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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
一、一种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视角:
想象的共同体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研究的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并认为“这些建构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
在进行复杂的综合合论述之前,安德森将民族的概念作了如下的限定:
“它是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全部论述中,这个概念起到论证基调的作用,即基基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集体想象”是建构本书所有对民族族论述的核心范畴和方法。
(一)民族产生的根源
安德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想象成为可能的条件包括认识论上和社会结构上的两个先决决条件。
1、认识论上的条件:
文化根源
认识论上的条条件也就是民族产生的文化根源。
认识论上的条件是,中世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
这种人类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的时间观念的没落。
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与时间始终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地位,人们才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向的共同体。
安德森认为中世纪的两个文化体系,即宗教教共同体和王朝的式微,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人们的思维维和想象的空间。
在中世纪,宗教是人们生活和思考不可或或缺的部分,传统的宗教世界观就体现在“他们对身处宇宙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心”。
宗教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提供了解释,从而成为为人们重要的心理依托。
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主义世纪的到来,宗教信仰逐渐趋冷,但由于人们的苦难并并未结束,所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信仰危机。
在赖以思考考的宗教基础被否定之后,重新寻找一个精神依托成为人们们的诉求,而这时没有什么能比民族主义更能激发起人们的的热情与信仰。
宗教共同体的衰退还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一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的探险让人们产生了“相对化化”和“领土化”的观念。
基督教不再是存在于世界的惟一一真理,而欧洲也不再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人们的眼光光开始逐渐“收缩”。
中世纪君主制王朝的衰退也促成了了民族的想象。
中世纪的历史是基督教倡导的普世主义和封封建制的地方主义相互交织的历史。
王朝国家无固定的边界界,民族从来不是王室或臣民的追求目标。
但是随着现代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君主失去了原先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个时代最好的选择就是民民族。
于是君主开始脱掉神圣的外衣,以全民族的代表的身身份来实施统治。
安德森指出,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变化,而这一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主主观因素。
他说的实际上就是对时间概念的理解。
“中世纪纪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锁链这样的观观念,也没有过去和现在断然二分的想法”。
在中世纪,,人们对时间的看法是:
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的现在的同时性”。
而meanwhile(与此同时)一一词是不具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中世纪只存在一种神与人人之间的垂直关系,而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水平联系,这就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垂直的。
这种观念随着18世纪纪小说和报纸的出现发生了改变,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时间”取代了中世纪“时间并进的同时性”的概念。
“一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动的坚实的共同体”。
小说和报纸的叙述结构既改变了人们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也为人与人之间的想象并进一步成为想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性手段,使一种“水平——世俗的的、时间——横向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社会结构条件件:
意识根源
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即意识根源。
安德德森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论及了民族意识的起源。
消极的的因素包括:
(1)拉丁文自身的改变。
由于人文主义者者所热衷的拉丁文变得越来越带有西塞罗式雄辩的古典风格格,内容也逐渐远离教会和日常生活,拉丁文因语言自身而而变得神秘。
(2)印刷资本主义宗教改革的影响。
新教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体。
(3)行政方言缓慢慢地、分布不均地扩散。
欧洲各地的行政组织采用方言作为为宫廷和国会开会的语言,加速了“国家的”语言取代拉丁丁文成为权力语言的过程。
但这三种因素只是起到了迫使使拉丁文从其宝座上退位的作用,在积极意义上促成了想象象的共同体的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样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印刷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为想象的共共同体提供了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
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础形成的特殊主义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族的原形。
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的结合创造出了印刷语言,从从而使以前的口语方言在有限范围内不断组合,并最终予以以定型。
过去,人们因为方言的阻隔而无法相互理解;现在在,人们通过印刷语言变得能够沟通,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地点关注这种印刷语言带来的信息进而产生出一种心灵的联联系。
由于印刷语言具有“永恒的形态”的特点,因而能够够持久地维系这种同胞之情。
资本主义创造的可以用机器复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础,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二二)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述两个条件共同孕育了现代代民族的原型并暗示出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以这两个共同的的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步的建构了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波波向欧洲洲、亚洲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
1、第第一波:
美洲民族主义的发展——欧裔海外移民“受束缚的的朝圣之旅”
与西方主流学界认为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的的论调迥异的是,安德森坚持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洲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是民族主义的真正发源地。
他认为,美洲洲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深深层根源:
它使当地的欧裔移民的社会政治流动都被限定在在殖民地的范围内,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造成了殖民地欧裔裔海外移民共同拥有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的经验验,于是他们逐渐开始想象殖民地就是他们的祖国,而这些些共同的“旅伴”则是他们的“民族”。
这种“美洲模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
、第二二波:
欧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语言民族主义
第二二波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它受到了“美洲模式”和法国的的独立运动的启发,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
对于该该民族主义的发生,安德森使用了“多重因素汇聚”的解释释,认为包括美洲和法国民族独立运动、地理大发现促成的的文化多元论在欧洲的兴起、拉丁文等古老的所谓“神圣语语言”的衰落、印刷资本主义造成的民族语言、印刷出版业业的大发展,以及新的大众阅读阶级的适时出现,共同孕育育了这一波民族主义的产生。
这是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的语言民族主义,与第一波相比,它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要主动和自觉得多。
、第三波:
官方民族主义——依靠国国家力量的民族归化
第三波民族主义是19世纪中叶出现现在欧洲的“官方民族主义”,它是欧洲王室对第二波群众众性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动。
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威胁着着这些王朝的存在,君主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于是是王室纷纷贴上民族的标签,标榜自己是民族的代表。
他们们不得不在不违背旧王朝原则的基础上对民族主义原则主动动“收编”,掌握对“民族想象”的话语权,然后通过自上上而下的同化策略,使群众效忠王室,巩固统治。
这是一种种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是一种试图掩盖民族与王王朝矛盾的应对策略。
安德森很贴切地论证道:
官方民族主主义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
、最后一波:
亚洲殖民地民族主主义
最后一波民族主义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这一波波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袭取了前几波的民族主义:
既有有“美洲模式”的朝圣之旅,也有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的的“民粹主义性格”,同时,还有“官方民族主义”的政策策取向。
具有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亚洲殖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阅读印刷品的能能力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里的想像的共同体体成为可能。
双语的能力则意味着可以经由欧洲语言接触到到其他地方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类型。
这些通晓双语语的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
殖民地的学学校体系在殖民地民族兴起中起到独特作用。
20世纪的的殖民地学校体系孕育了类似官员仕途之旅的朝圣之旅,在在来自殖民地全境各地的旅伴汇聚到一起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中被赋予了一种关于某一特定领土的想象的真实性。
另一方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范围内,类似于美洲“受受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基础。
但是,由于这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对官方民族主义义的另一形态——帝国主义——的反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它们的“殖民地色彩”很浓厚,民族的边界和原来的殖民民地界限是重合的。
总的来看,安德森通过对历史的梳梳理,为我们呈现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得以兴起和散布布的图景。
在这些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想象”以不同方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共同体。
而在安德森看来,语言,尤其是是文字的角色至关重要。
因为语言,其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
报报纸、小说和其他印刷品的出现,使得共同体内部事件,甚甚至是世界性的事件,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定想象中,渗透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里。
这样一种稳稳定的、坚实的时间观表现了同时性行动的惊人可能性,从从而深刻支配了人们的想象。
(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贡献献与局限性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最重要资源是安德森森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丰富材料,尤尤其是他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东帝汶、菲律宾等国国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所以,安德森在书中提供了他人或或许无法替代的亚洲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独独立的历史视野。
安德森的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他把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起源问题放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背景中中进行考察。
他的基本结论是:
在这些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创创制过程中,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恰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滋生于当地殖民政府的行政规划以及文化化教育。
中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彻底沦为西方的的殖民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解释作为民族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创生问题上,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就相对对有限。
理论在运用过程中总有个“本地化”和“语境化化”的问题。
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就难免暴露理论的的意识形态特征。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安德森那里或许许具有价值无涉的学理性,但是当这个理论进入中国的台湾湾地区,就变成了“台独”势力最好的理论武器:
既然“共共同体”是凭“想象”构建的,是现代的一个创制和发明的的过程,那么“台独”势力就认为完全有理由和有可能重建建一个所谓的台湾共同体,或者说重新想象一个台湾共同体体。
中国大陆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这部书是直接引进的的台湾译本,其译者吴叡人就是“台独”的理论家,我们看看译者在“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为着去找咱们的台湾””就会了然。
也有人竟用台湾的例子来印证这本书的前瞻性性和实践性。
”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极少涉及及中国问题,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与民族主义肯定定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能够解释的。
葛兆光即认为:
“在文化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至少要打折扣。
”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在现代民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由于在理念上需要与“天下”观不断断对话,在体制和政治上则延续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态,所以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有着自己特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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