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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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
新世纪新主题:
流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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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则来源:
宋 则时间:
200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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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政策研究1
关于“流通现代化”,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当时对信息化、互联网还几乎一无所知。
今天再议此事,显然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和内容。
跨入新世纪,中国流通领域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创新”都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
在这些“创新”的背后,客观上存在着可以使许多事情贯穿起来,并得出统一解释的基本脉络。
这就是,由于经济体制变化、市场状态变化以及时代特征变化,在客观上使得中国流通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稳步提升。
换句话说,由于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确立,买方市场状态的日益明显,电子信息时代的悄然降临,都在呼唤着中国传统流通业尽快实现向现代流通业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种场合,流通创新的理论和政策亟待寻求新的突破,以便大幅度提高流通效能和经济运行的总体质量。
目前,关于流通创新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探索之中,并无共识性的界定。
在本报告中,尝试作如下理解和表述:
流通,是指由实体经济运行引起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总和或总称;流通创新,也可以理解为流通现代化,它是指:
在实体经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凭借先进理论、思维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手段,对传统流通格局中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所进行的全面改造和提升,以便全面、系统、大幅度地提高流通的效能。
主要包括十个方面,即流通体制创新、管理机构创新、流通结构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流通秩序创新、信用体系创新、中介组织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技术手段创新、产业政策创新等等。
流通创新的关键是首先从流通的本源问题、终极目的问题来思考才能理出头绪。
否则,不知根源和终极缘由,有关创新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创新的评价标准问题便无从谈起,甚至会误入歧途。
目前,关于流通创新、特别是现代物流的讨论越来越“热”,甚至有些神秘化嫌疑,其实大都是转述、抄袭、照搬国外文献,并无原创性。
面对某些故作高深、不知所云的浮躁炒作,只有正本清源,才能理出头绪,澄清真知,抓住要害。
流通效能的本质就是“减少耽搁或停顿”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作出的最高概括。
一、从时间继起角度看流通效能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史显示,分工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但分工不断细化加深了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会化现代大生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极大增加了不同生产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联系、协调方面的困难,例如搜寻、信用、谈判、购买和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耗费了大量时间,造成形式多样的耽搁或停顿,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
这种日益脆弱的关系,时时刻刻成为各种“耽搁”的缘由。
流通过程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一过程能够增加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数量,那是生产过程的功能。
流通过程之所以不可避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可替代,就是因为它必须弥合化解社会和产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
考察生产的效能,是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生产成本),提供出物美价廉、满足消费的有效产品;考察流通的效能则要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流通成本),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
因此,减少耽搁或停顿是对流通效能的天然的本质要求。
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尽可能减少一切耽搁和停顿,使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处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从而减少直至消灭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现代流通这一脆弱的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领域投入着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搅尽脑汁挖掘着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
而经济学的结论却是如此简单:
不经过流通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减少耽搁或停顿,就是财富实际效用的真实增长,反之则是财富实际效用的虚假增长。
如此简单的结论却可视作流通研究的经济哲学基础。
在人们熟知的沃尔玛公司,凭借先进的信息、补货系统,可将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摆上货架的时间平均控制在5-7天,而一般公司需要30天。
这就是沃尔玛领先于所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其真谛并不高深莫测,而刚好抓住了流通的本质,深得商业经营的要领。
常常被忽视的流通业的重要性只有在“出事”的场合才会引人瞩目。
2002年9月27-10月9日,美国发生了罕见的码头工人封港事件。
基于严重的劳资冲突,南起洛杉矶、北至西雅图,美国太平洋沿岸29个主要港口全部“停摆”,所有进出口货物“耽搁或停顿”下来,全美进出口贸易顷刻“半身瘫痪”,美国多年来打造的精美的“全球供应链”遭到了人为“破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就达20亿美元之巨。
这场美国20多年来最激烈的劳资冲突事件虽然由于布什总统出面干预而暂告结束,但所造成的后果和教训都是极为严重的。
其中,仅仅为消除罢工导致的大量积压,就需要4-5个月。
“封港”事件终于使人们领教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面。
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的一个“精美”的薄弱环节,即全球供应链是何等的脆弱;而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加强对港口、货站等维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流环节的管理和控制,“零库存”生产、贸易方式的局限性如何弥补等等,都将是紧迫的全新课题。
美国也有正面的样板。
“9.11”事件之前美国曾有过近10年的经济繁荣,同其经济节奏的加快和流通效能的提高密切相关。
凭借率先崛起的互联网技术优势,美国的库存控制和资本周转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停顿和耽搁”的时间与次数大为减少。
经济分析家认为,“美国企业界在控制商品库存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有助于减少经济起伏不定的现象”;“更充分地利用技术,更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已经使许多公司能够避免库存失当和剧烈波动”;“美国英特尔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强生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纷纷发现,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中一项可行的战略。
各公司希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新的竞争优势”。
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
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
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
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
种种迹象显示,依靠互联网技术,更加注重从流通效能、从经济节奏和停顿与耽搁之中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突出特点。
流通效能高低或耽搁和停顿程度的评价标准多种多样,且可互相印证。
主要包括:
流动资本年周转次数或周转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天数);库存率即库存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流通费用率即流通费用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含物流费用);员工人均销售额;营业场所单位面积销售额;利润率;固定资本折旧率;等等。
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容,分析评价的指标可以有更多的细化和变换。
寻求解决方案,修复加速复杂化的经济体系,是流通创新的真正由来,也是发达国家对流通创新备加珍视、不断努力探索的原因。
电子商务既是产生于此,也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人类智慧和市场体制等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将耽搁消灭为零”、用时间消灭空间、将空间距离极大缩短,令时空同时趋向为零的强大手段和创新思路。
零距离、零时间的“零时空”已经成为可能。
19世纪“用时间消灭空间”与21世纪的电子商务是改变人们经济思维的“两张牌”的融合。
新世纪新主题是经济社会在总体上,向加快节奏、减少耽搁的流通领域“投钱和找钱”、“投小钱、找大钱”。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有些尴尬。
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21世纪这一全新的重大主题,在体制、政策、机构、技术和企业这五大层面上,有意无意“增加耽搁”的现象随处可见。
换句话说,在即将尖锐化的“减少耽搁和停顿的节奏较量”面前,中国似乎还缺乏准备,在体制和政策上还在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一经济节奏较量、流通效能竞争的时代潮流,还在时时“增加耽搁”、处处“制造停顿”,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
因此,认真去搜寻和研究中国的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流通创新的起点。
中国长期、巨额的库存就是最大的耽搁、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致使数万亿元的流动资本被节奏放慢悄然吞蚀掉了。
例如,由于忽视、轻视对经济节奏和企业流通效能的统计、监测,对周转速度放慢和库存增长缺少警觉,致使在“八五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至少累计蒙受了本可避免的上万亿元的隐型损失。
1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当然有目共睹,但这是以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的资源--资本投入和消耗占用才换来的,同中央所期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差距较大。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当代经济学所说的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理论都很重要,都是进一步探讨促进流通效能的本质,“减少耽搁”,减少、乃至消灭资源配置停顿时间的两把钥匙。
而目前人们关注的一切相关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诸如提高竞争力,理顺流程、降低成本和交易费用,减少库存、加快周转、增加利润,适销对路、大进大出、快进快出,重建诚信,发展物流配送,推行电子商务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与流通效能的本质要求有关,并受其支配。
评价流通体制和政策是否合理、效率高低的首要标准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耽搁”而不是增加和制造了“耽搁”。
流通创新的本质就是在“减少耽搁”这一要害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提出全新的思路和政策主张。
即通过体制的、政策的、管理机构的、科技手段的和企业管理的全面提升,将流通过程中的一切“耽搁”和“停顿”尽可能地“消灭”,全面加快经济运行的节奏、效率和质量。
因此,认真去搜寻和研究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中国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起点,而要作好这篇日益紧迫的大文章,迫切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急起直追,付出多方面的艰苦努力。
二、从空间并存角度看流通效能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流通效能的本质从时间上看是“减少耽搁和停顿”,从空间上看则是“优化资源配置”。
流通业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外大量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沃尔玛和P&G的产销联盟
美国长期以来推行宽松的流通业政策,鼓励零售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推行电子信息化的服务。
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流通领域中的主导权逐步由生产企业转向商业零售企业,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这一对峙现象,在80年代中期零售商沃尔玛和大型生产商宝洁公司(P&G)结成了战略联盟,“通过联盟的形式,借助于计算机开始实现信息的共享”。
这一产销联盟迄今为止仍然被称为供应链管理中的典范。
按照这种模式,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采购,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制造商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伙伴关系。
用沃尔玛公司自己的观点来解释:
零售业能够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生产商创造订单、寻求销路、减少库存、加快周转,为居民户带来实惠,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而所有这一切,刚好是流通企业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过程。
所以,政府支持流通业的发展,就等于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2、伊藤洋华堂的创新和发展
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发布了“自愿加盟连锁业者计划”,随后又积极推进现代化电脑管理技术,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对连锁超市公司给予各种优惠,并从60年代起连续推出三个流通现代化的五年计划,意在配套和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近期日本政府针对流通领域又实施了缓和限制、禁止垄断、促进竞争和改善基础设施、完善贸易规则等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流通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
伊藤洋华堂就是得益于这些政策而发展起来的著名超市型零售企业,其2000年的营业额和利润都排名日本第一。
在日本经济,特别是零售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伊藤洋华堂2000年的营业收入在较之上一年下降了7%的情况下,代表企业生命力指标的企业现金流量却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3%,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伊藤洋华堂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也是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导入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利用共同配送体制,充分与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合作,促进产销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分不开的。
可见,零售企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游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
3、上海联华等的成功发展
在中国,一些大型连锁式商业企业异军突起,也开始走大进大出的经营路子。
例如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111.4亿的销售总额成为2000年全国最大的零售商,2001年上海联华再次以140.6亿的销售额、1225家店铺的业绩,名列榜首。
上海联华在确定了流通现代化发展方向后,由累计亏损560万元转变成为目前拥有大型超市、药业连锁等五大业态的大型商业企业,其2001年净资产回报率为18%。
再如江苏苏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由一家果品食杂公司演变而来,6年间大力发展农村连锁,开拓农村市场,2001年网点总数达到670家,实现销售额52.4亿元。
上海市还对几万个商业零售小门店实行连锁便利店式的改造,采取入股的办法,每个店配一台电脑、一部电话,需要什么就把信息发给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按他们的要求和时间送货。
这样既可以培育出几个大的配送中心,而且这种传统的小流通企业很快就能与现代流通接轨,商品品种增加,采购成本下降,社区服务功能增强。
上海市的这些做法与上海联华等的成功发展,同样展示了连锁商业对制造业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当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这些具体案例可以看出,流通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重要功能,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调整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各种流通企业依据市场供求状况,以大额订单的方式,对商品及其制造商实行优胜劣汰,从而决定生产企业的命运。
商业企业或销售商的订单给谁,谁就能够发展;反之,拿不到订单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商就必定要被淘汰出局。
在这种场合,如果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长期滞后,必然加剧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品淤塞、流通不畅,最终导致第一、第二产业的销售困难,随之出现库存积压、成本上升和资金拖欠、银行呆坏账增加,而由于企业之间出现信用危机,必定使得生产企业竞争能力大打折扣。
应当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各项经济政策安排的要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但是,同人们期待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的总体要求相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还远远不够。
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策中的缺憾以外,轻视、忽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流通业天然具有调整结构所无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中国结构调整效果不够理想,同流通业受到轻视、忽视和发展滞后有极大的关系。
此外,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失去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
其实不然。
外资进入流通业,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并非国内流通业,而是中国制造业。
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的近期作用,但也存在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
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
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意义深远。
外商果真大规模进入,决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命运问题,还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
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作出独立自主的某些政策安排。
鉴于现行政策的某些局限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发挥流通业的作用。
尽管在产业政策方面,国家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但是由于产业主体技术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通常不可能在一两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产业政策历来是属于中长期政策。
同时,这些旨在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的各项产业政策,通常是要“花钱的”,为了推行这些政策,政府往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力度不够,或者某个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对产业政策的最终效果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初期又往往很难看得出来。
另外,为更好发挥流通业的作用,流通业本身也应当得到同第一、第二产业同样的政策支持。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所说,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下,流通业应尽快从末端产业向先导产业转变。
但长期以来,中国流通业的政策欠帐颇多,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而流通业政策的欠缺,特别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至少制约了流通业在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加快社会经济节奏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要强化对流通创新,发展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
这里所说的政策,不是以往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政出多门、自乱其制”之策,而是有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依据,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透明度很高、一视同仁的经济政策。
例如,设计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业政策当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当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
为加快中国流通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所有的政策调整当中,最要紧的政策是“放权政策”。
一是政府最大限度地放弃以往事无巨细的审批制度。
这种缺乏市场经济依据的权力独揽,不仅是贪污腐败的温床,而且是对国内批发、零售业的巨大束缚。
二是配合机构改革,最大限度将原有政府职能交由各种民间商业协会承担,推动民间商会组织名副其实地尽快成长,以便在“入世”过渡期,使已经同政府完全脱钩的大量批发、零售企业找到合法、可靠的社会依托,实现平稳过渡。
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局面只有流通业强有力的介入才能够被打破。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造就的放大的自然经济格局远未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地方保护、自以为是、自成体系,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排斥市场化的区域分工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不明朗,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之间经济结构严重雷同。
目前,中西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两种重复建设迹象值得高度警觉。
一是相邻地区之间搞“相互模仿式的重复建设”。
例如,高估自身的优势而低估劣势,不顾资源、资金、交通、通讯状况和市场需求,纷纷争打旅游牌,不惜加重生态环境破坏,盲目大上旅游项目;个别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曲解“大开发”的含义,不计后果,盲目招商引资,对外来投资项目来者不拒。
二是重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而不问销路前景的弯路,在产业发展上搞“尾随式的重复建设”。
导致以上问题的最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目前,在不少地区、部门,包括政府政策机构还没有完全转变轻商思想,在结构调整中只求速度、政绩,不求质量、效益,对制造业百般呵护,而不肯在改善流通业环境方面下功夫。
在中西部地区,有一种观念十分普遍,即认为“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传统)项目”。
显然,这种“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流通业的发展,阻碍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应有的导向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部地区更加迫切需要发展商贸带动式的新型经济。
这种局面仅仅靠现行的各项政策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必须要有流通业的支持与配合,要依靠流通业天然所具有的调整结构的功能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状况。
三、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政策建议
简要考察流通效能的两大本质之后,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积极促进流通创新,使得中国流通业快速发展到足够强大。
为此,政策建议的核心是:
为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结构、减少耽搁与停顿,必须加快用新理念、新技术率先改造流通领域、壮大流通业和实现流通创新的步伐,切实托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十五”期间,为中国流通领域的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探好路、开好头,并切实取得突破性进展。
1、在新时期要突出强调减少耽搁与停顿的重要性,切实完成“第三个转变”,从提高运行效率和流通效能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要充分认识流通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
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40%左右,而中国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33.6%。
而其中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更低,除个别年份,流通业占国民经济的产值份额均不足10%,而世界各国这一份额一般都在12%-16%。
流通业水平滞后于生产制造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竞争力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以物流成本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低于10%,欧洲占到10%左右,而中国在20%左右。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的竞争实力。
因此仅仅看到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还不够,更应该注意到流通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首先要改变流通企业“小”、“散”、“乱”、“低”(水平)的现状,由此形成连锁反应,以促进其他产业的结构优化。
如前所述,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流通业结构优化也可以有效地防止重复建设,那些失去竞争优势的“重复建设项目”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要强调国民经济中的流通业功能,出台流通业政策,确立其先导产业的地位。
流通业政策要纳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确立流通业的先导产业地位。
中国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向外资全面开放零售业,具体内容是加入WTO后一年内允许外商控股;三年内取消合营公司的数量、地域、股权等方面的限制;五年后除少数重要商品和仓储式超市外,取消一切限制。
实际上,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中国一些城市近年来已着手进行国有资本退出流通业领域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迄今为止,中国共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356家,实际吸收外资30多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所有外商投资项目数和吸收外资金额的0.1%和1%。
“麦肯锡”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在未来3至5年,中国零售市场的60%将由3至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控制,30%将由国家级零售“大腕”控制,剩下不到10%的市场零头则掌握在区域性零售商手中。
尽管很多人对这个预言不以为然,但随着流通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加入世贸的承诺逐条兑现,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流通业却是大势所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再重要,相反,外商的进入,市场的逐步成熟,更加促进了中国流通业的整体向上的水平提高,而本来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更加有效地呈现出来,因此应出台相应的流通业政策,使之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期要强调完成“第三个转变”。
流通领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利税、在GDP当中所占比重,为经济增长指数“贡献”百分点之外,更在于从整体上促进经济循环,加快资本周转和运行节奏。
如果流通领域长期滞后,流通效能始终低下,必然加剧流通不畅、周转缓慢的局面,导致第一、第二产业销售困难、资金拖欠、银行坏帐和企业之间的信任、信用危机,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效益。
为此,需要从中国流通效能不高、资本周转缓慢,商品流通不畅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第三个转变”的历史性任务。
这就是:
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完成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为核心,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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