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docx
- 文档编号:2127987
- 上传时间:2023-05-02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2.03KB
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docx
《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
裴毅然:
延安文化生活
一军事共产主义
1940年前的延安,沿袭南方苏区,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即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绝对公平,以体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
因为,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
斯诺夫人描绘: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ˊ。
”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卞之琳提供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
士兵(包括班长)l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一10元。
1938一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愁庸每月津贴10元。
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
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
徐愁庸还兼着鲁艺的一点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当然,特权还是存在的,只是较隐性。
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3一4角一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载:
“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
据胡乔木记载:
“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
其时,阎锡山晋军士兵月晌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
1939年,国军士兵月晌8元“。
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
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8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
1。
相比之下,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革命者来说,安全感是第一位的。
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曾志抵达延安后的感觉:
“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
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
”她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物质生活有什么艰苦。
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曾志的个人感受,对绝大多数赴延文化人及其他革命者来说,延安生活应该说还是十分艰苦的。
1936年8月,斯诺记述:
“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
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
他们难得洗澡。
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
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人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ˋ穴ˊ,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
”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l州年扩至30县一市),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另有资料表明仅50万。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
“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
延安饭馆“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
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慷然的怪事。
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奥黄水,还是杀不完。
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
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被迈头的细节。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
“咱们还是ˋ共产吧ˊ。
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
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雄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
刷牙洗脸,甚至冲脚!
洗屁股”。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
陕公早晨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
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记述:
“伙食很简单:
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
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
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
南方“资产阶级小姐”常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
“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
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
“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
一位粤籍女生:
“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溯,举步维艰。
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攘破。
”
睡也是大问题。
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
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里,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从小养成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
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ˋ一二ˊ,一齐动作,否则是翻不动的”。
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
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从分配方式上体现为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
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
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
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
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要搞工资制?
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同年8月31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与薪给制发表看法,不同意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清楚供给制的政治效用,故以政治挂帅为旗号要求恢复供给制。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对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说:
“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视察山东的新闻时,特意点明这句话,并在引题中以醒目位置刊出。
军事共产主义是延安文化人生活的社会天幕,对延安文化人来说,从价值方向与经济可能等各个方面,即从形而上至形而下全方位规定了他们文艺活动的质与量,是研究延安文化人一个有趣视角。
二延安物价
抗战前期,全国物价尚低。
何满子1938年入武汉《大汉晚报》,月薪40元。
“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
1940年,何满子在成都编《黄埔日报》“血花”副刊,以少校速记员名额开薪,每月80元,还可负担一位失业朋友的生活费;所编副刊稿费千字两元,每月掌握约300元稿费,都甚至想用这笔钱自办一份32开小型张刊物。
1939年10月的河南洛阳地面,物价之低廉让走南闯北的职业革命者曾志印象深刻。
她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
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
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
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
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
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
1936年8月,甘肃边区一只鸡2角钱,一头猪1元,一头羊3元。
老乡们用这些牲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
除此之外,钞票就毫无价值了。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请带路老乡帮忙买一块钱的鸡蛋,竟买来20斤。
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高小毕业的俊姑娘,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
杨得志后升任3科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可见,此时币值还相当坚挺。
1937年4月,曾与瞿秋白同赴苏俄采访的俞颂华(1893一1947),以《申报》记者身份采访肤施(延安),记载所见:
“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
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戏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
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
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
那边鸡蛋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
延安物价低廉,一说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
陈明远先生折算延安1元相当于1990年代末的30—35元。
若依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
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沿袭江西苏区标准:
贪污500元以上枪毙。
曾志回忆录所记述的延安物价还要便宜: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
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莱、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
一斤猪肉就两角钱。
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于光远回忆延安文化沟口的“胜利食堂”,虽然只摆得开两三桌,烹饪水平亦仅相当于如今北京街头的小饭馆,但已是延安的最高档次饭店。
几十年后,于光远还津津有味地记得那里有一道用蛋面白糖食油炸制的甜食:
“三不粘”,这道“三不粘”乃是袭留至今的延安名点,即油炸鸡蛋羹,用鸡蛋、面粉、白糖、食油炸制而成的甜食,不粘碗、不粘筷、不粘嘴。
像如今涉外宾馆一样,延安也内外有别,涉外物价甚高。
1938年3月下旬访延的武汉记者原景信,人住中华旅社,小小的屋子,泥炕占了一半,炕上挤睡五六人,每晚收费4角;用餐一盘菜3角,一碗汤3角,如果每顿吃一个菜,一个汤,一盘面条,几个馒头,差不多就须一块大洋。
来延安的大多是文人,文人的钱多半是绞脑汁换来,被这样的剥削,实在有点不甘心。
所以每顿饭吃完的时候,大家总爱说一句:
“县太爷的一月薪金,又被我们一顿吃光了!
”但旅馆老板回报的,却是一阵得意的微笑。
包括雇佣脚夫,八路军每天只给3角/人,穿绿军装的国军就得给3元/人。
三延安稿酬
有资料表明,江西苏区时期就已出现稿酬。
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政府机关报,发行量最大。
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二期,刊登征稿启事,欢迎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各项新闻等稿件,要求、通俗简明,一经发表,从优酬谢。
每篇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
延安时期,至少从1936年6月出现稿费。
人民抗日剧社乃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社长危拱之。
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
“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
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
因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长征者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
征稿信曰:
“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
备有薄酬,聊致谢意”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
“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
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十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组建了11人的强大编委会。
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泅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
通知明确说:
“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此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1942年11月出版。
1940年4月巧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稿约:
”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
创刊号“约稿”:
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
(二):
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
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
“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
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聂耳创作奖”,为当时较高有奖征曲活动。
合唱:
甲等90元,乙等印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
在物资极端匾乏的延安,“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
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
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要严格登记。
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
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
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
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的“稿约”:
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
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
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
当时该刊约为2一5角。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以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
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
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
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
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
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
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明显表示出政治价值对稿酬的调节。
还有一种特殊稿酬。
1943年,鲁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延安,中央党校几位炊事员托人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的舍不得用,送给我们。
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
不过,1941年延安出版物有60余种,整风后1943年只剩三种。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面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边区群众报》(西北局机关报,常用字仅四百的通俗读物,发行量万余)。
仅供一定级别者的《参考消息》,其他出版图书均须经中宣部审查。
《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而且还提供最标准的思想观点。
每天下午16一17时,从中央到基层都派通讯员去领报,清凉山下《解放日报》社十分繁闹,领报回来的通讯员此时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级别化《参考消息》的出现,标志性地说明延安开始信息控制,普通延安知识分子只能读到《解放日报》。
此时的延安作家可驰骋之地就十分狭促了,文艺类作品只有一家去处《解放日报》第四版综合副刊,稿费每千字二升小米。
这点“稿费”相对于延安作家当时供给制收人,不无小补。
《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印数七千余份,是延安影响最大的媒体。
1944年6月访延安的重庆记者赵超构,如此评价《解放日报》四版编辑艾思奇:
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秤,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
四稿费用途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
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
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
在这个问题上如“小气”|,会受到人们非议。
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
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
它说:
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
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
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的几篇通讯发表于延安、重庆。
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
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惬一顿。
穆青也因为有点文名,学校动员他上《解放日报》,由鲁艺各级领导动员谈心,要他上《解放日报》去当记者。
“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
最后,由副院长周扬亲自约穆青于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
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
1945年8月田家英刚收到一点稿费,邀请老友陆石进延安北门外的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
39年后陆石仍感慨不已:
“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
”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得到稿费,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150篇。
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300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
征文圆满结束。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搓”了一顿,并组织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
1939年初,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李富春送来100元,毛泽东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柯仲平一宣布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
这些延安首长的钱主要来自稿费。
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300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50元,陈云捐助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该团开办费也仅40元,除了买骡子、毛驴、衣箱,还剩100多元。
又有资料说毛在延安用稿费请许多人吃饭,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
博古也经常拿自己的稿费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俱乐部做文娱活动费用,俱乐部每周六组织舞会与娱乐晚会,多少要用点钱。
延安知青何方说:
当时延安只有一辆自行车,主人是罗瑞卿。
据说是罗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购得。
1939年6月下旬,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秦博古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一把“大提琴”是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
五经济的放射效应
虽说泛政治化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但经济对延安文艺仍具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力。
如延安知青的汇聚,就离不开经济力量。
陕西临渔知青何方,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仅一箭之遥,仍需筹集路费才能前往。
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
路费和行李要自理。
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
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
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
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参加革命各需60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够。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赴延介绍信,并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的卡车去延安,每位车资14块大洋。
因此,当年赴延知青绝大多数都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剥削阶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家庭很少能出读书郎,尤其远赴延安,没有钱是到不了的。
经济理所当然地还制约着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
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沛)、高敏夫、郭小川等人自费创办《新诗歌》,1941年8月15日出了第三期,主编“延安新诗歌会绥德分会”,出版“警备区文化协会”,经售“绥雄西北抗敌书店”,价目“每张二角”,这一期上发表诗歌的作者有:
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李子奇。
赴延知青多为中小知青,搞思想搞研究是不行,搞热情浅表的文学倒是正好,一时间延安出了200多个大小诗人。
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一个。
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
“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
”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
一位1938年初访延的美军上校写道:
“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中国女大生王紫菲晚年回忆:
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
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所喝下自己那一份。
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君武刚到延安,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粗糊当了宵夜,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
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交际处长金城:
“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
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毅然 延安 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