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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专业: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班级:
B743202
学号:
B74320237
姓名:
李丹
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意义
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先决条件和实践前提。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无论它作为理论体系还是现实政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实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理论精华,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认识,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发展观。
它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就是决策要通过民主和科学的程序来实现,发展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的发展,才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紧迫地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新情况新形势要求我们科学地回答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什么,怎么样发展。
面对发展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并且作出科学的回答。
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提出“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思想,并把它们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
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既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要求,同时也是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原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延伸。
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不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寓意。
因此说,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落在实处,决定着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在实处。
科学发展观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同样,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其意义众多:
其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障。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要形成党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
其二,作为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大事也就是党内的大事,因此,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化、民主化。
其三,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建设和谐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四,非民主、非科学的决策,贻害无穷。
领导们的“拍脑瓜”决策,由于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依据,有时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它背离人民长远利益和违犯科学与规律,由于它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会在经济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在政治上给党的形象抹黑,直接动摇党的威望和群众的信赖。
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方面:
一是环境、生态、资源遭到不可逆的破坏。
二是重复建设与项目雷同,给有限的国家财力造成重创,也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发生严重流失。
三是经济建设盲目攀比、东施效颦,有时甚至是邯郸学步,最终不得不下马或者改弦易辙。
四是新来的领导来“新”的做法,易官换位,另起炉灶,前任的半拉子工程我们还见得少吗?
五是为官一任造“乱”一方,铺摊子上项目,闹哄哄的旧城改造,最终只是拉动了炒房地产商的“经济”,抹掉的却是古城特有的历史文化痕迹,把区域经济变成个别人无知的“试验经济”。
如此等等,使得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决策权力的垄断和错位,使决策活动离社会大众越来越远,加上胡乱决策、失误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当地政府的行政效能下滑,威信和号令效应大打折扣。
而政治方面的损失就无须赘述了。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重要意义的认识,认识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深刻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
“群众利益无小事。
和谐社会建设,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
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注:
出自胡锦涛同志在青海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见《求是》2006年第1期),这就是我党提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刻的政治与现实根源。
二、提升决策质量的关键问题
在决策实践过程中,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决策结果质量的高低。
在我们的社会决策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把握以及落实决策中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直接决定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效,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不是一对神秘和深奥的概念与命题,它也主要不是一个理论和学术话题,它永远存身于我们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伴随着我们对客观规律和社会进步趋势认识的深入而发展。
我们既要反对把决策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更要反对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上偏执一端的形而上学,同时我们也要厘清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决策民主化中存在的民主与集中的机制问题。
在我们决策实际中,是否应该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或者如何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及怎样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人们在其中的分歧或者相左的意见距离不会有多远,也极易达成一致的共识,而对待决策的民主化则不然,既存在着许多重大的认识误区,也存在着严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
在我们具体的决策实践中,人们往往把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民主化对立起来,常常用决策的科学化取代决策的民主化,并且提出了精英政治理念,甚至把决策科学化当作排斥决策民主化的借口和挡箭牌。
他们认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常常掌握在占人类少数的精英手中,而普通的人民群众因为知识和教育的差距,并不具备和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手段。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决策的科学化演变成了一把手决策或者是主要领导人员决策,总之形成了那种旧有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决策状态。
所谓决策的科学化,就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的决策科研活动,保障我们决策利益对理性的和经济的需求,使我们决策的成本和风险降低到最小。
科学决策的特点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决策体制、决策组织、决策目标,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上。
简而言之,科学决策就在于要求我们要从经验决策转变到科学决策上来,实现决策全过程程序的科学化。
由于科学决策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力求接近和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所以科学决策的效果要最大程度地受决策主体科学素养的控制,它的相对有效性和工具属性非常明显。
人类共同的决策实践也告诉我们:
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当作实现重大决策科学化的标志备受重视,实际上,要实现决策科学化并不是科学技术体系本身所能解决的,科学技术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只是为重大决策实现科学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任何决策的可行性论证不应只考虑技术和经济层面的问题。
如果抛开或者忽略考虑法律上是否允许、操作上是否可行、进度上可否实现、政治上能否被有关各方面所接受等等这些综合方面的可行性,这类决策的“科学性”就要值得怀疑了。
对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认识和使用,导致决策中科技含量越高,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决策者主观极力提高决策中的科学含量,到头来往往事与愿违,决策的失误仍然在所难免,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科学的困惑、科学的反思、科学的挑战等不得不成为人们在决策实践中共同谈论话题,决策科学化的局限性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片面强调决策科学化,或者离开决策民主化来谈论和研究决策科学化,认为决策科学化可以独立于决策民主化等等都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倾向。
决策科学化问题从来都是与决策民主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只有民主的决策才能带来更多的科学因素,只有决策民主化才能使科学更好地为决策服务。
离开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科学化也不会走得很远,或者说决策科学化也无法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决策的民主化不但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且决策扩大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动科学技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渗透的过程。
而实际上科学决策的目的也恰恰在于为民主决策提供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客观依据,在于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的质量。
决策的民主化构成了实现决策科学化最重要的条件和途径,而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就是决策的民主化。
所以说科学化的程度与民主化的程度是息息相连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民主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决策质量,它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决策者的信息不足、知识不足和能力不足,纠正他们价值的、理性的、观念的偏见。
并且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升了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决策的实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一旦公众参与了决策,就不单单存在认同这一决策的问题,而且会把这一决策当作他们自己选择的行为。
每当遇到困难和坎坷时,群众便会主动地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征服和解决,通过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决策的实施和贯彻。
而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民主决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会有效地避免领导人个人或者个别领导集体知识的局限和价值观念的偏见,进而大大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道理就在这里。
民主决策的最重要标志便是建立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表达的体制,整个决策过程畅通、规范、透明和趋向完善,并浸透着一种宽松、自由和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
决策的决断者、决策方案的选择者、决策的评价者、决策的最终受益者在这里是高度统一的。
决策民主化问题,万里同志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我们党并且最早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
决策民主化本质上是一个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
当前,制约和阻碍决策民主化的主要问题,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
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容易产生许多弊端:
一是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
决策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一些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认为决策就是领导者个人“拍板定案”,发扬民主,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成了走过场的形式,拍拍脑袋上项目,关起门来作规划,许多事关民生的大事情,往往是领导拍板在前,专家论证在后,压制不同声音,不与群众商量。
主观愿望严重地脱离客观实际,造成决策失误。
二是信息不对称造成决策失误。
科学的决策来自于准确的信息和数据。
一些干部由于存在着“好大喜功”和“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基层报上来的数据水分很大。
“上级对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级对上级,层层灌水,水到渠成。
”勾勒出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工作速写”。
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之上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
不合实际的规划,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大量无效的项目,使当地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三是错误价值观造成的决策失误。
决策正确与否,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有时候并不一致,事实上老百姓的评价准和领导层次的评价标准往往存在着差距。
领导的价值观不一样,对决策的评价标准,也就是政绩的标准也不一样。
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就不会关心老百姓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
有的地方领导堂而皇之地违法征地,冠冕堂皇的强行拆迁。
从部门的利益出发制定法规法案,这样的决策结果,必然是不讲效益,劳民伤财。
因此,只有规范和合理限制领导者的决策权力,用决策民主化的制度来规范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才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正确决策的机率。
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旧的决策体制,建立权力下放、分层决策的民主决策体制。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理顺决策权力结构,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下放经济权力,实行经济民主和经济决策民主化。
全球化使得我们经济社会日益复杂起来,科学民主决策则可以廓清各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使我们的发展努力尽可能符合实际规律。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逐渐孕育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层面,只有科学民主决策才可以统筹考虑各方的利益,可以从更广阔的层面捕捉人民群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和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化的表现,使得社情民意更丰富,代表的层面更广泛,主流意见更集中,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有利于创建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繁荣,有利于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决策民主化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决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决策活动就是人民群众在行使当家做主的活动,决策应该也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我们各级党委、政府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着人民群众赋予的管理国家的重任,而决策活动则是管理国家重任的核心所在。
决策民主化是我们党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创造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策民主化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共同的意愿和选择,因为它集中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事务管理权利的集中表现,也是我们党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体现。
决策民主化,是我们党的传统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历史的政治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依靠的就是人民战争。
蒋介石政权为什么不能发动人民战争?
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主,失去了民主就要失去人民。
三、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途径
首先,围绕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要问计于民,搞好调查研究。
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特别是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紧紧围绕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国企改革攻坚、新农村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矛盾多、难度大,躲不过、绕不开,而又必须积极推进的难点问题,紧紧围绕就业、社会保障、看病上学、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做好重大决策立项工作。
要通过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科学论证、专家咨询、纠错问责等机制,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长效机制。
对涉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事项有计划地开展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
要深入搞好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问计于基层,求教于群众,做到情况明、决策准。
需要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一种深化和完善。
其次,制定和完善重大决策的运行规则和程序,依靠健全的制度把决策活动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缜密论证,确立“不经咨询论证不决策”的基本原则。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健全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制度。
所有重大决策,都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进行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确保决策是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代表了民利的科学决策。
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并且记录在案,存有复杂利益格局情形下,及时与相关利益主体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意见分歧较大时,除紧急情况下必须做出决策外,应当暂缓做出决定。
要健全重大事项票决制度。
对于集体领导,应按表决结果形成决定、决科。
对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多数人的意见应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由行政首长做出决定。
依法、依程序做出的决策,必须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第三、建立决策评价机构和相应的决策评价跟踪机制,对决策方案进行及时的论证优选和有效的价值评估,并且进行实时跟踪。
在决策评价过程中,必须明确规定决策评价的标准和基本程序,还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反馈,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
建立和完善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加强对决策活动的全程监督和动态监督,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
第四,决策机构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并且要加大思想库、智囊团的投入和高效管理,健全稳定和动态有机结合的管理机制。
加强经常性、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和战略性的思考,这种思想库、智囊团不搞纯理论研究,它是对策研究,是应用研究,它直接面向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
其作用就是给领导出好主意,当好参谋,就是联系当前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拿出金点子,拿出好办法。
要充分发挥并且合理整合现有调研机构、专家学者、政府专业部门咨询机构的职能作用,确保决策既科学民主,又高效实用和依法合规。
要加强和壮大咨询专家队伍建设,广罗人才,丢弃门户之见,保证把水平高、能力强、有积极性的方方面面的专家请进来参与决策,逐步形成一支业务精、水平高、门类广的咨询专家队伍。
要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进一步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实现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第五,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的事项、方式、过程和结果都应当在适当的范围予以公开。
出台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应当事先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
通过公示、听证等多种公开的形式与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不仅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而且也有助于凝聚共识、获得群众的理解和决策后的顺利实施。
第六、各级党委、政府建立相应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
“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领导干部进行追究惩处,无疑会大大增强决策者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促进珍惜民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都应增强对决策执行过程中的责任感,高度关注决策动态运行状况,及时解决执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调整、完善需要调整和完善的部分,认真建立并充分发挥决策纠错改正的机制。
要坚决实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集体决策出现严重失误的,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也要追究领导人员的责任。
同时还要抓紧建立和完善与决策责任制相关的包括决策失误赔偿制、决策失误辞职制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
加强对决策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明确决策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权力和责任,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应相对分离,各司其职。
第七、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提高经济领域决策咨询业的产业发展程度,加大市场培育和管理的力度,依靠市场优化配置社会智力资源。
要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研究咨询机构和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有组织地并且经常性地广泛联系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他们充分施展才能提供广阔的舞台。
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党务,加强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持。
信息质量的高低是一项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局的基础性工作,信息的客观性、科学性、高效性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样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决策能够正确地总结过去、客观地评价现在、科学地谋划未来。
第八、逐步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和主动采集制度。
要重点解决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科学民主决策的合理性决定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要充分创造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公平的利益表达机会,使决策公正地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利益。
只有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才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现实条件。
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必须建立公平的、开放的、多向度的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为不同群体提供公平的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引导不同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要保障社情民意上达渠道的有效畅通和多样形式,让各级党委和政府同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手拉手、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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