德国人一种通行各地的共同书面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普通话”成了维系德国人唯一的纽带,意义非凡。
但即便是路德创造的通用德语在德国的接受过程也是渐进的,只是逐步被德国其他地区所接受,所以共同的书面语在德国对于共同的民族意识的锻造进程是缓慢的。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德国,与德国的地理位置亦不无关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德国内部未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政权。
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各地诸侯割据一方的局面进一步强化。
宗教改革结束后,本着“教随国定”的原则,其他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或以一种信仰为主的宗教格局,唯独在德国是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仰势均力敌,因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格局。
接受过罗马化洗礼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未受罗马化影响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则是新教占主流。
而且因为国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乱局面,北部地区有天主教的邦国,南部地区亦有新教的邦国,有时两种信仰的邦国仅一步之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信仰风景线。
德国西南部的纽伦堡是一个天主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班贝克则归属新教。
长期宗教战争的惨烈,曾使双方信徒之间产生了刻骨仇恨。
新教邦国普鲁士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在1871年后掌握了德国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权。
与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鲁士扶持下,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地区无论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都受到压制。
二战结束后,随着阿登纳的上台,天主教徒才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而且宗教改革结束后,德国南北方的文化形态也产生了相互的异己化,北方新教地区创造出一个以阅读为主的知性文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区则发展出一个以图像和声音为特征的感性文化。
以文字和阅读为载体的阅读文化,同以音乐和造型艺术为主的音像文化相互对峙,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也遭受着分裂,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殊难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东西德国分属东西阵营,成为各自阵营的桥头堡,相互对峙,这就是德国的宿命:
“克里米亚效应”,即德国的统一与分裂不取决于德国人,而是取决于德国的强邻,这大概也是“中间位置”之后果的当代版本。
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第二帝国的建立,就是得益于沙皇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败北;
倘若沙俄得胜,俾斯麦未必能遂其愿。
1990年的两德统一,若没有东欧阵营的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内乱,没有苏联的自顾不暇,大概也殊难成功。
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加剧了敌对状态,相互的隔阂而非融合,在东西部之间制造着疏离,即便是两德统一后已经20年,双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距离还未完全抹平。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人口和版图面积也是影响德国人民族认同的因素。
德国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也属于欧洲的大国行列。
正是这个“大块头”,在德国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使德国人备受尴尬。
在外部,这个“大块头”对于邻居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使他们对于德国始终保持警惕甚至敌意;
而在内部,“大块头”也阻碍了德国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德国历史的起点就可以看出端倪。
德国历史始于何时?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德国历史。
是否把德国历史与德意志民族(Volk)的历史等量齐观、以此确定德国历史何时开始,或是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开始之前的几个世纪也算在德国历史之内,则又有所不同。
因为这几个世纪虽然在德意志民族形成之前,但是德国人自己则视之为自己历史的一个部分”。
(23)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被德意志诸候选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德意志民族共同归属的感情由此开始。
亨利及其儿子奥托,为加强王权不遗余力,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
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
“帝国的称谓就已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法兰克或甚至是罗马帝国之中。
”(24)“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既是日耳曼,又是罗马,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亦非纯粹的罗马。
但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
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如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王国、说古法语的勃艮第王国、意大利,等等。
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而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
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使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帝国统治者的“(罗马)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的“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
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一开始就遭遇尴尬。
但是欧洲中部“大块头”的后果并不仅限于此,而是使老帝国不断地体验着走下坡路的经历。
曾几何时,身处欧洲中部的老帝国也可称为欧洲的“天朝上国”,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统治下的老帝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称雄于欧洲,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大都曾经是老帝国境内的属地。
但是随着老帝国的衰落,帝国边缘的各领地不断地从帝国脱落。
从中世纪到近代,帝国的疆域不断缩小,从13世纪之后,老帝国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德国的影响力不断缩小,“九斤老太”的命运极不利于建立一种健康的、正常的民族情感。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因此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帝国理念”(Reichsidee)或曰帝国情结。
这个帝国情结,不仅是为帝国的辉煌而骄傲,而更主要的是为帝国的衰落而感伤。
当然,走下坡路的命运并非德国的专利,但是德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是德意志民族虽然在走下坡路,但是老帝国始终没有达到彻底崩溃的临界点。
换言之,虽然“九斤老太”的情结使有自我意识的德国人产生压抑和自卑感,但是这种情结始终没有下降到极点,使得德意志民族始终抱有一种“祖上富着哩”的历史感,始终怀抱着恢复历史的辉煌的梦想。
在很长时期内,这样一种“向后看”的观念构成了德意志人认同的基础,在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滥觞之时登峰造极,严重影响了德国人的认同观。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徙的,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
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当一致或相对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Heimat)的观念非常强烈。
时至今日,德国各地的地方意识仍很强烈,各种各样的地域性的节庆数不胜数,仍在昭示和巩固着这种意识。
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政治分裂等原因,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松散,相邻的部落时战时和,经常互为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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