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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版本学史讲课讲稿
中国古代版本学史
中国古代版本学史
版本释义
所谓版本,指的是古代钞录和雕版印刷之书。
我国古代时的书籍全是写本。
自从印刷术发达以后,出现了许多雕版印刷的书籍,于是才出现了“版本”这一词。
汉刘向校书中秘,广罗异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等。
其《别录》称校雠时。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可见书就是本,故又称“书本”。
到唐时书籍逐渐装订成册,一册书就称之为“本”,由雕版印刷的书装订成册,就称这为版本。
开始时“版本”二字含义比较简单,仅仅区别于写本而言。
但因为出书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本子,新写本和旧写本、新版本和旧版本,彼此都互相关联、互相依存、长短相辅、正误相切磋、互相补充校对而发展,于是“版本”的含义就随之扩大了。
版本逐渐由普通名词变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即是研究版本的源流、版本的好坏真伪等,称之为“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同为校雠学之分支,联系密切。
版本一词,至今仍在不断变化。
南宋时期版本不仅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刻书机构所刻的不同的刻本,也把抄本写本著录于版本之中。
现在将各种活字本,包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以及石印本、拓印本、晒印本、影印本,甚至打字刻写的油印本,及现在激光照排技术出版的书籍,都称之为版本。
古籍经过传抄、刊刻,不免错误。
传抄一次,版刻一次,虽然会对旧有的错误加以改正,但难免会有新的错误产生,甚至导致以讹传讹,愈来愈甚。
而研究版本,可以依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弄清文字异同,不致贻误后学。
另外,版本学在考订古籍真伪上功用巨大。
版本研究,可以识别古籍之真伪,篇目之分合,书籍之残全以及其精善粗劣。
研究版本还可以有助于保护文物。
我国自发明雕版印刷之后书籍损毁严重明清之际就有人求购宋版书,按页计价。
现在仍然是物以稀为贵,其经济价值也随之攀升。
研究版本学可以提高辨别真伪的能力,从而抑赝扬真。
所以,版本学有非常重要的功用,十分值得我们去研究。
版本类型
一、写本
最早出现的版本应该是写本,即是手抄的书,包括稿本、影写本。
时间大约是三国到南宋的九百年间。
唐之前的写本已经不多见,新中国亨利钱只能见到两晋六朝的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物发掘才丰富了这方面的资源。
《唐书职官志》记载:
秘书省有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楷书手八十人。
弘文馆有令史二人,楷书手三十人,榻书手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
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榻书六人,画直八人。
装书直十四人。
使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装书直一人,熟纸匠六人。
抄书人数固定。
明末藏书家以抄写为课程,其中书法工整严谨者称精抄本,如毛晋汲古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有人把宋版书用质薄而坚韧的纸蒙上,按原来书的式样和字体抄录下来。
到了清代用这种方法抄书的人更多了,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特开辟影宋抄本一类,这种方法使名贵的书得以流传。
如孙星衍平津馆影抄宋写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即是。
四部丛刊中影印了不少这种影宋钞本。
二、石经
利用石头刻字最可能兴起于秦代。
唐初在陕西凤翔县发现的石鼓文,字体为大篆,内容为韵诗,内容约七百多字,可能是春秋时期秦国的文物,可见又早于秦代。
秦始皇到各地巡游,刻石颂功的碑文特别多,最早石刻是碑类,其作用是为记事。
志类,是记叙死者生平的,经类是刻儒、释各家经典的石刻。
石经形式也多为碑状,其镌刻的内容均为各家成部经典。
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家的汉子平、魏正始、唐开成、五代孟昶、北宋嘉佑、南宋御书、清石经等七种;释家则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为最,它集历代可刻经达八百余种一万四千多石,实为天下巨著。
在我国没有发明雕刻木版印刷书籍的方法之前,把必读之书刻在石头上,作为一个最标准的本子,让学者们携带自己的手抄本来这里校对,没有书本的人也可以到这里来抄写,影响极大,每天都有许多人到碑前阅读和抄写。
不久,又采用捶拓的方法,把石板上的文字都打印在纸上,这样流传较广。
由于石板上刻的文字是正面而凹入的形体,所以捶拓后是一张墨纸白字的拓本,把这种方法反过来,便成为白纸黑字的读物了。
石板捶拓无疑是木版印刷的先驱。
所有石经中,只有唐石经还保存了全套的拓本,汉、魏、后蜀都只保留了一部分,或只有残字断片的遗留,对校勘经文还有着重大作用。
校雠家都奉为重要依据,学者们更把石经看成群经中最早的版本。
三、雕版
雕版印刷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说始于东汉时。
《后汉书•党锢传》载“灵帝召刊章捕(张)俭等”,此乃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之事。
而众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者甚众。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此时虽已发明文字复制,但从现在出土的东汉纸张来说,似乎还不能适用于印刷。
颇为流行的说法是隋说。
源于对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书之误解与改字。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部:
“载阅陆子源《河汾燕闲录》云: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
此印书之始。
”此说发端于明代陆深。
版本简史
唐五代
雕版印刷虽起源于唐代,但唐五代的书流传到今天的却很少。
国内现存最早至唐代印刷品,当推1953年成都市郊唐墓中发现的,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咒》,及古梵文和小佛像。
一般认为,雕版肇始于唐,盛行于五代。
所谓盛,即指五代时,大量雕刻整部书籍。
五代时,雕版印刷九经,不但有官府刻本,还有私家刻书,有的私人著作也开雕印行。
亦有佛道教徒将佛经道典整部刻印。
故五代时刻书之风气事业蒸蒸日上。
正是由于这一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为后来赵宋时期刻书风气极盛奠定了基础。
纵观唐五代时期,雕版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
文字雕镌上保持唐人写经之风格;出现了雕版中心,大致有江淮、四川、江西、青州、瓜洲等;有私刻、官刻及坊刻,雕版印刷之三大系统,至五代时开始形成,延续千余年。
宋代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大多古本书是宋本。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之黄金时代。
北宋初年,赵匡胤深明文化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作用,因此极为重视书籍。
宋初得以承继五代之刻书事业,其不但刻经书,亦刻史部、子部,乃至集部之籍。
北宋时,刻书以官府为主。
宋室南渡后,刻书风气仍然不衰,而且私家刻本日益昌盛。
宋代的官刻书有国子监管领。
刻书之前必须校雠,校勘完了以后,送给复勘官再校,然后再送主判管阁官复加典校,经过三道手续,才能刻书。
由此可见,宋代官刻书是很慎重认真的。
这多少能保证质量,所以我们现在还以北宋国子监刻本(简称监本)为善本。
今日所云宋版书,极大部分为南宋刻本。
【建本】
熙宁以后刻书禁例打开,刻书事业遍及全国。
凡书之为人需要,有利可图的,刻书商就广罗书本进行雕印。
当时所谓建本遍天下,盛况空前,数量最多。
今北宋刻的书,流传的较少,南宋刻的,尤其是建本,流传的较多。
建本,即指福建建阳县的麻沙书坊刻的书。
当时不被人重视,明清就以叶论价了,价格令人为之瞠目。
程朱理学大儒杨时是浦城人,门生很多,浦城和建阳是邻县,这也是刻书的一大条件——文化昌盛。
建本字体学柳体,后受宋徽宗瘦金体影响,形成建本版刻字体,秀劲疏朗。
早期左右双栏,细黑口;后期四周双栏,粗黑口。
建本在栏线外多有“耳子”,耳子内刻篇名和小题,便于读者查找。
但书多校勘不精,错误甚多。
建本间有删减原文,加之版、纸质差,因此名声不佳。
【杭州本】
建本刻的不精,最精者要算杭州本,是浙本的一种。
浙江为刻本发祥地之一,又为宋三大刻书中心之一。
宋代浙本有杭州本、衢州本、台州本等,均甚著名,而杭州本尤为有名。
杭州刻书,始于五代吴越。
宋代成为刻书中心。
那时监本绝大部分是杭州刻的,校勘精确。
当时有名的书铺,如“尹家书籍铺”、“郭宅纸铺”、“开经书铺”、“开笺纸马铺钟家”都刻了不少好书。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有宋刊《资治通鉴》294卷,目录后刊记:
“元祐元年十月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
杭州本(浙本)书写多用欧体,字呈长方形,字画认真,挺拔秀丽。
版心多为白口,有上鱼尾。
版框大豆左右双栏、上下单栏。
大多版心下端刻有刻工姓名。
书品宽大,多用麻纸。
如此风格,对版本考证,辨识刻书地区及年代,都有极大帮助。
【蜀本】
蜀本即四川刻本。
四川刻书仅次于杭州,四川自古有“天府”之称,经济文化素称发达。
蜀地又木材资源丰富,盛产纸张唐五代时就有四川刻本。
北宋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派人到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5000多卷,10年刻成,足以说明四川刻书技术力量之雄厚。
后来又雕刻《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样大部头的类书,蜀本也由此得名,称誉全国。
南宋时,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移至眉山,井宪孟所刻“七史”(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为眉山刻本之代表,名称“眉山七史”。
其版于清嘉庆年间存江宁藩库,毁于火。
而成都本《春秋经传集解》、眉山本《淮海先生闲居集》等尚存于世。
蜀本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
版本大都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
版心下端多刻有刻工姓名。
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杭州本媲美。
【刻书种类】
刻书种类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种。
官刻即中央官刻,以国子监为首。
所刻印之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刻印字书、韵书,如《说文解字》、《广韵》、《玉篇》等。
之后,又陆续开雕史书,还校勘医书及自然科学之书籍。
地方官刻,以公使库本影响最大,宋置公使库招待往来官吏,犹如现在招待所,经费有余,用以刻书。
库内设有印书局,专管刻书事宜。
数量很多,大都由行家主持,也有另请专家校勘者,质量可靠。
私刻即私家刻书,南宋私人刻书盛极一时,最著名的有“赵韩陈岳廖于汪”七家。
其中“陈”为书坊刻书家陈起,有陈解元书籍铺,所刻书籍多而精,对江湖诗派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岳”为岳飞之孙岳珂,刻《相台五经》,至清代尚有存者。
“廖”为廖莹中,刻韩柳集,今尚有存者。
私刻多择善本翻刻,又校订精细,质量为世人推崇。
坊刻:
书商为盈利而刻书,形成坊刻系统。
除翻刻官方刻本外,还刻印民间常用书籍、文艺书籍等,还刻字帖、策论、文选等以备应考者之需。
书坊所刻之书均记商字名号,如某某书堂、书肆、书铺等。
起乃读书人,其刻书形式及内容讲究独到,所刻堪称坊刻中精品。
然并非所有坊刻都能一丝不苟,为省时图利,所出劣籍不少。
总之,宋人刻书以官本为首,私刻次之,坊刻又次之。
宋人书,纸坚刻软,用墨稀薄,开卷自有书香,纸墨均佳,字画倍加莹朗。
然而,我们可以推崇宋本,却不能迷信宋本。
辽、金、元朝
辽金刻书,传本甚少,此处不加介绍。
元朝刻书,官刻由兴文署掌管,地方刻书由书院负责。
兴文署曾刻《资治通鉴》294卷。
元朝州县郡有学田,收入供学校用,剩余就用于刻书,大部头便由各路儒学合刻。
元朝私家刻书见于著录的比宋代多。
坊刻本也较多,为了牟利,有将别的书坊的书版改名换姓重新刻印的。
如叶日增广勤书堂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就是建安余氏勤有堂原版。
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
“宋本以下,原本次之。
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
胜于宋刻者。
”所以藏书家经常宋元并称。
元刻字体为赵孟頫字体;多用简体字,这是坊刻为省时省金之故;黑口居多,也有白口;元刻所用竹纸比宋纸稍黒,皮纸极薄而粗黄;元刻与宋刻不同,不避帝讳,无讳字。
明代
明代建立不久,宋元旧有版片,尽入南京国子监,南京遂成出版中心。
永乐十九年,明迁都北京,北京也开始大量刻书,亦成出版中心,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说。
明代刻书量较大,雕版印刷技术也比前代也有创新。
内府刻书,由司礼监管领,司礼监是明初所设十二监之一,设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
汉经厂专刻四部书籍,番经厂刻佛经,道经厂刻道藏,所刻都是大版大字,但校勘不精。
经厂本多是黑口、白纸,赵体字,很容易辨认。
明代坊刻书就地域而言,苏州府刻书最多,淮南府次之,建阳麻沙、崇化两坊刻书最多最滥。
就时期而言,成化、弘治年间犹承元代刻书风气,刻印均佳;正德、嘉靖年间,一般都是白口,字体僵硬呆滞;万历以后,字体横轻竖重,气派不及嘉靖本;天启时气派更小。
上述是匠体字,如果是名家写刻本则大不相同,各有专长,如新安汪一鸾刻得《淮南鸿烈解》就是颜体字。
明人刻书,锦纸较多,有白有薄,有黄有粗。
墨佳者罕见。
清代
清代因文化政策影响,刻书较多,校勘精审。
图书数量远超古代,而且于雕刻技术、印刷装潢方面大有特色。
清代官刻有两种:
殿版和局版。
殿版为前代所无。
康熙时在武英殿开始设修书处,刻书极工。
乾隆29年钦定《大清一统志》刊行,康熙42年《全唐诗》、54年《词谱》等书的钦定刊行等,这些书名前面多有“御定”、“钦定”、“御制”等字样。
这些殿本大抵以康熙时为最精,乾隆次之,嘉庆以后,江河日下,光绪之际就再无好的出现了。
康熙39年(1700年)敕陈梦雷侍三皇子诚亲王编撰《古今图书集成》,45年(1706年)书成,后陈梦雷因事被贬谪,雍正复命蒋廷锡继续编制。
殿本以聚珍铜字,这是世间第一本用活铜字摆印的一部大书,称“聚珍版”。
金简奏用活字后,刻书134种,每印一书,冠以御题五言诗十韵,校对至精。
《四库全书》之修撰也属于殿本。
局版即官设书局刻书。
同治八年(1869年)监运使方济国倡立淮南书局于扬州琼花观街初曰养贤书院,后名书局,同年奏准开设浙江书局。
湖北书局、苏州书局相继建立。
接着是南昌、长江、福州、济南、广雅、成都各官书局陆续建立,成为一代官刻的大观。
私刻随着官刻的发展而发展。
就学术角度而言,私刻价值最高,多刻工精致印刷精美。
乾嘉年间一些私人刻书家还掀起了一次翻刻宋版、仿宋版的潮流,对清代刻书事业产生过强烈影响,有名人物如黄丕烈和赵千里。
所校刻者诸如宋元善本《说文解字》、《华阳国志》等三十余部,皆精摹覆刻,而各附考异于后,无论内容或形式,都在诸家之上。
乾嘉年间所校印之精刻本,直到今日仍一再翻印,足见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
坊刻本。
清代坊刻之书,数量丰富。
有些书坊历史悠久,刻书众多,如著名的席氏扫叶山房,从清代后期一直发展到辛亥革命之后,刻书几百种。
鸦片战争后,西洋印刷术传入中国,与雕版印刷并举。
用西洋印刷方法的书局也陆续出现,如同文书房、拜石山房、博古斋等,不仅出版新书籍,还大量翻印旧书籍,流通古书,方便读者。
在书坊印本中,有许多群众性读物,因此对繁荣文化教育事业有促进作用。
然而书坊印书多省工省料,不如官刻私刻之精美。
版本鉴定
在古籍版本鉴定上,古籍一般泛指清代以前的刻本和抄本等。
自古藏家均偏爱好的版本,所以出现版本鉴定学。
我国古籍不但品种繁多,而且同一种书,特别是好书,各个时代不同地区均争相刊印,良莠不齐。
所以对版本必须加以鉴别和辨识。
古籍版本鉴定是随版本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对于学术研究和整理研究文献者来说,古籍版本鉴定意义重大。
对于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从内容上掌握资料依据,另一种是从形式上考究时代风格。
由于版本不同使得在鉴定时方法有所侧重,因此两种方法应相辅相成,互相结合。
如今古籍整理是比较热门的一项工作,要做好或了解此项工作,对于中国古代版本学的历史要有一定了解。
再者,现在各种出版社林立,要选择同一本书的好的版本,需要我们掌握相关的知识。
研究版本学是非常值得的。
了解版本学发展简史,对于提高我们个人素养及文化深度,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古代文献学》万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古籍珍稀版本》施廷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中国古典文献学》陈冠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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