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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优劣论概括
李杜优劣论概括
【篇一:
李杜优劣论概括】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韩愈早就提醒大家必须将李、杜两人一同重视,李杜并重是比较正确的观点。
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于李杜优劣的评论真是浩如烟海,既有抑李扬杜,又有抑杜扬李的。
我认为,正是因为李杜之在中国,是根深蒂固地植入生活里,他们的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会有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来探讨这一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
先从李杜生前的评价入手。
李白生前就有诗名。
贺知章一见就称他谪仙人。
杜甫称赞他是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
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许多文人都对李白有着很高的评价。
可见李白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是非常之大。
杜甫生时名气没有李白的大,但也并非不为人所知。
任华称赞其诗歌气魄的壮大势攫虎豹,气腾蛟蓠。
沧海无风自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
可见李杜各有所长,这一时期,李白似乎更抢风头。
到元白时期,开始扬杜抑李。
元稹对李杜的各自所长,论述比较中肯的,但是不够公道。
事实上,李白的乐府歌诗写得要比杜甫好,元却说差肩于子美而已;杜市的律诗写得比李白要好,元把他们两人的成就拉得异乎寻常的大。
白居易的评价倾向同于元,但是他并不贬低李白,比较客观。
他明确指出: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
才矣奇矣,人不逮矣杜诗最多,可传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这是在并列的基础上,认为杜有过李处。
后来的韩、柳等人对于李杜都持有并重的观点。
宋初诗坛上,杜的地位并未高于李。
如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杨亿就表示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
北宋中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几个文学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如欧阳修不仅喜欢李白的天资,而且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
在《读李集效其体》中,他集中表述了这一点。
当然,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杜甫。
朱熹等人也对李白极为推崇。
王安石、苏轼与欧阳修他们不同,他们更推崇杜甫,不仅喜欢他的诗歌,更赞赏他的人格,苏轼曾说: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代
表北宋诗坛杰出成就的主要作家,虽然在个人欣赏趣味上有所偏爱,但都不存在着李杜孰优孰劣之争。
南宋时期,可能由于因为同样有着家国之痛的缘故,南宋一些爱国
者是很推崇杜诗的。
如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
平时读
之,未见其工;怡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其时,犁然有当
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quot;他之所以赞赏杜甫的,乃在于他
的忠于祖国,而并非仅仅在于句法用词上。
但是抑李并非当时的普
遍倾向,多数人还是两人并称,并不扬此抑彼。
两人并称得到了陆
游、严羽等大家的支持。
综观有宋一代,虽然学杜成为一时的风气,杜声望技高,除了少数论者外,仍然是崇杜不抑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到了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诗人中如方回、刘秉忠、周权等,对李白的评价都很高。
元人对李白的诗风极为推崇,评价也很多。
在清人
编著的《元诗选序》中说:
宋诗多沈?
w,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
quot;可见元人较推崇李白,与他们的诗风有关。
明代,崇尚李白的倾向有增无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基、高启、王世贞、杨慎、李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于李白。
如高启在
《夜间谢太史读李杜诗》云:
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
明人比较重李轻杜,主要偏重于诗歌的艺术及风格,这均与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清代对两人的看法,从主流来看,还是李杜并重。
如钱谦益说:
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
赵翼说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
读者但觉杜可学而李不敢学,则天才不可及
也?
quot;但也有部分人比较偏重于李白的,如王夫之虽称李、杜皆为大家,而于杜时有非议。
还有袁,王士祯等人也是偏重于李白的,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在评论李杜两人时,由于后代文人对诗歌爱好的不同、经历不同、立场不同,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诗也就有褒贬不一。
基本上来说,有三种态度:
扬杜抑李,扬李抑杜,各有所长、不宜用优劣论之。
2,在评论李杜优劣时,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坚信这一观点:
即李杜各有自己的成就,无法替代的。
这是一个无法移易的事实。
这个事实一直受到了绝大多数论者的尊重。
3,每个时期都有一些论者有自己喜爱的侧重点,我们不能简单扼要地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喜欢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或归纳为人民爱李白,当官的爱杜甫。
如果这么说,本身就是很荒唐可笑的。
4,我们作为后来者,关键在于如何分析、研究、汲取他们遗产中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肆意攻击,那样做既无聊又可笑。
我认为,通过回顾李杜优劣论,关键是以史为鉴,要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我谈谈自己对两位伟大诗人的看法:
首先,我以为,评价一个古代作家,特别是对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评价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对李白、杜甫的评价也是如此:
一、作家以及其作品,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历史存在,不会因为他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我开头就引用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句话。
文章在说明作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二、后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必然受时代的限制,并且因为个人的主观好恶有所差异。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必须对上面提到的几点有所注意。
其次,我认为论题的提法有所不妥,虽然这一论题自古沿用至今,但是我认为李杜优劣论潜意识中含有其中之一的诗人必然有劣的成分在里面,在上面我们也多次强调了两人的成就一样地卓越,用劣字有损两人的成就。
我感到,说哪个更优,都会对不起另外一个人。
两人各有千秋,最好通过比较两人的特点来研究、评价,这样更为妥当。
因此,我比较赞成各有所长、不宜用优劣论之的这一观点。
我觉得将两个伟大诗人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特点,展现他们的诗歌成就,这样较为妥当。
一提到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我们往往想到的是
他们的不同之处。
诚然,他们两个的创作方法风格是根本不同的。
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稍微提一下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他们
虽然在创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
诗
的题材都来源于生活。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浪漫主义决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
就成了空想主义,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现实主义的夸张
和放大也就是浪漫主义,缺少了浪漫主义的现实生活也就缺少了更
多的姿色。
另外他们都推?
quot;风雅风骚,对他们所赞赏的人,都
以此来称颂。
还有,他们对汉魏诗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
但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用说两个相同的伟大诗人。
两个诗人更多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特点,这才是两个伟大
诗人值得探讨的地方:
先说说李白。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他崇尚浪漫主义,其诗歌创作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其创作时,激情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达时用大胆夸张。
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思想愿望时就借助于惊人的幻想、神话、历史故事也就挥之而来,感情瞬息万变,思想的奔腾流动,也带来句式和结构的跳脱变化等,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手法。
其表现手法
异常丰富:
一,夸张。
这是李白重要表现方法,?
quot;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他的想象变化莫测,
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常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跳跃极大,
形成了李式的想象。
二,比兴。
李喜用比兴,如《梦游天姥吟留
别》?
quot;海客谈瀛洲,烟清微泛信难求起兴,下接越人语天姥,
玉霓明灭或可睹点题。
类似这种写法,李白用得随心所欲、变化莫
测。
三,用典。
典型作品如《行路难》通篇用典,使得诗歌内容更
为深刻丰富。
除此之外,他的诗句中还有不少的警言佳句,安能摧
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一点与杜甫颇为相似。
总之,李白诗歌的美是多样的,除了大气磅礴、雄奇壮美风格之外,还有自然明快的优美情调、清新飘逸、明净秀美。
作诗纯以气胜,他在创作时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及创作时独有的冲动、激情、勇气等等,使他的作品赋予了奇气、大气、朝气。
这是他最为独到的特点,后人都难以模仿他的创作手法。
再看看杜甫。
他善于写现实主义的诗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
他大量使用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
他写时事融入自己强烈的抒情、议论。
如《羌村三首》,他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真实场景,而抒发的是一己情怀。
这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
二,语言成就高。
叙事诗善于写对话和人物独白,做到个性化;善于使用动词、叠词等等。
三,寓主观于客观。
通过具体生动、细致入微的客观描写,体现诗人主观思想,达到雄浑壮丽的艺术境界。
如《赠卫八处士》《北征》等,这些作品对于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这种描写方法与李风驰
电掣、大刀阔斧颇为不同。
四,善于对现实生活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往往从一个人,一件事,一
个家庭写起,以小见大,为我们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
总体上看杜诗,其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其感情基调是悲慨的,其诗中蕴涵着一种厚积薄发的感情力量。
另外,他的诗歌另一特色则是萧散自然。
雄奇壮美与沉郁顿挫、冲动激情与悲慨苍凉、大刀阔斧与细致入
微......这几组词语意思显然大相径庭,这也就是说,倘若李白的诗歌汲取杜甫的特点或是杜甫的诗歌汲取李白的特点,这样就会变得不伦不类的。
因此,我还是赞成各有所长、不宜用优劣论之的这一观点。
李杜优劣之争不会因为我的一通发言而停止,肯定会继续下去。
因为,对两位伟大诗人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从诗歌的内容到形式再到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无穷尽的认识课题。
但我相信:
辩论不会停止,论题则会越辩越明。
【篇二:
李杜优劣论概括】
李杜优劣论争的背后谢思炜内容提要李杜优劣论争反映了中唐韩愈与元、白两大诗派在诗学观念上的差异和竞争。
韩愈对李杜优劣说
的批判也包含了对讽谕诗创作的不以为然。
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诗学思想在同时代仍最为接近。
在贞元、元和诗坛上,他们是前后相继的接力者,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诗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关键词李杜优劣说;讽谕诗论;韩愈;元稹;白居易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李杜优劣之争,在李、杜诗学研究史上留下了长久影响。
但这一论争的发生,是与中唐当时的诗坛竞争和诗学思想变化密切相关的。
参与这场论争的三个主要人物:
韩愈、元稹、白居易,是当时诗坛的三位健将,分别是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的代表人物。
这场论争看起来是对李白、杜甫两位早已作古的诗人评价有所分歧,实际上却反映了这两大诗派在诗坛影响和诗学观念上的区别、变化和竞争。
一、立论
这场论争因韩愈作《调张籍》而公开化: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关于韩诗矛
头所向,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指出:
“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
韩退之不以为然,诗曰:
李杜文章在为微之发也。
”方世举又补充说:
白居易《与元九书》“是李、杜交讥也”,韩诗“因元、
白之谤伤,而欲与籍参逐翱翔”[1],将白居易也作为韩愈批驳的对象。
考之史实,魏、方二人之说是有根据的。
从时间上看,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作于元和八年
(813),其论云: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
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2]
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其论云: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
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3]
韩愈《调张籍》则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恰在元、白二人立论之后。
考之同时代其他人,再没有如元、白二人这样明显扬杜抑李的
言论,元、白本人此后也再没有重复这种言论。
由此可见,除了元、白二人在这个特定时期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外,再没有人可以当此批判对象了。
一般都把元稹当作提出李杜优劣比较并公开主张扬杜抑李的始作俑者。
方世举注意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也有类似言论,将他也与这场论争联系起来,是很有见地的。
元、白二人情同手足,不但相互唱和,而且共同讨论由政治到诗歌的各种问题,互相交换看法。
两人在元和时期就诗歌问题发表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可以相
互代表,在李杜评价问题上也不例外。
韩愈诗称“群儿愚”,其所指对象也显然不止一人。
明确元、白二人在李杜评价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有助于我们探究李杜优劣说提出的背景以及韩愈为何一定要对其进行批判的原因。
显然,元、白二人发表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信口开河,真像韩愈所痛斥的那般“愚”。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尤其表明,导致他们提出李杜优劣评价的,正是他们在这一阶段不遗馀力所进行的讽谕诗创作及其理论总结。
当然,元、白二人言论的着眼点和具体评价意见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有何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他们发表意见的场合不同所决定的。
元稹之论完全从正面评价杜甫的创作成就,主要是从艺术成就的全面和诗体、风格的齐备来称赏杜甫。
这是由于他所作的是墓志,必须对墓主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做出全面评价,当然语气也必须是恭维尊敬的。
在他的评论中唯一令人感觉意外并引起争议的是,作者似
乎节外生枝但又按捺不住地引入“山东人李白”来与墓主对比,并得出抑彼扬此的结论。
就墓志写作来看,这种处理其实毫无必要(我
们实在想不出另外有哪篇墓志用这种办法来抬高墓主),实属画蛇添足,当然也不可能是出于请托人或其他什么人的要求。
元稹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一旦有发表机会,哪怕场合并不完全合适,甚至明知会招致异议,也要把它发表出来。
推究元稹为何这样做,就需考虑他写作此文时的身份和特殊用心。
元、白二人在当时仍属于诗坛“新锐”,他们有很多新的看法,已经或正在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
但由元稹来给杜甫做墓志,应该说并非是文名所归,而多少有些偶然。
元稹在元和年间所作墓志,除了为亲族所作《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韦珮母段氏墓志铭》外,只有一篇《南阳郡王(张奉国)碑文铭》
和此篇杜甫墓系铭[4]。
张铭之作,是因其“家且贫,无以买其文”,而“历抵卿大夫之为文者”,最终元稹不讲价钱而承担了。
杜铭之作,则是因元稹贬官江陵,杜甫孙嗣业启柩归葬,恰好路经江陵而拜求
之。
杜嗣业“贫无以给丧”,更无力求大家为文,遇到文名已著但架子还不甚大、又对杜甫特别推崇的元稹,可以说是再凑巧不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元稹来说,作为杜甫的崇拜者,又有一种自视甚高的锐气,与其写一篇平淡无奇的谀墓文字,不如就此发挥,有意反诸旧说,作惊人之论,由此引发一些争议不仅是作者意料中的,甚至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元稹所作墓志中,也唯有此篇最见精彩,正因为它有些“出格”,表达了作者酝酿已久的真实思考。
那么,元稹是从何时开始又由于什么原因而特别推崇杜甫呢?
答案十分清楚。
元稹对杜甫的推崇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方面即是墓铭中所说“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另一方面则是他后来在《乐府古题序》中所说:
“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余少时与友人
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
”[5]此外,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也说过: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
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6]所谓“少时”,正是指元和前期他与白居易共同从事《新乐府》等讽谕诗
创作的时期。
对杜甫的推崇,正是由于杜甫在“寄兴”、“即事名篇”
方面对讽谕诗创作的启示。
相比之下,诗歌艺术其他方面的“旁备”固然也是元稹推崇杜甫的原因,但重要性并不及前者。
从事讽谕诗
创作,把自己视为杜甫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是元稹提出李杜优劣论的真实背景和更重要原因。
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透彻。
《与元九书》由于是两位好友之间倾诉衷肠,直接交流最重要的心得和思想,任何题外话和恭维话都不必讲,所以白居易没有必要考虑对杜甫的评价是否全面,也没有从正面提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只是在追溯讽谕诗的创作源头时如实肯定了杜甫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但恰恰是由于白居易提出了远比杜甫明确激进的诗学主张,杜甫在他看来做得还很不够,所以文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杜甫,当年那种锐气和不礼让之意表达得更直接充分。
而且,为了强调这一点,文
中采用了与元稹类似的借李形杜的办法,以致
“李杜交讥”。
这除了
说明元、白二人就此曾充分交换意见、在李杜评价问题上相互影响
之外,也更清楚地说明,李杜优劣论提出当时的真正着眼点并不在
二人创作成绩或风格特色的全面比较,而只是在
“风雅比兴”诗学精
神的发扬与否乃至对讽谕诗创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的重要性上。
如果不是从讽谕诗创作出发,《与元九书》根本得不出李不如杜、杜亦不过如此的结论。
不过,尽管《与元九书》说了这样一番激切甚至过头的话,由于此书的重点并不在李杜评价,全书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白居易本人又是杜甫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所以即便后来李杜优劣成为很无聊的经典话题后,这番话也没有太被人计较。
除了专门为韩诗作注的方世举对此十分敏感外,其他读者大概都能体谅作者说此话时的
心情,没有给白居易戴上“贬杜损李,不自量力”的帽子。
这番话在当时,也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与元九书》毕竟是一封私人
信件,在被作者编入文集前,一般不会广泛流传。
但我们却不能因
此忽视这番话的含义,它实际上更清楚地揭示了李杜优劣论争的真
实出发点和诗学背景。
尤其是对于另一当事人韩愈来说,这番话有
可能才是真正惹恼他的原因。
二、驳论
如前所述,韩愈所说“群儿”,已表明令他恼怒的不止一人。
元、白同气相和,韩对其中任何一人不满,都有可能牵涉到另一人。
但我们十分怀疑,他是否真的读到了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
毕竟
元稹是在偏远的江陵写此文,接受者杜嗣业将要回河南偃师,身份卑微的他恐怕也不会拿着此文到处传扬。
如果不是有意访求的话,两三年的时间里韩愈恐怕很难有机会读到此文。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韩愈此诗题为《调张籍》。
为什么此诗要写给张籍,而且
名之为“调”(嘲笑,调侃)?
原因只有一个,“群儿”的这番“谤伤”之言是闻之于张籍的,甚至张也曾表示赞同,炫为新论。
我们看到,
张、韩之间颇有些“诤友”的味道,曾就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展开争论,
相互批评和规劝。
这次讨论当属其一。
当然,一个“调”字也表明韩
愈对传言者张籍和“群儿”还是有所区别的,张还没有被包括在“群儿”
之内(韩还不至于那样不客气),但同时也表明韩愈对张籍赞同“群
儿”之言的不满。
这也就是说,有关李杜优劣的“新论”,韩愈是得之
于转述口说(当然也有可能是张籍在书信中为其转述),而并非看到了元稹或白居易的文章。
那么,张籍转述的意见又得之于谁呢?
只要考察一下张、白、元等人在这一时期的交往活动,就不难得出结论:
张籍只可能从白居易
口中听到类似议论。
元稹自元和五年(810)贬江陵士曹,直到元和末才还朝。
而这段时期白居易除守丧退归下三年外,在长安与张籍
交往十分密切。
元稹只有元和十年(815)远在通州所作《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诗中曾提到“殷切闲太祝”,小注:
“张君籍。
”[7]此后,迟至元和十五年(820)返朝后才有《和张秘书因寄马赠诗》[8]之作,与张籍直接唱和。
元、张二人在元和时期基本没有来往,很可能通过白居易才间接相知。
劣之论也并非针对韩愈提出,或存心向韩挑战。
张籍的诗学思想乃至创作风格,尤其是在提倡风雅比兴这一点上,与白居易颇多一致;同时在提倡儒家思想传统这一点上,又与韩愈有共同语言,相互探讨。
就道德精神而言,韩、白的文学追求在同时代其实是最为接近的。
张籍与韩、白都很接近,能够被两方引为同调,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
也正是由于看到这种思想立场的近同,张籍才会有心为两人作合。
当张籍将李杜优劣之论介绍给韩愈时,大概也没料到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和嘲笑。
了解了《调张籍》的写作缘由,我们更可以确信,韩愈所斥责的“群儿”是兼含元、白的,甚至心目中以白为更直接的对象。
而且,韩诗
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固然是批元的扬杜抑李,但更不能容忍的则是白的“李杜交讥”。
那么,韩愈为什么一定要对此起而斥责,乃至不惜付诸篇什呢?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元、白之论在韩愈
看来实属“议论不公”,后人的看法也大多赞同韩愈的立场。
但韩愈为什么不能用宽容、谅解一些的态度,理解元、白立论的用意所在,对此一笑置之,或提一些更具善意的商榷呢?
这固然是文人意气相争的表现,但恰恰与双方诗学立场的差异相关:
李杜优劣论实际是讽谕诗创作理论的一个要素和延伸,元、白因坚持它而忽略了一般
意义上的公允;而韩愈从公允和维护权威的立场出发,在批驳“群儿”时其实也包含了对讽谕诗创作的不以为然。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讽谕诗创作时曾说:
“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是就整个官僚阶层和诗人群体而言。
其中“不我非”的三两人,白居易提到的有邓鲂、唐衢。
唐衢曾从韩愈游,《旧
唐书》以其事迹附《韩愈传》。
此外加上与韩愈接近的张籍,也是讽谕诗为数不多的支持者。
但韩愈本人,据其诗文来看,在当时对讽谕诗创作却没有任何赞同或响应的表示。
这说明双方的诗学观念
确有差异:
韩愈论诗主“怨”,元、白主“讽”,韩愈诗论中唯一缺少的就是以诗为讽谕的提倡。
但韩愈也没有公开攻击或反对讽谕诗,
推究其原因,只能说这是因为讽谕诗论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事关基本政治和道德原则的诗歌理论,不是一般的诗艺或作风之争,除了遭到揭露抨击的权贵政要对其有切齿之恨外,以韩愈的道德立场或以一般士人的道德准则来看,都不大可能站出来公开对这种正言谠论进行攻击。
这也就是说,讽谕诗论在当时是占据思想高位和优势的,在原则上谁也无法否认其正确性,公开对其挑战;只是一旦将其付诸实践,涉及实际政治问题和具体人事关系,就不免会招致攻击和忌恨,即便如韩愈这样的旁观者也会因其锋芒毕露而不以为然。
元、白正是由于占据了这一思想高位而叱咤诗坛,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锐代表;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他们落入众口藉藉、为人侧目的境地。
韩愈与众人尤为不同的是,以他写作《元和圣德诗》为一高点,直到《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代表作产生之前,诗坛的这一思想高位实际上是由他所占据的。
元、白乃是后来居上,通过讽谕诗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韩愈的地位和影响。
所以,韩愈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地不是出于诗学观念上的敌对或具体写作上的是非,而是一种被人取代之后的失落和心有不甘。
就元和政局气氛和诗坛风向来看,讽谕诗的出现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事,所需的就是元、白这样的新锐做一次冲击。
而像韩愈这样在当时诗坛地位业已确立、诗学思想基本定型的人,就不大可能充任这种冲击者的角色,在诗
学思想上也不大可能做这种新的开创。
但讽谕诗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不可能不引起韩愈的关注。
可能是出于自负,也可能是出于诗学作风的明显差别,还可能有其他人事关系的因素,作为诗坛领袖的韩愈在这时确实显得缺少雅量和奖掖后进的精神,尽管不便对讽谕诗公开批评,但始终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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