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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套话大全公务员必看申论写作必备
士大夫的逸樂:
王士禎在揚州(1660-1665)
論文摘要
我正在進行的揚州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希望藉著一些不同類型的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歷程,來呈現揚州城市文化的豐富面貌。
去年的研究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了一個不甚得意的文人/藝術家/官員,如何以一種疏離而傷感的筆調,記錄下有別於鹽商和李斗筆下的城市生活。
王士禎(1634-1711)比鄭板橋(1693-1765)早生半個多世紀。
他任官揚州時,這座曾經在明末「富甲一方」的名城,剛剛從戰爭的劫亂中緩步復原,離十八世紀的全盛榮景還有極長的距離。
王士禎初赴揚州任推官時,心情並不得意,認為未達亨通之境。
但他二十五歲中進士,二十七歲任官揚州,和鄭板橋的半生蹇塞,不可同日而語。
而他過人的才氣,和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更讓他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個豐盛的文化世界。
王士禎在揚州的生活,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之處:
(一)在繁忙的公務外,猶能維持閑逸瀟洒的步調,或是縱情於山光水色,或是與賓客刻燭賦詩,清言不絕。
(二)與文人、官員、名士的頻密往返、詩詞唱和。
揚州地處要衝,再加上王士禎的聲名,使得訪客川流不息。
這些人因為升官、罷官、旅遊及各種公私原因,總喜歡在揚州居停,成為王士禎日常生活和交游網絡的重要一環。
(三)對王士禎和過往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揚州引人之處,不僅在它的山光水色和物質享受,還因為當地特有的文化、歷史傳承。
這些傳承和符碼固然構成了清初士大夫的共同文化、歷史記憶,但因為個人性情和成長背景等差異,不同的士人可能選擇不同的符碼,來寄託對山水、城市的感懷。
鄭板橋偏好用玉勾斜、隨煬帝、荒塚,來表達他的滄桑、幻滅之感。
王士禎則對蘇軾產生強烈的認同,並藉著詩文酬唱,在同儕間建立起與蘇軾等量齊觀的聲名。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將討論王士禎的日常游晏、節慶活動和宗教體驗,希望能藉此建立另一個比較全面的士大夫生活史的個案。
(以下是正文)
士大夫的逸樂:
王士禎在揚州(1660-1665)
李孝悌
王士禎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
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
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禎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
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禎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禎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梅爾清(TobieMeyer-Fong)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禎如何透過紅橋修褉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游,來建立自己的威望。
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禎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
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節慶的晏游及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都將一一觸及。
在我們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究竟能為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了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
王士禎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番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禎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
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
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
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禎,應該是躊躇志滿的。
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
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禎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的接受。
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
「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
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
」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禎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
等到選中揚州推官,他才了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
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
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十月才遷為禮部侍郎。
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
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
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在崇禎七年(1634)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他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
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
他因此結論道:
「諺云:
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
」
王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秘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
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
和王士禎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蹟,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
王士禎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蹟;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
神秘的經驗,似乎和宗教信仰一樣,都是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順治十七年初(1660),王士禎啟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為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
」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
「靡靡即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
」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禎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
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禎,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
根據他的老友汪琬(1624-1690)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
客或謂予曰:
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
」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為然,認為以王士禎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
「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為哉?
王子可以無憂矣!
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君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不能為詩,吾不信也。
」
事實證明,王士禎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為之治。
在揚州五年,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
王的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他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
「耳食者徒以公為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
」對不明究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
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游,都讓人懷疑王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輕薄文人。
但對和王士禎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游裕如的轉換。
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王生活、情感的各個面相,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順治十八年(1661),王到任後的第二年,海寇進犯長江沿岸。
宣域、金壇、儀真等地都有潛謀通亂者。
朝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
「朝命大臣讞其獄,辭所連及,繫者甚眾。
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
」王士禎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
因此活人無算。
王士禎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態度,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
「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
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
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
」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
「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沈非所計也。
」王士禎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禎感到極度的沮喪。
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為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沈任之耳。
」壬寅年(康熙元年)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
「弟近況益惡,非筆札所能悉其萬一。
庚子山云:
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
棧豆寧復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
」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
),無復人理。
」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
同樣的怨懟,在第二年又作了一次宣洩:
「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
殆如少陵所云:
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
」
另一封寫於壬寅年五月的書信顯示,王士禎不但感到人生了無生趣,甚至和妻子及二哥王士祜(字子側)一起開始長齋事佛:
「弟與子側及內人悉已長齋奉佛,鶴柴竹亭,蕭然僧舍。
」雖然這封信並未說明吃長素的理由,但從時間來推斷,很可能和仕途上的挫折有關。
事實上,對王氏兄弟來說,在仕途遇到困頓時吃齋禮佛,似乎成了標準的應對模式。
康熙三年,王士祿因為禮部命題案移刑部時,王士祜正好因為省試下第,留在京師。
一家人過者疑懼困窘的生活,「皆震怖雨泣」。
只有士祿坦然以對,每天靠著寫經和茹素維持心理的平靜。
他還寫了一首長齋詩,說明因由:
「我從憂患來,每食惟茹素。
」又特別請人畫了一幅「長齋繡佛圖」。
在苦難中表達出虔誠的宗教信仰。
二、官員/詩人的角色轉換
王士禎的挫折感固然真實而強烈,但和自己的兄長、同儕,或是揚州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鄭板橋)相比,王的仕途其實相當平坦順暢。
從私人信函中,我們看到王偶爾宣洩的幽暗情緒。
但在眾人的描述中,王卻總是以一種從容、優雅的姿態,出入在兩個不同的場域。
在這個人人贊歎的公眾形象中,我們看不到一絲前述的陰霾情景。
他的長兄王士祿所說的:
「貽上早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
」可以說是對這種公眾形象最恰當的詮釋。
為了避免大量詩詞作品和頻繁的酬唱宴游所可能引起的誤解,王的贊譽者在描述他的文化活動時,必先強調揚州的難治和王在政務上的傑出表現。
惠棟首先就在《年譜》中記錄了王士禎為彌補揚州積欠朝廷稅賦所作的努力。
從順治二年到十七年,揚州積欠的稅款有兩萬多兩,許多官員和官員的親族因此下獄,「囹圄填溢」。
王士禎看到這些多半因為株連下獄的人「鳩形鵠面」,心中不忍,行文他的上司、下屬,希望藉眾人之力,彌補這些虧空。
這些人多半曾經在順治十八年海寇入侵時無辜牽連入獄,因為王的搭救而平反,所以慷慨解囊,協助將揚州積欠的稅款交清,繫獄的人犯也因此得到釋犯。
惠棟藉此來說明揚州推官的難為:
「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
」
冒辟疆則用鮮活的筆調,描述王士禎異乎尋常的辦案效率,如何讓手下十餘人手腕脫臼:
廣陵為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皋,藩皋復下之李官。
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
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史十餘人手腕告脫。
嘗以數月完欽件數千,一時齚指,推為神異。
夜分入寢食,燃巨燭剖析案牘,不少休。
更讓人羨慕的是,王在繁劇的公務外,又同時扮演了一個出色文人的角色。
在王士禎赴任前,對他多所鼓勵的汪琬,在為王的詩集作序時,不只一次的稱贊他的絕才:
「貽上自蒞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
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
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
凡為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得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
」「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示
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
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歗歌之樂。
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
」
從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三年,王士禎在三年間寫了三百多首詩,數量驚人。
陸圻在為這三年的詩集作序時,也一再將他在政事上的表現和「卓爾不群」的詩作相提並論。
王士禎在廳堂上手題唐人的詩句「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裡見人家」,來表明自己的風格,陸圻進一步引申,說王「雖案牘旁午,常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
」正是因為詞人兼法吏的雙重角色,才使王士禎的詩作成就,超乎一般的尋常文人。
陸圻認為王的許多詩作都是在公餘後,「吏散人稀」之際,在一種「焚香掃地,門逕蕭然」的幽靜環境中寫成。
但其他的記載,多顯示王是在與賓客酬酢晏飲的熱鬧場合中揮灑成篇。
惠棟的年譜在描述完王繳清揚州的積欠後,緊接著說:
「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
公事畢,則召賓客汎舟紅橋、平山堂。
酒酣賦詩,斷紈零素,墨瀋狼藉。
」他並同意吳偉業的描述:
「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是如實的記載。
吳梅村「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形容,簡捷有力地點出王士禎五年揚州生涯的梗概。
同樣以詩作稱雄文壇的吳偉業,此時雖然已是遲暮之年(吳生於1629年,卒於1671年),但他和錢謙益一樣,對這位後生晚輩的才華,給予高度的推崇。
他在另一個場合,對王士禎白天/夜晚的兩種角色,作了更詳細的記載:
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
早起坐堂,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于手中。
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
「王公真天材也!
」
在眾人的交相傳頌之下,王「刻燭賦詩」的浪漫不羈,就和他日理繁劇,酬應若流的神異能力一樣,成為揚州城的一種傳奇。
而王顯然也樂於日以繼夜的在兩種身分間流轉。
在現有的記載中,王大概只有兩三次因為公私繁忙,而露出疲態。
一次在順治十六年(1661),他說自己「三四日來應酬判牘之外,聽斷日至十餘件,寢食不遑。
」一次在康熙四年(1665)春天,他到如皋參加眾人在冒辟疆水繪園舉行的修褉盛會,先是因為有堆積如山的公務要處理,而婉拒冒辟疆的邀約:
「昨夕暢聆樂君之論,不獨聲色絲竹之妙也,謝謝。
連日簿牒如山,稍一料理,以便明日赴曲水之招,甘金谷之罰。
今日萬不能躡屐,奈何!
」接著,在四個晚上的徹夜清談和白天繁忙的公務後,因為體力不支,頭腦混沌,只好再次告假:
「連日夜坐幾于達旦,又以公事迫促,幾不成寐者四夕矣。
今日佳招,本擬趨命,并踐鑒賞書畫之夙約,乃頭目岑岑,殊不可耐。
辭則非情,赴又不能勉強,奈何!
奈何!
」
因為公務的需要,王士禎在揚州任內,有不少機會往來於鄰近的城市。
即使在這樣來去匆匆的旅程中,他也不忘同時扮演好官員/詩人兩種角色。
像水繪園修褉這種「頭目岑岑」的狼狽光景,只能算是特例。
多半時候,他都能利用公出之便,好整以暇地遊山玩水:
「予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于金陵、京口、梁谿、姑蘇諸名勝,皆于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濡滯者。
」「每讞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谷瓦官諸寺,城南高座、長干諸古剎,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
」這些在揚州境外「探幽訪古」的活動,成為王此時詩作的主要內容之一。
像是《過江集》、《入吳集》等結集的詩篇,都是這個時期游覽的成績。
康熙三年(1664)十月,王士禎「有事於江寧」,事後遍訪金陵一帶的名山古剎,並寫了許多篇游記和記敘文字。
劇作家尤侗在為這一卷題為《金陵遊記》的文集作序時,盛贊王的文字成就超越了謝靈運、柳宗元。
他的旅游原本只是自己公餘之暇的賞心樂事,但他的文字記敘卻成為山川的幸運:
山川文字每有不相遇者,豈非恨邪。
獨阮亭使君官于揚州,既領竹西瓜步之勝,而金陵鐵甕襟帶左右,江聲山色應接不暇。
使君以參衙餘日,扁舟兩屐相羊相間,搜幽剔險,一一載之子墨,蓋兼謝柳所不能兼者,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
三、對蘇東坡的認同
尤侗「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的說法,雖然有一定的客套成分,卻不是純然的飾辭。
至少在揚州,王士禎尋幽訪勝的文化活動和文學記敘,確實為山川古蹟帶來了實質的貢獻。
梅爾清對紅橋因為王士禎的傳頌而名垂青史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禪智寺的蘇軾殘碑,因為王的造訪和品題而重現生機,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在紅橋之外,隋帝國的殘跡、歐陽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揚州記敘中,最常見的文化符碼。
藉著這些眾所周知的象徵符號,士大夫階層建構了一個對揚州城的共同記憶,並得以超越時空的障礙,和這座古城千年的歷史流變中,最輝煌的銘記接軌。
但在一些共享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碼外,我們發現個別的文人、士大夫,因為個人的特殊際遇和性情,常常會選擇某一組符碼或人物來投射自己的感懷。
鬱鬱不得志的鄭板橋,在紅橋、平山堂外特別偏好隋朝古塚、遺跡所蘊含的荒涼、滄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對盛世揚州的疏離。
相形之下,才氣縱橫的王士禎,選用蘇軾來彰顯他對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時,不但反映了個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許,也顯示他企圖藉著對蘇軾的認同,來重新書寫這座歷史名城的文化系譜。
王士禎雖然出生在明崇禎年間,但明室覆亡時,他只有十一歲。
他的整個仕宦生涯,完全是在清朝建國之後展開。
他雖然和一些知名的前明遺臣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我們卻不能據此假設他必然會面臨到政治或種族認同的問題。
這一點,我在下面還會進一步討論。
這裡要強調的是,透過文化系譜的建立,或是對各朝各代名公鉅卿的認同,像王士禎這種處在政權交替時期的士大夫,其實可以很容易地跳脫政治、族姓的紛擾,透過歷史、文化的傳承,為自己當下的情境和存在,創設出更豐富的意義。
王士禎到揚州的第二年(順治十八年,1661)上元節,和友人一起游覽平山堂,順便到城東北蜀岡上的上方禪智寺探訪蘇東坡寫的一塊殘碑。
上方禪智寺一名竹西寺,隋陽帝時,曾經夢到自己遊兜率天宮,聽彌勒佛說法。
醒來後,就把自己的離宮施捨為寺,即上方寺。
宋元祐七年(1092),蘇軾知揚州時,和宗親蘇伯固陪同即將出使嶺南的李孝博,一起遊蜀岡。
蘇軾寫了<次韻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使嶺表>一詩,並刻在上方寺的石碑上。
王士禎造訪時,上距蘇軾出掌揚州,已經近六百年,「寺荒廢,而碑復零落剝蝕於頹垣敗瓦間」。
王士禎訪求到斷碑後,「拂拭出之,摩娑三嘆,如與公晤言,酬唱于當日。
」並和其韻,刻石於斷碑之側:
昔出蜀岡道,黃葉鳴秋蟬。
今來上方寺,綠萼破春煙。
坦步寶帶側,延眺隋城顛。
古剎龍象寂,殘碣蛛絲懸。
緬思峨嵋人,文釆真神仙。
贈詩日南使,賓佐皆豪賢。
邈然竟終古,漱墨留春泉。
老筆欲飛動,妙態殊便娟。
空堂響人語,怖鴿飛聯翩。
後遊慨今昔,憑弔當同然。
上方禪智寺在王士禎首次造訪時,已經破敗到鴿子聯翩飛舞,殘碑上也結滿了蜘蛛網,但卻絲毫不妨礙他對這位「文釆真神仙」的先賢的仰慕之情。
在摩娑三嘆的感懷之後,稱霸清初詩壇的王士禎,似乎不必遙想千古的風流,就可以進入蘇軾當年的世界,把酒言歡。
王士禎除了賦詩憑弔外,還將原碑的殘石放置在禪智寺的寺壁間。
此後四年內,他常常想將原碑「屏當補綴,俾還舊觀」,但一直沒有空處理。
康熙四年冬天,王確定自己即將內遷禮部,「行有日矣」,對修碑一事「耿耿于心」,特別在第二年春天命學生宗元鼎將東坡詩刻在禪智寺壁上。
王士禎上任後不久,特地前往傾頹的古寺尋訪破碑的舉動,贏得他的老友汪琬的贊揚:
「隺影蟬聲懋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
游人盡愛迷樓景,誰訪殘碑蹋蜀岡。
」如果不是出於對蘇東坡的特別情感,王大概是不會捨樓景而蹋蜀岡的。
他在即將升遷到京城為官之際,猶念念不忘補綴殘碑的宿願,並終於在告別揚州前完成,可以進一步佐證他對蘇東坡的認同。
這個時候,上方寺的住持是從靈隱寺來的碩揆上人。
清明節當天,石碑刻成,王氏兄弟和碩揆上人賦詩紀事,冒辟疆、陳其年等諸名士唱和,成為一時文化盛事。
江南一帶並將王士禎和碩揆間的唱和,比於蘇東坡和了元和尚的故事。
一方殘碑固然可以用作建立揚州文化系譜的介面,兄弟間的別離和仕途的挫折,也可在蘇東坡的詩文和人生歷程中找到投射。
康熙二年除夕,他將過去一年的詩作編次成卷,在序言的一開頭,就提到他小時和幾個哥哥在家鄉讀蘇東坡集,悲傷得不能終卷: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譯,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
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
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嘆執我手。
……予每循覽,愴然不能終卷。
不過當初讀的時候雖然不能終卷,但因為並未體驗過離別之苦,所以「未知此語之可悲也。
」等到弱冠以後,「以世網奔走四方,回憶舊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詩之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
」
兄弟別離,讓王士禎想到蘇軾、蘇轍兄弟感慨離合的應答之作。
康熙三年,王士祿因禮部磨勘案下獄,也馬上讓王士禎想到蘇東坡的湖州詩案,並為自己不能像蘇軾那樣代兄赴闕訟冤感到愧咎:
家兄平地波瀾,魂飛湯火,不啻子瞻湖州詩案。
而弟曾不能舍此雞肋,如昔子由赴闕訟冤,以身請代,而猶且飽食安居,偃仰在床,豈復可靦顏人世乎哉?
王士祿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也分享了士禎對蘇氏的強烈認同:
「念予兄弟即才具名位不逮兩蘇公,然其友愛同,其離索同,其不合時宜同,其轗軻困踣為流俗所指棄又無不同。
」
王士禎服官揚州的經歷,在清初文壇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對蘇東坡的自我認同,很容易就建構出他和蘇氏在文化系譜上的傳承關係,並進而獲得其他人的認可。
在這個建立認同和認可的過程中,禪智寺殘碑的探訪和唱和,扮演了重要的功能。
王巖在<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裡,就首先將蘇、王二人等量齊觀:
「先生政事不減蘇公,而文章風雅,遠被江淮,不減蘇公之在揚。
」被比為了元和尚的碩揆,則對二人的共通之處,作了更淋漓盡致的闡述:
自坡公迄今六百餘年,何以獨至阮亭而始和之?
阮亭文章詩詞,為當代所宗尚,與東坡同。
其任揚州也,廉愛精敏,百姓食其德,與東坡同。
見一善如己有,而獎訓士類,有古賢公卿下士之風,復與東坡同。
雖古今時代不一,然究不以時代分古今也。
作為一名講求因果輪迴的禪師,碩揆認為士禎不僅和東坡精神相通,根本就是東坡的轉世:
阮亭初李揚時,即艤舟步往,尋公遺蹟。
微阮亭至,則蘇碑已與寺俱毀。
苟非精神相通,微顯一致,何以若此?
曾謂阮亭非髯後身乎?
碩揆這段為唱和詩所作的闡釋文字,寫在康熙四年清明。
王士禎在了卻綴碑的宿願後,去了一遍如皋,參加冒辟疆的水繪園修褉,隨即從揚州束裝北上,到京師就任新職。
碩揆的結論,無疑是為王士禎揚州任內所建立的文化系譜,作了最有力的背書。
四、交游
順治二年(1645),王士禎十二歲時,南下的清軍用飛炮轟擊揚州城西北隅,攻陷東、西二城,並大肆屠殺。
揚州從明萬曆以來所營造出的富甲天下的榮景,遭到慘重的打擊。
王士禎在劫亂之後十五年前往揚州任官時,社會秩序雖然已經恢復,但下距鄭板橋賣畫揚州(1723)時鉅商雲集的榮景,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王士禎在揚州五年的交游和文化活動中,不見鹽商的蹤影,適足以說明此時物質生活的相對匱乏。
但是揚州的交通樞鈕地位,王士禎在文壇日漸竄起的聲名,卻使他迅速建立起一個包括遺民、文人、官員以及下層士人的交游網絡。
而這個廣闊的交游網絡,又進一步將他的聲名傳播開來。
這些人因為補官上京、罷官南皈、返鄉葬父或是旅游、路過、專程造訪等各種理由,路過揚州。
其中除了少數人像朱彝尊一樣,與王士禎錯身而過,其他多都和王在不同的場合見面。
在官員中,汪琬和王士禎有極深的情誼,汪琬過訪,自不能等閑視之。
根據蔣寅的考訂,汪琬在順治十八年(1661)秋天,從刑部員外郎一職罷官後返回蘇州故里,中間經過揚州,阻風逗留。
王士禎得到消息,特地出城相迎:
「蕪城暮雨聞君到,急訪扁舟出郭來。
」從汪琬自己的記敘,我們可以想見眾人高談晏飲的場景:
「朱筵接席坐,紫陌聯鑣騰。
雄文誇藝苑,高論摧談僧。
」在第三天的宴席上,王士禎因為「揚州之鶴甲天下」,而自己剛好養了十集,就將其中兩隻送給汪琬,來襯托他耿介孤高的特質。
汪原本固辭,在同席的冒辟疆、陳其年力勸下,欣然接受。
汪琬返回蘇州故里後,沒有閑置太久,第二年春天又補官上京。
清明節後,再度路過揚州,和王士禎短暫會晤後,王士禎因公北上淮陰,邀請汪琬一起到邵伯湖泛舟,然後各奔前程。
這個時候,王士禎雖然還沒有因為審案過嚴而遭到降級處分,但大概頗為公事煩心。
在送汪琬入京的詩中,他除了追憶汪琬兩次路過揚州時,兩人在寒煙、細雨中共遊的情景,以及贈鶴、賞梅的近事,也表達了無限的離情和感激之意:
「淼淼江湖春水生,淮南風景過清湖,故人恰向愁中至,感激真從難後平。
竹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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