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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解读
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妥协、退让吗?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对外战略策略方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一些不谙其论的人们,往往认为“韬光养晦”就是妥协、退让,并由此产生一些困惑和不解。
这是需要加以澄清和阐明的。
一、韬光养晦不是简单的妥协和退让,而是在不利情况下变不利为有利的积极对策,具有主动性和进取性.
韬光养晦是一种外交谋略,是指在力量对比于己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需要作出暂时的和必要的妥协和退让。
妥协和退让并非“韬光养晦”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和手段。
“韬光养晦”的基本涵义是:
收敛锋芒,埋头实干,不挑头,不扛旗,不慕虚荣,不尚空谈,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低姿态,必要时善于妥协和退让。
这是在不利形势下保护自己的良策、积极应对之策,具有主动性和进取性。
1918年3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了《布列斯特和约》。
当时德国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
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权避免在德国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让,接受德国提出的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立即签订和约。
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积聚了力量,得以在1918年至1920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14国的武装干涉。
而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布列斯特和约》成为废纸一张。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韬光养晦”策略的一个成功范例。
苏维埃政府虽然暂时蒙受了屈辱,但是最终赢得了武装自己、强大自己的时间,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严峻。
那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
西方媒体和政要欢呼雀跃,弹冠相庆。
西方国家联手对华实行制裁,向中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
它们借口保护人权,制造反华舆论,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在此危急时刻,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他说: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不要急,也急不得。
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这里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
这“一件事”做好了,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而要做好这“一件事”,就必须“韬光养晦”。
10多年来,中国人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策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迎来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在贯彻“韬光养晦”方针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个大原则,不能动摇。
这是“大谋”,不能乱。
在策略问题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应对。
在遇到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要冷静,再冷静,力戒感情用事。
要善于为了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作出必要的退让。
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要做到心中有数,不乱方寸,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在冷静和沉着之中作出中国外交的明智选择。
199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悍然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粗暴践踏中美两国签署的《八·一七公报》,严重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当时,许多同志强烈希望中央对此采取断然措施,不要怕失去最惠国待遇。
出于对美国的义愤,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应指责,但要引导。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真正做到了三思而后行。
这样做的理由是:
当时我们对美贸易有100多亿美元顺差,假如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我们就会有将近100亿美元的商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100亿美元的商品涉及几百万以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因此,我们不应头脑过热,而要以韬晦之策冷静地处理问题。
有人说,过去我们比现在穷得多,还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敢于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
”,而现在我们富多了,却不敢同美国霸权主义斗争了。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反对霸权主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但要看到,现在的情况与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
时代不同了,斗争的方式自然也不能一成不变。
过去,中美互相敌视,互不往来,我们自力更生,无求于人;如今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经贸关系而言,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1990年,我对美出口额占我出口总额的83%,1995年增长为166%,2000年为209%。
如果把内地产品通过香港输美部分也包括进去,我对美出口比重可能达到25%~30%,也就是说,我对美出口已占到我出口总额的1/4以上。
而美国对华出口在美出口总额中还不足2%。
因此,我们要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我国的总体利益考虑,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努力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韬光养晦”绝不是不讲原则的一味退让。
江泽民同志指出,这“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27~5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二、韬光养晦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策略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同志对美国在世界各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和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作法十分反感,尤其是对布什上台后推行赤裸裸的单边主义即霸权主义强烈不满,因而产生了还要不要对美国实行“韬光养晦”战略策略的问题。
第一,必须指出,“韬光养晦”是指导我国外交的一项战略策略方针。
它不是指向某个特定国家的。
我国“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韬光养晦”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战略目标,是为了我国长远利益而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第二,当前国际斗争形势主要是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即霸权主义同世界各国要求和平与发展以及多极化趋势的矛盾,不单纯是美国与中国的问题。
比如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绕过联合国单独对伊动武、坚持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
对此,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盟国在内,都以不同方式对美国说“不”。
第三,美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惟一超级大国和西方盟主的地位,是我国长期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国家。
它顽固地将我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现实敌手”和地缘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对我推行“胡萝卜加大棒”的两面政策。
因此,不管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始终没有改变,把台湾变成一条“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政策没有变。
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两手对两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而不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尽可能保持中美关系总体上的稳定,不但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促进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从而减少我国发展中的阻力和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
第四,“韬光养晦”是以对我国的实力、影响和国际地位的清醒估计为基础的。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初级阶段向更发达、更高的阶段过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截止到200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一万亿美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9,日本的1/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差得更多。
据世界银行估计,即使中国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至少需要七八十年才能赶上美国。
中国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毅君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影响所及主要在周边亚洲国家。
中国有长期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脱贫致富,也不允许中国成为压迫别国的超级大国。
有些西方媒体夸大中国的成就和力量,宣称中国很快就将超过日本,赶上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把美国赶出亚洲。
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是为炒作‘中国威胁论’作铺垫。
”这种看法比较中肯,是实事求是的。
中国人民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渴望过安定富裕的生活,盼望能有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抓住历史的机遇发展自己。
“韬光养晦”方针反映了广大人民这一心愿。
可以肯定,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入侵,“韬光养晦”这一战略方针不会动摇。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还要不要“韬光养晦”?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韬光养晦虽是外交策略,政治谋略,它与经济全球化并不对立;其次,“韬光养晦”不是自我孤立,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
恰恰相反,“韬光养晦”正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之前,“韬光养晦”这一法宝决不能丢。
三、超越历史局限,“韬光养晦”在新时期有了新内涵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脍炙人口的“韬晦”案例,比如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三国时代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汉代初期汉武帝的“和亲”政策等等。
与古代的“韬光养晦”相比,我们现在的“韬光养晦”在实质内容上已经大大发展了。
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目标更高远。
“韬光养晦”并不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是为了有所作为。
对此,古今并无二致。
但是,古代的韬晦者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韬晦的目标相对狭小,而且其目标达到后往往又不能长久保持住。
比如越王勾践,他卧薪尝胆,目的是报仇雪恨,杀死吴王夫差,重建越国;刘备在府第浇水种菜,佯装庸人,目的是防备曹操加害,等待时机,徐图大计。
汉武帝“和亲”,主要为了阻滞匈奴入侵,保证边境安宁。
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步走”战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二,战略意图完全公开、透明。
历史上的韬晦者无不对其韬晦的意图严加保密。
他们的计谋之所以得逞,全赖于其意图的隐蔽性。
如果夫差知道勾践在吴国做牛做马是为了有朝一日打垮他,那么他会立即要了勾践的命。
假如刘备在酒宴上承认胸藏大志,日后欲与曹操一争高下,那么他就出不了曹府。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孙子语)。
总之,就是不让别人摸清自己的真实意图。
而我们今天则将自己的战略意图完全公开。
党的十六大报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中国“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公诸于世,这是对传统韬晦计谋的创新和发展。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告诉全世界,尤其是有关大国,中国无意与谁争霸,也不想挑战谁的“地位”,因此,谁也不用“惦记”中国。
这有利于减少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也就是减少了中国发展的阻力。
第二,向周边邻国发出清晰和明确的信号,中国真心实意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不会威胁任何国家,谁也不用害怕中国的崛起。
这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党的十六大报告赋予了“韬光养晦”谋略新的、更为积极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报告第九部分“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没有指责或批评任何一个具体国家,在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还强调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和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等等。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诚挚的态度,世界上一切尊重现实实际的人,都是会赞赏欢迎的。
今天,我们对外工作的出发点,不仅是“少树敌,多交友”,而且尽量要做到“只交友,不树敌”。
这是抓住新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歌猛进的大发展时期,也有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重大挫折的低潮时期。
东欧演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陷入低潮。
它不仅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人们在思考中难免会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没有过时?
如何认识苏东剧变的性质、原因与教训?
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上予以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没有过时,这个规律依然在发生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个结论的得出,不是出于人们主观上的想象,而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的科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日益社会化,越来越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生产资料不仅私有化,而且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并由此引发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悬殊与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根本对立等严重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断社会化的客观需要,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创立新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不可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而且在抵御经济危机、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适应新的形势进行内外政策调整的结果。
这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包容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消失。
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与弊端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于过去,但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发展状况是推动人类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力量。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越发展,就越积聚着促使自己灭亡的物质因素。
关于这一点,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
如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在谈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明确说:
“眼光只需稍微敏锐一点,便可看到:
我们已经满帆地驶进了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最初阶段;我们不得不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德]马克斯·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第64~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
然而,只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
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1%,远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两国使用不同的统计概念所致。
苏联使用的是“物质生产净值”(NMP),而美国使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
但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研究的结果,即便按照西方专家自己设计的标准即GNP概念,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
苏联年均经济增长达到45%,而同期的美国仅为31%(参见大卫·科兹等著: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至1985年,苏联GN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
根据苏联官方的NMP,1975年—1985年苏联年均增长为39%,依据西方的GNP标准,年均增长26%,而同期的美国为22%(参见大卫·科兹等著: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的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
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的第二位、欧洲的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取得的。
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
苏东剧变后,即便在不利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越南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
1989年—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越南自1986年推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也快速发展。
1991年—2001年,越南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近8%的水平。
总之,自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的80多年来,虽然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作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
150多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虽然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个规律的实现过程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但自然规律的实现往往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不会有曲折和反复。
社会发展规律则不同,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实现。
在任何社会里,人们的利益总是有差异的,因而他们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是不一致的。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
因此,在这里,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在阶级斗争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阶级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
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过程中最终得到实现。
15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西欧一隅到波及全球五大洲。
但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经历着许多迂回曲折,经历着低潮与高潮,高潮与低潮交替出现。
而每一次低潮的出现总是孕育着新的高潮的到来;每次高潮的出现总会伴随着理论的新突破和实践的新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第一次挫折。
经过短暂沉寂,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1864年第一国际的诞生,1872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令欧洲的资产阶级大为恐慌,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统治遭受重创。
虽然巴黎公社革命后来失败了,第一国际也随之不久解散,但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很快发生扭转。
1889年第二国际的诞生,标志新的革命浪潮的到来。
新的国际组织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更重大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虽然在组织上有延续,但是由于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导致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经历了挫折。
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第三国际的成立,则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而且在实践中诞生了列宁主义。
随后的苏联在曲折中发展,并在经济建设与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春天。
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向多国拓展,在欧亚地区相继诞生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矛盾、分歧,甚至还有斗争与分裂,但总体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人类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来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总结教训,实行正确的改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遗憾的是,由于苏联东欧等国在改革问题上犯了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改革变成“改向”,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演变与解体,国际共产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低潮。
即便如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黑夜过去是白昼,严寒过去是春天。
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新的高潮。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
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第30、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三、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苏东剧变虽然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遭遇的重大挫折,是一场世纪性的历史悲剧。
但从这一事件的性质看,它恰恰不是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导致的失败,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东欧演变、苏联解体固然有国际国内的因素、党外党内的因素、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执政党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路线。
从苏联的情况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推行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根源。
党内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党内外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化”派以及境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势力,这三股力量的合流,共同窃取了无产阶级政权。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最终酿成了悲剧。
这个“因”与发生演变的这个“果”有着必然联系。
如果苏共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向,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以及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克服与解决;如果苏共坚持共产党领导,并在这个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铲除党内的机会主义,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就不会成功,堡垒就不会从内部被攻破。
由于苏共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推行了实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致使经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外交等方面存在的原本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相互作用,并最终成为苏联演变的现实因素。
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立场鲜明,坚持原则,所以社会改革不但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命运,而且成就显著。
许多国外知名人士认为,改革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向,是中国及其他国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前苏联改革的根本区别。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苏联演变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就在于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它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允许和鼓励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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