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长征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党课讲稿(42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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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长征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党课讲稿)
前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学习长征精神与党的初心和使命。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
他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说:
“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历时9天,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8个渡口过河。
为了隐蔽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早上拆桥,不留痕迹。
为支持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群众倾尽家中木材,捐出门板、床板甚至棺木,在约30公里的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感言道: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
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写下《建军纪念日怀战烈刘伯坚同志》,回忆夜渡于都河,怀念战友刘伯坚: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毛泽东说: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曾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
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1年,刘伯坚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并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和群众,在于都河多处架桥,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河长征。
1935年3月负伤被捕,壮烈牺牲。
叶剑英怀念当年在于都河畔与刘伯坚告别的情景。
特别是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去刺秦王的典故,怀念刘伯坚为自己送行的壮烈场面和动人情景。
我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讨论和分享。
一、红军长征概况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相继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由彰明、中坝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静宁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把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也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曾经填写了两首“渔家傲”,反映了粉碎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的情形。
其中第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样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战略,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政策,加上经济封锁,分路“围剿”中央红军。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选入中央政治局,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全党的统治。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共产国际指定王明为代理总书记。
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
指定博古为临时中央负责人。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
博古、洛甫动身前,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同年9月李德到达瑞金。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既不懂军事指挥又不知中国国情的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
临时中央领导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确建议,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
1934年4月广昌失陷,敌人进入苏区腹地。
为牵动敌人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7月,中央派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下,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
同时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向湘中转移和发展,并设法与红三军联系。
以调动和分散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
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10月初,国民党军占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进入中央苏区中心区域。
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经共产国际同意,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1.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
敌人利用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27日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
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
但由于山路狭窄,加之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退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
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战役受挫,说明了临时党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2.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
12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参加者有:
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
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
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3.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
1935年1月15日至170,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后来扎西会议通过。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2月5日,在部队行军至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周恩来后来说:
““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
3月11日,在遵义附近的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准备北渡长江。
由于土城战役未能得手,毛泽东等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起一渡赤水河,寻机北渡长江。
但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红军遂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鉴于川滇敌军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2月18至21日,红军二渡赤水。
接着发动遵义战役,从24至280,历时5天,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中央红军长征后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3月于16~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再进川南。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3月21日起四渡赤水。
接着南渡乌江,进逼贵阳。
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他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却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1961年9月,蒙哥马利再次访华,回国前毛泽东送他一件礼物:
亲笔书写的自己的词《水调歌头•游泳》。
词里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是毛泽东游泳的心情,也是他对长征的感受。
4.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和反对张国煮分裂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先期从理番出发翻越虹桥山到达达维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合。
6月14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到达达维。
张国春应党中央要求前往懋功,1935年6月25日下午,张国煮一行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
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张国春到来。
随即举行了欢迎仪式。
会场上,响起嚓亮的《两大主力会师歌》,毛泽东、张国春手挽着手,并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首先致词:
“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
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
张国春致答词:
“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
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受中央领导。
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
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
两军会合以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提上了日程。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召开。
根据会议精神,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首先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会议通过《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
会后,两个方面军分成三路北进。
由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中央坚决北上,张国春则犹豫不定。
面对经过8个月艰苦长征,严重减员、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军容整齐、兵强马壮。
张国春的行为举止表现出傲慢,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李德回忆说:
“6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
张国春,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一样接待了我们。
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
特别是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亟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未涉及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这一方面是党内受“左”倾路线统治长达3年之久,思想认识的觉悟还有一个过程。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更需要加强党内团结。
另一方面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内的重大变动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双方的沟通。
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中央红军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仅仅说军事指挥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
这就助长了某些误解。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春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
张国春对中央慰问团的李富春提出统一组织问题,7月6日李富春电告中央,张国春“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
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
“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
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
10日,张国率致电中央,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为了团结张国春率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党中央在军情紧急、部队缺粮、艰苦行军的情况下连续召开会议,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张国春作出重大让步。
芦花会议决定张国煮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沙窝会议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重申: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
毛儿盖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之洗河流域(主要是洗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沙窝会议以后,由于进攻松潘未果,中革军委制定《夏洗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路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分别由红军总部和党中央率领穿越草地北上。
1935年8月12日,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开始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
8月210,右路军开始过草地,经过7天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
8月29日,右路军攻占包座,打通北进道路。
大家都盼望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8月30日,张国春终于下达东进命令。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张国春,再次陈述北上战略。
左路军开始行动。
但9月3日,张国春借口大雨致嘎曲河水上涨不能渡河,命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并致电右路军要求掉头向南进攻松潘。
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煮:
“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
并请求“飞示,再延令人痛心”。
但张国春决心已下,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
“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9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病榻前开会,会后,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蔷7人名义致电朱张刘(伯承),指出:
“目前红军行动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
”坚持“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要求“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上”。
9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春,指出: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
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
但张国春不为所动,复电7人,反对北上,执意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陈昌浩态度发生变化,同意张国春意见南下。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北上。
9月10日,离开巴西到达阿西的中央政治局给徐向前、陈昌浩发来《指令》:
“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
指出:
“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指令》决定“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
同日,党中央向全军发布了《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指出: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南下是绝路"。
号召:
“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
9月120,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
会议主要讨论张国春问题和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报告中回顾了两军会合后党中央同张国春的斗争,强调要坚持向北发展的方针,指出与张国春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不要马上作组织结论,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用各种名义打电报叫他们来。
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春同志错误的决定》,但只发到中央委员。
俄界会议决定: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
北上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堑腊子口,进入甘南,北上通道开辟出来了。
5.到达陕北
1936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毛泽东在哈达铺通过几张《大公报》确切地知道,陕北不仅有红军活动,而且存在一块几乎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
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明确宣布把陕北作为目的地。
10月19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
随后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11月2日,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独树镇战斗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近3000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这一天寒风刺骨,风雪交加。
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踏着泥泞,进至独树镇七里岗时,突然遭到事先到达的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
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部队与敌展开肉搏。
副军长徐海东率后续部队及时赶到,打退了敌军的进攻。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场血战。
为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先期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并在陕北建立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2.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后,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
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二十五军得以休整,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3.到达陕北
1935年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随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
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
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
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1935年9月180,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
(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嘉陵江战役和土门战役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北川以东、平武以南、梓潼以北的区域。
而后,张国春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采取大搬家形式,总计10万余人开始长征。
在东南北三个方面已被敌人大军围困的形势下,红四方面军决定向西转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土门战役,占领茂县。
5月160,在茂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尽快占领有利地区,迎接中央红军。
2.红四方面军南下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进攻松潘未果,沙窝会议以后,按照《夏洗战役计划》,8月120,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开始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
在中央一再催促下,8月19日左路军开始行动,但大部队和红军总部却向阿坝进发,没有一支部队向右路军靠拢。
8月30日,张国春下达东进命令。
但9月3日,张国春借口大雨致嘎曲河水上涨不能渡河,命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并致电右路军要求掉头向南进攻松潘。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部队分别从草地东西两边的阿坝和包座开始南下。
3.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和百丈关战役
10月7日,张国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经过红军奋勇作战,战役取得胜利。
10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南下第二阶段战役打响。
红四方面军一度夺取宝兴、芦山、天全三座县城,占领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大片地区,但在百丈关遇到川军顽强抵抗,导致作战失利。
经过连续七昼夜的激战,毙、伤敌15000余人,但红军伤亡也近万人,被迫于11月21日撤出百丈。
这次战役历时18天,仗愈打愈大,是南下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战役。
百丈关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并准备过冬。
至此,南下红军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到失败。
4.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和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1936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再次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3月到达道孚、炉霍、甘孜一带。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7月2日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
他说:
“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
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
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
5.二次北上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此前,1936年6月6日,张国春在炉霍召开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6月25日,朱德、张国煮致电徐向前,发布北上部署。
6月28日发布《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政治命令》。
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五)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1.红六军团西征和二、六军团开始长征
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1934年10月与红2军团会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190,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水獭铺出发,向湘黔边转移,开始长征。
红二、六军团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开始长征的。
红军一路上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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