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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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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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管理,鲁新安教授,第四章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案例导入第一节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第二节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第三节中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案例导入:
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第一节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一、古代社团向近代社团的演变:
从结盟到运动二、当代社团的复兴与发展,依据现行法规,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但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出现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然而,社会团体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它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以至当代的漫长发展过程。
因此,考察我国社会团体的发展历史,是探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历史渊源的最佳途径。
一、古代社团向近代社团的演变:
从结盟到运动,2004,轨迹,TextText,类别,特征,照一定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活动的,经费自筹的团体。
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互助、共同体治理、互惠联谊等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中国社团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
它是一个群体为了共同的目的,在共同遵守盟誓规约的基础上,自发成立的相对稳定的、按,在封建社会特有的环境中,中国古代社团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兴起到发展到繁荣再到衰败的独特道路。
古代社团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
先秦两汉时期可以看作古代社团的兴起;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到元宋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并经过顶峰走向下坡,中国古代社团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趋于成熟;至明清时期,是古代社团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也开始了长期的近代化过程。
与此相一致,中国社团也进入近代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成败而呈现繁荣与萎缩。
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宗教势力的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在中国获得较快发展。
社会服务团体在赈灾、救济、救死扶伤、儿童福利等方面吸收一些现代理念,开展对社会弱者的服务。
古代社团发展的轨迹,从其目标和活动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政治性结社。
包括传统官僚政治中官僚士大夫的结社,即朋党和延续发展起来的政治性社团。
诸如东汉时期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熙丰党、元佑党,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齐党、楚党等;延续至明代,朋党与士绅活动相结合,逐渐趋向于近代政党的雏形。
如清末具有改良、立宪取向的“强学会”、“保国会”、“顶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以至资产阶级的“同盟会”、“复兴会”等。
二是文化学术性结社。
文化学术性社团是我国传统结社中较为发达的一种。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社团兴起于魏晋之后的各种形式的文人结社。
“竹林七贤”、“诗社”、“文会/社”,宋初的岳麓、篙阳、白鹿洞、应天府。
三是经济互助性结社。
“合会”、义仓、社仓,以及实行义田、义庄、义役等制。
还有会馆、行会、商会等。
四是慈善团体。
南北朝时期的“三福田”,发展为居安院、安济坊等,协赈公所。
明代的同善会。
清代的善会,善堂。
古代社团,的类别,首先,具有非政府性的组织渊源。
其次,表现出公益、慈善性的思想理念。
再次,具有宽领域、多类型的存在形式。
古代社团的特征,具有非政府性的组织渊源,与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相比,我国社团不是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国家统一权力之下的民间结社而形成的。
“社会”缘起于祭祀活动。
人们在聚会的过程也逐渐演化出其他多种内容的“社”,其含义也从最初的土地神演变为具有固定旨趣相投的聚徒结会的团体。
但是,无论是春秋末期的卿大夫集团和政治结社,还是魏晋之后的各种形式的文人结社,以至隋唐时期的经济互助性结社,都不是在“官”、“民”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发生的公民的自然权利的体现,而是在王权控制能力所不及的领域内公民的自发活动。
因此,从组织渊源上看,我国社团的形成是不具有正式制度上的合法性的。
到了近代,存续下来的旧式团体仍旧未能改变其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体现出非政府性,特别是资产阶级以及一些革命社团,更表现出与政府的对立与抗衡。
公益、慈善性的思想理念,两个思想渊源:
一是儒家文化;二是汉传佛教的“善”、“慈”“普济”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从“仁者,爱人”的心怀出发,必然会导致博施济众的行为。
“义利观”主张摒利取义,为了形成人道的社会秩序,人们必须轻利益、行义举。
这正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益行为。
以“义”为名的民间慈善逐盛行,如社团的“义舍”、“义仓”、“义田”、“义庄”、“义聚”、“义学”等,体现了互助安贫的性质。
佛教的行善理念,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实践。
典型的有供养母老人的恩田、供养佛僧的敬田、施贫救病的悲田,称为“三福田”,后发展为居安院、安济坊等。
宗教慈善组织到唐代时已经非常兴盛,民间寺院构成日益庞大的经济社会力量,引发政府的顾忌。
至宋代,政府开始主动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救济机构,成为慈善救济活动的主体。
明末清初,民间慈善组织再度兴起,并在思想上融和了儒、释、道的精神,以善会、善堂为代表,得以流行。
此,古代社团在祭社集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种类也是多种多样。
总之,从社团由“结盟”到“运动”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们,已经呈现出现代非政府性组织的特征。
宽领域、多类型的存在形式,二、当代社团的复兴与发展,当代社团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发展起来的各类社会团体。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当代社团的发展也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按照时间大致可以将其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1.初始发展期:
1949-1966年2.停滞期:
1966-1978年3.恢复发展期:
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1.初始发展期:
1949-1966年,1950年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和1951年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颁布后,党和政府对原有社会团体进行了清理整顿,其中一大批“封建组织”和“反动组织”被取缔,另有一批被政治化,转化为政党组织,如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
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初步建立了规范民间社团的管理体系。
到60年代中期,社会团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65年,全国性社会团体将近100个,地方性社团6000个左右。
社团组织政治化的利弊分析?
2.停滞期:
1966-1978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类社会团体陷入“瘫痪”状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断了法制基础上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
社团组织的发展处于停滞、断裂时期。
但是在这一时期全国成立了大量的社团组织,例如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工厂、学校内部成立的各种政治、文化和兴趣组织等等。
这些组织大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成立,不需要进行正式的登记注册,也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甚至很多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但是他们具备社团组织的所有社会学特征,也符合学术界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界定。
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些文化大革命期间非常活跃的社团组织绝大部分被取消或者销声匿迹,留给后人的只有当事人烙上时代色彩的回忆。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团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留下怎样的启示?
3.恢复发展期:
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
一方面,政府机构的精简与职能的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逐步确立打破了由国家垄断资源和严格控制私人活动空间的格局,重构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和合理定位,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形成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亟待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与参与,而伴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是新的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公民闲暇时间、自由支配时间的富足使得公民参与和志愿者行为成为可能。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又成为中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目标的助推器。
现在,我国获准登记的社团有47万个。
社团的总体规模或发展程度可以用总人口与民间组织总数之比来反映。
中国大约每3200人一个社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
菲律宾是每1300人一个社团,新加坡是每600人一个社团,美国则是每178人一个社团。
第二节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一、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
中国的逻辑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三、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四、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鉴于当前社会的深刻变革,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形态,对它的培育和完善,不仅可以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使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构建一种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的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公共治理秩序,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
中国的逻辑1、治道变革: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源动力2、公共空间: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生逻辑3、集体行动: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层基础,公共空间,集体行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生逻辑,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层基础,一、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
中国的逻辑,治道变革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源动力,1.治道变革: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源动力,中国非政府组织能够在30多年的时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最本源的诱因在于体制层面得改革、尤其是公共治理领域的治道变革。
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以及长期的、一元的、单中心权威的、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当时主导全社会公共资源和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党政体系陷于全面的“失灵”,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被扭曲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推动整个公共管理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从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序幕。
其中,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目的在于通过农村改革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这一新的制度因素,是以市场的力量来纠正政府失灵现象的一项重要的体制变革。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铺开,农村经济结构和利益开始分化,广大农民的民主价值诉求和有序参与政治的渴望也日益强烈,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发端于农村社会、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合法性的制度性供给终于应运而生。
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长时间思想、行动过渡压抑后,产生了强烈的自由结社和渴求“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愿望,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结社活动。
由党和政府主导的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坚持经济建设,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另一方面又顾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政府失灵、亟待改革的同时,市场力量又缺乏保障公益和正义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非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同盟军得到认可与包容,这就是中国非政府组织30年来迅猛发展的源动力。
2.公共空间: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生逻辑,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并具有主权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公民,是公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生逻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百废待兴。
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加上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公共空间成为暂时没有政府踏足的青草地,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非政府组织诸如学会、研究会等,像潮涌般成立起来,空前活跃。
它们参与各种社会事务、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很快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公信力,成为演绎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伴随社会转型而不断扩展的社会公共空间,孕生出越来越多种类不同、性质不同、活动领域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通过吸纳各种社会资源并动员广泛的志愿参与,形成一个有别于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日益庞大的公民社会体系。
3.集体行动: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层基础,同一个时代的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往往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和价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较为清晰地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集体行动”的方向。
“集体行动”最能解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层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参与结社为表现方式的“集体行动”的主要群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民。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非政府组织“集体行动”的阶层基础则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截至2007年底,据民政部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社团20.7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1.3%;民办非企业单位17.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8.2%;基金会1369个,比上年同期增长20.3%。
可见,遍布全国城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
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商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民间组织单位:
万个、,0,5,10,15,20,25,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数量,-15.0,0.0,5.0,10.0,15.0,年增长,-5.0率-10.0,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团年增长率,(资料来源:
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资料来源:
王名、贾西津:
中国NGO的发展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8期),扶贫开发领域,环境保护领域,环境保护领域,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539家,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
通过各种活动,非政府组织的价值理念已逐渐为公众接受和认可,并吸引了一大批积极的环保志愿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大学生环保组织的成立。
如大学生绿色营和绿色大学生论坛,清华大学绿色协会、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等。
首先,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政府对重大环保政策方针进行调研论证,同时可以监督政府,督促相关政府部门认真履行环保职责。
圆明园事件。
其次,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开展环保宣传教育等活动,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来。
再次,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也开始崭露头角。
“5.12”汶川大地震,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http:
/,扶贫开发领域,在中国扶贫领域的工作中,非政府组织发挥出了自己独有的优势。
成立于1989年2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它是对海内外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
基金会成立以来,已经开展各类扶贫项目200多项,近年来,每年约有10多万贫困农民受益于这些项目。
致力于扶贫开发的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中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其内容和方式主要有:
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合作扶贫、文化扶贫http:
/,三、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公共精神的倡导者,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公共精神的倡导者:
“公共精神”可以理解为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
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它们必然将利他和公共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关注的也必然是社会公共性的问题。
当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带来巨大冲击的时候,社会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慈善、公益与志愿精神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公共精神”的本质在于它的“公共性”。
公共性包含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指公共精神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之上,即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主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有义务去维护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指在公民社会中尽管承认自我的利益,但公共精神却要求每一个公民走出一己之私的樊篱,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会公众,投向他人,真正做到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
“公共性”、“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成为现代公民必须秉承和塑造的人性价值和精神品质。
我国非政府组织正是以“公共精神”为其精神内核,也是当今积极的倡导者。
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呼吁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要转变政府职能,主要发挥政府促进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要更多地依靠公民、社区和市场。
与政府统一、层级、全局的管理模式不同,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其行为特点是贴近社会的、多元的、志愿结合的、公民个体基础的、参与式的,因而在某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优势更为明显。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第一,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文化发展等主导性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多元化、人性化的选择。
例如,政府对基本义务教育负有责任,但只能够让每个适龄儿童有学可上,有书可念,无法在孩子创新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育与潜能的开掘等诸多方面有所建树,政府提供的统一性的教育模式与理念反而会严重制约教育的发展。
如果由民办的非政府组织学校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以及各种非义务教育,则能更好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在弱势群体或特殊人群的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因其分工细致、贴近服务对象的特点而更有效率。
例如对于艾滋病易感人群,吸毒、同性恋、性工作者群体、青少年群体等的救助等。
第三,非政府组织因其广泛的参与性,在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等方面具有优势。
例如在城市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在农村和城市社区治理、行业治理等方面,非政府组织参与自治对于治理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政策的参与者:
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建设性提议。
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来影响公共政策。
这种参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策的主题、方向甚至框架和结论是在政府的整体规划下制定的,非政府组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政策参与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政府设立的总体规划目标。
二是利益表达。
这种参与模式的特点在于,非政府组织起到政府外的公众利益的表达作用;对话的目的是督促政府的某些决策要吸收不同的利益取向。
近年来,随着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以及政府对公民参与观念的转变,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政策参与开始获得一定的正式对话渠道。
正是通过参与,使政府的决策更加严谨、更加具有公正性。
“圆明园事件”。
公共关系的协调者:
在公共危机处理实践中,非政府组织通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进行宣传与预警、公共危机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公共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修复与回应反馈等具体活动赢得了多方赞誉。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的社会转型期,公共关系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也频频发生。
非政府组织是这些纷繁复杂的公共关系的最佳协调者,它们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剂。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爆发生后,非政府组织通过发挥其无与伦比的公共关系协调能力,在抗震救灾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协调有效,中国非政府组织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速度和力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事件。
非政府组织在成都设立抗震救灾非政府组织四川协调总处,下设医疗服务、物资分配、前方信息收集、对外宣传、机构联络等小组,卓有成效地协调了整个非政府组织的救灾行动。
例如,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地震当天晚上就在成都建立了救灾办公室,而且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灾物资;李连杰壹基金在当晚立即募捐;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很快组织了近千万的物资发往灾区。
动作之迅速,令人赞叹。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01,制约政府权力,02,克服政府合法性危机,03,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04,四、中国非政府C组织O在N当T代E公N共T治S理中的作用,成为多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05,推进政府职能转变,01,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由原本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个“断裂地带”,这个“断裂地带”充斥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于是,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政府与市场之间要有一个中间的联结层,用以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非政府组织则恰恰及时承担了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转移出来的一部分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成为政府联系企业,联系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得政府从微观的、事无巨细的管理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管理。
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公共治理格局中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它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部门依法行政、高效行政,并且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有效解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寻租等现象。
制约政府权力,0012,任何公共权力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政府内部进行分权制约是必要的,但制约权力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来自体制内部而是来自体制外的社会。
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证明,社会与政府分权制衡是政府内部分权制衡的基础,以社会制约权力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
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强大的社会权力,“三权分立”等政府内部分权制度都会有名无实。
非政府组织就是能在一定程度代表公众利益和意志、制约政府权力的组织。
克服政府合法性危机,03,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承认,即内心的认同感。
社会成员对政府民主和福利等方面的要求急剧扩张,使政府的能力受到挑战,其合法性陷入危机之中。
因此,解决政府的合法性成为当代政治统治的一大难题。
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出路在于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起来。
政府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公共领域赋予,即职能由非政府组织提供。
因为对于国家来说,大包大揽必然导致公民对国家寄予完全的政治与经济预期,然而国家不可能是全能的,所以预期与现实的差距的出现就是必然的,这必然会进一步导致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的怀疑。
因此,社会的强大确实可以释放国家所背负的合法性压力。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04,作为一个庞大的科层机构,政府往往对新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机遇反应迟钝,政府的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牵制,而政府体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又使得政府官员缺乏降低成本、增加产出的内在动力,从而会使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
在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实施性、操作性的工作正逐步由非政府组织来完成。
成为多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05,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人们的兴趣、价值观、经济利益等都高度多元化,社会也分化出众多的阶级、阶层,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因此人们就会有种种不同的需求。
政府要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行为必须具有普遍性,其服务应趋向于各地一致。
这种社会需求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势,使政府很难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不能满足数目巨大、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局部需要。
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发展本身就是社会需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结果,它支持和体现了社会的“自由”和“多元化”的价值,它所追求的也正是特定群体利益要求的满足。
因此,政府在满足社会多元需求方面的不足,恰恰是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所在。
第三节中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策与建议,一、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
(1)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公信力低,
(2)双重管理体制,治理效率低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仍面临着很多外部制度环境方面的阻碍因素。
俞可平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一书中将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大制度环境,概括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非正式制度五个方面的内容。
有些是有利的,如宪法Title对in结he社re自由的肯定以及党的重要政策对非政府组织的倡导,极大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
但有些是障碍性因素,如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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