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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权
论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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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乃海洋权益,是主权延伸至海洋而不断运动的产物。
在当今世界,殖民时代已经衰退,而代之以“和而不同”的新时代。
就海权来说,是海洋权利与海洋霸权之争,是海洋主权与侵犯主权之争,是发展“和而不同”的世界与顽固坚守“同而不和”的世界之争。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关于殖民式的海权论将渐趋消亡,代之以尊重主权、尊重国际海洋法的真正的海权观将逐渐兴起,从而必将成为世界海权论的主流观点。
钓鱼岛之争唤醒了所有华人的海权意识。
中国是世界海权意识发端最早的国家。
史实证实,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源于大约三万年前中国大陆的百越民族;远古中国人就乘浮浮于海,源于福建莆田的妈祖信仰传播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并成为一具跨国界的国际性的海神信仰;600多年前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宏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比哥伦布和达·伽马后来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要早将近一个世纪。
但是,由于明、清封建王朝的极度衰朽和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明、清实行海禁达600余年,使中国的传统国人海洋意识彻底瓦解。
衰朽的满清时代,中日甲午海战败于日本,使中国人受制于日人和列强;如今两个甲子年过去了,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
日本还以强盗行径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国有化”,欲想捏住中国突破西太洋第一岛链的咽喉,激起了中国180多地的理性的强烈抗议,环球舆情与台湾旺旺中时民调中心同步调查显示,两岸多数民众支持联合保钓,钓鱼岛之争已经并将继续唤醒世界上所有华人的海洋和海权意识,并开始真正领会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警世箴言: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海,危险宜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取南洋,华夏危矣。
”(郑和为说服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说的一段话)
海权非霸权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被视为西方海洋战略的鼻祖,他的“海权论”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要员的追捧,而我国一些学者未从扬弃的方法论去看待马汉的海权观,对争洋霸海不加批判反而追捧,一定程度的扭曲了海洋观,这显然与当今主权国家时代取代过去已衰朽的殖民地时代相悖的。
因此,正确地认识马汉的“海权论”对建设我国成为真正的非霸权型的海权强国具有战略的意义。
什么是海权呢?
被西方称之为“海权论”之鼻祖的马汉,并没有一本专门从理论上阐述海权问题的专著,这是后人对其思想的一种概括,但这种概括把马汉着力于海洋权力和海洋霸权等同于海权本身。
马汉的“海权论”及其海军战略产生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盛行时期,特别是小小的英伦三岛凭借海上力量称霸,成了200年的大英帝国海上霸主。
在马汉一生中,正经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正是大英帝国通过海洋霸权达到鼎盛时期,当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领土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大国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奴仆,大国中国也成了英国等列强的半殖民地,这种世界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风光200年。
在美国海军服役的马汉,不仅亲历大英帝国通过海上绝对霸权呼风唤雨,而且他一生中正值美国社会上升时期,美国迫切需要效仿英国通过海上霸权走向世界,在这种环境和态势的熏陶下,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并且受到欲想称霸世界的各个帝国要员特别是美国政客的亲睐。
马汉在殖民帝国顺风顺水的时代提出的“海权论”,必然具有殖民帝国的思路和基因。
马汉提出海权的三大环节,即生产、海运和殖民地,就深深打上了殖民帝国的烙印。
生产,是交换商品所必须的;海运,是用来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并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
于是,马汉提出“谁控制了海权,谁就拥有了控制海上交通的能力;谁拥有了控制海上交通的能力,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控制海洋是一个决定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名著20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马汉这一理论,对美国摒弃陈旧的“大陆主义”政策,走上争霸海洋之路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是当今美国追求海上霸权的理论基础。
不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汉所论及的“海权论”,其实是制海权,即用强大的海军去获得海上权力,并由此赢得海上霸权。
不管怎么看,马汉的“海权论”都摆脱不了殖民帝国的烙印。
19世纪下半叶,具有殖民帝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世界泛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去类比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只有“强者”和“适者”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去,而弱者只有灭亡。
并认为群体之间的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常规,这种常规是生存斗争的表现形式,它使那些最善于适应环境者继续生存下去。
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公然为殖民者残害被殖民人民和疯狂的侵略掠夺披上了“为了社会进化”的文明的外衣,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
殖民帝国在这种思潮的激励下,伴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展和扩大,西方殖民帝国们掀起了爪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的非西方世界纷纷沦为殖民地,偌大的中国也成了列强们蜂涌而上抢夺的半殖民地。
那么,海权的本意应是什么呢?
海权,顾名思义,就是应有的、合法的海洋权利。
也就是说,不论国家之大小或内陆或海洋国家,都应平等地享有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在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基础之上,以拥有自己在自己国家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有的权利;在维护其本国上述正当海上权益所具有的相应的海上力量。
在当今世界进入主权国家时代,要力避因马权的“海权论”引来的两个误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海权不是霸权,更不是为了淡化主权,而恰恰相反,更应强化其主权;二是认识到海军不是霸权的工具,而是合符国际海洋法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海上力量。
科学史上有一条重要法则:
假设有某个对立方能永远处于强势地位,那么世界的秩序就将遭到毁灭。
这个重要法则显然也适合考察当今世界存在的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权的控制海权与控制世界财富和控制世界本身挂勾,这种殖民主义的观点非常适合当今推行霸权的大小野心家的口味,美国公然把诺大的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内海,而那些小霸野心家也趁机假手于美国,来个狐假虎威。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不仅整个20世纪许多国家都以马汉的海权论为理论基础制定了本国的海军战略和对外地缘战略,而且紧跟美国把矛头公开直指中国,或甘愿做美国的奴仆向中国合法海权发难,为此,我们不能书生气十足,更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反对霸权,但必须拥有让霸权心惊肉跳的、强大的反制的杀手锏;我们不侵略别国一寸土地,但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包括海军)能保卫、收复祖国自古以来拥有的每一寸土地。
我们用既保留又克服的扬弃方法对待马汉“海权论”,要剔除马汉理论中殖民和霸权因素,要批判美国以及追随美国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继续确立霸权主义而推销的“有限主权论”和“主权过时论”,主权都“消失”,何来主权所延伸的海权呢?
在此同时,又要吸收马汉关于发展强大的海军的战略思想。
马汉认为:
“确保一个国家的海权,首先,要确保周边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和关键的海域。
”马汉这一观点对我国极具有现实意义,要确保我国周边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和关键海域,就必须拥有能威慑霸权主义者的海上威慑力量,说具体点,中国的海上力量需有在西太洋足够威慑美军介入的能力,否则,就会任由霸权主义者肆意宰割。
和平崛起的中国急需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复归
中国拥有18000公里的漫长的海岸线、还拥有6500多个海礁岛屿和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是真正的全球海洋大国之一。
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到15世纪郑和下西洋为止,中国的海洋文化都走在世界的前沿,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但随着明、清600多年的腐败的封建王朝的禁海运动,加之自我封闭和守旧的小农意识,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被人为割裂,中国人若有海洋意识反而视为异端加以蔑视,在这种与发展海权生态环境背道而驰的清政府,虽然有北洋舰队,与当时上升势头的日本海军威海一战,自然被全军覆没。
最后,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故亲历其境的孙中山叹曰:
海权“操之在中国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
”
当今,和平崛起的中国急需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复归。
如今世界的92%的国际贸易在海路。
我国目前开辟了30多条远洋运输线,通达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其对外贸易有97%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
其中南海和钓鱼岛海域最为重要。
南海在我国通往国外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海海域,60%的外贸运输从南海经过,进口原油的4/5是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总量的60%属于中国;而钓鱼岛海域,则是我国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咽喉。
因此,南海和东、黄海,是和平崛起的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蓝海、走向大国从而真正崛起的一对强劲的翅膀,带着中国腾飞,我国古代的庄子有句“大鹏展翅九万里”,若大鹏没有强劲的双翅是无法展翅九万里的。
我们在南海和东、黄海必须也应有绝对的、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制海权,我国腾飞的双翅才能载上腾飞的中国走向世界。
而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制海权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因此,没有国人普遍的海洋意识的复归,制海权是不会强劲的,即使是政府花力气实行了,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也是不会持久的。
因此,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国人海洋意识的普遍复归。
我们在这里谈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的复归而不是树立,是介于中国人是自远古以来就具有远洋意识的国家。
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证实:
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直接源于中国大陆的百越民族。
这项关于《南岛西部人群和侗台人群的父系遗传关系》的研究,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台湾慈济大学、印尼艾克曼分子生物研究所等合作完成。
在殖民时代之前,南岛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人群,其范围西至非洲的马德加斯加岛,东至南美智利复活节岛,南至新西兰,北至我国台湾岛,几乎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
通过对南岛多个民族的染色体分析,发现南岛民族发源于大约三万年前中国广东沿海。
大约两万年前,台湾族群的祖先开始从广东沿海通过当时还露出海面的台湾地峡向台湾迁徙。
大约一万年前,马来族群的祖先离开北部湾的广东沿岸,沿着越南的海岸向南迁徙,一直到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
大约3000年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族群开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处探索,到达夏威夷、复活节岛、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南岛民族的史前史,而且把中国人形成的海洋意识和原始的海上能力推到了两万年至三万年,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是中国人,在此作出了最好的佐证。
成书于远古唐尧的《山海经》(按西汉刘歆和东汉王充说),书名取“山”,陆地也;取“海”,大洋也。
书中不仅取材于多种名山,而且取材多种名海,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外南经与海内(大陆)东、南、西、北皆连成了一片。
五千年前上古中国人没有海洋意识,是不会如此表白大海的。
特别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把海神与中国始祖黄帝成为命运共同体,有言语为证: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岛身,珥两黄蛇,名曰'禺貘’。
黄帝生'禺貘’,禺貘生禺京。
”
浙江拥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文化,那里出土的木桨表明,中国远古人走向海洋并不是传说;考古成果也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从公元前3世纪起至公元15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进入航海的繁荣期,造船技术,地图绘制技术和指南针在航海中广泛应用;15世纪,郑和率世界最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率领士兵27800人,修造长18丈,宽4丈的大船62艘,这些船舰在当时是世界最庞大的,也是最先进的,先于欧洲人到达印度洋和东非各国。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和达·伽马后来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要早将近一个世纪。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应是世界航海史的骄傲。
但是,中国自明朝海禁,是明成祖亲自下的海禁诏令,随后,航海的大量资料和宝船的建造图被焚毁;到了满清朝庭禁海令过之无不及,当时破禁者将被拘押或杀头,中国传统的海洋意识被腐朽的封建王朝从根上彻底破坏,满清装样子的北洋舰队生长在贫瘠的“沙漠”,而满清朝庭之所以设北洋舰队是为了维护海防而非海洋权益。
满清军队早就腐朽败坏,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频频出现“叶志超狂奔500里”这样溃败现象,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满清的将军到兵勇一听见炮声,官兵皆如惊弓之鸟,此等朽兵,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面前那有不败之理?
日本的档案馆里是这样讲述甲午战争的影响:
“战争之后,不仅对朝鲜,还对中国,日本都处于压迫国的地位。
”这场战争为日本进入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行列打开了突破口。
如今,日本政界竭力向右倾,要翻二战的铁案,企图利用把中国的钓鱼岛“国有化”为契机,妾图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是因为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背后向日本撑腰之故。
但是,美国政客不要忘了二战时,英国首相张伯伦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而实行绥靖政策,结果养虎为患,战火却烧到了自己身上;二战时,美国隔岸观火任日寇在东亚横行施暴,本想坐收渔利,结果日本的战机不领情,狂轰滥炸美国的珍珠港;今日美国想借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来扼杀中国,那么,最后对美国的结果怎样,从道义和实用来看,皆不言而喻。
不过,对付日本政客企图窃取我固有领土钓鱼岛,妄图掐住我突破西太洋第一岛链之咽喉,要靠美国是无济无事的,因为实用主义的美国政客,为了一已之私,在正义与邪恶面前只支持邪恶的。
民国时期它只支持卖国贼袁世凯而不支持革命家孙中山,如今它偏袒日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因此,对付日本,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我很同意《环球时报》社评的说法;“别再仰视日本,把它看成'亚洲刁民’”。
不过,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日本“国有化”中国钓鱼岛事件来唤醒国人普遍的海权意识。
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几个四川农妇看了日本抢我钓鱼岛的新闻后,立即愿意每人捐几百元钱买飞机、航船。
我们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是侵略与反侵略之争,我们既要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反面教员提高国人的海权意识。
倘若第三个甲子年,中日海上必有一战的话,那我们必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让以后的日本政客不再敢轻举妄动,这也是杀“鸡”给“猴”看。
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过一句话,叫“自胜者强,”自己克服自己的缺点才会变得强大。
在海权问题上,我们自身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普遍淡薄。
中国长期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家族式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使以自我中心,鸡犬相闻而非亲非故不相往来。
这种自我封闭而自得其乐的意识拒绝开拓海洋,拒绝外来信息。
要知道,国人普遍拥有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才是海上力量强大的沃土。
甲午海战的惨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并没有唤醒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不过,那是在腐朽的封建王朝时代,这不足为训,但今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并成为世界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大国,我们国人仍然存在淡薄的海权意识,必将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现略举几例:
香港的“保护钓鱼岛”运动虽然持续了40多年,前赴后继,但零零星星派船出海宣示主权的行动,都未能汇聚越来越多的群众,并没有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阐述国有资源时就没有提到海洋,只有一个模糊的“水流”概念;象征华夏精神与历史文明的北京“中华世纪坛广场”由960块方砖铺成,却忽略了我们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而国人对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普遍性的忽略。
因此,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复归。
构建中国立体的海上力量体系
据中国海洋局的资料显示:
我国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0.008平方公里,相当于世界水平0.3平方公里的27%,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其22%的人口。
又据美·贝克学院分析报告称:
“中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从1995年的6.6%,增加到2010年的30%和2020年的50%以上”。
我国已经成了一个对石油进口严重依赖的国家,而我国石油安全对海洋的依赖程度相当严重。
根据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的石油进口量超过一亿吨,该国就必须采取外交、经济、甚至军事手段以保证自身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否则本国经济安全将面临威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连接世界市场和资源流动过程的是海洋,因此,制海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我国是一个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我与我国一些学者因海域岛链线环绕而悲观的看法相反,因为我国的海岛岛礁及漫长的海岸线,是背靠辽阔的亚洲腹地,特别是西南高原是天然的屏障,有许多大国无法比拟的纵深地带,战争一旦爆发,其伸缩性很强,而处于临近的并时时挑衅并妄图侵占我海洋权益的日本、越南和菲律宾,都处于狭长而毫无纵深可言的国度,它们打起仗来,远远没有中国这个优势。
至于岛链则是一个双刃剑,它既能封锁住大陆中国,也能为封锁者造成经济、军事和心理的极大的包袱和累赘,特别是只要我们拥有对沿海的制海权,突破一点,岛链的其余皆废。
这样,“岛链”反而成为我海上力量的缓冲区,是我海上力量走向蓝海少有的可供我“歇脚”的之地,不过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关键仍然是我国对沿海要拥有制海权。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南海U形断续国界线内的大约26万平方公里的8个沉积盆地石油储量共有349.7亿吨,可采储量11.82亿吨,天然气储量8万亿立方米(引自南海问题研究中心资料数据库电子文本)。
目前,中国海域内已经记录的海洋生物20278种,3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海域面积约为1.3亿公倾是发展浅海养殖、建设海洋渔场,形成具有战略意义食品资源基地的重要的生态前提。
要确保障我国这些合理合法的海上权益,就必须要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坚强后盾。
我非常同意学者余潇枫关于“海洋大开发”应是中国新国策的建议。
“'海洋大开发’应是人类破解陆地资源困局和打造未来的明智选择,也应成为国家间海洋外交的新议题”(《环球时报》2012.9.24)。
英国有离岸14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海底煤矿,日本海底煤矿的开采量达全国煤总产量的50%;世界上溴产量的70%、镁产量的34%来源于海水,有近8000座海水淡化厂分布于各海域,为什么我们却去舍近求远,用高昂的代价去寻找资源呢?
我同意学者余潇枫的看法:
“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方略的某种缺失”。
不过,要实行“海洋大开发”的新国策,又必须拥有坚强的海上力量不可。
当今我国的南海和东、黄海的固有领土和海洋权益能源储备丰富、军事地位重要,兵家必争之地。
而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特别是南海和东海,在南海越南、菲律宾仗着美国海上力量在我国周边不断挑衅并蚕食我岛岛礁,其南海乱局和钓鱼岛“购岛”闹剧,美国是其幕后推手。
美国利用它强大的航母编队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巴拿马等16个海上咽喉航道。
我国南海U型线(南海九段线)自古以来我们先人就称“断续国界线”,线内除岛礁周边海域之外不是行使主权的领海,完全不妨碍外国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挑起越、菲不断闹事,其用心昭然若揭。
对付我国沿海乱局,最根本的就是要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后盾。
自21世纪始,随着美国军力自伊拉克、阿富汗两个10年战争以后,美国军力元气大伤,为了确保其岌岌可危的世界霸权,迫使美国在既在全球军事布局,又要采取针对中国和平崛起为核心的“战略东移”,于是,从美国的称霸世界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周边特别是近海制造人为的冲突,从而让其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挑起领海岛礁冲突,使其挑衅者必须越来越依赖其美国,而日、越、菲也正中下怀,在蚕食中国岛礁时能狐假虎威。
美国让东亚海域成为一个人为的混沌局面,既让中国伤心伤体而加以遏制,又能让美国以“保护者”和“盟友”的身份堂而皇之插手东亚事务,让美国的“狼群”向中国噬咬,能让代理的“狼群”扼杀中国则乐观其成,不能扼杀若能得到围堵之势也挺惬意,总之,美国及其追随者是要让中国失去制海权为目的,这样,就必然使21世纪的太平洋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美国及其追随者,则要千方百计让中国仍回到满清时代的封闭式的内陆大国,从而让中国失去和平崛起的南海及东、黄海的双翅,使之腾飞而不起,封闭而无活力,这是美日之所以勾结得如此紧密的真正原因。
甚至美国置世界大义而不顾,不断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日本不断否定二战后铁案视而不见,这终将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俱往矣,西班牙能阻止英国的崛起吗?
英国能阻止美国的崛起吗?
既然中国和平崛起是时代潮流使然,美国能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吗?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为我国将来出台国家海洋战略指明了方向。
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走向蓝海、走向世界、自由进出太平洋、印度洋,就必须要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要拥有绝对的制海权,就必须拥有震慑强敌的海上力量。
当代震慑强敌的海上力量,不仅要重视硬实力,更要重视软实力。
我军我民是“仁义之师”,师出有名必须为正义而战,为保卫二战成果而战,我们应再次形成世界包括德国和日本人民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不受侵犯,我们应结成包括两岸三地的世界所有华人的统一战线。
而这种世界上的所有华人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维护祖国海洋权益的证据和法制先行上。
首先,我们要有充实的证据和符合海洋法的海洋权益,不仅它能使我们在心理和公理上处于主动地位,也为海上维权的海上力量以正义之师而斗、而战,其士气和法理首先就压住了对手。
所以说,美国的马汉说:
“海军即海权。
”就军事的硬实力来说,他也只说对了三分之一,而且是很不完整的三分之一。
而当今非战争状态的制海权,再不仅仅是百年前马汉的平面的只有海军才称之为海上力量。
在和平时期的现代世界,真正的海权应是立体的,即合法的捕鱼权、合法的世界海洋航行权以及合法开采海底矿产权。
而与之相应的制海权,则应是渔政船护卫合法的渔民捕鱼作业;而准“海岸警卫队”的中国海监舰船,而应是维护合法开采海底矿产作业保护渔民合法捕鱼以及海洋合法主权的宣示;至于强大的海军则是我国渔船、渔政船和海监船的坚强后盾,是我国海上渔民和我国开采海底矿公司,远洋货轮以及海上合法主权的保护神。
就海上力量来说,应该打破马汉唯独海军的单一思维定势,因为海权本来是立体的,那末与之相应的制海权也应该是立体的。
从狭义的海上力量来说,渔民、渔政和海军是立体型的海上力量。
对渔民来说,我们常把他们作为海军或渔政的保护对象,这就造成渔民成为海上力量的负担。
其实,在和平时期,大倡渔民不仅能在我国领海和所辖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自由、安全地捕鱼,而且也能到公海捕鱼,这既解决了中国渔民在近海休渔期的生计问题,又使我国渔民对妄图吞噬我岛礁的周边挑衅者成为最直接主权宣示的尖兵和别动队。
因此,建议国家应鼓励并在经济和政策上扶持海上渔民,并给以海洋法和自我保护的训练,使他们有能力和有激情走向蓝海、走向世界。
请想想,每年来几次两岸万船竟发到钓鱼岛、南海我诸岛,那将是怎样浩大的和平之兵?
若到海战之时,他们又是我海上力量的别动队。
另外,渔政、海监在和平时期已渐成我维权之主力。
长期以来,我国渔政、海监在海上维权极为低调,如今周边的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盗抢我固有领土岛礁极为器张,我非常同意军事专家罗援呼吁组建海岸警卫队应对三大海域的维权,中国驻俄罗斯前少将武官王海运建议直接由海军抽调装备人员组建海岸警卫队的建议也值得关注。
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作渔民、渔政和海监的坚强后盾,这种狭义的海上力量就会十分脆弱,甚至会成为“纸老虎”,因此,发展强大的海军是狭义海上力量立体体系的核心。
从我国不少军队学者当前提出“利益边疆”概念,显然,从狭义视角来看海上力量是不够了,还应从广义来界定海上力量,若从广义来看海上力量,我们不仅要把渔民、海警和海军作为重要的海上力量,在当今空地海天一体化的现代战争中,陆基军事力量和空天军事能力与海上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对付敌方航母之类,不仅要靠攻击型核潜艇,更要靠陆基流动导弹部队;海上两强相遇,不仅要靠勇和智,更要靠强大的空军和陆基力量;收复海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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