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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思我们不断丧失了技术优势
日本的反思:
我们不断丧失了技术优势
东方时政观察<更多内容2016-12-23
战后,日本努力赶超欧美,丰田、索尼、佳能等世界级企业都是明治以后日本人追求技术学问的崇高志向的结晶。
但是现在这种志向正不断从日本社会中消失。
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与明治时期相比显著下降。
文/[日]榊原英资
日本的互联网词汇是外来的,那些人完全没有独创性,却被媒体大肆追捧,得以在股票市场募集资金,从事钻法律漏洞的经营而轻松获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在当今IT互联网产业全盛时期,只能落后于美国,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日本没有“技术”。
靠投机盈利始终是短期行为。
而且,我认为即使具备健全的投资环境,仅靠金融市场的繁荣也很难长期提高日本的经济地位。
当然,我不否认金融产业的重要性。
在金融领域,美国的强大是显而易见的。
在金融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信息”正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政府和民间强烈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这是美国在金融领域强大的根源。
高盛为什么聘请外籍董事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即便在欧美,银行的主流也是通过吸纳尽可能多的存款,向企业放贷的商业银行。
但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银行的主流从商业银行转为从新金融市场投资获利的投资银行。
花旗银行(Citibank)、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曾经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中心,现在增加了投资性业务。
它们虽然还都以消费者信用为主业,却不断为适应新的时代改革业务内容及银行的形态。
在放贷领域,拥有资金和信用的就是强者。
而在投资领域,拥有信息的才是强者。
在资本至上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融资能力是最重要的。
依托信用,吸纳存款是银行的业务基础。
实体企业也一样,以信用为依托,从银行获取贷款。
而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用多种方法获取投资必需的资金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如何确定投资方向。
只要获得有投资价值的可靠的对象相关信息,企业和个人都能筹措到资金。
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的收益率高于日本银行,是因为其信息收集能力更强。
高盛和花旗等银行,一进驻某个国家,就必定吸收所在国家的经济界名人进入董事会。
在日本,索尼公司的出井伸之、京瓷有限公司(KYOCERA)名誉会长稻盛和夫等人都是高盛的顾问董事。
在欧洲,它们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它们以这种策略来搜集与投资相关的有效信息。
有战略价值的信息就叫做情报,但是,日本企业和政府一样,似乎都有轻视其价值的倾向。
也许这种倾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未曾改变,也许这和日本人的秉性有关。
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和企业都需要比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更重视经济情报。
但是,尽管技术和信息变得如此重要,现在的日本人却正在失去踏实学习和认真研究的热情,媒体和金融机构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技术、知识、信息就是财富”。
只要不改变这种错误认识,日本就难以在金融领域与美国比肩而立。
软件产业和一般制造业并无隔阂
与美国经济状况相反,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全盛期,主要是依靠高生产率、高质量和精密的技术改良获得的大发展。
反过来,在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其原因之一就是8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的影响。
另外一个原因是,尽管时代变迁,制造业中出现了IT产业和电子技术从模拟向数字化的快速转变,但日本各家公司却因忙于处理资产负债表,无暇顾及投资而导致未赶上时代变化。
从2007年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来看,个人电脑市场前三名是美国戴尔(Dell)、美国惠普(HP)以及收购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MachinesCorporation,简称IBM)个人电脑业务的中国联想集团(Lenovo)。
在手机终端领域,芬兰的诺基亚(Nokia)、美国摩托罗拉(Motorola)和韩国三星电子(Samsung)占据优势,日本在世界市场已处于劣势。
DRAM(用于个人电脑的通用存储器)市场,曾经为日本制造商所独占,现在,这个市场的前三名分别为韩国三星电子、韩国海力士半导体(Hynix)和德国奇梦达(QimondaAG)。
日本最早开发出液晶显示屏,而现在前两名分别是韩国三星电子、LG飞利浦(LG.PhilipsLCD),第三名是中国台湾的友达光电。
尽管日本还有丰田汽车公司,但从这些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企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明显呈后退趋势。
同一时期,日本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盘明显缩小,主要原因不在于泡沫经济崩溃和金融体系不稳定所引起的国内问题,而是因为日本企业在各个领域都一蹶不振。
现在,就像IT产业发达引起物流、销售等许多行业的变革那样,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是技术、知识和信息。
现在已经不是制造业独步天下的时代了,因为IT行业等软件产业和制造业的界线已不再清晰。
索尼公司自己生产随身听,而苹果只设计iPod,生产加工都委托给了台湾企业。
日本三菱重工曾参与设计并制造波音公司(BOEING)新型787客机的主机翼,并引起人们关注。
而设计了空中客车公司(AirbusS.简称A.S)现役主力客机A380机翼的却是印度的IT企业印孚瑟斯有限公司(InfosysLtd)。
现在,高端产品的附加值大多集中在研究、开发和设计等知识创新环节。
在这一环节上,生产厂家和IT企业根本不存在区别,同台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培养优秀技术人才的“土壤”消失
今后,日本企业的竞争对手,不再仅仅是欧美企业。
即将成为新时代主角的中国、印度的企业,以及围绕中国大陆和印度市场迅速赶超日本的韩国、中国台湾企业,可以预计它们和日本企业竞争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关键的是如何与靠低工资降低成本的新兴国家企业发展不同的技术,以及确保产品质量。
这里的关键词还是——技术。
单就技术水平而言,日本制造业的确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
但是面对新兴国家企业的发展,继续维持技术优势并非易事。
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必须在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培养技术开发精英。
培养进行高水平研究开发所需要的高级创新人才,为他们构建发挥能力的环境。
二是提高企业内部技工在实际生产中的技术能力。
“改良”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它所体现出来的第一线生产技术才是日本工厂成为世界第一的原动力。
但是,在我看来,日本的这两方面却在不断弱化。
明治时代正值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时代,日本迫切需要形成新的“技术人员”阶层。
原帝国大学承担了这项任务。
虽然学历社会遭到批评,但是这些大学在明治时代承担了培养技术人才的重任,提高了日本科技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战后,日本努力赶超欧美,丰田、索尼、佳能等世界级企业都是明治以后日本人追求技术学问的崇高志向的结晶。
但是现在这种志向正不断从日本社会中消失。
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与明治时期相比显著下降。
过去拥有世界先进技术的优秀工程师非常受尊重,享受很高的待遇。
然而,这种优良传统正在消失。
工科出身的人只能从事制造业,待遇甚至比从事金融、广告等部分服务产业的文科学生都差。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松繁寿和教授以某国立大学文科和理科的毕业生为对象开展调查,模拟其生涯工资,结果显示即使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学生,理科生比文科生的一生收入要少5000万日元。
根据文部省下属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1998年的统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中,理科工科人数在1965~1970年呈增加趋势,70年代上半期呈现减少趋势,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再次呈现增加的趋势。
80年代泡沫经济时代,理工科学生的就职意向虽然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但是选择理科的学生比率本身还是一直在增加的。
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理科报考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报考医学、牙科、药学等护理、医疗、保健学科的学生增加了,另一方面报考理工科的学生迅速减少。
据文部省统计,填报工科志愿的学生人数,90年代前半期达到顶峰之后不断减少,2007年参加工科报考人数大约为268000人,与1992年超过60万人相比,还不到其一半。
在毕业后选择就业方面,不从事制造业的倾向也很强烈。
大学或研究生的工科毕业生,选择制造业的毕业生与高峰期相比,减少了一万人。
这是关系到日本未来的重大问题。
长此以往,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构成和技术水平方面,日本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落后于韩国、中国和印度。
2006年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研究经费调查显示(按照年度平均购买力计算)美国的研究经费是3300亿美元,中国是1360亿美元,而日本是1300亿美元,金额方面仅为美国的4成多,并首次低于中国。
中国在政策层面上逐渐重视研究开发,增长幅度最为显著,若以2000年的研究经费为100,2004年中国增长到了233.8%。
而日本是117.3%,这样说来,被超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韩国2004年也达到了156%,增长迅速。
不过,在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日本2005年为
3.5%,超过美国的2.7%和欧盟的1.9%,世界排名最高。
而且日本的特点是,由民间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在总量中的比例非常高,达到81%,远远超过美国的69%和欧盟的56%。
就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企业可以说是非常重视研究开发的。
但是,仅凭研究费用的投入并不能很好地提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今后还应寻求改善包括人事制度在内的优待优秀人才的制度模式。
目前为止,日本优秀的研究人员一直活跃在企业的研究所。
诺贝尔奖得主中,也有好几位来自于企业,如索尼的江崎玲於奈、岛津制作所的田中耕一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技术人员对薪酬没有太高要求,不管是大学还是企业,对于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来说,能够自由地全身心投入研究是最大的幸福,如果成功了,还会获得社会声誉,但收入和其他人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现在像蓝色发光二极管发明者中村修二那样要求巨额报酬的人渐渐增多。
这大概体现出了日本人整体价值观的变化,如果企业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优秀的研究人才就很有可能流失。
应学习三星的人才理念——一个天才可以养活十万人
欧美企业普遍和优秀的研究人员签订个人协议,约定在职期间的发明创造所有权归企业所有,但企业会支付高额报酬。
在亚洲,也有类似此种情况的,韩国三星集团老板李健熙会长认为“一个天才可以养活十万人”,要求集团各公司经营者网罗优秀研究人员,他竟然要求“一
定要找到值得付出高于社长年薪的优秀人才”,实在令人称奇。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三星集团执行实力主义,管理层的报酬非常高,三星电子管理层的平均年薪是5亿日元,达到日本企业的10倍。
年薪高于社长,意味着即使拿出10亿日元年薪(按日元计算)也要确保留住优秀研究人才。
在三星集团,社长的人事考核标准还设置了一项“是否获得了优秀人才”。
因此,三星电子等核心企业从韩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国拼命地引进优秀技术人才。
当然,技术人员的待遇也非常富有吸引力,成为技术专业学生向往的企业。
日本模式的终生雇用和论资排辈制度,曾在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体员工的工资都是从低向高逐渐递升,论资排辈还有生活补贴式工资的性质。
员工结婚时工资会上升,有了孩子以后工资又会上升,企业以这种形式保障员工的生活,这是一种具有安全感、在人们普遍贫穷的时代比较有效的工资体制。
但是随着日本走向富裕,经济增长趋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报酬和工作成正比,在待遇方面区分专业与非专业,体现工作能力差距。
然而,日本企业无法完全满足这种要求。
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和欧美企业在金融行业表现出的差距尤为明显。
在外资金融机构的日本分公司,即使是日籍分析员,年收入1亿日元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在国内银行,即使是行长的工资也只有4000万~5000万日元。
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优秀人才所起到的作用,对国家或企业所做出的贡献,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
例如微软、谷歌等,均是如此,一个独创性的发明将改变整个产业。
正如三星会长李健熙所说的“一个天才可以养活十万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高层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三星电子,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成为了世界第一电机生产厂家。
那日本企业又是什么样呢?
日本企业一直重视组织整体的表现,不重视专业人才的人事和工资体制,因此必须认真考虑,这样的体系是否适应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
摘自“日本反省丛书”之《日本反省:
走向没落的经济大国》,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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