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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刘景范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等职。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同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参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一些干部、党员中间,思想也不通,有的认为“三三制”是“三分天下”,担心实行“三三制”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考虑到选举产生的边区参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进步分子,边区政府特聘了12名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员。
○农民参议员刘德富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
”
○毛泽东看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后批示:
“这个办法很好。
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
1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同新发展的苏区,划分为陕甘省、陕北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
西北办事处设主席团,博古为主席,下设土地部、教育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司法内政部和工农检察局。
1936年1月,又增设外交部。
西北办事处是当时苏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
它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原则协议后,西北办事处即着手准备“更名”、“改制”工作。
所谓“更名”就是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直属行政组织,但又保留相对的独立性。
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即苏维埃制度)改为普选的民主制(即不分阶级的民主制),实行一种有利于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因此,“更名”、“改制”实质上是我党在策略路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
同年3月,宣布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
5月,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
从7月开始,边区进行了乡、区、县三级选举,建立了乡、区、县各级政府。
这次选举,实行了“不分阶级党派”的普遍选举。
由于举行选举的区域是原苏维埃区,因此在当选的议员中,工农基本群众占95%以上。
据固临、延长、安定、曲子四个县的统计,在县议员中,地主、富农、商人(边区没有工业资本家)占4%,在区、乡议员中,占5%。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张国焘、博古、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边区政府领导成员为:
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
边区政府下设:
秘书长 伍修权;
财政厅 林伯渠兼厅长(1938年5月由曹菊如代理厅长,同年9月任命曹为厅长);
民政厅 厅长马明方;
教育厅 厅长徐特立,副厅长陈正人;
建设厅 厅长刘景范(前任陕甘宁省委书记,1937年9月调边区政府);
保安处 处长周兴。
边区保安司令部也同时成立。
保安司令部由边区所属的各地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而成,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从1939年到1946年,边区召开了三届四次参议会,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机构,是按边区、县、乡三级设置的,另外设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设置公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乡政府下有行政村和自然村。
各级政权组织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同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参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
国民党召开的参政会和各省参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参政员和省参议员都是由国民党选定的。
边区参议会是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的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权力机关,它有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政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的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及审查边区政府的预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的各项提案,以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等职权。
边区参议会选举议长、副议长主持全会工作,并选举包括正副议长在内的常驻议员组成参议会常驻委员会。
常驻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有权监督政府对参议会决议案的执行,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出席政府委员会以及召集临时参议会等。
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组成政府委员会,负责全边区的政务,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
边区政府委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是最高行政机关。
边区政府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按照边区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指导和监督所辖各县政务及边区政府驻在分区的附属机关。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专员、副专员,下设若干行政科室。
县级政权是推行边区各项任务的枢纽。
县参议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
县参议员由全县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县参议会的性质、职权与边区参议会大体一致。
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委员,组成县政府委员会。
它是县参议会闭会期间决定政务的机关。
县政府下设秘书、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粮食、保安等科室,以及司法处、保安大队等机构。
县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区公署,协助县政府指导所属各乡的政权工作。
区公署设区长一人,区助理员若干人和自卫军营长,组成区公署,在区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乡政权是边区的基层政权组织。
乡参议会为乡政权的最高机关,乡参议会休会期间,乡政府委员会为乡政权最高机关。
在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
乡参议员(后改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参议会不设议长和常驻会,只在开会时推选主席团三人(乡长为当然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
乡参议会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组成乡政府委员会,执行全乡任务,并对上级政府和乡参议会负责及报告工作。
乡政府下设人民仲裁、锄奸保卫、卫生教育、妇女儿童、生产建设、优待救济等组织和自卫军连长,在乡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乡政府除乡长、文书为脱产或半脱产干部外,其他成员均不脱离生产。
乡政府下设行政村,设主任一人,辖若干个自然村;自然村设村长一人,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均不脱产。
以上,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整套政权体系和政权组织。
边区的各项抗战动员和建设工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套政权体系进行的。
二、边区三届参议会概况
(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1937年12月,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会议员。
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1938年7月,首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并制定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边区政府于1938年11月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并决定在1939年1月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原先选出的议员,一部分已经离开边区到前线去了,无法出席会议。
边区政府决定召开各县议员复选会,由原选议员出席会议,互推原议员的50%出席边区参议会。
考虑到选举产生的边区参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进步分子,边区政府特聘了12名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
到会的参议员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10名)。
毛泽东、洛甫、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
这次会议的议程有三项:
第一,听取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
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作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
林伯渠强调指出: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在大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作了工作报告。
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其他单行法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
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给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保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革命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的工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
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
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
其中有:
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
这些提案,会后均由边区政府执行了。
第三,选举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员。
大会第一日,首先选举参议会正副议长,高岗当选为议长,张邦英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的最后一天,进行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上决定高自立兼民政厅厅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审计处处长;周扬任教育厅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厅长,朱开铨为副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艾楚南为副厅长;高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兴为副司令;周兴兼任保安处处长。
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于是日正式成立。
以后在人事上稍有变动,1939年6月,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曹菊如接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12月又决定南汉宸任财政厅厅长,霍维德任副厅长。
1940年10月,决定由谢觉哉接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高自立兼任建设厅厅长,刘景范改任民政厅厅长。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这届参议会的不足之处是:
政权机关领导成员中没有选进有代表性的非党人士参加。
(二)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它是我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
同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
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在绥德、鄜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
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
”同时指出: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1/3,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给中间派以1/3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
1941年1月,边区开始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全面实施“三三制”的政权建设。
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党中央和毛泽东研究修改后,于1941年5月1日发布。
这就是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
4月28日,施政纲领正式发布以前,毛泽东在给任弼时和边区中央局的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改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境外。
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
并张贴于通衢。
《群众报》上,须为它逐条加以通俗解释。
”“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于4月30日作出《关于发布施政纲领的决定》,指出:
“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向边区人民提出的本党在边区的施政纲领,业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兹决定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政治意义。
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
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
对边区党外人士,应征求其意见,欢迎自由批评,对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及广大人民,须同样征求其意见,并欢迎批评。
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切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党员有违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者,予以纪律之制裁。
”这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就是“团结、抗日、救中国”。
其具体内容包括:
边区境内各社会阶级、抗日党派,共同团结抗日;坚持与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团结抗日;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和做好优抗工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同非党人士团结合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改进司法制度,励行廉洁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普及国民教育,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健康;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坚持民族平等;保障外侨和外国人的利益;给社会游民以公民平等的权利;优待敌伪俘虏,等等。
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化。
为了做好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选举,成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
我被边区政府任命为选举委员会主任。
选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进行宣传动员和选举准备工作。
在党提出“三三制”原则以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切,选举工作的宣传,就以贯彻实行“三三制”为重点。
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甚至怀疑,尤其是经过土改的原苏区的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通。
他们说:
“咱们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现在又让他们来参加,来管我们,敢保不吃亏上当?
!
”“不要他们该有多省心,何必自找麻烦。
”“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地主、士绅,‘三分之一’呀!
”一部分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害怕地主参了政,自己更没有翻身的希望。
在一些干部、党员中间,思想也不通,有的认为“三三制”是“三分天下”,担心实行“三三制”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一些地主和开明士绅,一面称赞“三三制”表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从前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又能参加政权”,“尔今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公民权,同别人平等了”;一方面又怀疑“三三制”的选举,是“摆样子”。
而多数的中间分子则持观望等待的态度。
针对这些思想情况,选举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对地主、士绅说:
“现在实行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的危亡。
只要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我们一律采取团结的方针。
”我们对干部和群众说:
“大敌当前,只有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与阶层,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共产党员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有很高的威信,一定能够也必须保证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员在全体人民中间毕竟占少数,我们一定要学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本领。
”思想通了,选举工作就能比较顺利的展开。
在这个阶段中,边区选举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到延安裴庄乡进行选举试点。
裴庄乡的选举从2月3日成立乡选举委员会开始,到3月10日乡参议会召开,历时一个多月。
试点取得了两方面的经验:
第一,在乡一级贯彻“三三制”的具体经验。
裴庄乡共选出乡参议员25名(其中有妇女3名),候补参议员7名(其中有妇女2名)。
从阶级成分看,贫农3名,中农13名,富农6名,士绅1名,地主2名,其中有共产党员9名,占1/3强,如加上候补参议员,则共产党员只占1/4。
基本上符合“三三制”原则。
第二,在选举过程中发动群众给乡政府的工作提意见,检查政府工作。
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发现问题,以便改进政府工作;其次是识别人才,以便改选。
第二阶段,县、乡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和参议会的召开。
边区政府原定6、7两月进行县、乡两级的选举,后因7月是边区夏收大忙季节,故延期到9月进行。
9月底,各县和乡(市)的选举基本结束,并召开了县、乡两级参议会。
乡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边区政府的一切政策和任务,都要经过乡政府去执行和完成。
乡的选举搞好了,县和边区的选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和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
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工作从6月开始准备。
在“五一施政纲领”公布以后,各县即按照施政纲领的精神,提出符合“三三制”原则的候选人名单。
7月,西北局同边区政府经过研究讨论,批准和补充了各县提出的名单。
9月24日,西北局正式发出通知,对于确定候选人作出了三点原则规定:
一、候选人必须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三三制”原则来确定;二、对于我党所提出的候选人,应向群众解释其履历,使群众了解和拥护
三、凡属当地提出的党与非党候选人,如有不当者,在不增加党员人数的情况下,可酌量变动。
在9月、10月间的正式选举中,由于有些党员干部,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工作不深不细,加以群众对某些非党候选人不满意,故选举结果,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士绅落选的甚多。
在选出的242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候补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
因为边区参议员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不能随便更换,所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共同决定,聘请46名非党人士(主要是开明士绅)为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参议员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三制”的原则。
在这次选举中,有一批开明士绅当上了边区参议员,如米脂的士绅李鼎铭、贺连城,绥德的地主士绅安文钦、霍子东等。
在当选的边区参议员中,有少数民族人士马生福阿訇(回族)、鲜维俊(回族)、那素滴勒盖(蒙古族)等6名。
还有国际友人申健(日本)、武亭(朝鲜)、阿里阿罕(印尼)、巴素华(印度)等。
这样,边区参议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又体现了党的政策,也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
到会的参议员219名(其中有18名候补参议员)。
大会开幕那天,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十八集团军的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也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典礼。
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号召参议员中的共产党员要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听人民的意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他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共同把国事真正办好。
毛泽东的讲话,在参议员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高度的赞扬,成为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
高岗当选为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当选为副议长。
李鼎铭在当选副议长后,发表了很好的讲话,他说: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
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
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棉力。
”又说:
“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
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
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
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
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
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
”李鼎铭最后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就是团结二字。
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
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
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
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
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
”李鼎铭的讲话,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李鼎铭后来在边区政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总结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以来,边区政府实施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中心工作和方针。
经过论讨,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
这届大会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讨论和决定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向大会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提请大会采纳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5月1日颁发的施政纲领。
高岗指出,实施这个纲领的基本方法,就是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大家都来参加政权工作,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在高岗向大会提出这个纲领以后,贺连城等108人,樊作材、习仲勋等73人,分别提出6个提案,提请大会接受“五一施政纲领”,作为全边区人民共同的施政纲领。
经全体参议员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本会同人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高岗先生的报告,并详细研究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施政纲领之后,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
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指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
”
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六项单行法规。
大会一致通过1942年度边区财政概算。
在讨论财政概算时,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提出“政府应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这一提案受到大会的重视,以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并“交政府速办”。
这就是后来实行精兵简政之由来。
大会收到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妇女、儿童方面的提案399件,均经分组审查,提出审议意见,由大会以全体或多数票通过,交由政府分别执行。
大会最后进行边区政府领导人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依法,李鼎铭不能同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职务。
大会免去李鼎铭的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职务,补选安文钦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大会选举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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